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直译”思想的历史性阐释及其现实意义-2019年文档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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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鲁迅“直译”思想的历史性阐释及其现实意义
一、鲁迅“直译”思想的阐释
（一）鲁迅“直译”提出的历史背景
众所周知，严复、林纾在晚清时期开创了崭新的翻译模式，直接影响到了20世纪初的翻译活动。

然而，他们的翻译模式恰似一把双刃剑，其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对此，鲁迅兄弟大胆提出“直译”，强调对原文的忠实，“不妄改原文的字句，”“能保留原文的情调和风格”。

另外，“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激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了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他们大力提倡“西学”，鼓励以“白话文”写作，号召以西方文学中的战斗精神作为反封建的武器。

这正是“直译”得以提出的时代背景。

（二）鲁迅“直译”与“硬译”的提出与“鲁梁之争”
早在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就提出“别求心声于异邦”。

而1909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正是他们“直译”理论的第一次实践，它寄托着鲁迅兄弟想借此发动一场“翻译革命”的希望，以及假翻译域外文学而引发中国的“文学革命”、“社会革命”的梦想（王友贵，2005：3）。

在该书中，鲁迅发出了“弗失文情”的号召。

“直译”的倡导，在当时的语境下的确是革命性的，随之而来的不仅是翻译方法的改变，更重要的是世界意识的觉醒。

鲁迅发明的“硬译”，从一开始就遭到猛烈攻击，其根本原因是对于隐藏其中的伟大、深刻的目的的无知。

鲁迅看到了汉语语义的缺陷，他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中说：“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

……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

他想通过“直译”甚至“硬译”，把国外的表现法力求不变地引入汉语，推动汉语的现代化。

德国翻译家本雅明（Benjamin）认为：“说翻译读起来就像用本国语写的一样，并不是对它的最高褒扬，用逐字逐句对译来确保译文的忠实更重要，因为这体现了不同语言互相补充的渴望”（本雅明，1999：130）。

翻译家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翻译来拓展、拓深本国语。

鲁迅的翻译追求，在这一点上和本雅明完全相同 (刘少勤，2005) 。

由于中西方语言结构上的巨大差距，“硬译”有时是鲁迅的无奈之举，这与当年严复的“一名之立，旬月踌躇”是很相似的。

鲁迅对“硬译”持一种辩证的观点，他在《关于翻译的通信》中说“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渣滓就让他剩落在过去里。

……其中有一部分将以‘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

这正是一个从“异化”到“归化”的过程。

鲁迅把翻译看作改造汉语的一条途径。

正如本雅明所说，“翻译注定要成为其语言自身成长的一部分，而且不可避免要注入语言地更新成分”（本雅明，1999：122）。

遗憾的是，当时的许多人，包括梁实秋在内，并没有抓住鲁迅“直译”或“硬译”的真正用意。

这才引发了那篇著名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梁实秋等人都把汉语视为静态的、封闭的体系；而鲁迅的本意却是将汉语看作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体系，是可以不断接受新成分的。

“直译”使汉语拥有了自由、灵活的句式和丰富多样的表达方式。

由此，笔者认为，我们应历史地评价鲁迅的翻译尤其是他的“硬译”，而不能简单地予以批判。

（三）鲁迅“直译”理论的思想根源
鲁迅不仅继承了旧文学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而且从外国文学中寻找反封建的武器，这便是他的“拿来主义”。

因此，他提倡“直译”以保持原文的“精神和力量”。

鲁迅直译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改革中国的语言文字，更重要的是，他把文学看作社会改革、民族解放的武器。

在1903年的《斯巴达之魂》的《序言》中鲁迅便指出，他所以译述这部历史小说，就是因为感受到“斯巴达之魂”的“懔懔有生气”，想借此激励爱国志士“掷笔而起”。

同年，他在《月界旅行》的《辨言》中也明确说明是为让读者“获一斑之知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
思想，补助文明”（陈福康，2000：164）。

把翻译当作反封建、求解放的思想武器才是鲁迅“直译”的根源。

二、多元系统论与鲁迅“直译”的社会必然性
根据佐哈尔的学说，翻译文学在某一确定的文化多元系统中
的“中心”地位决定其必然采取“异化”的翻译方式，以创造出新的词汇和句式。

这样，接受文化中的原创文学将得以丰富和发展。

反之，如果翻译文学在这一文化多元系统中居“边缘”地位，翻译就需要“归化”以加强现存的词汇和句式。

多元系统论为我们很好地解释了鲁迅“直译”的社会原因，即，为了确立翻译文学在译入语中的中心位置。

在当时，中国的民族文学正经历着历史的转折，处于“弱势”。

这样，翻译文学必然在中国文化系统中占据中心地位。

鲁迅“直译”手段的社会必然性便一目了然了。

三、功能目的论与鲁迅“直译”的个人原因
诺德(Nord)等人的目的论认为，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目的决定手段”（“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Nord，2001:124）。

在特定的目的语环境下，根据目的语文本的预期交际功能，读者的社会文化背景，对译文的期待，“感应力”或“社会知识”及“交际需要”，译者可以决定具体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鲁迅的“直译”或“硬译”的目的有两方面：一是吸收外来语言因素丰富发展处于成长中的汉语白话文；二是借用外国文学中的战斗精神作为反封建的武器。

因而，他极端强调“忠实”、“保持原语风格”、“宁信而不顺”。

在《答曹聚仁先生信》中，他说：“因为讲话倘要精密，中国原有的语法是不够的”，中国人不但要从外语输入新字眼，还要输入新语法（《鲁迅全集》，
6卷，77）。

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他又说：“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

……”（王友贵，2005：158）。

这一切充分说明了鲁迅翻译的目的所在，正是这种改良汉语语言的追求和寻求原文中的战斗精神目的，决定了“直译”乃至“硬译”
成了他唯一的选择。

四、鲁迅“直译”理论历史性研究的现实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鲁迅的“直译”，既是他个人的远见卓识和实现目的的唯一手段，也是当时社会历史的必然。

由此，我们分析、评价译者及其翻译时，应该考虑其所处的历史环境、社会因素、翻译动机等诸多要素。

我们发现，对翻译评价的标准是因“译”而异的。

翻译文学在一个民族文化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会因时代的不同而变化，不同历史背景下不同的翻译目的需要不同的翻译方法和不同的评价标准，因而某个时期看似合理的翻译标准在另一个时期可能不再适用。

应以动态的眼光去看待翻译标准，而不应是静止的一元化的思维模式。

我们应确立与翻译目的及其背景密切相关的多元化的翻译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