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细读伤痕文学班主任
伤痕文学《班主任》读后感
伤痕文学《班主任》读后感
唉，我看了《班主任》这本书，心里有点儿沉甸甸的。
书里讲了一个班主任老师，他特别特别好，照顾我们的学习，也关心我们的心情。
但是，哎呀，班主任老师也有很伤心的时候，他一直想帮助我们，可有时候觉得很无奈，像是在做不完的难题，唉。
有一回，班主任老师为了帮我们班的一个同学，忙得连饭都没吃，肚子咕咕叫，我都能听见。
他不怕累、不怕苦，真的像个超级英雄一样，咻——就帮我们解决问题了。
不过，班主任老师也有脆弱的地方，他有时候很生气，有时候也会偷偷哭，哎呀，老师也是人嘛！
读完这本书，我觉得班主任老师真的好伟大。
他不仅教我们知识，还教我们做人的道理，像是对待困难、对待别人要有耐心，也要有爱心。
每次看到老师忙碌的背影，我就想：“哎呀，老师真的是辛苦啊！”
所以，我要更加努力学习，做个让老师骄傲的学生，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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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痕文学《班主任》读后感
伤痕文学《班主任》读后感朋友！今儿个咱唠唠《班主任》这本书。
说起这《班主任》，我第一次翻开它的时候，还真没想到这小小的书本能给我那么多感触。
就像刚咬了一口水蜜桃，汁水四溢的那种惊喜。
你说啊，这《班主任》也真行，文字儿平淡，但那情感浓烈得就像老张头果园里的水蜜桃，直戳心窝。
每每看到那些描绘伤痕的段落，心里就像被揉了一下，酸酸的，可也有种说不出的痛快，就跟水蜜桃没熟透时尝出来的那点涩意似的。
话说回来，这书的“伤痕文学”风格，还真是有点像面对那些真实的生活创伤。
你知道吗？就像我们小时候摔了个跟头，膝盖破了皮，那是一种历练。
书里那帮学生和老师啊，也是经过那么多坎坷，才懂得成长背后的沉重。
真让我觉得，生活就跟种水蜜桃一样，需要汗水和耐心。
我读着这些字句的时候，常常想起我们自己的班主任。
虽说不上那么传奇，但他那严厉和关怀兼容的样儿，真跟书里的角色有点对上号。
有次我上课偷看《班主任》，结果被逮了个正着。
他倒也没生气，只是让我上讲台去分享感受。
嘿，那滋味，可比偷摘老张头水蜜桃被抓住还刺激。
书中有那么多细节，把生活中的无奈与温暖刻画得如同画儿一般。
我记得有一回，看到某个情节，眼泪在眼眶打转，想止都止不住。
就像那水蜜桃汁，爆裂开来，不受控制。
是不是有点丢人？但我觉得，这就是文学的魅力，也是我们那些平凡岁月里的真实写照。
读到最后，我好像明白了，这书其实是想告诉我们，生活再难，也总有一股暖流在心底，就像那甜甜的水蜜桃味儿。
它让我们在伤痕累累的日子里，依然有勇气去追求更美好的未来。
朋友，这就是我读完《班主任》的一些零零碎碎的感想。
你要是也有啥想法，记得跟我分享啊。
咱们可以一起像享受水蜜桃那般，细细品味这本书带来的点滴感动。
论《班主任》中青春书写与创伤记忆的双重变奏
论《班主任》中青春书写与创伤记忆的双重变奏作者：党丽颖来源：《牡丹》2018年第21期《班主任》是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
刘心武在《班主任》中，以他独特的创作实践描写了一组肉体和心灵上受到了严重伤害的青年形象：“坏孩子”宋宝琦的流氓形象与“好孩子”谢惠敏的思想僵化。
通过这两个表面上的好坏分明，实际上都受极左思想毒害而心理扭曲的中学生形象的对比，作者揭露了“四人帮”迫害腐蚀青少年纯洁心灵的罪行。
一、孤独叛逆的青春书写（一）对制度的叛逆宋宝琦是青年中的一个畸形儿，他对现存的考试制度以及教育体制表现出极度的反感、不满甚至是愤怒和反抗。
于是，他试图以自己的反叛和现实做斗争，希望凭借一己之力来挣脱身上的无形枷锁，从而捍卫住自己心里仅有的理想。
从小说对他的外貌描写来看，他身体健康却无知空虚，家庭背景也不坏却缺乏教育管理。
虽然已經到了初三的年纪，但是真实的知识水平也就相当于初中一年级。
在他心里，知识根本就是无用的，所以必然会导致其一系列不满当时教育体制的行为。
（二）对权威的叛逆宋宝琦对当时大家极力奉行的所谓“权威”是不理解的、不认同的甚至是蔑视的。
所以，他试图以自己的行动去挑战权威，打破枷锁。
他偷看禁书，而且书是从原来废书库偷的。
