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杀袁文才、王佐丢掉井冈山
袁文才、王佐，在1930年被湘赣特委错杀，井冈山失守，直到49年才解放
袁文才、王佐，在1930年被湘赣特委错杀，井冈山失守，直到49年才解放1930年2月24日清晨，江西省永新县城尹家巷22号。
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第一个闯进袁文才的房间，直接朝睡梦中的袁文才开枪，把袁文才打死在床上。
清晨的枪声很是刺耳，加上头天晚上王佐就有所察觉，所以，听到枪声，王佐立刻与刁飞林等几个亲信赶忙往宁冈方向的东门跑去。
此时，负责解决王佐的永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彭文祥正前往王佐的驻地——尹家祠。
王佐一行人赶到宁冈东门时，发现浮桥已经被拆除，王佐等只好涉水过河。
由于水急河深，王佐等不会游泳，就被淹死在东关潭里。
而后，袁文才部的主要骨干李筱甫、周桂春、谢桂标、陈慕平、谢华光、朱游庭等先后被抓住枪杀。
王佐部也只逃出小部分，共计打死、淹死40余人。
剩下的战士关了3天，愿留下的编入红五军一部分，编入宁冈游击队一部分，不愿当兵的发给路费。
袁、王两支部队从此消亡了。
由于袁、王被错杀，在井冈山根据地失去了民心，老百姓再也不相信共产党了，井冈山根据地很快失守。
红军多次想打回井冈山，都没有成功。
后来，萧克指挥17师，已经打到了黄洋界哨口，就是攻不上去，因为老百姓不支持呀！一直到1949年9月，解放军18军，才打下井冈山。
你可能要问了：袁文才、王佐不是最早收留毛泽东带领的秋收起义失败的部队到井冈山的吗？而且和毛委员一起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吗，怎么就被自己人给打死了呢？说来话长，听我慢慢地给你说。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和卢德铭领导了湘赣边秋收起义。
由于敌众我寡，起义部队由刚开始的5000多人锐减到1500多人。
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不能按照中央的指示去打戒备森严的大城市长沙，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在浏阳的文家市转兵，经过在永新县的三湾改编之后，在当地地下党的帮助下，决定到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安营扎寨”，慢慢地发展壮大。
此时，在井冈山的茅坪、茨坪，有两支当地的地方武装，一个头领叫袁文才，一个叫王佐。
井冈双雄的袁文才王佐被冤杀始末
井冈双雄的袁文才王佐被冤杀始末党史上曾发生过一个令人扼腕的悲剧事件，那就是被称为井冈双雄的袁文才王佐被冤杀。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遭重挫后，率领起义军余部转移到了江西井冈山地区，收编了袁文才、王佐这两支农民自卫军。
袁文才、王佐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党代表。
从此，原井冈山上的两支地方武装成为工农革命军的一部分，绿林军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部队刚一改编，袁文才和王佐就率部参加了井冈山军民对国民党正规军的第一个歼灭战--新城战斗，取得大捷。
1928年4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
袁文才、王佐率领的第2团编为第32团，分别担任团长和副团长。
32团在建设和保卫井冈山根据地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赢得了党的高度信任。
袁文才、王佐还同时当选为红四军军委委员，进入了军队的最高领导层。
在5月和10月分别召开的两次中共湘赣边界党的代表大会上，袁文才、王佐又两次双双被推举为特委委员。
他们在井冈山上的住处，也被规定为党中央取得联系的永久的可靠通讯处。
毛泽东在永新城向中央写信告知：“我们的永久通讯处：宁冈袁文才，大小五井遂宁界金竹山王佐。
”1928年6、7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
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性，党的六大对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的敌人、党的工作重心等问题认识不足。
