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德的道德命令如何可能_冯裕强

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7卷第2期JOUＲNAL OF THE GＲADUATES VOL.37ɴ22016SUN YAT-SEN UNIVEＲSITY（SOCIAL SCIENCES）2016论康德的道德命令如何可能*冯裕强（中山大学哲学系，广东广州510275）【内容提要】道德命令在康德道德哲学中占据核心位置，康德意不在说明什么是道德命令，而在于强调道德命令如何可能。

由于道德命令如何可能是不能在经验世界中得以解决的，所以我们必须先天地加以考究。

道德命令之所以可能，就在于自由的理念使我们成为知性世界的一员。

但是，“我”还是感性世界的一员，那么“我”就应该和此规律相符合。

这个无条件的“应该”表现为先天命题。

最后为了解除人们对康德的误解，我们试图为其作一点辩护。

【关键词】康德；道德命令；自由理念；意志康德把人的行为所遵从的命令形式划分为假言命令和绝对命令。

假言命令是人们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表面上看起来是善良的行动，其公式是“如果……就……”。

绝对命令就是：“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

［1］（P39）而绝对命令也就是道德命令，但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的目的不在于阐述什么是道德命令，而在于“道德命令如何可能，则无疑是唯一需要回答的问题，”［1］（P37）康德认为，对于道德命令如何可能不能像在假言命令中那样在经验中解决，我们完全要先天地加以考究。

他也承认对于道德命令寻找其根据，发掘出它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困难，因为它是一个先天综合命题。

一、纯粹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我们知道在实践理性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分为一般实践理性和纯粹实践理性。

一般的实践理性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实践活动，即马克思说的实践。

而纯粹实践理性是一般实践理性中最纯粹的部分，它就是道德。

道德就是最纯粹的实践理性，它的根基是自由意志。

一般实践理性的根基是一般的欲望，但在人的欲望能力里最高级的是人的意志能力，意志能力就是纯粹实践理性。

所以，纯粹实践理性是一般实践理性的更高层次，它摆脱了一切世俗的感性的需求和感性的欲望，即“纯粹实践理性的自律”。

在认识论中，理论理性作为认识范畴不能超越经验，否则就会发生辩证幻想，形成*收稿日期：2016－07－12作者简介：冯裕强（1989－）男，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2015级博士生；E-mail：610397402@ 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人文社会科学版）二○一六年第二期二律背反，但这种超越又是不可避免的趋向。

在伦理学中，实践理性作为道德律令不能渗入经验，否则也会造成二律背反，因为经验和人的自然存在相关联。

但道德律进入经验又是必然的，不然道德律对人就没意义了，正是因为道德命令、实践理性必须在人身上落实，所以产生了幸福与德行的二律背反。

康德认为：“德行（作为配得幸福的资格）是一切只要在我们看来可能值得期望的东西的、因而也是我们一切谋求幸福的努力的至上条件。

”［2］（P151）但它还不是完满的善，因为要成为至善，还要有幸福。

二者的结合必然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按照同一性法则被看作是分析的，即逻辑的联结德行的能力与幸福的获得是同一的行为，二者根据的准则是同一的；第二种，按照因果性法则被看作的综合的，即实在的联结，幸福是德行产生的结果，就像原因产生结果一样。

伊壁鸠鲁派和斯多亚派在幸福概念和德行概念之间挖空心思地创造出同一性来。

前者认为明智就是德性，后者认为德性才是真正的智慧。

但是他们没有充分考虑到二者的区别。

康德认为，伊壁鸠鲁派把原则置于感性的层面，置于感性需要的意识之中，德性就居于促进幸福的准则里。

而斯多亚派则把原则置于逻辑的层面，置于实践理性对于一切感性决定的独立性里面，幸福感就包含在德行的意识中。

前者主张幸福就是整个至善，德行只是谋求幸福的手段；后者强调德行就是整个至善，幸福是德行主体的意识状态。

康德认为：“幸福和德性是至善的两个在种类上完全不同的要素，所以它们的结合不是分析地能看得出来的……而是这两个概念的某种综合。

”［2］（P155）在综合的过程中，二者被设想为原因和结果的联结，于是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就出现了：“要么对幸福的欲求必须是德行的准则的动因，要么德行准则必须是对幸福的起作用的原因。

”［2］（P156）康德说，第一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因为把意志的决定根据归于对幸福的追求是非道德的；第二种情况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意志决定的后果不取决于意志的道德意向，而取决于自然法则的知识以及将之运用于自身的自然能力。

仅仅依靠遵行道德法则成就幸福与德行以至于至善是无法实现的。

总之，二律背反出现了，既然至善的概念先天地包含着德行和幸福，而二者的联结又不可能实现，那么命令去促进至善的道德法则也就必然流于幻想，本身就是虚妄的。

二律背反的解决与道德命令如何可能在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解决了二律背反也就解决了道德命令如何可能的问题。

二、两个世界的划分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用本体和现象的区分来解决自由与必然的二律背反；同样，康德也以这种区分来解决纯粹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

“由于我不仅仅有权把我的存有也设想为一个知性世界中的本体，而且甚至在道德律上对我（在感官世界中）的原因性有一种纯粹智性的规定根据，所以意向的德性作为原因，与作为感官世界中的结果的幸福拥有一种即使不是直接的、但却是间接的也就是必然的关联。