《牛虻》是“文革”时期公认的黄书、禁书，他究竟为什么要偷呢？或许是因为好奇，但更多的应该是出于叛逆。
因为《牛虻》被学校宣布为坏书而偷出来卖，在不能卖的情况下，他才翻了两篇，连书名上的字都不认识，也不理解书名是什么意思，更不用提这本书的深刻思想内涵了。
这些看似荒诞的行为背后，真实地表现出他对当时权威的反叛却又找不到出路的无力感。
（三）对人际和谐关系的叛逆在对待女性上，宋宝琦表现出极大的歧视与不尊重。
胡子明明是男性的象征，但是他在妇女脸上画胡子来解闷娱乐。
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在他的生活里流氓宋宝琦已经变得麻木不堪，甚至找不到自己。
他无时无刻不处于森严的管制中，而且屡次被大流氓“扇耳茄子”与用烟头烫后脑勺。
伤痕文学《班主任》读后感
伤痕文学《班主任》读后感《《班主任》读后感篇一》读了刘心武的《班主任》，就像在我的心湖投下了一颗巨石，泛起了层层难以平静的涟漪。
这篇小说啊，就像是一把锐利的手术刀，把那个特殊年代的伤疤无情地给剖开了。
以前我对那个年代的了解呢，就像是隔着一层雾，模模糊糊的。
可这篇小说就像是一阵大风，“呼呼”地把那层雾给吹散了。
小说里的班主任张老师，我觉得他就像黑暗中的一盏小油灯。
那时候到处都是混乱的，人们的思想被禁锢得死死的，就像被装进了一个密不透风的铁盒子。
可是张老师呢，他在努力地想要冲破这个铁盒子。
就像我在学校里，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古板的老师，只知道按照老一套的方法教学，一点创新都没有。
但是张老师不一样啊，他敢于去面对学生被毒害的思想。
文中的宋宝琦，他就像一只迷路的小羊羔，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里，被那些错误的思想牵着鼻子走。
我看到他的样子，就想到我在我们小区里看到的那些无所事事的小混混。
他们可能也是因为家庭环境或者周围的不良影响，走上了不太好的道路。
那时候的社会就像一个大染缸，很多像宋宝琦这样的孩子被染得五颜六色，迷失了自己原本的颜色。
而谢惠敏呢，她更让我觉得复杂。
她在我眼里就像一个被设置了固定程序的机器人。
她坚守着那些所谓的“正统”思想，不容许有一点偏差。
这让我想起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这样，太过于坚持自己认为对的东西，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
也许她是被那个时代的教育给弄成这样的吧，就像我们有时候被家长或者老师的一些片面的话影响一样。
我在想啊，要是我生活在那个年代，我会不会也像他们一样呢？也许我也会变得很迷茫吧，可能会像宋宝琦一样到处闯祸，也可能会像谢惠敏一样顽固不化。
这个小说啊，真的让我对那个时代有了更深的思考。
它就像一个警钟，“当当当”地在我耳边敲响，提醒我要珍惜现在这个自由、开放的时代。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啊，真的是很幸福的，就像在蜜罐子里长大的一样。
可有时候我们还不知道珍惜，还整天抱怨这抱怨那的，这不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嘛。
伤痕文学《班主任》读后感
伤痕文学《班主任》读后感《〈班主任〉读后感》读完刘心武的《班主任》，心里像是被投入了一颗小石子，泛起了层层涟漪。
读到这里我感觉，这篇小说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特定时代的一些景象。
它描写的是“文革”刚结束后的校园生活，故事很简单，但内涵却极其深刻。
当我看到文中的班主任张俊石老师面对像宋宝琦和谢惠敏这样有着不同问题的学生时，我的心被紧紧揪住了。
特别触动我的是宋宝琦这个形象。
他是受“文革”毒害的一个代表，小小年纪就荒废学业，沾染不少坏习性。
我觉得作者想表达的是这种伤害对年轻人成长的阻碍。
看到他的情况，这让我想起了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孩子，因为家庭或者社会环境的不良影响，走上了歪路，原本纯净的心灵被蒙蔽，不由得为他们感到惋惜。
而谢惠敏更是引起了我深深的思考。
她表面上积极向上，根正苗红，但她又是那么的僵化、保守。
