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工荒看我国最低工资制度的重构

从民工荒看我国最低工资制度的重构摘要：2004年,我国东南沿海地区首次出现了大规模的民工短缺现象,即所谓的“民工荒”,这一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沿海地区劳动力市场供求发生了变化,农民工的工资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买方垄断的劳动力市场整体工资水平偏低。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短期内提高地区最低工资标准,长期内解除农村劳动力流动障碍,消除地区收入差异,促进经济增长。

在2010年，由于经济迅速回暖，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中央依然有再次采取提升最低工资标准的迹象，但是，提升最低工资标准不应只是针对解决“民工荒”现象，“民工荒”现象也不是单依靠提升最低工资就能妥善解决的。

一、“民工荒”的由来“民工荒”是指民工短缺现象。

这种现象最早出现在南方一些主要城市，并尤其在春节时期尤为明显。

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其他省市也出现了“民工荒”现象。

这是用工制度的一个不合理现象。

按理说，出现“民工荒”对民工是好事，说明市场对他们需求增加了，但事情并不让人乐观。

过低的工资待遇和一些歧视行为，让民工也寒心。

他们逐渐意识到，城里的那份工作并不可靠，由当初的趋之若鹜变得理性起来，城市里就出现了招不到民工的现象，所谓的“民工荒”。

在2004年、2008年以及刚刚开始的2010年，均出现了招工难、招不到工的现象。

2004年出现“民工荒”的原因有四：一是出现民工荒在于农民工的劳动条件恶劣，工资过低，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他们无法忍受，纷纷离去。

二是2004年经济发展出现热潮从而推动劳动力需求量的骤然增加，是造成民工短缺的一个主因。

三是我国劳动力用工市场不成熟、不规范，当宏观经济出现波动影响到劳动力需求量的变化时，劳动力市场无法及时、准确地传递这种信息。

四是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和农产品价格上涨刺激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而对农民外出务工的积极性可能造成一定的影响，是外出务工人员觉得回家务农比打工挣钱多。

而2008年则是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大多数企业无力支付劳动人员更高的工资，而物价上涨过快，导致外出打工人员无力维持基本生活，纷纷返乡。

2010年，经济迅速回暖，一时间沿海地区和内地均出现了严重的缺工现象。

二、我国的最低工资制度国外的最低工资制度起源比较早，我国虽然是国际劳工组织的常任理事国，并在1984年就已宣布批准承认国际劳工组织1928年通过的《制订最低工资确定办法公约》，但直到1993年11月24日才由劳动部以行政规章的形式制定了《企业最低工资规定》，1994年7月5日第八届一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八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最低工资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报国务院备案。

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2004年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令第21号发布了《最低工资规定》，对原劳动部劳部发[1993]333号《企业最低工资规定》作了某些修正和补充。

自此，随着2004年11月西藏颁布本自治区的最低工资标准，我国所有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已建立了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我国最低工资制度实施以来，其受益面不断扩大，全国31个省市都实施了最低工资标准。

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对于保障职工的劳动权益和合法利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有利于防止和减少克扣工人工资现象的发生，有利于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维护社会稳定；实行最低工资制度，为劳动关系中的劳动报酬部分提供了一个法律依据，有利于正确确定劳动关系，也为企业搞好内部分配提供了一个基础。

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为深化企业内部工资制度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为加快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工作提供了基础。

最低工资标准的确定和调整，有利于发挥政府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作用。

也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但是，由于法律规范、运行机制、约束机制、监督机制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法律在实践中实际效果与立法的精神和目的有一定差距。

三、“民工荒”与最低工资制度重构“民工荒”首次出现在2004年，主要是由于经济热潮加大劳动力需求量，信息传递滞后，民工所遭遇的不公平待遇所造成。

这次出现的民工短缺，使得大多数企业措手不及。

而这次的“民工荒”主要出现在珠三角地区，广州等地并没有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

这次的“民工荒”所造成的影响恶劣，农民工因索要工资被殴打致伤，甚至死亡。

突然而至的“民工荒”打破了中国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神话”，引起了企业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的《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显示：工资待遇长期徘徊、劳工权益缺乏保障、企业用工迅速扩张、经济增长模式面临变革这四大原因造成了目前的“民工荒”，其中，工资缺乏吸引力和劳动条件差又是普通工人短缺的主因。

为缓解“民工荒”现象，2004年下半年以来，由于“招工难”的问题日益显现，各地纷纷大幅调高最低工资，尤其是长江三角洲，调整幅度非常大。

上海的最低工资已达到635元／月，南京、苏州、杭州、宁波的最低工资也已达到620元／月，增幅均超过10％，最高的达到19％。

广州市最低工资已确定为684元／月（一类标准），比上年增长34％；佛山、东莞、珠海、中山确定为574元／月（二类标准），比上年增长27％；惠州确定为494元／月（三类标准），比上年增长24％。

