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和印度人沟通篇

中国人和印度人，谁更会沟通？
对于中国人来说，人际关系是门学问，自古以来就很讲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维护。

同样作为世界上最古老国家之一的印度，在古老的社会传统和宗教信仰下，他们也有独特而稳定的人际交往模式和特点。

那么，如果将当代中国人和印度人的人际沟通状况做一个比较，又有哪些相似点，哪些差异之处呢？
来自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的《2007年零点中印居民沟通指数报告》就以独特的国际视角，对中印两国居民的沟通模式和沟通水平进行了跨文化比较。

该项目基于2005年中国沟通指数的起始性研究，于2006年10月－2007年1月在中国城乡和印度城市地区，同时进行普通居民大规模的入户抽样调查。

并报告中，研究人员选取了中国城市和印度城市居民的调查数据进行定量方式的对比研究。

调查研究结果表明，中印两国城市居民具有相似的“亚洲亲缘小圈”特点，但相比之下，中国居民的人际交往规模明显高于印度居民，对于“熟人维护”也更加擅长，而印度居民在陌生人社交和外圈关系的交往能力方面则更胜一筹。

相似的“亲缘核心”，人际外围空间结构有差异
沟通指数报告表明，中国和印度的人际圈带有相似的亚洲社会文化特点，亲缘关系在整个人际网络中占有绝对核心位置，人们与家人小圈的心理距离最近，和亲缘关系的交往频率、深度及收益均超过了业缘，地缘和其它社会交往。

对于中印居民来说，亲缘小圈是封闭的人际交往内核区域。

然而，由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中印居民的社会网络结构也表现出很多差异：在中国，划分鲜明的人际关系网络是一个以个人为中心原点，从家庭亲缘关系——业缘关系——社会交往关系逐渐疏远的一个圈层结构。

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三类关系可以清楚区分，并且亲疏距离有所差异。

而在印度，对家庭的依赖和沟通程度更强，但对于家庭亲缘关系以外的人际关系（包括业缘和社会交往关系）之间的区隔并不十分明显，它们共同构成了家庭亲缘关系以外的人际外围空间。

中国人表现出独特的“同学社交”情缘
中国人的社交半径平均长度为43人，超过了印度人的社交半径36人。

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的业缘关系要比印度人更为丰富一些，平均每个中国人经常来往的分别有9个同学和9个同事，而印度人则只和4个同学和6个同事经常来往。

同时调查数据还发现，中国居民同学圈的沟通频率、沟通深度明显高于社会圈，而在印度则正好相反，人们与同学交往的频率、深度最低；中国居民与从同学交往中获益较多，尤其在沟通情感上，同学关系的作用明显高于同事圈和社会圈，而社会圈则并没有发挥很大作用，在事业发展、沟通情感、交流信息的帮助上得分均为最低值。

相反，印度居民社会圈帮助明显高于中国居民，而同学圈发挥的作用则不大。

研究人员认为，在中国，同学关系不仅仅是人们在校期间一种短期而特定的人际关系，相当一部中国人在离开学校后的长时间内，都会与同学保持联系。

由于结识渠道和感情上的特殊性，同学往往有别于其他人际关系，而在生活中形成一个稳定而特殊的“同学”关系网。

可以说，同学关系在中国居民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在人际交往中有一种特殊的“同学情缘”。

相比之下，印度社会并没有类似的固定的“同学关系”，同学圈的交往规模、交往频率、交往深度和帮助都要低于其他人际关系。

印度人更善于积累从“社交外圈”积累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将人际网络资本化的一种衡量方式，它展现的是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所能调动的资源。

如果对中印社会资本积累情况的比较，我们可以对两国居民的人际网络应用能力进行对比，结果发现，
中国人的社会半径为43人，其中具有社会资本价值的人数为20人（包括现有社会资本11人和潜在社会资本9人）；印度居民的社会半径为36人，其中具有社会资本价值的人数为29人（包括现有社会资本16人和潜在社会资本12人）。

尽管中国人的社交半径更长（43人），但是在对社交资源的利用上，印度人却更占优势，社会资本转化率更高（81%），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虽然社交规模无法和中国人相比，但印度居民的社交却更“有用”。

当剖析中印社会资本积累结构就不难找出原因所在：中国人的社会资本积累更加依赖亲属关系，对外围人际空间利用较小：在社会资本的20人中，亲属就占了7人，其他几个人际圈的资本转化率则较低，尤其是社交圈，只有34.9%较低的比例，很大部分无效浪费掉了；相反地，印度人际圈的资本利用率均较高，尤其对于外圈人际关系，社交圈社会资本人数（11人）几乎是中国的两倍，资本转化率高达73%，对人际关系资源进行充分利用。

与陌生人打交道：“快熟”的印度人vs“慢热”的中国人
尽管不同的生活场景对人们陌生人社交的挑战不同，我们还是很容易从一些典型场景中发现人们在沟通模式中不同的倾向。

在我们研究的五种典型场景中，可以看到印度人在那些开放的，需要人们在短时间内就要凭借较高的沟通能力和技巧与人们建立关系的场合下，往往表现得更好。

比如在商务场合、众多陌生人参与的婚礼或聚会，火车/飞机的旅途中，他们会比中国居民表现得更加积极主动，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地与周围陌生人进行沟通，表现出“快熟”的特点，而中国人的在这些场合的主动性明显较低，很多人会选择“不和陌生人说话”。

相反地，比较稳定和封闭的人际环境下（如新工作/学习环境、旅游团），由于可以通过共同经历的过程慢慢建立人际关系，中国人与陌生人会在“慢热“中逐步建立关系。

另外，有趣的是，在网络虚拟世界中面对陌生人，中国人表现出更为强烈的积极态度，主动性甚至超过了人们开放型公共场合的表现，而印度人的热情相比之下则较低。

研究人员认为，中国人社交往往依赖着熟人圈这样一个重要介质，更倾向于从现有的社交资源中发现和需找那些与新的资源容易产生联系的关系（如同学、同事、同乡），从而作为陌生人对话时“破冰”工具；相反，当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交往对象
时，如何与其快速地建立联系，进而维持稳定交往，获得信任感的能力则较差。

调查数据显示，在印度59.6%的人表示“擅长和陌生人打交道”，而在中国该比例只有40.1%；同时，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随着中国社会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逐步加快，生活压力也越来越大，相反，留给人们交往和时间和机会也越来越少。

在本次调查数据表明，只有37.7%的中国居民表示平时有很多结识新朋友的机会，而在印度同样的比例却高达73.8%。

尤其对于中国都市白领一族，看似丰富的生活下却难以掩饰社交渠道的贫乏，“商务会议”（37.7%）、“朋友聚会”（53.4%）、新环境（如新邻居）（25.6%）三种传统的结交方式并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沟通需要，因此，甚至有25%的白领已经开始把“网络聊天”当成主要的人际交往途径。

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的社会背景，人与人的沟通方式在不同的国家也将会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方式和景象。

多元社会文化下，我们无法强求人际沟通模式的“千人一面”，但希望这种定量研究方式将为我们提供一个独特的观察自己和他人的窗口，从而在今天更好地改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促进我们的沟通生活更美好更和谐。

附：本次调查于2006年10－11月在中国的北京、上海、广州、洛阳和绵阳五大代表性城市分别进行，共完成1615个有效成功样本；同期调查于2006年11月2007年1月在印度的德里、孟买、金奈、加尔各答、勒克瑙、艾哈迈达巴德、那格浦尔、海得拉巴、班加罗尔、马杜赖、巴特那和布巴内斯瓦尔十二个城市分别进行，共完成3710个有效成功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