她不允许班里同学读《牛虻》这种所谓思想有问题的书。
后来我明白了，这也是当时一种极端思想对年轻人思想的禁锢。
在我们的社会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存在，有些人总是很刻板地去看待一些事物，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
比如有时候大众一致排斥某种新兴的艺术形式，只因它超出了传统的认知范围，却不去探究其中蕴含的意义和价值。
在张俊石老师努力去拯救、引导这些孩子的描写中，我看到了希望。
这仿佛是在黑暗中点亮烛光，告诉我们，不管受到多少伤害，只要有正确的指引，就有走出困境的可能。
对了还想说，这篇伤痕文学让我深知一个健康的社会环境和良好教育的重要性，它会对人的一生产生深远影响。
未来我们对待孩子的教育、对待社会环境的营造，都应该极力避免重蹈覆辙，不能让这样的伤痕再次出现在新一代身上。
《班主任》不仅仅是那个时代的写照，更是对现在和未来的一种警示。
《班主任》---刘心武
班主任刘心武你愿意结识一个小流氓，并且每天同他相处吗？我想，你肯定不愿意，甚至会嗔怪我何以提出这么一个荒唐的问题。
但是，在光明中学党支部办公室里，当黑瘦而结实的支部书记老曹，用信任的眼光望着初三（3）班班主任张俊石老师，换一种方式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张老师并不以为古怪荒唐。
他只是极其严肃地考虑了一分钟左右，便断然回答说："好吧！我愿意认识认识他……"事情是这样的：前些日子，公安局从拘留所把小流氓宋宝琦放了出来。
他是因为卷进了一次集体犯罪活动被拘留的。
在审讯过程中，面对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与政策感召，他浑身冒汗，嘴唇哆嗦，作了较为彻底的坦白交代，并且揭发检举了首犯的关键罪行。
因此．公安局根据他的具体情况--情节较轻而坦白揭发较好，加上还不足十六岁--将他教育释放了。
他的父母感到再也难在老邻居们面前抛头露面，便通过换房的办法搬了家，恰好搬到光明中学附近。
根据这几年实行的"就近入学"办法，他父母来申请将宋宝琦转入光明中学上学。
他该上初三，而初三（3）班又恰好有空位子，再加上张老师有十几年的班主任工作经验，又是这个年级班主任里唯一的党员。
因此，经过党支部研究，接受了宋宝琦的转学要求，并且由老曾直接找到张老师，直截了当地摆出情况，问他说："怎么样？你把宋宝琦收下吧？"正象你所知道的那样，张老师思忖的目光刚同老曹那饱含期待、鼓励的目光相遇，他便答应下来了。
张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趁他顶着春天的风沙，骑车去公安局了解宋宝琦情况的当日，我们可以仔细观察他一番。
张老师实在太平凡了。
他今年三十六岁，中等身材，稍微有点发胖。
他的衣裤都明显地旧了，但非常整洁。
每一个纽扣都扣得规规矩矩，连制服外套的风纪扣，也一丝不苟地扣着。
他脸庞长圆，额上有三条挺深的抬头纹，眼睛不算大，但能闪闪放光地看人，撒谎的学生最怕他这目光；不过，更让学生们敬畏的是张老师的那张嘴，人们都说薄嘴唇的人能说会道，张老师却是一对厚嘴唇，冬春常被风吹得爆出干皮儿；从这对厚嘴唇里迸出的话语，总是那么热情、生动、流利，象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又象一把大条帚，不停息地把学生心田上的灰尘无情地扫去……一路上，张老师的表情似乎挺平淡。
伤痕文学的起点——《班主任》
武《 班主任》 发 出“ 考虑考虑如何教育 、 转变宋宝琦 这类青少年” 的呼声是细弱 的， 但是他毕竟是喊出 了 。也许 事过 多年 的我 们会 嘲笑 《 班 主任 》 立 意 的
浅薄 ， 形 象 的苍 白 ， 许 多 口号 式 的 句 子 ， 如 同 习作 的叙述 与表 达 ， 但是 就是这样 ， 在当时 ， 在 特 定 的
燕子 ， 宣告 着伤 痕文 学 的开始 。
首先 ， 从时间上来说 ， 伤痕文学 的第一篇小说 是刘心武的《 班主任》 而非时隔一年后的卢新华 的
《 伤痕》 。虽然我们承认 ， 判断一部作 品是不是有