六大通过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
在这个决议案里，对土匪武装的问题，作出了这样的规定：“与土匪武装类似的团体联盟(指与其结成统一战线的联盟)在武装起义以前可以利用，武装起义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镇压他们”；“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首领，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
”1928年冬，江西省委把六大决议案送到井冈山。
曾为土匪首领的袁文才、王佐的命运岌岌可危。
对中央决议应如何贯彻和执行，毛泽东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主张实事求是。
1929年初，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柏露会议。
1930年袁文才王佐被错杀后井冈山沦为白区的经过
1930年xxxx被错杀后xx沦为白区的经过编者按：近日，《党史文苑》发表文章《井冈山沦陷后中共寻机夺回的六次努力》。
文中记述井冈山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
但是从1930年4月以后，这里成了白区，摘编如下。
1930年2月24日，在江西永新县城，井冈山农民武装首领袁文才、王佐被“左”倾领导者错杀，其带到永新的部队被改编。
这件事迅速传遍了湘赣边界，在敌我双方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一方面，是袁文才、王佐的余部，包括井冈山的客籍党员、干部与群众，都感到巨大的愤慨和不服。
许多人认为这是土籍领导们做下的坏事，公报私怨，为了打击客籍人。
于是，他们提出要向上级党组织提出控告，由上级来评判是非，作出处理。
3月初，袁文才的部下以谢角铭、谢益谋、陈次谋、曾李生牵头，联名客籍党员干部刘克犹、朱开卷等16人，写信给彭德怀并转赣西南特委和军委、各路行委各党部，希望上级能主持公道，为袁、王等人的妄杀作出严正处理。
认为特委“设此圈套”，将“袁、王等包围处死”，“殊令人犀疑满腹，切齿痛心”，是“不正确之执行”。
信中恳切地表示“舍共产而无他从”，“若得奉命，自当然加倍工作”，“期待上级之明了我们苦衷也”。
在当时用信的方式，向上级反映湘赣边界特委诛戮袁、王的严重错误，完全是符合党内组织原则的，也说明了这些人对彭德怀的信任。
但最后结果与他们的期待大相径庭，信有没有送达都不得而知。
事实情况是，包括彭德怀在内的上级党组织，并没有派人向他们作出解释或进行安抚。
相反，在当时的宣传上，中共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仍坚持说袁文才、王佐有罪，是革命的敌人，理应被杀。
这样一来，袁、王旧部觉得咽不下这口冤气，从内心无法理解和接受这一现实，愤怒之情可想而知。
许多普通的客籍民众也感到非常痛心，有的甚至对共产党进行重新审视，原来都说共产党好，可这不禁使他们在心里产生质疑：共产党怎么也自己人杀自己人啊？由此对共产党的信任也产生严重动摇。
另一方面，国民党则大做文章。
彭德怀终生内疚的一件事：错杀袁文才和王佐
彭德怀终生内疚的一件事：错杀袁文才和王佐原文配图：1930年2月21日，袁文才、王佐在永新县城被红军枪杀，死时都是32岁。
这是彭德怀终生内疚的一件憾事。
如果追寻彭德怀与毛泽东的感情波折，错杀袁王，也许是两位巨人之间最初的一丝隔膜。
“没有理由杀袁王”这句话，毛泽东念叨了几十年，提起过无数次。
毛泽东对王佐、袁文才有着特殊的感情。
大革命失败后，他婉拒瞿秋白的挽留，不愿进政治局留在大城市，而要上山落草，结交的第一对绿林朋友就是袁王。
在这里不仅创造了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根据地，还学到山大王的游击战术。
他称袁王是为中国革命立下大功的人。
在党的历史上，袁文才和王佐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和刘志丹、徐海东十分相似。
刘志丹、徐海东开辟的陕北苏区为中央红军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提供了落脚点，而袁文才、王佐领导的绿林武装则为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提供了栖身之所。
他们都是对中国革命立下大功的人。
毛泽东的确是天纵雄才，他只用两招就消除了袁王疑心，使之心悦诚服、无怨无悔地投奔到毛委员麾下，至死不渝。
