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收服井冈山山大王王佐

红军收服井冈山山大王王佐王佐有个世仇，是吉安等七个县的联防司令，名叫尹道一……红军的一个排埋伏在旗罗洼，等王佐将尹道一的前锋引上了山，他的指挥部还在旗罗洼的当儿，一个伏击把尹道一杀了。

从这个时候起，王佐和袁文才对红军才真正心服。

大革命失败后，湘赣边界各县的党组织全部被敌人破坏了。

这样，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后，毛泽东在着手恢复党组织、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同时，对在井冈山上打富济贫的队伍，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最终成功地改造了这支队伍。

袁文才部队和王佐部队，是活跃在井冈山地区的两支地方农民武装。

毛泽东决定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那么，如何对待袁、王这两支农民武装队伍，就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迫切问题。

袁文才，是个穷苦的客籍人，家住茅坪马源坑。

1924年因不满地主豪绅压迫，参加了绿林组织“马刀队”，1926年9月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率部在宁冈举行暴动，任宁冈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只是这支部队中有不少土匪出身的弟兄们，绿林习气很重，既打国民党，也打家劫舍。

王佐，裁缝出身的穷苦农民，家住遂川县下庄。

1921年参加绿林组织，1926年受革命的影响将所部改为遂川县农民自卫军。

1927年7月，他与袁文才部会同安福、莲花农民武装，在永新暴动队的配合下，攻克了永新县城，组成了赣西农民自卫军，与袁文才同任副总指挥。

虽然这次举事最后失败了，但却营救了大批共产党员和农会干部，这些人都转移到了深山“打埋伏”，等待着革命斗争的新时机。

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的中段，湘、赣两省交界处，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地理位置和地形条件都很优越。

这里离长沙、武汉、南昌都远，偏僻落后，敌人鞭长莫及；这里素称“土匪窝子”，明朝武宗年代，就有一个叫朱宸渌的“老土匪”在这里经营了几十年。

民国以来，老山的唐光跃，牛冈山的胡显春，剑岭下的邝天贵，天水湾的谢福兰，五井的朱孔阳等，都凭借这里的地理地形优势称雄一时，他们能够在此存在，难道我们红军就不能在此落脚吗？毛泽东深知，幼小的革命力量在中心城市、县城和集镇里是绝对待不下去的，“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共产党人真可谓被屠杀得无路可走了，面对现实，只有走“绿林好汉”这条路，以求生存和发展。

而山上两个头领--袁文才和王佐，以及他们的部下，都是本地人。

如果消灭了他们，就等于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将使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难以立足。

所以，毛泽东率部到了三湾，在着手进行“三湾改编”的同时，修书一封，由三湾村的李德胜捎给袁文才，提出“上山”的要求，希望得到他的支持和帮助。

当部队进至宁冈古城时，毛泽东又一次召集营以上干部会议。

宋任穷在一篇《纪念袁文才、王佐同志》的文章中说：会议由毛泽东主持，认真分析了袁文才、王佐部的情况，决定首先加强袁文才部党的力量和政治工作，并通过袁文才争取团结王佐部。

事实证明，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那种认为袁、王的部队是土匪武装，主张武力消灭的意见，是错误的。

此时，那位袁文才从李德胜的手中接过毛泽东的亲笔信后，细细琢磨了一番，很难拿定主意，于是，就把中共宁冈县委负责人龙超清请来一起商议。

22岁的龙超清与袁文才曾结拜生死之交，听到毛泽东率部来到宁冈自然高兴，并力劝袁文才迎接毛泽东上山。

袁文才不放心，决定派他的司书陈幕平(曾在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笔者注)作为他的代表，前去与毛泽东洽谈、摸底后再作决定。

袁文才手下的头目听说此事后议论纷纷。

有人说：“此事要从长计议。

他们要是来了，一个桩上拴着两头牛牯，哪有不对角的？”有的又说：“自古至今，弱肉强食，叫花子赶走庙祝的事屡见不鲜。

毛部上千人，谁可担保他手下的人没有打歪主意的？”可以说，陈慕平可算是“山头上”有文化、有见识的秀才。

他力排众议：“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里有名气的人物，有‘农民运动之王’的称号，不可妄加评说。