价值 、 有意义、 有影响 ， 并 不仅仅根据时 间是否最 早， 但 无疑 这 是 一 个 不 可 或 缺 的必 要 条 件 。尽 管 以后的批评家指出《 班主任》 主题先行 、 概念化、 类 型化思维大 于形象 、 人 物形象单薄且有标签化等 倾向， 事实上这是包括《 班主任》 在内的、 几乎所有 的伤痕文学作品都有 的缺陷。但是我们必须考虑 到这样一个事实： 当时文坛可谓万马齐喑， 而《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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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 主任 》
容 苑
（ 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系 ， 四川汶Ｊ ｌ Ｉ ６ ２ ３ ０ ０ ２ ） ［ 摘要 ］ 《 班 主任》 在内容 上塑造了三种类型 的学生 ， 这三种类型 的学 生是 当时 教育理念 的折射。《 班主任》 不
但是 出现最早 的伤痕 小说 ， 影响了后来伤痕 文学的发展 ， 它不仅挖 掘 了伤 害孩子 的社会 原因 ， 也触及到 了学 校、 家庭等原 因， 因此是 当之无愧 的伤痕文学 的起点。
第３ ０卷第 １期
Ｖ０ １ ． ３ ０ ． Ｎ ｏ ．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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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学院学报
刘心武班主任评论分析
X X X X 大学毕业论文刘心武《班主任》评论分析学生姓名:学号:指导教师:日期:刘心武《班主任》评论分析《班主任》的构思成熟与开笔大约在1977年夏天。
那时我是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的编辑。
《班主任》的素材当然来源于我在北京十三中的生活体验，但写作它时我已不在中学。
出版社为我提供了比中学开阔得多的政治与社会视野，而且能更“近水楼台”地摸清当时文学复苏的可能性与征兆，也就是说，可以更及时、有利地抓住命运给个体生命提供的机遇。
刘心武的作品《班主任》是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
其中小说中描写的主人公谢惠敏是畸形儿形象，深受极左路线毒害的学生女团干部形象。
通过谢惠敏等中学生形象的描写，率先在文学作品中揭示“文化大革命”给青少年留下心理创伤的社会问题。
小说《班主任》以接收小流氓宋宝琦为线索，满腔热情地赞颂了忧国忧民，关心青少年成长的张老师，揭露了“四人帮”毒害腐蚀青少年纯洁心灵的罪行，提出了清除“四人帮”所造成危害的急迫性，成功地刻划出在“四人帮”的反动路线干扰破坏下长大的一部分青少年的雕象。
谢慧敏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
小说中，作者注重对人的发展起作用的环境的描写（主要写三种类型的少年，这三种人的社会环境略同，家庭环境不同；社会教育略同，家庭教育不同），阐述了环境对人发展的重大影响作用和教育对人发展的主导作用。
文中主要人物谢慧敏出于劳动者家庭，她从家庭教育中受益不浅。
她的父亲经常嘱咐她，“要听毛主席的话，要认真听广播，看报纸，要求她遵守纪律，尊重老师，要求他好好学习功课。
”她“具备了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劳动者后代的气质。
”但是，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那些宣传机器中洒满了“四人帮”戕害青少年的毒计，广播里讲的，报纸上登的都是些被阉割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又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没有人向她点明张、姚“阐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文章”大可怀疑，而梁效、唐晓文之类的大块文章也绝非马列主义的权威论著，她学到的只是一些零星的语录，迷信解释领袖思想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