网络时代言论自由的法律规制

刍议网络时代言论自由的法律规制摘要：现代社会的法律秩序要求言论应该在适当的场合以适当的方式表达出来。

虽然互联网并未带来全新的言论自由问题，但因其负向价值给国家、社会和个人利益造成的严重损害迫使政府不得不对网络言论自由进行合理的规制。

鉴于国外涉及互联网之流弊的立法治理模式已较为成熟，中国立法模式的选择有必要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基础上结合实际，以明确言论规制的原则，并在时机成熟时提高立法层级，构建全面、系统的互联网络言论自由法律规制体系。

关键词：言论自由；网络言论自由；法律规制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6-0129-03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急速发展的今天，言论空间的扩展使得思想的表达得到了极大程度的自由化。

与此同时，公民对言论自由的要求与网络环境有序发展之间的矛盾变得尖锐起来，近几年来，网络频发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秩序、侵犯个人权利的恶性事件，但我国现行立法对网络言论自由的规制却总是雷声大雨点小。

随着我国网络语言的日益复杂化和多元化，言论自由突破权利行使边界的问题愈加严重，进一步完善立法，对其进行合理规制已迫在眉睫。

一、网络言论自由的界定关于言论自由的界定，狭义说认为，言论自由是表达自由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与出版自由、艺术表现自由共同组成了表达自由的内涵和外延，在表现形式上也局限于口头方式。

有学者就将言论自由归纳为公民以口语的形式，在法律规定或认可的前提下，公开发表意见、交流思想、传播信息、教授知识等而不受干涉、约束或惩罚的自由[1]。

广义说则将言论自由扩展到绘画、摄影、影视、音乐等艺术表现自由，言论自由仅与出版自由相区别。

我国宪法对于言论自由的规定也表明其应取广义之义，不仅如此，书面形式及以数字化形式表现的“网络跟帖”、“公共论坛讨论”等也应当被纳入言论自由的范畴，这是符合宪法的立法原意的。

基于此，言论自由应理解为公民以口头、书面或其他方式不受时间、地点、内容、环境的约束自主发表对政治或一般公共事务的讨论、演说及公开传播理论。

学术界对网络言论自由没有统一的定论，一方面因为宪法对言论自由的规定本身就比较含糊，另一方面，网络言论的主体、表达方式等本来就与传统媒介存在差异。

基于此，有学者将网络言论初步定义为网络主体通过互联网运用各种网络工具以各种语言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的自由[2]。

可以说，网络言论自由并没有突破传统意义上的理解，它与言论自由只是个性与共性的关系，因此，网络言论自由可定义为借助计算机网络，在网络中对政治或一般公共事务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

二、规制网络言论自由的原因（一）危害国家安全从宪法第53、54条的规定来看，公民在行使言论自由权利时必须履行两项对国家负担的义务，即保守国家秘密及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

当国家正遭受政治、军事威胁时，对违反以上两项义务的言论进行限制是必要的、合理的。

通过传统媒介发布煽动性或泄密性言论在严密的审核制度控制下得到了有效遏制，但这对网络言论内容的控制并不适用。

网络在国与国之间的边境线却不那么明显，如果一个人的技术足以达到，即使本国的法律对网络言论自由权利的行使做出了严格限定，他仍然可以将这些言论上载到其他法律规定相对宽松的国家的服务器上，供全世界的人浏览。

近年来发生的“法轮功”组织等利用国际网络四处煽动危害国家稳定的言论，不仅损害了国家利益，对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也是一个巨大威胁。

（二）践踏公共道德受时间、地域、文化的限制，公民对公共道德的理解差异极大，没有普遍适用的共同标准，即便如此，某些违背公共道德的行为是得到国际公认的。

在网络环境下，集中体现在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上，例如各国几乎都有关于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色情或淫秽图片、电影、音频文件，播出带有暴力内容的网络电视节目等的规定。

在中国，虽然为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不良信息的毒害”而采取了实名制认证的措施，但也仅局限在某些规模化的正规网络经营公司，大量色情网站的存在和采用自动登录方式在许多情况下会将未成年人不加区别地作为其服务的对象，某些犯罪分子甚至通过互联网向未成年人传送暴力色情图片，或是通过电子邮件，即时聊天软件说服他们做出性行为，在给涉世未深的青少年身心健康造成伤害的同时也是对公共道德的公然践踏。

（三）激化社会矛盾超文本链接与匿名通信使得公民的言论自由得到极大程度提升，当言论通过数字化的处理，由一个ip地址以字节的形式急速传播到另一个ip地址时，法律是很难主动准确找出言论制造者的，公民不需要担心言论的失当而侵害他人权利为自身带来的“灾祸”。

在匿名制得到法律“宽容”的中国，公民在网络公共讨论中更倾向于发表随性、即兴的言论，这种不审慎的态度使得网络言论片面性、欺骗性、缺乏理性的特征凸显。

近年来，一些为他人发帖、回帖造势的“网络水军”活跃于网络中，他们受雇于某网络公关公司，按照指示发表评论。

例如“网络水军”在继各大报纸大篇幅曝光鱼油市场混乱的现象后，大肆宣传藻油dha安全性更高，并精心策划、组织了轰动一时的“万人签名拒绝鱼油dna”签名运动，新华网曾刊登文章痛批“网络水军”就是“网络黑社会”。