”［2］（P157）康德认为，德行与幸福的结合在感性世界只是偶然的，不可能达到至善，只有在超感性的知性世界或本体中，这种结合与统一才真正可能。

对于感性世界和知性世界的划分，康德首先提出了疑问：在我们认为自己是由自由26论康德的道德命令如何可能而起作用的先天原因的时候，和我们根据自己的行动来设想我们自己的时候相比，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立场呢？康德认为，不用深入思考，一个普通人都知道“一切不随我们意愿而得到的表象，如感觉表象，向我们所提供有关对象的知识，只能如像它们作用于我们那样，至于对象自身是个什么样子，那就不是我们之所知了。

”［1］（P74）因而对表象来说，知性再加上最大的注意力和明晰性，也只能达到对现象的认识，而永远认识不到物自身。

康德认为原因是由于我们见到了由从别的方面使我们感到被动的表象，及由我们自已产生的证明自身能动的表象之间的差异。

而只要做出这种区分，人们就要承认在现象背后存在非现象的东西即物自身。

康德承认，对于这些自在之物，我们永远不能认识，只知道它们对我们产生的作用。

于是，就出现了感性世界和知性世界的划分。

感性世界按不同观察者的感觉差异而可以天壤之别，但作为其根据的知性世界则是始终如一的。

所以，人虽然可以通过内感官来获取知识，但并不能宣称知道他自己的真实面目。

因为人不能创造自己，不能先天的而只能经验地获取关于他的概念，因而只有通过内感官，通过其本性的现象来知晓自身。

因此，他必须要承认有一个独立自在的自我，“就自身仅是知觉，就感觉的感受性而言，人属于感觉世界；就不经过感觉直接达到意识，就他的纯粹能动性而言，人属于理智世界。

”［1］（P75）康德试图通过对感性世界和理智世界的划分也在人身上做这种区分。

事实上人们也会注意到，在其自身中的确存在一种把他们和其他事物区别开的能力，这就是理性。

理性高于知性，是一种纯粹的自动性知性，不象感官受到刺激才产生表象，他从自己的活动中产生的概念，就是把感官表象置于规则之下并由此将它们在一个意识中统一起来的概念。

借助这种对感性的应用，知性才能思维。

而理性纯粹的自发性超过感性提供的一切，并且能够把感性世界和知性世界区别开来，为知性划定界限。

所以，一个理性存在者必须把自己视为一个知性存在，不属于感性世界，而是属于知性世界，为此要有两个角度来观察其全部行为。

“第一，他是感觉世界的成员，服从自然规律，是他律的；第二，他是理智世界的成员，只服从理性规律。

”［1］（P76）因而当他作为一个属于理智世界的东西，依据自由的观念，设想其自身意志的因果性，这种不受感性世界所左右的独立性就是自由。

康德指出，自律概念和自由概念必然地联系着，道德律总是伴随着自律概念。

所以，道德规律是人的一切行为的基础，就像自然规律是全部现象的基础一样。

两个世界的划分虽然解决了德行和幸福的矛盾，即我作为知性世界的成员，所有活动以道德的最高原则为基础；作为感觉世界的成员则以幸福原则为依据。

但是我怎么会成为知性世界的成员和道德命令如何可能的关键则在于自由这一“拱顶石”。

三、自由是人的意志所固有的原因性自由在康德道德哲学中到底有多重要，让我们来看看康德是怎么说的：“自由的概念，一旦其实在性通过实践理性的一条无可置疑的规律而被证明了，它现在就构成了纯粹理性的、甚至思辨理性体系的整个大的拱顶石”。

［2］（P2）也就是说，有了自由，其他一切重要的概念都获得了证明，一旦把自由拿掉，整个道德哲学的大厦就会倒塌。

康德还36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人文社会科学版）二○一六年第二期说：“自由概念，对于一切经验论者都是绊脚石，但对于批判的道德学家也是开启最崇高的实践原理的钥匙。

”［2］（P7）他把自由比喻为理解道德哲学的钥匙，不厌其烦地、苦口婆心地请求我们后人千万不要忽视这一重要概念。

我感觉他就像一位历经沧桑的长者在规劝尚未涉世的年轻人：江湖险恶，你要如此这般行事，方能保住小命。

其用心之苦，我们万不可辜负。

康德指出只从意志的自由因果性方面去探讨的自由还仅是消极的自由，积极的自由是一个更富于成果的概念，它将意志法则和自由相关联，自由是一种不变规律的因果性，如果不是，自由意志就是荒谬的了。

而自然必然性是一种作用因构成的他律性，任何结果都是由其他原因的作用而成为可能。

所以，“意志自由就只可能是自律性了，这就是说，意志所固有的性质就是它自身的规律了。

”［1］（P70）故康德认为，自由意志和依从道德法则的意志完全是一个东西。

对于如何得出意志自由这一问题，康德认为假如先设定意志自由，则通过对概念的分析，就可以推导出道德及其原则。

但道德原则是一个综合命题，即一个彻底善良意志，一种在任何时候都以普遍规律作为内容的意志。

我们没办法从一个绝对性的意志中去发现准则的普遍效用，这就需要一个第三者把两种认识联系起来，而第三者是什么呢？康德并没有直接说出，只是说自由的积极概念提供了这个连接词。

所以康德把自由预设为人的意志所固有的原因性。

他指出我们不管以什么为根据，都不足以赋予我们的意志以自由，因为道德作为我们的法则，必须能够适用于所有人，而道德是由自由的固有属性引导出来，所以，自由必须被证明为所有人的意志的属性，但不能由某种经验来证明，只能先天地被证明，并且要证明它属于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活动。

康德认为，要说明人在实践方面是确实自由的，必须承认每个人是自由的并能够遵循自由的观念行动。

“理性必须把自身看作是自己原则的创始人，摆脱一切外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