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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②是刘心武发表在《人民文学》1977年11月号头条位置的小说，有“新时期文学第一朵报春花”之称，被载入文学史，这篇小说开了新时期文学思想解放之先河，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时隔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之所以被如此高的评价，正在于其发出了“时代的声音”。
据刘心武自诉③，《班主任》的构思成熟与开笔大约在1977年夏天，但是写完以后，他自己产生了怀疑，“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吗？这样的稿子能公开拿出去吗？”这样的询问实际上正是当时他内心疑虑的声音，我们从他自诉中谈到的一件事可验证他内心的疑虑，“在发表欲的支配下，我终于鼓起勇气，有一天下了班，我到离编辑部最近的东单邮电局去投寄它，要把它投给《人民文学》杂志；柜台里的女工作人员检查了我大信封里的东西，严肃地跟我指出，稿子里不能夹寄信函，否则一律按信函收；我心理上本来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冒险的事，她这样一‘公事公办’，毫不通融，令我气闷，于是我就跟她说我不寄了”，对于此时的刘心武来说，邮局工作人员的行为给了他一次犹豫的机会，但是，他并没有向这次机会妥协，他说到：“从东单邮局我骑车到了中山公园，在比较僻静的水榭，我坐在一角，想做出最后决定：这稿子还要不要投出去？还是干脆拉倒？后来我取出《班主任》的稿子，细读，竟被自己所写的文字感动，我决定，还是投出去吧，大不了发表不出来，还能把我怎么样呢？过了若干天，我到另一家邮电所寄出了它。
”在投寄与不投寄之间，两种声音的交锋展示了作者的思考，那么，为什么写这篇小说呢？据刘心武说，这是出于对文化大革命的“积存已久的腹诽，其中集中体现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强烈不满”。
这一段心路历程最好地说明了《班主任》中声音的重要性———这里的声音显示出了鲜明的时代色彩。
同样，在编辑部，面对《班主任》产生的争论也颇有意味，《班主任》在终审时，引发了编辑们的不同意论争档案：刘心武的《班主任》大约在1977年夏天构思成熟并开笔，1977年，还在讲“两个凡是”，真理标准大讨论还没开始。
刘心武自述说，《班主任》写得很顺利，但写完后心里直打鼓———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吗？这样的稿子能公开拿出去吗？据他说，《班主任》写作是出于对文化大革命的“积存已久的腹诽，其中集中体现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强烈不满”。
在发表欲的支配下，他终于鼓起勇气把它投给《人民文学》杂志。
《班主任》在编辑部引起了震动，责任编辑认为小说提出的问题是现实的，暴露了社会的真实问题和阴暗面，似乎属于暴露文学，难以发表。
复审编辑认为，小说提出的问题及时、新鲜，小说并不全是暴露社会阴暗面，还通过张老师等人物形象写了积极的生活因素，并从深层揭发了“四人帮”的罪恶，符合文教战线“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精神。
编辑部负责人对是否发表这篇小说“没有把握”。
于是，交当时的代理主编张光年定夺。
张光年看过后，召集编辑部三级编审人员在他家开会。
张光年综合了大家的意见后认为，“不要怕尖锐，但是要准确。
”他基本肯定了《班主任》。
经过再次修改，《班主任》发表在1977年第11期小说的头条地位。
小说发表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编辑部收到了来自全国的数千封读者来信，《文学评论》杂志还召开了《班主任》座谈会，许多评论家肯定了小说在创作上的意义，有一位评论家还将《班主任》与鲁迅的《狂人日记》做了对比，认为两者的主题都是“救救孩子”。
当时的《人民文学》是唯一的中央级文学刊物，发行150万份。
《班主任》引发了巨大社会反响，读者来信多得天天得用麻袋装，表明了人民群众对思想解放的渴望。
