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清单制度

权力清单制度：给行政权力打造一个制度的笼子
李强
2014年02月19日08:28来源：《求是》
面对浙江民营经济早发先发、资源要素禀赋先天不足的状况，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是摆在历届省委、省政府面前的重大课题。

坚持政府自身改革先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激发市场主体的创业激情与创新活力，既是浙江的成功经验，也是浙江一以贯之的自觉追求。

在实践探索中，我们逐渐认识到，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不是简单的“放”与“收”的问题，根本的是要形成科学有效的行政权力运行机制，把行政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行政权力与其他权力一样，天然具有扩张性，在运行中一旦偏离设置权力的本来目的，就会出现权力滥用、权力寻租、权力腐败等异化现象，导致政府职能履行不到位、行政效率低下、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的决定，就是为了给行政权力打造一个制度的笼子，使之科学有效运行。

这个笼子以法律法规为材质，置于阳光下接受监督。

依法制权是权力清单制度的根本理念。

从本质上讲，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行政权力是人民让渡给行政机关代为行使的那部分权力。

因此，一切行政权力必须源于法律法规的授权。

法律法规没有授权、现实中却在行使的行政权力，概属违法。

明确权力清单，就是明确非授权即禁止的原则，最大限度防止政府的越位、缺位与错位。

而对于市场来说，则要明确负面清单，也就是明确非禁止即准入的原则，最大限度
破除市场壁垒，保证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

明确权力清单与负面清单，是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基础一环。

阳光行政是权力清单制度的最大特点。

既然一切权力都源于法律法规的授权，为什么还要实行权力清单制度呢？这个制度安排的关键就在“清单”二字，就在公开。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只是第一步，还要把它放到阳光下，置于群众的视线里。

一方面，告诉群众政府拥有权力的数量、规模和边界。

另一方面，告诉群众政府行使每一项权力的依据、流程和时限。

这样就杜绝了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权力异化空间，便于群众监督行政权力运行。

权责一致是权力清单制度的基本原则。

权力意味着责任，行政权力应当授之有据、行之有规、错之有责。

公布政府部门的权力清单，也就同时公布了其责任清单。

为保证权力与责任的对等性，还要建立对违规用权的监督问责机制，以防止行政权力肆意膨胀、为所欲为，出现异化。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把行政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要做实以下几个环节。

开展政府部门职责清理。

2013年，浙江省政府着眼于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积极推动新一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

但是，选择性放权、形放实不放、明放暗收等问题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如何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一是在广度上做文章，就是全面梳理、评估、确定政府部门现有行政权力，做到不留死角；二是在深度上做文章，就是使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成果法制化、长效化，走出行政权力膨胀—压缩—再膨胀的怪圈。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开展政府部门职责清理，就是做好这两篇文章的有力抓手。

通过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实行减政放权，可以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优化政府机构设置、职
能配置、工作流程，把行政权力纳入法制的轨道公开运行，接受群众监督。

把这项工作做好了，建立科学有效的行政权力运行机制，把行政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全面清权。

行政权力的根本依据是法律法规，基本依托是政府部门的职能。

因此，清权要对照法律法规及“三定”方案，结合工作实际、群众要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情况，认真梳理各部门及内设机构主要职能及行政权力。

在清权过程中，既要摸清权力的总体情况，也要摸清每一项权力的情况；既要看权力是否合法合规，也要看权力是否合时合需；既要看权力运行的内容，也要看权力运行的程序；既要看权力运行的结果，也要看权力运行的效率；既要看权力行使，也要看责任承担。

从而全面梳理出各项行政权力，掌握其法律依据、运行程序、行使效率及对应的责任。

减权放权。

对梳理出来的行政权力，要具体分析。

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行政权力，直接取消；虽有法律法规依据，但不符合改革精神和发展实际的行政权力，予以严格管理；直接面向基层、量大面广、由地方行使更方便有效的行政权力，一律下放给市县；可以转移给事业单位或社会组织行使的行政权力，予以转移；各部门之间相互交叉的行政权力，要统筹调整，理顺关系，防止推诿扯皮。