而2008年出现的缺工现象主要集中在广州省，规模不大，导致广州省最低工资再次上调：1、本市(除花都区、番禺区、从化市、增城市外)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由780元/月调整为860元/月，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4.94元／小时；非全日制职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由7.5元/小时调整为8.3元/小时。

2、花都区、番禺区、从化市、增城市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由690元/月调整为770元/月，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4.43元/小时；非全日制职工小时最低工资标准由6.6元/小时调整为7.4元/小时。

同样情况的还有重庆，2008年，重庆市调整了企业职工最低工资标准，以主城为例，最低工资标准已从原来的每人每月580元，提高了现在执行的每人每月680元。

在刚刚开始的2010年再次出现了“民工荒”现象。

最低工资2年未涨是招工难主因。

例如，自2008年东莞市将最低工资标准从690元调至770元至今，已近2年没有调整过最低工资标准，这也是造成近年来东莞招工难的主要原因。

对此，市政协委员杨富寿建议，将最低工资标准由目前的770元调至900元~1000元。

目前，这一标准与东莞在全国的经济社会地位极不相称，对东莞与珠三角、长三角等区域的竞争极为不利。

杨富寿认为，最低工资标准过低，直接影响了东莞对外来人员的吸引力，导致大量熟练工人向工资较高的城市转移，难以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对企业的产业升级、转型，造成进退两难的局面。

所以，原地“趴”了近两年的最低工资终于有了松动的迹象。

随着各省市地方两会的召开，涨工资的呼声就一浪高过一浪。

江苏省在全国率先确定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此后，北京、重庆、东莞、上海等也纷纷表示已具备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条件。

有专家表示，所谓“条件”具备，一方面是财政有余力，另一方面更是招工太难。

可见，每次的最低工资上调，均是由于“民工荒”引起的。

但是，最低工资上调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答案并不明确，只能缓和这种现象。

而增加普通劳动者工资收入,不仅仅是为了应对一时的“民工荒”“招工难”,更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中央调结构、扩内需目标的重要政策。

四、最低工资制度重构的意义提高工资标准,是缓解招工难的明智选择,但其意义却远不止于此。

最低工资标准,不仅是一个有约束力的收入指标,对缺乏议价能力的低收入劳动者来说,也是一条基本的保障线。

因为其约束性和连锁效应,这一标准的提高,可以促进整个社会工资收入的增长。

增加普通劳动者工资收入,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中央调结构、扩内需目标的重要抓手。

这一点,已被中央政策反复强调,也是国内外众多专家的共识。

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提高劳动收入在分配中的比例,200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近日在北大光华论坛上也表示,当前调结构应放在首位,除了产品结构,还包括收入分配的结构,要扩大内需,才有持久的商业机会,如果不调整收入分配的结构,不能让工资收入所占的比重在收入总分配中占的比例增大,我们就不可能持久扩大内需。

此外,央视近期一项调查显示,有56%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认为,当前经济面临明显的通胀预期,如果收入增长跑不赢物价上涨水平,部分低收入劳动者的基本生活将会受到影响,所谓的“穷忙族”也将增加。

应对可能的通胀预期,或许也是全国多个地方拟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的考虑之一。

因此,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最低工资标准不仅应该上调,还应该得到法律一样的严格遵守,使这个硬指标真正“硬”起来。

五、我国现行最低工资制度的缺陷（一）、有关最低工资的立法层次比较低由最低工资制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与它相配套的法律体系并不健全、完善。

从最低工资制度明确确立到目前，除了在《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里有所涉及外，他一直都是在行政的轨道上运行，无论是《企业最低工资规定》还是《最低工资规定》，他们都是部门规章，立法层次较低，约束力较小。

因此，只有将最低工资制度的有关规定制定成法律，以法的形式来明确地方政府的责任，以法的强制力来推动制度的落实，才有可能使最低工资制度得以彻底实现。

（二）、最低工资计算的标准不明确、不统一我国《劳动法》第49条规定，确定和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应当综合考虑下列因素：劳动者本人及平均赡养人口的最低生活费用；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劳动生产率；就业状况；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而《最低工资规定》第6条则是“确定和调整月最低工资标准，应参考当地就业者及其赡养人口的最低生活费用、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职工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职工平均工资、经济发展水平、就业状况等因素。

”它只是提到应参考“职工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并未明确最低工资标准到底是否包含职工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

这就使得各地在确定最低工资标准时参考因素不一样，难以比较各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合理性。

（三）、用人单位对最低工资制度的规避最低工资制度的实施是为了维护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一方利益，而用人单位为了降低成本，在是否履行政府制定的法规政策和支付劳动者合理报酬的博弈中，会极力抵制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和最低工资制度的落实，暗中采取各种手段进行规避，使最低工资制度难以得到彻底的执行。

最低工资标准本身并不是工资支付的一个实际的标准，它只是为用人单位提供了一个正常支付劳动者报酬的法定底线，但一些用人单位却把作为法律底线的最低工资作为一些员工的“标准工资”，这不仅是对最低工资标准的曲解或误解，也显示出一些用人单位对员工利益的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