后来在全国首届短篇小说评奖中，《班主任》荣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榜首，作协主席茅盾亲自向刘心武颁奖。
刘心武的《班主任》是“伤痕文学”潮流中公开发表得最早的一篇，发表后，群众反响强烈。
《班主任》所讲述的悲情故事，触及了被长时间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所摧残的人间亲情，唤醒已经厌倦了紧张斗争的中国人内心感情中久遭压抑的一面，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作，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①声音：细读伤痕文学《班主任》□李淑霞（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广州510320）筅见。
正方认为：塑造了张老师正面形象，作为揭批“四人帮”的小说，应该发表。
反方觉得：似属暴露文学，恐怕不宜发表。
对于小说是否发表，粉碎“四人帮”后《人民文学》的第一任主编张光年的意见起到了关键作用：“这篇小说很有修改基础：题材抓得好，不仅是个教育问题，而且是个社会问题，抓到了有普遍意义的东西。
如果处理得更尖锐，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以文学促进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
”张光年的评价显示出了更加深入的政治思考，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在中国，尤其是在1977年左右，文学与政治的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文学是政治的晴雨表。
这也可以说明，《班主任》为什么会有这样高的评价？假如从当时的社会大背景谈起便可以迅速地获得清晰的说明，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但他们那套理论基础和思想支柱并没有随之送进坟墓，文艺事业仍然被所谓的“黑线专政论”左右着，严冬虽过，乍暖还寒，人民群众内心深处殷切期待着真正的春天及早到来，《班主任》发出了这样呼唤春天的声音。
《班主任》众多人物中，真正推动小说前进的是思想和声音，而不是人物，在这部文本中，人物更多地还在承担着思想传声筒的作用，小说中的问题青年“宋宝琦”起到的是“提起话头”的作用，对他的“小流氓”的定位是展开故事的核心事件，但是，它并不代表声音，对他的不同态度才代表“声音”，这些声音在文本中则分别由一些人物来代表“出场”，小说中围绕“如何教育宋宝琦”实际上出现了四组声音，组织和连缀这四种声音的是张老师，他代表着反思的力量，是叙述者声音，文本的四种声音分别以曹书记、尹达磊、谢惠敏、石红为代表，其中曹书记代表着没有出场的“党的正确的思想”、尹达磊代表着“不够清醒的群众的犹疑意识”（包括宋宝琦的父母、女同学代表着对宋宝琦“小流氓”概念肯定的声音）、谢惠敏代表着“被‘四人帮’愚弄的意识”和盲从行为、石红（包括石红父母）代表着“正确的人生观”和清醒的意识，这四组力量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构成了小说文本的结构。
小说第一句话就写到：“你愿意结识一个小流氓，并且每天同他相处吗？我想，你肯定不愿意，甚至会嗔怪我何以提出这么一个荒唐的问题。
”这句话是曹书记说的，起到的作用也很明显，为整部小说提出话题，但是细读会发现，实际上这句话在声音上具有双重意味：肯定的意味，“小流氓”；疑问的意味，“你愿意吗”。
“小流氓”的定位在小说中是贯穿始终的，即便代表“党的正确思想”的曹书记在表达中也没有质疑，在《班主任》中“救救孩子”是以“孩子实际犯错”为前提的，在后文中，尹达磊、学校的老师、宋宝琦的父母、女同学都无一例外的在使用“小流氓”这样一个界定。
尹达磊说“全年级面临的形势是要狠抓教学质量，你弄个小流氓来，陷到做他个别工作的泥坑里去，哪还有精力抓教学质量？”家访中，女同学问张老师：“张老师，您见着宋宝琦了吗？跟这本书的小流氓比，他好点儿还是坏点儿呢？”“小流氓”的定位成为展开故事的核心事件。