毛泽东的第一招就是赠送枪械，以示诚信。
毛泽东的第二招是同仇敌忾，生死相依。
前委对袁、王两支农民武装的改造，是井冈山斗争史上的一篇杰作，不仅使工农革命军在罗霄山脉中段站稳了脚跟，而且造成了军民团结、万众一心的融洽气氛。
在改造的过程，毛泽东树立了很高的威望。
袁文才赞毛泽东是“中央之才”，愿意执鞭牵马，跟他打天下。
王佐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跟他谈一次话，真是胜读十年书。
”--袁文才与一个叫陈白英的女人有染，宁冈县委负责人谢希安慕陈姿色，也想插手。
二人明和暗斗，时常彼此制肘。
……受土籍势力影响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一直盘算着打袁王的主意。
邓乾元代表特委向中央请求如何处置。
他说土匪问题是边区急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对此问题，“边界原有三策：第一是调开，此为上策，二是敷衍以图安，此为中策，三是照六次全会的指示解决之，此为下策”。
“依现时之情形，中策不能再行，上策能行固好，不能行则请问是否可以执行下策或另想办法”。
袁文才和王佐：威震井冈山，被毛主席收编，因“开小差”含冤被害
袁文才和王佐：威震井冈山，被毛主席收编，因“开小差”含冤被害在中国工农红军创建初期，有两位曾经威震井冈山的绿林人物：袁文才和王佐，后来他们俩人被毛泽东收编。
袁文才和王佐他们为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巨大贡献，并深受毛泽东信任。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作为两位地方武装领袖的袁文才和王佐，起了重要的作用。
对于他们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的事迹人们都有所了解，其实他们也是在阶级压迫之下被“逼上梁山”的。
1927年10月，袁文才、王佐两人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后来，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感召和影响下，放弃了原先的绿林生涯，思想也发生了重大转变。
袁文才、王佐俩人的被改编为红军32团。
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这支队伍对于创建后来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0年2月，由于错误的政策和执行者的失误，致使袁、王俩人被冤枉杀害，全国解放后，袁文才、王佐均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那么，袁文才、王佐为何会被冤枉杀害呢？事情的起因还得从这件事说起：1929年2月，袁文才从东固跑回来了。
临走前，他朝着毛泽东的房间，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袁文才为什么“开小差”呢?原来，袁文才听从毛泽东的劝告，随红四军下山抵达东固时，不知怎的，偶然看到了中共“六大”决议案中关于土匪问题的那段文字。
他惶恐了，失望了!他想得很多，越想越可怕。
他真诚感激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关照，但害怕中央的决定。
虽说毛泽东是中央之人，可不听中央是要犯错误受处分的。
图│袁文才毛泽东不是已经受了中央处分吗?即或毛泽东能保我，别人是否都能保我老袁呢?难怪，把我叫下山，和王佐分开，真是“调虎离山”呀!离开井冈山寨，活得真不愉快，沿途行军太苦，有点受不了。
怎么办?走!“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袁文才主意已定，即与他的几个老部属——调任前委秘书长的刘辉霄、军部副官谢桂标、警卫员刘天林密商了一番，下定了决心：“回宁冈去!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袁文才一行四人携带手枪，踏着夜路，走出了东固地界。
他错杀袁文才王佐使井冈山失守，后来饮弹自尽，建国后评为烈士
他错杀袁文才王佐使井冈山失守，后来饮弹自尽，建国后评为烈士井冈山作为红军革命最早的根基之地，是革命的母胎，而整支红军的队伍在井冈山根据地进行了长期的奋斗。
在这段时间中，不得不提到的两位英雄人物是袁文才和王佐。
他们俩在中国乱世的局面中，把井冈山作为“梁山”，以山为据点在周边“劫富济贫，锄强扶弱”。
