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与交通工具的故事

总统与交通工具的故事
赵牧
中国的公车腐败，说了至少已有十年之久。

除了腐败数字仍然在以骇人听闻的速度增长之外，已经没有任何可说的新东西了。

或许做一个简单的四则运算更有意思些，比如每年维持庞大的公仆群体用车，官方统计机构发布的最新统计表明，现在的年度消耗已经达到了三千亿。

三千亿是个什么概念呢？中国GDP现在不过是 10万亿，也就是说，公仆用车就要耗去其中的3%。

按现今中国银行的利率，全国人就算不吃不喝，把创造的财富全部存入银行，所获得的利息还不能满足庞大的公仆群用车的需要。

算了，关于中国的公车腐败专题里说得已经很清楚，我这里不再重复。

下面说说外国的最高等的公仆与交通工具之间的故事。

80年代瑞典发生过一起暗杀事件，名声极佳的帕尔梅首相下班后驾私车回家，途中遭遇动机不明的枪手暗杀身亡。

这一悲剧虽然远去，但仍令我难以忘怀。

为什么瑞典首相竟不用公车，更无保镖护送？另一个难以忘怀的是事件发生后，有相关报道说，瑞典首相出国访问的机票竟然也要自己去售票处购买，没人侍候。

当年读这样的报道，心知不大可能是杜撰，却还是恍如天方夜谭。

关于中国的“车轮腐败”，曾有民谣说：职工拼命干，挣了三十万，买个乌龟壳，坐个王八蛋。

这是描述基层“车轮腐败”的民谣，所指对象也就是个县处级。

把它与帕尔梅对比，反差够大吧。

最近有篇谈德国总理施罗德的文章
（/viewthread.php?threadid=12283&viewm=&keywords=，）也涉及了总理与交通工具的内容，但反差还有更大的。

8年前有篇《当法国总统赚钱还是赔钱》（《参考消息》1995/5/14）涉及了法国总统与交通工具的关系。

这些文章并读下来，觉得也可以不必拘泥“车轮腐败”，甚至可以跑跑题，比如说说“你想当哪国总统”？
这世上确实有这样的难题：“这官，当还是不当”。

中国古代就有，比如有关尧禅帝位于舜的历史，文史研究便有分析说：远古的官太辛苦，所以才会有人“让”（贤）。

历史记载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不入，整天泡在泥浆里，最后搞到“胫无毛”（腿上的汗毛都脱落光了）地步。

这样的氏族部落社会领袖，对于今人确实没什么吸引力？
上古故事太久远，或许不足征信，就说点近的。

近的中国实在难找，所以只好旁举。

比如《当法国总统赚钱还是赔钱？》所述：
在历届法国总统中，只有一位在入主爱丽舍宫后赚了钱，他就是著名的财迷总统朱尔·格雷维（1879－1887）。

他在任期间省下大笔差旅费（从未外出旅行）和宴请招待费。

他不但请客次数少，而且抠得要命，为催促客人尽快离去，他规定爱丽舍宫晚上10时熄灯。

总统的差旅费、宴客是要自已买单的，能不出门就不出门，能不请客就不请客，这样才能省下财政补贴给总统的交通费，伙食补贴。

除了格雷维，在法国历史上的所有总统都没发财。

1924－1931年在任的法国总统加斯东梅尔格每次总要把出差剩下的补贴
交回国库。

退休后要不是邻居拉他买彩票中了头彩，他简直无法安度晚年。

1913—1920期间任职的普安卡雷总统写私人信件时总是自己买邮票，夫人随同出访也都是由他自己掏钱买火车票。

总统都这样寒酸，还有谁愿意当官？
“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这是前福建省政和县贪官县委书记丁仰宁的名言。

在他看来，这法国总统的官当然是请我也不当的。

官与官有如此巨大差别，“你想当哪国总统”命题也就成立了。

由于资讯的发达，我们现在很容易瞧出一个秘密：一个国家政治文明程度越高，官员越不好当。

当然，凡事都有例外。

比如，非洲的布基纳法索，这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就出过一位最廉洁的总统——桑卡拉。

下面注意一下桑卡拉的交通工具。

1987年，桑卡拉死于一次意外事故。

该国官方后来公布了它的“财产审计”结果：他任职期间月薪为13·8万非洲法郎，他的夫人月薪为5·4万法郎，他俩要奉养年迈的双亲和15个孩子，生活在该国属中等水平，他家中的财产总计有：一部电视机，一个冷藏柜，一台坏了的冰箱，两辆比赛用自行车，一辆是政府供他上下班用的旧日产小轿车。

这个地处西非内陆的小国自然条件极差，多年来官场风气败坏。

1983年，桑卡拉领导政变上台，成立全国反贪污委员会，为实行廉政，他带头放弃每月35万法郎的职务补贴，并签署法令宣布取消政府部长每月7万法郎的补贴，削减政府官员出访时的旅费开支，并把省下的钱用于公共福利事业。

外国人赠给他四辆不同型号的豪华小轿车和巨款，他都如数交给政府。

这称得上是货真价实的以身作则，“以德治国”吧。

我当然不是要弘扬桑卡拉的圣人行为。

事实上，在这类国家中更常见的是中非前总统吃人魔王博卡萨，还有70年代“中国要争取团结的对象”——非洲穷国扎伊尔的前总统——窃国大盗蒙博托这类货色。

1997年，中国许多报刊都曾大篇幅报道过蒙博托，此公在国际舞台上曾经非常活跃，确实是个有研究价值的人物。

蒙博托和桑卡拉有一点相似，他们都是在一个极度贫穷的国家中靠军事政变上台。

不同的是，桑卡拉成了最廉洁的总统；蒙博托则成了举世闻瞩目的富豪，他本人还创造了惊世骇俗的“偷盗救国”理论。

下面，瞧瞧这个蒙博托的成就，以及这个总统与交通工具的故事。

蒙博托统治扎伊尔32年，他治下的扎伊尔是个混乱得极度为奇妙的国家，而与蒙博托有关的许多故事的细节都是“窃国大盗”的最形象的展示。

蒙博托的财产主要来源是这个国家的铜矿和钴矿。

他发财的方式是经常派人从国家企业中偷盗贵金属，该国有个“格加冶金公司”（位于里卡西附近），这个公司的制成品由于频频被所盗，不得不请军队来保卫仓库。

但后来格加冶金公司的一位官员说：“请来的军队并没解决问题，他们也参与了偷盗。

”
扎伊尔的居民后来向媒体这样描述说，他们经常看到大批车辆满载偷盗的铜和钴从他们村子旁驶过，这些车队大都驶向赞比亚边界，有时候还有军队护送，从那里装船运往南非，钴是贵金属，每公斤可卖到50美元，扎伊尔的钴储量占世界的一半左右。

结果是扎伊尔经济的发动机冶金业几乎崩溃。

蒙博托就这样把一国的财富，用他掌握的“ 交通运输”工具，大半运到国外去了。

他还创造过另一项“总统与运输工具”的世
界纪录——向委瑞内拉派出一架政府专机，来回飞了32架次。

猜猜他要干什么？为他的农庄运回了5000千只绵羊。

蒙博托所掌握的交通工具，显然不是“买个乌龟壳，坐个王八蛋”这一级别所能比拟的了。

当然，坐“乌龟壳”人数太多，多到一年要耗公帑三千亿人民币，这又不是像扎伊尔这样的穷小之国所能承受创造的伟大奇迹了。

2003年10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