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私学与豪强世族化-最新文档
东汉的新兴团体“豪强”
东汉的新兴团体“豪强”豪强是豪强大族的简称，“史籍中的豪强、豪民、大姓、右姓、豪大家等，都是指豪强大族”。
杨联阱先生在《东汉的豪族》一文中也有谈到，“所谓豪族，并不是单纯的同姓同宗的集团；是以一个大家族为中心，而有许多家或许多单人一政治或经济的关系依附着它。
这样合成一个豪族单位。
”豪强产生于秦汉时期，而它真正的黄金发展期却在东汉，这是因为东汉政权就是依靠他们这些大姓豪族而创建的。
在东汉时期，豪强地主势力迅速膨胀起来。
他们在政治中，把握选举，世代为官；在经济上，疯狂兼并土地，广占田园；在文化上，宣传儒学，奴化百姓；同时，他们还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用来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
按照不同的分法，我们可以将这些豪强地主划分为很多类。
如按地缘分，可分为南阳豪强地主、河北豪强地主、山东豪强地主等等；按同皇族的关系，可以分为宗室豪强地主、外戚豪强地主、官僚豪强地主和商人豪强地主等；而本文则是侧重于按照他们的发迹途径，将豪强地主划分为贵族豪强地主、官僚豪强地主、高资豪强地主。
一、贵族与地主的结合---贵族地主豪强贵族地主豪强主要是指通过食封而成为贵族地主的，其构成主要包括受封的皇子、功臣、宗室及外戚。
在东汉初年，刘秀刚一上台就大封宗室和功臣：他们一旦受封爵土，受封这的身份就会陡然升高，族姓也随之而贵，在东汉政府的庇护下，无论是侵夺田宅还是谋取官职，或者经营商业，都有得天独厚的特权。
”例如有名的“云台二十八将”，他们在东汉建立前就差不多都是地方的大豪族了，等到东汉建立，他们更是“忧宠有加”，封侯封爵，广占土地财富二、地主化的儒家官员---官僚豪强地主官僚豪强地主是指以经学起家、因通儒而成为官僚的地主豪强，其主体主要是政府官员，特别是那些身居要职的官员。
与贵族豪强地主不同的是，这一部分人小是因功或因亲而成为大官的，他们往往是通过累世的读书来谋取官职的。
丙此，他们在政治上比较热衷于做官，在文化上比较推崇儒学，而在经济上则占有大量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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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私学与豪强世族化一、东汉私学繁荣及豪强世族化的原因东汉时期，私学达到了一个繁盛期，而且在它的影响下，豪强地主逐渐向世族化过度。
文章拟从以下几个原因来对这一现象做一个说明。
（一）经学复兴和以经致仕为私学发展提供了前提东汉时，刘秀为培养忠君人才，限制军功豪强，采取“退功臣而进文吏”，[1] “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
”[2]东汉一朝读经成为风气，使经学但得极大的发展。
同时自汉武以后，朝廷选拔官吏的标准以明经为主，儒生只要通经，便可以入仕做官，甚至封侯拜相。
“士病不明经术。
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
经学不明，不如归耕。
”[3]两汉时期，如要进入仕途，不管采用哪种形式，经学始终是最核心的选官标准。
正是经学的复兴和以经致仕，才为东汉私学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前提。
（二）今古文之争，为私学发展提供了学术需要自西汉末年刘歆提出设立古文经学博士开始，今古文由于在经义上和治学上的风格和方式有明显的不同，今古文之争变得日益公开化和激烈化。
到了东汉时期，今文经学独占了官方教育，但古文经学并未因此而退出。
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思想，进而获得官方的认可，便坚持在私学中传授，从而促进了私学的发展。
在今古文两派长期的论争过程中，两派除了希望通过官学途径发展外，“而更多地是借助私家传播的形式，聚众授徒，以至使得东汉私学的发展规模极大，盛况空前。
”[4]（三）东汉经学发展与官学不足的矛盾为私学发展提供了社会需求东汉时期，由于经学的发展和选官的更加注重经学标准，使社会上读经蔚然成风，然而东汉当时的官学仍然承袭西汉的官学系统，主要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种，而且“东汉时期中央太学时兴时废，而地方虽有官学之名却无官学之实，许多郡县学校都久废不修”。
[5]即使官学最为繁盛时，其规模数量，入学名额也远远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
相对于官学的弊端，私学以其灵活性、广泛性，特别是儒学大师的加入而得以空前发展。
东汉豪强士族
累世经学 文化
累世公卿 官僚
门第
累世经学与累世公卿，便造成士族传袭的势力， 加之察举中权门请托和故旧报恩的结合，久而久 之，逐步形成了社会中的门第。
累世公卿
弘 安帝 桓帝 灵帝 献帝
农
杨 氏
杨震
杨秉
杨赐
杨彪
司徒 太尉 司徒 司徒
汝 章帝
南 袁
袁安
氏
司徒
和帝 袁敞 司空
桓帝 袁汤 司空
灵帝 袁隗 司徒
东汉豪强士族
豪强士族阶层形成于西汉后期。西汉末年农民起义，
虽然有些豪族受到打击，但其势力总体上任呈发展的趋 势，尤其是那些追随刘秀的豪强士族都成为新贵。刘秀 本人是南阳豪强士族，因此，东汉政权建立后，必然从 各方面满足他们的利益，豪族势力得以迅速发展。
独尊儒术之后，读书成为利禄之阶。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 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 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 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
灵帝 袁逢 司空
东汉时期的豪强士族占有大量土地，他们大多采取 田庄的形式经营。“有求必给”、”闭门成市”，自给 自足是东汉庄园经济的很大特点。