即使是国民党多次派重兵前来围剿，都被他们的游击作战拖得精疲力竭，迫不得已退下山去。
而这样与红军有恩的英雄豪杰，却在一次“运动”中遭到朱昌楷枪杀。
而红军也因此失守井冈山，他被逼自尽，不过竟然在建国后却被追评为烈士，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进步青年向两位英雄举起枪的人叫朱昌偕，他于1907年9月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东乡石桥水西村的一户农民家中。
本就贫困的家庭更加雪上加霜，他的父亲早逝，母亲只好在给别人做短期工的同时，又揽了织布的重活。
就这样，他们母子俩才得以勉强糊口。
在他8岁的时候，一位舅舅资助他读了3年私塾。
不过又由于天灾的原因，他的学业无法继续。
家里又一次遭受重创，他也只能从学校里出来提前进入社会。
可限于年龄，他也做不了什么事情，只好回到家给地主放牛。
朱昌偕的人生转折从他十三岁时被母亲送进县城的一家裁缝店做学徒开始。
裁缝店的生涯并不好过，没日没夜的工作，到手的只剩一点点积蓄。
而在县城生活，他却接触到了党的先进思想，并在之后坚持不懈地追求。
从一开始他便积极地投身于革命工作。
他对于安排和领导工人进行生产以及运动有着独到的天赋，或许是因为他的身世在广大群众中很能引起共情，他在群众中赢得了很高的呼声。
他也凭借这些积淀下来的声誉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很多被他影响的青年工人都加入了红军的队伍，成为先进组织中的一员。
他也凭借这些功绩，担任了永新县工农兵政府的主席以及湘赣鸿沟特委委员、常委，最后一直晋升到湘赣鸿沟特委书记。
井冈双雄在中国陷入战乱的局面时，在湘赣边有这么两位传奇般威震四方的人物——袁文才和王佐。
他们在乱世中建立了自己的“水浒传”，把井冈山打造成“梁山”，在这里落草为寇。
他错杀袁文才王佐使井冈山失守，后来饮弹自尽，建国后被评为烈士
他错杀袁文才王佐使井冈山失守，后来饮弹自尽，建国后被评为烈士2021年热播的《觉醒年代》，让我们看到了在一百年前面对中国困境英勇举旗的先辈们，用热血和心血，为理想和未来，奋不顾身的模样。
电视剧的结尾落在了1921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结点。
这个结点，意味着中国的故事掀开了新的篇章。
然而我们都知道，此刻距离1949年新中国成立，还有28年。
这漫长的反抗斗争历史，不仅有面对外界强敌的艰巨，还有不断修正内部路线的摸索。
在著名革命根据地井冈山，便发生过一件让人心痛不已的事，那就是内部人员错杀本土有生力量，导致井冈山一度失守，失去有利条件。
这就是朱昌偕错杀袁文才、王佐事件。
从裁缝到特委书记朱昌偕1907年8月生于江西永新县。
朱昌偕幼年丧父，因家境十分贫寒，唯一的弟弟被迫送了人家，靠母亲织布和给爆竹店做小工养家糊口。
朱昌偕少年时，在亲戚资助下，曾读两年私塾，后因生活实在穷困，无法维持，遂辍学在家给母亲做帮手，备尝生活之艰辛。
他13岁时拜师学裁缝，3年满师后，在县城给人上工缝衣。
裁缝不是一个高利润的手工艺行业，三年学徒，并没有让朱昌偕挣到多少费用，即便是出师以后，想要补贴家用也很勉强。
1926年初，一批共产党员从外地来到永新，创办平民夜校，进行革命活动。
本就前路渺茫的朱昌偕，像是看见了黑夜里的一道光。
因为他本就有私塾求学之经历，无奈家中贫寒不得已放弃，于是朱昌偕踊跃报名，成了平民夜校第一批学员。
在夜校里，他接受了革命的启蒙教育，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
同年夏，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9月，大革命运动暴风雨般席卷永新，朱昌偕勇敢地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中去。
他组织和率领县城的学徒和青工，带头冲进军阀把持的县衙门，缴掉了县衙门守卫的枪支，砸碎了县衙门的牌子。
不久，县工会成立，朱昌偕被推选为县工会下属的学徒、青工联合会主席。
朱昌偕率领学徒、青工们向土豪劣绅、官僚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1927年间，朱昌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任中共永新县委委员。
浅议袁文才、王佐被错杀事件中的历史人物及历史教训
浅议袁文才、王佐被错杀事件中的历史人物及历史教训作者：戴华桂来源：《党史博采·理论版》2013年第12期1930年2月23日晚，永新县城，边界特委领导朱倡偕等人，在中央特派员彭清泉的主持下，请来红五军部队协助，率部包围袁文才、王佐及其部队住处，当场将袁文才击毙在床上，王佐闻声跳窗而逃，溺死在永新县禾水河中。
