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食货志》与《史记·平准书》比较

《汉书·食货志》与《史记·平准书》比较
作者：李云飞
来源：《现代语文(学术综合)》2013年第11期
摘要：《汉书·食货志》由《史记·平准书》发展而来，其在内容与思想上与《史记·平准书》多有相似，但《食货志》又在《史记》基础上有着明显的进步与发展。

关键词：史记汉书平准书食货志
《汉书》十志，是班固仿《史记》八书发展而成，由于《汉书》已名“书”，所以改“书”为“志”。

其中，《汉书·食货志》（以下简称《食货志》）是由《史记·平准书》（以下简称《平准书》）发展而来，对《平准书》有着明显的借鉴与继承，其文字与内容多有相同之处，同时二者也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差异。

《平准书》主要介绍了自西汉建国到汉武帝即位其间的经济状况，以推求社会演变和社会风气的变化情形。

《平准书》桑弘羊“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

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

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

故抑天下物，名曰…平准‟”。

可见，所谓平准，就是以国家之力平抑物价，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与商业的正常流通，也就是国家实行宏观调控来调节经济发展。

《汉书·食货志》主要介绍农业和商业的发展状况，通过对西汉社会经济状况的分析，对西汉的财政经济措施及得失作了探讨。

《食货志》云：“《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

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鱼、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

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

…斫木为耜煣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货通。

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

”食即言农业，货即言商业。

《食货志》是继承《平准书》而来，其部分内容借鉴于《平准书》，在思想上，二者虽都是秉承着农本商末的思想，但是都已经注意到并且开始重视商业等其他经济因素的影响。

《平准书》肯定了人类追求物质财富的本性与权利，明确地指出发展在国家富强中的基础作用，主张农、工、商、渔四者并举，反对秦朝的抑商政策。

《太史公自序》云：“维币之行，以通农商，其极则玩巧，并兼兹殖，争于机利，去本趋末。

作《平准书》以观事变。

”虽然司马迁对于商业的发达所造成的唯利是图、争于利益、不事农业生产有一定的担忧，但是仍对商业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经济产生的影响抱有积极客观的态度。

《食货志》则通过上言农业下言商业，体现出班固思想中农商并举的态度。

《食货志》上篇概括了先秦各家重视农业生产的思想，如管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孔丘的“先富后教”等，继而叙述了战国以后直到西汉的农业经济状况。

记述了西汉时期高祖、文、景、武、昭等针对经济凋敝的状况，所采取的恢复经济的措施。

并且记载了西汉后期“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及“天下虚耗，人多相食”的现象，以示借鉴。

《食货志》下篇则叙述了自先秦至西汉统治时期货币演变的过
程，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说明“量资币，权轻重，以救民”的重要意义。

总之，《平准书》与《食货志》对于商业经济的初步认识及重视，对后世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积极意义。

《食货志》相对于《平准书》的发展，首先体现在其排列位置的变化上。

《平准书》列于《史记》八书最末，而《食货志》在《汉书》十志中排列第四，列于社会政治制度之后，天人鬼神之前，明确地表现出对社会经济的重视。

这种排列方法与社会时代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司马迁生活在西汉鼎盛时代，国力强盛，政权巩固，同时经过高祖、武帝一系列的经济措施，西汉的经济得到一定的发展，整个社会经济秩序比较稳定。

而封建统治理论正处于探索时期，经济基础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稳定，便要寻求统治地位的稳定。

故统治者把用来稳定社会秩序及统治地位的礼乐制度及天道山川鬼神列于介绍社会经济发展之前，同时也体现了司马迁受历史局限性的影响，未能充分认识到经济的杠杆地位。

班固生活在东汉时期，这一时期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自西汉武帝后，由于连年用兵，西汉末年出现了“天下虚耗，人多相食”的现象，至于新莽末年“枯旱霜蝗，饥馑荐臻”，造成百姓流离失所、饿死者十之七八的惨状。

