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与宗教地关系演变

太极图之阴阳双生-论与科学关系的演变问题周超摘要：在世界尺度上，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动态调整的过程。

在希腊城邦时代，与科学是一种水乳交融的同一关系。

在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中，信仰一度攫取了绝对的专制权力，而科学与哲学则成了的附庸，只能依附而发展。

近代，科学开始逐渐摆脱并取代的影响，二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逆转。

历史的发展向我们展示了与科学同生共长，此消彼长的历程。

本文正是从这一角度切入，研究两者的对立统一关系，落脚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太极图，并以此来分析与科学阴阳双生的关系。

在本文中倾向于讨论科学与之宗的关系，而非科学与之教的关系。

关键词：科学、、关系、太极图、阴阳双生世界著名的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怀特海说过，与科学是影响人类的两股最强大的力量，历史的未来进程取决于我们这一代人怎样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可见，与科学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在本文中，我们探讨一下与科学的关系究竟如何。

对于两者关系的研究，能让我们具备更加全面的理念和方法来了解把握这个世界的本质，同步丰富自我的物质性和精神性，达到人性的和谐完整。

本文先从科学和的涵以及关系谈起，最后讨论科学与之宗的关系并提出一种描述两者关系的太极图模型，试图返本归原，将两者皆作为人认识世界的和而不同的工具和手段。

一、与科学是什么?首先，从提出的问题和基本关注点来看，科学涉及的问题是关于自然现象和社会事件本身的，它的目标是通过观察和实验等手段搜集材料，建立起适用围广的原理或模型来说明现象或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并将研究限制在时间、空间和物质及其相关的概念围。

则是关于社会事件、自然现象及其因果联系的终极意义，它延伸到更为深层的意义领域，用怀特海的话说是“道德与美学价值的玄思”，用蒂里希的说法是人类的“终极关切”。

其次，从人对世界的态度来看，与科学揭示了两种不同的态度。

按照布伯(Mar tin Buber)的“基本词组”，科学体现的是“我—它”(“I- and- It”)态度。

它与布伯所称的“经验”—用来表示那些以某件事物为其对象的活动—相联系。

这种“经验”使事物对象化，而且意味着与其对象的某种分离。

因此，对“经验”世界的描述和研究可以采取超然的、客观的、价值中立的态度，但是“我—它”语言绝不可能以完整的存在说出来。

揭示的是“我—你”(“I- and- Thou”)态度。

这里的“你”是关系密切的人们之间的称呼，“我—你”代表着一种密切的关系，它与布伯的“关系”世界相联系。

布伯把“关系”说成是“会见”或“相遇”。

“这不是一种主体对客体的关系，而是主体对主体的关系。

”这种关系是直接的、相互的，是一种完整的人的关系。

它不可能采取超然的、客观的态度来描述和研究。

以某种意义上说，科学揭示的是一种非人格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的是一种具有人格的人与上帝的关系。

第三，从作出的回答和概念的容来看，与科学对它们各自提出的问题给出了不同形式的答案，使用了不同的语言。

科学对问题的回答依赖于观察或实验的事实，通过依据事物的某种特征抽象出的概念来揭示事物之间的联系。

科学的语言是一个具有规性的符号系统，只有受过专门教育的人才能掌握。

科学知识的容不是关于科学家本身，科学家获得这些知识的愿望也不是来自个人对自身的关注，而是出于对自然界的理解和这些知识的运用。

对问题的回答往往通过它的教义或个人的体悟，所有的容都与道或上帝有关，都是在描述道或上帝与人的关系。

它不是描述道或上帝的观点和态度，而是道或上帝是什么、做什么，如何能合道或与上帝沟通。

不是通过量化的措施来实施的，往往通过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修炼来体悟。

以上我们只是从几个侧面描述了与科学的区别，这种描述当然不是穷尽性的，但让我们对与科学的性质有了相对明确的区分，也了解了一些理论的基本观点，接下来我们从历史角度对与科学关系进行梳理和回顾。

二、与科学关系复杂性的历史考察1、人类前文明时期(30万年前—公元前6世纪) 。

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类认识能力的低下，还无法形成像现代科学一样的实证知识和实验手段去探索自然和解释自然，于是作为人们信仰工具的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人们认识和解释自然的重要工具，而且一度是惟一的工具。

人们在对人生的终极目的、现世与来世、幸福与痛苦、生与死、善与恶等问题进行思考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自然现象、人与自然的关系等进行涉猎和思考，从而在教义和经典文献中积累了大量的科学材料和观察证据，特别是在人们力图通过影响和控制神力来达到某种目的的仪式和巫术活动中，不得不以各种方式去变革自然，从事原始意义上的科学实验活动。

正因如此，在各门科学的萌芽时期，都有一个受诱导的过程。

例如，卦相术对于数学、占星术对于天文学、炼金术对于化学、炼丹术对于医学、割礼术对于生物学等等，几乎没有例外。

巫术、占星术和显然必须同科学的起源一并加以研究。

也就是说，在人类智力的早期阶段，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据主导地位，科学知识则在充斥着神秘的、荒诞的种种观念中逐渐积累、成长。

2、古希腊时期(公元前6世纪—公元476年)。

之所以选取古希腊(而非古代中国、印度、巴比伦等文明中心)为代表来论述这一时期与科学的关系，是由于古希腊哲学是近代科学的摇篮。

在希腊哲学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

实际上，在以后与科学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也都与古代希腊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古希腊时期人类已经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

这时，基于感性经验基础上的猜想，对于那些感觉得到又把握得住的联系逐渐积累成为经验知识而发展成为科学；而对于那些人们感受得到但解释不了、掌握不住的现象就会设想为某种神秘的东西加以崇拜而发展成为。