”陈慕平随同龙超清赶到三湾，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袁文才部的有关情况。

临别，毛泽东赠给他们每人一支汉阳造步枪。

听了陈、龙两人的介绍，毛泽东心里对争取袁文才有了谱，所以提出要与袁文才直接会面。

10月6日，约定毛泽东与袁文才在大仓村会面。

这次会见，颇有“鸿门宴”的架势，但很成功。

当年随袁文才前来会见的苏兰春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大仓会见是寒露前两天。

毛委员由砻市经茶梓冲进来，共来了七个人五匹马，有的穿大衣，有的穿长衫，毛委员披了件大衣。

袁文才当时不了解毛委员的部队，心里有点怕，预先在林家祠堂埋伏二十多个人，二十多条枪。

这二十多人枪始终没有给毛委员发现。

袁文才、陈慕平、邱凌岳、李筱甫等在林家祠门口石桥上等候毛委员。

在石桥上可以看得很远，如果发现毛委员带兵来，便命令祠堂里的人马准备战斗。

后来见毛委员只带了几个人来，便迎了上去，一直把他们带到林凤和家，吴石生在门口杀猪迎接毛委员。

毛委员和袁文才等在林凤和家吊楼上边吃瓜子花生、喝茶，边说话……会见那天，毛委员在林家吃了饭。

他和袁文才从上午十点谈到太阳快落山。

离开林家时，袁文才给了毛委员一千块大洋，毛委员决定赠送一百支枪给袁文才。

经过这次交谈，毛泽东的“文攻智取”获得了第一步胜利。

毛泽东顺势将部队开进茅坪，驻扎下来。

争取了袁文才，下一步便是争取王佐。

这时，毛泽东派出了“统战专家”何长工。

何长工随同袁文才的代表一同上山，向王佐说明毛泽东的队伍是老百姓的子弟兵，是土豪劣绅的死对头，共产党是穷苦百姓的救星等许多道理，何长工回忆说：最初工作很难做，很难接近，便去接近王佐的母亲、兄弟和老婆。

为了多接近他们，经常替他们抱小孩。

就这样，何长工一边替他们抱小孩，一边向他们灌输革命道理，逐渐使这位“打富不打贫”的“山大王”明白了许多，愿意迎毛泽东的队伍上山，但心中始终对这支打着“中国工农革命军”旗号的队伍存有戒备之心。

直至后来，红军出动搬掉压在王佐心上的一块石头，才使他真正心服。

10月27日，在王佐亲自带领下，毛泽东率部进入井冈山的中心--茨坪。

何长工这样回忆：王佐有个世仇，是吉安等七个县的联防司令，名叫尹道一。

此人经常来井冈山骚扰，对红军组织群众的工作也有很大影响，必须铲除他。

何长工得到毛泽东的指示，对王佐说，愿意帮他报仇。

王佐大喜，立即袭击尹道一的指挥部，红军的一个排埋伏在旗罗洼，等王佐将尹道一的前锋引上了山，他的指挥部还在旗罗洼的当儿，一个伏击把尹道一杀了。

从这个时候起，王佐和袁文才对红军才真正心服。

后来，毛泽东将山上的这两支武装改编成红四军第三十二团，成为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红色劲旅。

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这两位“绿林好汉”：这两个人虽然过去当过土匪，可是率领队伍投身于国民革命，现在愿意向反动派作战。