东汉时期需要发展经济以稳定局面，故《食货志》便被放在了比较重要的位置。

此外，班固《汉书》属于官修史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统治集团的利益倾向，东汉时期刘秀集团加大了刑罚力度，用暴力迫使人民承认刘氏天命所归，故虽经济发展在这一时期被赋予了比较高的地位，也只能列于《刑法书》之后。

《食货志》与《平准书》的不同还体现在所述内容上。

《平准书》主要言商业，未对农事生产相关状况作记载，其内容与《食货志》的下篇言“货”的部分相当。

而在《史记》中与农业相关记载则当为《河渠书》，相当于《汉书·沟洫志》，记载了中国历史上重大的水利工程及水患。

“慎哉，水之为利害也！”水利水患与农业生产的发展息息相关，关系到国家的生存大计，司马迁给予了专门的记载，足见司马迁对于农业生产的重视。

然而司马迁的《史记》并未有专言农事生产者，而《汉书·食货志》则进行了详细地记载，从先秦时期农业思想概括到西汉恢复农业经济措施，以及对“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伍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作法的肯定，承认对农民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的必要性，对由此产生的西汉经济繁荣局面大为赞扬，同时批判了西汉后期出现的“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的现象。

班固这种系统地评论西汉经济政策的得失，不讳言社会矛盾的态度，是十分可贵的，它为研究西汉时期农业经济方面的经验教训，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

而司马迁未直言农业生产者，或因其经济发展状况使然，或因司马迁的个人遭遇使然，从《平准书》与《史记·货殖列传》可以看出司马迁对于货币金钱的重视，这与个人经历是不无关系的。

《食货志》与《平准书》的不同还体现在所述时代的不同。

《平准书》专记西汉一朝之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而《食货志》贯通古今。

《平准书》主要介绍自西汉建国以来到汉武帝即位时的经济状况。

西汉初年国家十分窘迫，经过几代的积累，到汉武帝初年时国力已经很强盛，而这几代休养生息所积累的财富，在武帝一朝就消耗几尽。

司马迁对汉武帝的财政政策进行了严厉批评，并发表自己的经济观点。

而《食货志》则上述至先秦，下述至西汉，总结各代历史经验，提出自己的经济观点。

在上篇言“食”，列举先秦时期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各种措施，及西汉社会农业发展状况，这在上一点已经提到。

下篇言“货”，书中列举了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管仲“通轻重之权”，周景王铸大钱，以及秦时通行黄金、铜钱二币的情况。

到了汉代，
“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引起物价上涨。

继而，孝文帝铸四铢钱，造成私铸泛滥，致使“吴、邓钱布天下”，武帝时富商大贾财累千万，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

钱益多而轻，于是“专令上林三官钱”“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以此来稳定物价。

到王莽摄政、称帝，变汉制，更铸造大钱，“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

屡次改变币制，造成“农商失业，食货俱废”的局面。

然后班固通过总结西汉王朝的治乱，说明货币流通在稳定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以对经济发展起到借鉴意义。

这样《食货志》就构成了一部贯通古今的货币史，较之于《平准书》更为全面和系统，对于历代统治者的经济政策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平准书》虽然也注意到了商业发展的重要性，提出重视发展农、工、商、渔等经济观点，但是主要还是对汉代，特别是武帝时期的经济政策进行讽刺、批判，并没有提出很多的建设性意见。

《食货志》则系统阐述了班固的经济观点。

班固认为货币必须本身价值稳定才能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由国家掌握其发行，管理其流通，否则就会市场混乱、经济不稳定。

所以只有国家掌握、调剂货币，才能使物价稳定，使“大贾畜家不得豪夺吾民”。

此外，《食货志》叙述分门别类，脉络清楚，改变了《平准书》农经混杂的撰述方式。

在材料的搜集上也更齐全，详细记载了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及可取的有关政策，如管仲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孔丘的“先富后教”、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商鞅的“急耕战之赏”、太公为周立九府圜、管仲通轻重之权、周景王铸大钱等。

总之，《食货志》对于《平准书》有继承又有发展，对于我们研究先秦及汉代经济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对后世封建经济制度的建立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班固.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99.
（李云飞陕西西安陕西师范大学 71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