随着感性经验的积累与理性思维能力的增长，在与科学之间产生了哲学，它一方面从科学里吸取经验知识，另一方面从里领会神话或原始关于世界的整体猜想，同时使经验知识和观念抽象化、精致化。

经验知识以自然哲学形态出现，原始观念用哲学语言精致地表达，相互渗透、掺杂。

在古希腊哲学中，既可以找到近代科学的胚胎，也可以找到基督神学的渊源，后来与科学冲突的种子就在此潜伏。

例如：毕达哥拉斯学派浓厚的神秘色彩对后期科学、哲学、(神学) 的关系造成了许多复杂的影响；柏拉图的神学世界观后来成为基督神学的主要思想来源。

柏拉图重视数学的思想也隐含在基督文化体系中，这也是构成中世纪以及更后时期与科学复杂关系的一个原因。

3、中世纪(公元5世纪—公元15世纪)。

古希腊罗马的科学成果没有留传给中世纪西欧，早期中世纪出现了科学发展的断层，历时数百载几乎是无科学的年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般称西欧中世纪为黑暗时代。

这时，基督神学得到了全盛发展，成为全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种法庭中都有法律的效力。

在德尔图良看来，基督基本的任务就是对上帝的认识(也就是对真理的认识)，但这种认识不能依靠哲学的理性，而必须依靠其天性即合乎基督精神的人的灵魂。

基督是神圣的愚蠢，这种愚蠢比哲学的智慧更聪明。

德尔图良有句名言：此事可信，因为它是荒谬可笑的；此事可靠，因为它是不可能的；我相信它，正因为它是荒谬的。

奥古斯丁认为上帝至高无上，不仅信仰高于理性，而且理性要依赖于信仰才能存在。

虽然，在中世纪，凡是与基督神学有冲突的思想均被视为异端而遭受迫害，但也不能因此而认为中世纪绝对就是一片黑暗。

从方法论的角度讲，唯名论与实在论争论的实质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因此，它对后来的哲学思维方法与科学思想方法产生了重大影响。

正如丹皮尔所说：要发掘埋藏很深的文艺复兴后才萌发的现代科学的种子，却不能不对这场论战加以研究。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的理性通过受造物上升到认识上帝，而信仰则相反，使我们通过上帝的启示去认识上帝。

前者是上升法，后者是下降法，但二者是同一的。

无论是超越理性而获得信仰，或者通过理性获得对上帝的认识，殊途同归。

由于托马斯承认在自然神学围理性与信仰的等价性，从而实际上使理性获得了相对独立性，这就为哲学的自身发展留有一定余地。

所以，中世纪的科学发展虽然极其缓慢，但并没有停滞不前，特别是巴黎冲力派有关惯性问题的研究，突破了亚里士多德物理运动的传统观点，为后来伽利略、牛顿力学之建立起到开辟道路之作用。

可见，中世纪创造了一种智力背景，科学革命的根源的确可以追溯到中世纪。

4、近代自然科学产生与发展时期(公元16—19世纪)。

哥白尼以他的《天体运行论》揭开了近代科学革命的序幕。

为什么哥白尼革命能引起如此激烈的震动是由于哥白尼的体系建立在新的经验材料的基础上，因而能解释更多的观察事实么？但库恩却论证了哥白尼理论并不比托勒密理论更精确、能更多地解释新事实。

相反，它比后者困难更多。

是哥白尼理论比托勒密的更简单么? 但拉卡托斯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这种表面上的简单性是以其他计算上的复杂性为代价的。

那么，真正的原因是什么？这里至少可以举出两个：其一，由于的灌输，上述两种自然观已深人人心，因而在一般公众的心目中，简单的体系是好的，因为上帝的伟性是不会做出愚笨的设计的，至于数学计算上的考虑，是学者们的事情，其二，对于学者来说，他们早已厌倦的喋喋不休的说教，所以一接触到非正统的学说，便欣然予以接受，哪怕这种新学说还存在一些困难。

开普勒一开始就从“骨子里”坚定地信仰日心说，就是因为他相信，按照上帝的理性，光辉的太阳理应是宇宙的中心，而不是污浊的地球。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哥白尼宣称他的日心说是一种方便计算的数学假说，所以虽然它一开始招到一些教会人士的攻击，但教廷却迟迟没有禁止，后来当罗马教廷正式下令禁止哥白尼学说之后，伽利略由于继续坚持和宣传日心说，受到裁判所的迫害。

这固然是由于日心说同当时所核准的地心说相悖，但也反映了科学与的关系正在起变化。

科学已不愿依附于，不愿受的束缚，它不仅要从思想上冲破的禁锢，而且要求得到自主，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建制。

后面这一点才是罗马教廷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这样一来的地盘又会失去一块。

但此时的基督教也已开始分裂。

罗马天主教日益变得保守，对新科学完全持反对态度。

新教各派的态度不一：加尔文派烧死了塞尔维特，路德派也不欢迎与教义相抵悟的科学学说。

但是新教的伦理却与当时正在兴起的资本主义的精神和科学的精神颇有一致之处，在客观上促进了后者的发展。

这种发展集中表现在英国。

德国社会学家麦克斯·韦伯写过《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论述了二者的关系。

美国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人罗伯特·默顿则在其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探讨了新教伦理对科学发展的积极作用。

新教在英国主要指清教。

清教徒起源于剑桥大学，其中坚分子多系知识分子，他们自愿放弃优厚的生活条件，去实践自己的信仰，英国的崛起，同清教徒的努力是有很大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