通过分类处理，加快改变政府管得过多过泛，行政权力过于向上集中、呈倒金字塔配置的状况，保证该减该放的权坚决减到位、放到位。

同时，各部门归并整合相同或相近的职责，明确应该保留、必须保留的权力，保证该管的事管住管好。

标准配权。

对市、县政府的行政权力应实行标准化配置，这样有利于建立统一市场。

根据浙江的经验，副省级城市，行政权力相对多些，为一档；地级市，行政权力相对少些，为一档；县一级层面，可根据情况配置经济强县、经济一般的县、纯
城区、城乡混合区、实行特殊财政体制的区5个标准模板。

通过标准化配置行政权力，使各市、县、区有一个基本统一的、权责一致的行政权力架构。

按图行权。

对保留的行政权力，按照规范运行和便民高效的原则，着力减少运转环节，明确和强化责任，研究确定运行程序、办理期限和承办机构，编制履职流程图。

履职流程图原则上按职责类别编制，但同类职责中存在关键性差异的项目单独编制。

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程序的，依法编制流程图；没有明确规定的，按照便民原则编制。

履职流程图的重点，是通过标准化管理的“刚性效应”，规范自由裁量权，防止制度在执行环节变形走样。

公开晒权。

除了公开每项权力的授予依据、名称编号、办事流程、责任单位、监督电话等权力清单中的静态信息，还要实行行政权力公开运行。

借助互联网技术，打造集行政审批、行政处罚、民意征集、效能监察为一体的行政权力公开运行平台。

平台具备在线咨询、在线查询、在线申办、在线投诉、在线监察等功能，实现材料网上审核、环节网上流转、数据网上共享、过程网上监督。

建立健全配套制度，监督行政权力运行。

权力清单明确了行政权力的法定权限和运行程序，为保证其科学有效运行创造了条件，但是防止行政权力的猛虎冲出笼子，还需建立健全以权力制约和监督为核心的配套制度，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完善事中事后监管。

大量减权放权后，政府更多地由事前审批转为事中事后监管，实行“宽进严管”，监管的任务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

事前审批是别人找上门，在机关看材料，鉴别把关；事中事后监管是自己走下去，到现场主动发现问题，采
取措施。

要通过优化流程、创新方法、建立长效机制，把事中事后监管纳入制度的轨道。

健全行政问责制度。

要完善问责程序，公开问责过程，明确问责主体和对象，切实增强行政问责的可操作性。

根据权责对等原则确定问责事由，把行政不作为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违法行政行为一起纳入问责范围。

加强机关问责文化建设，在行政系统内部营造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要赔偿的浓厚氛围。

整合各类监督资源。

监督行政权力运行光靠政府自身力量远远不够，各级政府部门要主动接受党内监督、人大监督、司法监督、政协民主监督、社会舆论监督，把各类监督力量拧成一股绳，形成制度合力。

针对权力清单中确认的行政权力，要全面查找廉政风险点，实施重点监控。

通过建立数字监察系统，实现对行政审批、行政处罚、公共资源交易等行政权力运行平台的全程监督、实时监控。

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权力清单一经公布就具有刚性约束力，行政部门不得擅自增加项目，行使清单之外的权力，否则就是违法，将被追责。

同时，也要根据法律法规和机构职能调整情况，定期修改完善、审核公布清单，确保权力清单科学有效、与时俱进。

改革开放35年，浙江从一个资源小省发展为经济大省，我们的优势始终在市场、在民间。

这背后，则是浙江历届省委、省政府面对市场时始终秉持的自律与自警，是对健全行政权力运行机制的执著探索。

1999年7月，浙江启动省级政府部门审批制度改革试点；1999年9月，上虞成立全国第一家行政服务中心；2002年12月，温州启动政府效能革命；2008年7月，富阳开展以“清权、减权、制权”为核心内容的权力革命。

现在，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则是这种探索的延续和深化。

这项新的探索
涉及面广、情况复杂，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我们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不断完善，最终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行政权力运行体系，打造“有限、有为、有效”的现代政府，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