我在井冈山期间，他们是忠实的共产党人，是执行党的命令的。

10月中旬，工农革命军到达酃县水口。

毛泽东派陈伯钧、徐彦刚、游雪程三人赴袁文才部队当干部，帮助袁部开展军事训练，进一步扩大工农革命军的政治影响，准备逐步改造这支农民武装。

同时，通过袁文才的关系，派人与王佐取得联系，并相机向王佐介绍工农革命军的情况及行动方向，后又派何长工去王佐部开展改造工作。

几位军事干部临走前，毛泽东都给他们以很多指示。

他说，把他们争取过来改造好了，不仅使根据地“北门的拳头越打越多”，巩固我们的后方；同时还为今后改造旧式军队摸索出一些经验。

另外，边界各县土客籍之间矛盾很深，我们可以通过对王佐、袁文才的团结，去团结广大群众。

毛泽东特别强调指出，这些人重义气，讲情面，自尊心强，疑心重，和他们讲话时，一方面要讲策略，要灵活，同时要坦率。

你们去了，就先从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入手，慢慢来，循序渐进。

总之，一个原则：“既不能缓，又不能急。

”何长工、陈伯钧等人领命而去，到了袁、王两部，一方面尊重袁、王，搞好关系，取得袁、王的信任与支持，另一方面，注意调查研究，了解当地情况，传播革命种子，做好团结和改造的工作。

遵照毛泽东和前委的指示，他们对袁、王两部的改造工作的大体步骤是：第一，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首先是对袁、王部队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帮助他们明确为谁打仗、为谁革命的道理。

何长工等在袁、王两部中积极培养士兵群众和基层干部入党，建立起党的组织，并在征得袁、王同意之后，建立了党代表的制度，从而使袁、王部队置于党的直接领导之下了。

第二，提高军事素质。

原来，袁、王部队不重视进行军事训练，一旦有什么军事行动，临时把众人召集起来，而平时，则是一盘散沙，自由行动，有的回家务农，有的闲在那里没事干，有的甚至赌博，使这支部队战斗力不高。

为改变这一状况，把袁文才部集中在茅坪附近的步云山，把王佐部集中在大井，专门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军事训练。

同时，工农革命军派来的干部还帮助袁、王等领导人学习正确的游击战术，提高他们的指挥能力。

第三，组织整顿。

长期以来，袁、王部队中混杂了不少坏分子。

这些人一方面把袁、王部队作为牟取私利的藏身之所，另一方面则利用袁、王两人的弱点，在部队中宣传封建迷信和腐败没落的思想。

极少数代表地主豪绅阶级利益的坏分子也混迹其中，为非作歹，进行分化瓦解的破坏活动。

针对这种状况，毛泽东指示要发动广大士兵群众，坚决把混在部队中的少数坏分子清洗出去。

同时，把那些忠厚淳朴、思想进步、年轻力壮、革命坚定的农民战士吸收到党内来，同时对指挥机关也进行了调整和充实。

第四，改变军阀作风。

长期的绿林生活，使袁、王部队沾染上形形色色的封建意识与军阀作风，打骂、虐待士兵的现象，随时可见。

为了帮助他们改掉这些旧习惯、旧作风，发现哪个官长任意打骂士兵，党代表就带领士兵群众高呼口号：“发扬民主主义！”“反对军阀残余！”“不准打骂士兵！”在群众强大舆论压力下，官兵平等的风气才慢慢树立起来。

官兵一致、上下平等和士兵委员会制度等民主建军原则，在袁、王部队中逐步得到了运用和推广，部队中充满了新的气象。

对于袁、王部队的改造，毛泽东自始至终倾注了很大的心血，不仅亲自对派出的干部作了许多明确而又具体的指示，给他们指出可能出现的问题，帮助他们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注意体察入微，直接做袁、王的工作。

针对王佐在井冈山占据了许多良田一事，毛泽东亲切地跟王佐说：土地是农民开垦的，应该归农民所有，如果自己占了大量的土地，势必会遭到农民群众的反对，也会脱离他们，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和拥护。

在另外一次谈话中，王佐谈道：“枪是好东西，一可以报仇，二可以寻吃。

”话中流露出留恋绿林生活的思想情绪。

毛泽东听了后，语重心长地对王佐说：枪杆子确实很重要，有了枪杆子可以出人、出钱、出天下，但是要看这枪杆子掌握在谁的手里。

从现状来看，干绿林的人，其结果并不是很好，不是被国民党或豪绅武装吃掉，就是被国民党骗去“招安”，要么就是绿林之间自相残杀，互为仇敌……这些绿林武装只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用革命的理论加以武装，依靠和发动广大群众，建立工农武装组织，还是大有前程、大有希望的。

一席话说得王佐茅塞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