这就是震惊江西苏区的袁、王被杀事件。
袁文才、王佐是井冈山斗争时期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毛泽东非常器重的人物，为何会被自己人杀害呢？以下通过具体分析事件中的这些人物，来探讨事件带给我们的深刻的血的教训。
一、袁文才、王佐被错杀事件中的历史人物解读（一）袁文才、王佐。
袁文才（1898—1930），江西宁冈人。
贫苦农民家庭出生，客家人。
早年参加马刀队，任参谋长；1926年秋，“马刀队”被编为宁冈县保卫团，任团总；9月，发动宁冈暴动，建立农民自卫军，任总指挥；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率农民自卫军在茅坪坚持斗争。
同年7月，会同王佐攻克永新县城，营救出60多位共产党员和群众。
同时，成立了永新县革命委员会和赣西农民自卫军，任自卫军副总指挥。
1927年10月，迎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并接受整编，参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8年2月，袁部被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2团，任团长；4月，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编为红4军第11师第32团团长。
先后率部参加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新城、龙源口、黄洋界、坳头陇等战斗。
曾被选为湘赣边界工农政府主席，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红4军军委委员。
1929年1月，红4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进军。
袁文才任红4军参谋长，随军出征。
后擅自返回井冈山，1930年2月23日，于永新县被害。
王佐，江西遂川人。
贫苦家庭出生，裁缝，客家人。
1923年参加了绿林武装；1925年所部被地方政府收为新遂边陲保卫团，任副团长、团长；1927年，将所部改称农民自卫军，支持遂川农民运动；同年7月，率部攻克永新县城，营救被捕的革命同志，旋任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后在宁冈坚持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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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错杀袁文才、王佐丢掉井冈山图中左为袁文才，右为王佐1930年2月24日，经过改造后参加共产党并坚持井冈山斗争，对党的事业做出重大贡献的袁文才、王佐，不是战死在对敌的疆场，而是牺牲在自己人的枪口下，成为中国共产党内部最早被错杀的红军高级将领。
袁文才、王佐的被错杀，最终导致了1927年10月起建立的井冈山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彻底失守，直到1949年人民解放军解放井冈山地区之前，我党我军再也没有回到井冈山重建革命根据地。
坚守了2年4个月的井冈山根据地，与袁、王有密切关系。
可以这么说，袁、王参加革命，井冈山根据地得以巩固和发展;袁、王被错杀，井冈山根据地最后彻底失守。
袁文才、王佐被错杀，是革命史上的一个悲剧，造成这个悲剧原因错综复杂，形成悲剧的过程更是跌宕起伏。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决心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
自1927年8月1日起，先后组织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但在强大国民党军队的残酷镇压下相继失败。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与先期到达井冈山的毛泽东、何挺颖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宁冈会师，建立了工农革命红军第四军。
1928年12月初，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的红五军主力辗转苦战至井冈山，在宁冈新城与红四军会师。