值得注意的是，曹书记这种双重意味的提法在小说的结尾部分给予了另一种肯定性的回答，小说写到张老师“决定明天一早就去请示党支部，会获得支持吗？他眼前浮现出老曹在支部会上目光灼灼地发言的面影：‘现在，是真格儿按毛主席的思想体系搞教育的时候了！’他正是要‘真格儿’地大干一场啊，一定会得到组织支持的！”从叙述的角度说，小说的结构是完美的，首尾分别以曹书记的话连通，从意味的角度说，小说的叙述也是颇具匠心：以问题开始，以回答结束。
毫无疑问，尹达磊的声音代表了犹疑的群众，首先是对“小流氓”称谓的肯定和不屑，在张老师的言说下，渐渐有了不同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但是在小说中，由于叙述的原因，并没有充分展开，实际上只起到了衬托的作用。
宋宝琦的父母、女同学也属于这一类声音系列，作者基本没有写到他们的反思能力，和尹达磊一样，同属于面目模糊的背景。
谢惠敏是这篇小说真正的主人公，也是作者着墨最多的人物，但是正如前文所说，作者主要还是想借助这个人物表达某种声音。
与另一个对比性的人物石红相比，首先在形象描写上，谢惠敏就毫无魅力，“谢惠敏的个头比一般男生还高，她腰板总挺得直直的，显得很健壮……她弹跳力很差，手臂手腕的关节也显得过分僵硬，一问，她根本对任何球类活动都没有兴趣……的确，谢惠敏除了随着大伙看看电影、唱唱每个阶段的推荐歌曲，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
她功课中平，作业有时完不成，主要是由于社会工作占去的精力和时间太多了……因此倒也能获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谅解。
”值得玩味的是，在写到宋宝琦时，小说中写道：“张老师已在心里对宋宝琦有了如下的估计：缺乏起码的政治觉悟，知识水平大约只相当初中一年级程度，别看有着一身犟肉，实际上对任何一种正规的体育活动都不在行。
”在谈到体育活动时，谢惠敏、宋宝琦竟如此相似，唯一不同的是，谢惠敏有着极高的“政治觉悟”，但是，谢惠敏的“政治觉悟”又恰恰是她的悲剧，她的政治觉悟是被灌输的，并且已经到了怀疑老师，不相信个人判断，只相信“报纸”和上级的传达这样的地步：“她简直不能理解张老师在提倡什么作风！班上只有宣传委员石红才穿带小碎花的短袖衬衫，还有那种带褶子的短裙，这在谢惠敏看来，乃是‘沾染了资产阶级作风’的表现！……谢惠敏感到张老师神情有点异常，忙把那本书要过来翻看。
她以前没听说过、更没看见过这本书，她见里头有外国男女谈恋爱的插图，不禁惊叫起来：‘唉呀！真黄！明天得狠批这本黄书！’”小说写道：“在谢惠敏的心目中，早已形成一种铁的逻辑，那就是凡不是书店出售的、图书馆外借的书，全是黑书、黄书。
”小说在写到对《表》是否是一本好书，搞一次读书活动时谢惠敏说：“报上推荐过吗？”石红回答：“没推荐呢。
”谢惠敏：“读没推荐的书不怕中毒吗？现在正反腐蚀，咱们干部可不能带头受腐蚀呀！”“谢惠敏一脸警惕的神色警告着石红，不仅自己拒绝参加这个活动，还劝说石红不要‘犯错误’”。
谢惠敏所发出的声音失去了个人的判断，完全以“报上”的意见为自己的意见，小说以张老师的口吻写道：“这实在也不能怪她。
她开始接触图书的这些年，恰好是‘四人帮’搞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最凶的几年。
可爱而又可怜的谢惠敏啊，她单纯地崇信一切用铅字新排印出来的东西，而在‘四人帮’控制舆论工具的那几年里，她用虔诚的态度拜读的报纸刊物上，充塞着多少他们的‘帮文’，喷溅出了多少戕害青少年的毒汁啊！”作品把问题归因到“四人帮”头上，这是那个时代“伤痕文学”普遍的解决办法，至于其后面的深层原因不是本文讨论所能解决的，要而言之，谢惠敏代表了被蒙蔽的声音，成为“四人帮”路线的传声筒。
作品中的石红是作者着力描写的正面形象，无论是形象描写，还是对读书的态度，都可以从中看到作者的情感所在，作者把石红这一正面形象的成因归因于她的父母和正确的教育：石红的父母“从入党前后起，他们形成了一种很好的习惯，就是坚持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他们书架上的马恩、列宁四卷集、毛选四卷和许多厚薄不一的马列、毛主席著作单行本，书边几乎全有浅灰的手印，书里不乏折痕、重点线和某些意味着深深思索的符号……石红深深受着这种认真读书的气氛的熏陶，她也成了个小书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