由此可见，不明真相的普通网民在此类事件中容易受到误导，失去正确判断的能力，甚至产生愤懑的情绪，以更为激动的言辞或行动对受害者造成伤害。

（四）侵害公民权利名誉权、隐私权、荣誉权等都是宪法赋予公民享有的权利，这就要求公民在行使言论自由权利的同时应当尊重他们的名誉、隐私及荣誉，不得为谋取私利置其于不顾。

言论自由的实现效果受公民知识文化水平及知情状况的影响较大，这也使得公民发表的言论在不经意间就会被冠上“侵权”的名号。

网络构建的虚拟世界本来就危机四伏，别有用心或非理性的言论容易引发恶性事件，对网络言论的事前审查、事中监督与事后救济规定不完备的现状使得侵权问题层出不穷。

近来频发的“网络诽谤”、“人肉搜索”事件使得对网络言论自由进行规制的呼声越来越高。

三、我国网络言论自由的立法现状虽然网络的发展日新月异，但中国从2005年起才按照互联网管理机构分工的原则出台了一系列新法规，可以说互联网规制基本制度才开始形成。

首先，《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直接明确规定网络言论内容的核心管理内容，如含有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统一的，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等九项内容的信息。

可见，对言论内容的规制还停留在归纳总结的层面上，并没有形成合理的判断标准。

而《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均是在前述法规、部门规章的基础上新增了管理内容项。

这些规范存在立法层级过低，以管理的角度限制网络言论自由、滞后性较强的问题。

其次，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互联网管理工作意见》的“红头文件”更是直接对非法信息确定了标准。

这样的文件虽不是法规，实际影响力却胜似法规。

整体上，中国的立法还停留在对互联网内容的管理上，而且管理针对的是具体法条规定中所列举的内容，法律规章的规制内容也存在大量的重复交叉，部分条文甚至相互冲突，降低了立法品质[3]。

带有明显滞后性的立法使得对网络言论自由的规制往往收效甚微。

中国法律对网络言论的表达提出了较为严格的要求，政府也相应采取了各种专项整治行动，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打击“带有危害性”的言论，以保证政府所倡导和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规章能够在现实中得到全面贯彻、实施。

但对互联网上自由流动的信息进行越来越严格的限制的同时，是否会损害原本就先天发育不良的言论环境和言论保护机制的问题也随之产生了[4]。

2012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意味着中国全面进入了“网络实名制”的时代，但这是否能真正达到规制言论自由，规范互联网行为的目的呢？韩国是“网络实名制”的全球先行者，却已明确表示从2012年起逐步废除已经实施了四年多的互联网实名制，这也意味着网络实名制在韩国失败了。

“在批评网络实名制的众多原因中，有一条贯穿始终：网络实名制扼杀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并使对政府的批评成为沉默的声音。

”[5]因此，韩国的实践经验正如一面镜子，映照出“决定”能实行多久，起到怎样的效果。

基于中国的立法现状，很有必要把目光转向国外，探求更合理的规制之道。

四、我国网络言论自由的立法模式选择（一）确立网络言论规制的基本原则保护言论自由权利的实现是尊重人权的表现，需要限制性原则予以明确，因为权利的限制是为了更好地对公民的权利进行保护[6]。

对网络言论自由的规制必须满足两个前提，其一，在立法时要做到谨慎定夺，以避免对言论予以过多的限制，阻碍思想的表达、意识的交流；其二，如果公共利益或其他利益有更迫切的需要，在对网络言论自由进行规制的同时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1.合法性原则。

也可叫作法律规定明确性原则，它是指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必须根据法律做出的明确规定，这里的法律是指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以规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

合法性原则禁止法律规定模糊、限制过宽，反之，规定的内容应该是“可获知”和“可预见”的。

“可获知”是指一般人可以获知法律规定的内容，“可预见”是指拥有一般认知水平的人能够理解条文含义，清楚地知道行为的后果，另外，法律还要为“防止任意干涉提供保障”，即法律赋予公权力机关的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必须受到约束。

2.比较衡量原则。

该原则首先在1941年美国“布里奇斯诉加州案”中被提出，它要求在处理相互冲突的利益时，法官需要运用自由裁量权对各种利益进行比较、权衡，以判断出何种利益应受到保护，则其他对抗利益就要受到限制。

它的实用性特点使得法官可以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选择当前更应保护的利益，但法律效果的好坏受法官的背景、偏好、认知水平限制较大。

如果法官的素质较差或对法律条文理解有偏差，的确有碍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实现。

因此，该原则在某种利益绝对优先的情况下才能绝对适用。

3.公共利益原则。

日本国民喜称公共福利为公共福祉，在日本宪法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即国民不得滥用宪法保障的自由与权利，而应经常负起用以增进公共福祉的责任。

由此可见，公共福祉意指“共同拥有社会生活的众人共有的生存发展的利益”。

即将公共利益归为个人利益的集合，是调整人权相互间冲突的实质性的公平原理，如保护生态环境、遏制恶性疾病的蔓延、维护消费者权益等等。

不管怎样，确立该原则的意图在于要求公民在行使言论自由权利时应自觉维护公共利益，不得发表违背公共利益的言论。

（二）构建网络言论自由的合理法律体系鉴于我国对互联网言论的规制的立法层级较低、立法品质不高的现状，有必要在时机成熟时制定专门的《网络通信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