随着红四军军事斗争胜利和井冈山根据地巩固与扩大，对国民党新军阀反动统治的威胁也越来越大。
1928年，蒋介石两次组织对井冈山根据地“会剿”都归于失败。
随即，蒋介石委任湖南军阀何键为“湘赣剿匪总指挥部”代总指挥，调集湘赣两省军队共6个旅、18个团3万余人，分五路分别从湖南和江西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
湘赣两省“会剿”井冈山，红军充其量只不过4个团5000余人，兵力悬殊巨大。
为此，1929年1月4日，前委在宁冈柏路村召集60余人的联席会议，军队扩大到团，地方上各县负责人参加，史称“柏路会议”。
在毛泽东主持下，会议首先传达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精神，接着详细讨论了应对湘赣两省国民党军第三次“会剿”的策略。
经过深入研究，权衡各方面因素，决心采用“围魏救赵”的战术打破敌军事进攻。
决定：红四军主力向山外突围，一方面打出去，向外发展，开创新的根据地。
为配合红四军出击赣南的行动，红五军编入红四军内，番号是30团，彭德怀以红四军副军长兼30团团长的名义负责指挥。
袁文才由32团调至前委，随红四军主力下山。
1929年1月14日，红四军28团、31团和特务营、独立营共3600余人，在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下，分两路离开井冈山，踏上进击赣南的征途。
一路经下庄、小行洲、黄坳，一路走荆竹山，进入遂川境内合为一路。
经过一场场艰苦的恶战，最终在赣南站稳脚跟，开辟了以瑞金为中心的新革命根据地，并发展为中央苏区。
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何键即令进至遂川的第一路李文彬的第21旅、进至资兴的第五路刘建绪部，会同赣州的刘士毅第15旅，向赣南追击红四军主力。
同时，命令进至永新一线的第二路张兴仁第35旅、周浑元第34旅，进至莲花的第三路王捷俊部1个团，进至酃县、茶陵一线的第四路吴尚部1个旅，向井冈山逼近，紧缩包围圈。
红五军毅然承担了保卫井冈山的艰巨任务。
保卫井冈山,实际上就是保卫井冈山军事根据地，这与井冈山整个根据地是有区别的。
井冈山军事根据地有两块，一是井冈山山区本身,周边550里，以五大哨口为防御要冲，以茨坪为中心；二是九陇山，位据井冈山西北面。
红五军初到井冈山，人生地不熟，群众条件和地形条件不利。
面对不利形势，彭德怀等领导毅然决然担负起保卫井冈山的重任，与边界特委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进一步落实参战军民的兵力及部署，组织战斗服务工作，研究应急措施。
1月26日，何健率总部从萍乡移至莲花。
27日，湘赣两省五路“会剿”军队向井冈山发起猛攻。
敌人攻破黄洋界、八面山、桐木岭三个重要哨口后，三路重兵直逼军事根据地中心茨坪，守山红军危在旦夕。
鉴此，彭德怀与滕代远等紧急商议，决定收拢队伍突围，实行红五军军委和边界特委联席会议决定的应急措施，撤离井冈山。
随即，红五军8、9大队，特务大队，10大队余部，以及遂川赤卫队，迅即在荆竹山集结，经遂川方向向南突围。
当时，冲出五井的有红五军400多人，遂川赤卫队与留山红军教导团及伤病员和群众1000余人。
此时正值天寒地冻，山路崎岖难行，部队行动缓慢，兼之新败之余，指挥一时难于统一，进至遂川大汾时，被敌击散，牺牲较大。
1月29日湘系国民党军从黄洋界的金狮面，插入小井村后，小井红军医院100余名重伤员无法行动。
敌进村后抓获了这些红军重伤员，他们英勇不屈，全部被杀害在小溪边的一块稻田里。
如今，红军小井医院和红军伤病员墓，已是井冈山著名的红军烈士凭吊地。
为保存有生力量，彭德怀率红五军主力向下庄突破“会剿”军封锁线，前往赣南寻找红四军主力；留守的红四军第32团和红五军一部则转入深山密林，坚持游击战，继续抗击国民党军的“清剿”。
湘赣两敌占领井冈山后，一面派兵追击红五军，另一面对井冈山实行惨无人道的烧杀政策，叫嚣“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井冈山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
王佐在红五军撤出井冈山后利用熟悉群众和地形的有利条件，带领部队采取化整为零的作战方法，灵活袭扰敌人，坚持在井冈山与敌周旋，进行顽强斗争。
到2月底，因蒋桂两派军阀战争已揭开序幕，进攻井冈山的国民党军大部撤走，约一个月的第三次“会剿”基本结束。
我坚守井冈山根据地的军民乘机反攻，很快恢复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基本地区。
1929年2月下旬，红四军与江西红2、4团在江西东固胜利会师时，获悉井冈山已被敌攻占，于是决定到闽赣边界开展游击活动。
这时，已调任红四军参谋长的袁文才，因为在东固偶然看到了中共“六大”决议案中关于诛杀红军中曾任土匪首领的文件，心里非常害怕，在东固私自离队，几经周折，于5月份返回井冈山宁冈王佐的部队。
因私自离队，袁文才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并调回宁冈担任县赤卫大队大队长。
袁文才诚恳接受了处分，与王佐率部积极奋战，先后收复了边界部分失地。
1929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派彭清泉（即潘心源）为巡视员到湘赣边界巡视工作。
在彭清泉的指导下，1930年1月18日至21日，湘赣边特委、赣西特委、红五军军委在遂川县于田召开联席会议。
会上议决用军事手段解决袁、王。
袁文才、王佐被杀，直接导火线是“罗克绍事件”。
罗克绍有个兵工厂能造枪，袁文才、王佐一直很想把这个兵工厂变为边界红军的兵工厂。
1930年2月2日，袁文才、王佐捉住罗克绍不杀，是企图掌握他的兵工厂，为我所用。
然而，袁、王没有及时向特委报告，湘赣特委便以袁王“勾结罗克绍，扰害永新赤色政府”为由，于2月22日假借“毛委员来信”，通知袁、王部队配合红五军攻打吉安，将队伍开到永新城听编。
22日晚上，特委通知开会。
袁、王皆按时出席。
会议由彭清泉主持。
会上，彭清泉以整顿思想为由，不点名地指责袁、王“受编不受调”，“反对分田”，“勾结土豪，破坏苏维埃政府，扰害永新赤色政权”。
袁文才、王佐对此责难极为恼火，最后与彭清泉等对斥起来，会议不欢而散。
会议虽然争辩激烈，但特委对袁、王及其部队仍似往常一样，热情款待。
23日照例无事，晚上还备有大量酒菜款待。
而其实，22日晚，彭清泉和边界特委已给红五军（红五军已于1929年12月间回到边界游击）去信，并派边区特委书记朱昌偕、永新县委书记王怀连夜前往红五军驻地安福洲湖，请求派兵，立即解决袁、王。
彭德怀在听了朱昌偕、王怀等汇报后，感到十分突然。
但还是命红五军4纵队的2个连于2月24日拂晓赶到永新。
到永新后即包围了袁、王及其部队驻地。
24日拂晓，朱昌偕开枪将袁文才打死在床上。
王佐听见枪声，赶忙跳墙骑马逃跑，当通过县城东禾水河时，河上原有的桥板被事先撤走，王连人带马跌进河里，淹死在禾水河的东关潭里。
袁、王部40余名干部骨干随即被杀，剩下部队一部编入红五军，一部被解散。
“在解决袁、王并改编他们的部队后，湘赣边特委对于王、袁在井冈山的余部，仍不放心，遂令红五军第3纵队派出部队上山进行‘搜索’”。
袁、王在永新被杀，其部遭到解体和收编，这起事件在湘赣边界各个方面引起巨大震动。
袁文才、王佐部下，包括整个客籍的党员和群众，对袁、王被杀感到极其愤怒。
他们认为这是湘赣边界特委一方面公报私仇，另一方面是打击客籍人。
于是向上级党组织控告龙超清、朱昌偕等人。
1930年3月初，袁、王部下共16人，写了一封信请“德怀同志转赣西南特委和军委、各路行委各党部”。
但这封信有没有发出，以及发出后有没有反应，据现有资料已无法得知。
最终，上级党组织也没有派人对他们作解释和抚慰。
而当时土籍的党内负责人，反而到处宣传袁、王反水。
这样一来，在很多袁、王旧部和客籍群众心里对此非常不满。
另一方面，湘赣边界各县的反动政府和豪绅阶级，则是看准机会，利用各种途径造谣生事，离间袁王旧部、客籍民众与共产党的关系，特别是对袁、王部家庭给予“抚慰”。
这样一来，一些袁、王旧部和族亲，如谢角铭、王云龙（王佐胞兄）等“通电反共”，编入反动民团，掌控了井冈山军事根据地；另一部分人则心灰意冷，回乡务农，脱离革命队伍。
早在1929年三四月间，蒋桂战争爆发，参加第三次“会剿”的湘赣两敌正规军相继撤走，井冈山根据地又重新出现了新的局面。
这时红五军在彭德怀、滕代远率领下，按照毛泽东讲得“井冈山是不能丢的，那是革命最早的根基之地，是革命的母胎”的意见，又杀回到边界，使边界的革命力量倍增，取得了安福战斗的胜利，再度激起根据地军民的胜利信心。
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却发生了错杀袁、王的事件，使得井冈山根据地又为敌所占。
错杀袁、王使湘赣边界的革命斗争形势急转直下，后来红军部队数次上山，力图恢复井冈山军事根据地，但均未奏效，反遭严重损失。
设想如果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仍在红军手里，当蒋介石国民党军围剿中央苏区时，有井冈山根据地与中央苏区互为犄角，从侧背牵制由吉安、泰和向瑞金核心区进攻之敌，红军反“围剿”斗争将会主动得多。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