东汉时豪强的田庄迅速增长和扩大，庄园经济在整 个社会经济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
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豪 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 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贷， 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
部曲在汉代本 是军队编制的 名称，大将军 营有五部，部 下有曲。
盐 井 画 像 砖
冶 铁 画 像 石
盖禄利之路然也。
——《汉书·儒林传》
一方面是强宗大姓的士族化，另一方面是士人在 政治上得势后，再转而扩张家族的财势。这二方面 在多数情形下当是互为因果的社会循环。
豪强为什么这么“强”？带你了解东汉豪强的“前世今生”
豪强为什么这么“强”？带你了解东汉豪强的“前世今生”豪强是东汉社会一个特殊的存在，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它在经济上具有强大的实力，占有大量的土地；政治上控制朝政，把持地方行政机关；控制了文化和舆论，掌握着意识形态上的解释权；甚至还以隐蔽的方式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笔者最近的几篇文章，无论是讨论“故吏”还是“度田”，对东汉豪强这个阶层，都有所涉及，但是并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单独的内容加以讨论。
豪强在东汉是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在前几篇文章中，我们看到了东汉豪强之“强”，但是东汉豪强到底有多强？东汉豪强又为什么这么强？在中国历史上盘桓长达七百多年，在东汉达到“大盛”的豪强，又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今天，笔者就来和大家谈一谈东汉豪强的“前世今生”。
一、豪强最初的来源豪强的最初来源，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
当时，各国为了适应兼并战争的残酷形势，纷纷掀起了变法运动。
《史记·商君列传》：“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芳华。
”这条史料向我们揭示了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军功地主强势崛起，世卿世禄制不复存在，宗法意义上的地主也在秦并六国的过程中失去了政治特权，但是虽然他们已经“无所芳华”了，却依然很“富”，也就是说，他们的经济利益并没有被完全剥夺。
宗法地主“无所芳华”，却依然很“富”《史记·孟尝君列传》：“文闻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今君又尚厚积余藏，欲以遗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损，文窃怪之。
”秦建立大一统帝国，虽然摧毁了六国的贵族统治，但是六国的贵族却并没有被完全消灭。
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的那样，齐之孟尝，赵之平原，魏之信陵，楚之春申，还有其他旧贵族的后代转换了身份，以“豪滑之民”的形态继续大量存在于秦汉帝国之中，成为汉代豪强最初的主要来源。
二、汉武帝时期，豪强发展的分水岭（一）汉武帝之前的豪强因为豪强作为中国历史，特别是秦汉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直以来都广受关注，国内外的学者大师著述颇多，成果也相当丰硕。
汉朝的社会阶级与地主豪强
汉朝的社会阶级与地主豪强汉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朝代，它的社会阶级结构与地主豪强的存在对当时的政治与经济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社会阶级的形成与特征、地主豪强的地位与权力以及他们对汉朝社会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社会阶级的形成与特征汉朝时期，社会阶级的形成主要与土地所有制的变迁密切相关。
早期的汉朝社会以农民为主体，衡量个人的社会地位主要依靠土地的所有和规模。
土地的集中性越高，地主的地位就越高。
因此，社会分化迅速发展，形成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两大主要社会阶级。
地主阶级主要由豪族、贵族和官僚等组成。
他们拥有大量土地资源和劳动力，成为汉朝社会的掌握者。
这些地主豪强在政治与军事方面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往往担任重要的官职并控制着地方的军事力量。
同时，他们的社会地位也使他们能够享受到其他阶层不可比拟的特权和优待。
二、地主豪强的地位与权力地主豪强在汉朝社会扮演着重要角色。
他们通过土地的控制与收益，极大地积累了财富和权力。
地主豪强的土地多集中在丰沛的土地资源地区，如北方的京畿、河南、山东等地。
而这些地区的经济繁荣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往往又进一步加强了地主豪强的垄断地位。
地主豪强还通过担任官职和参与政治活动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他们往往以贵族的身份出现在朝廷中，成为皇权的亲信。
在地方上，他们通过掣扑地方官员的人事安排与府兵的组织调遣等手段，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
地主豪强的存在使得汉朝成为一个以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社会。
三、地主豪强对汉朝社会的影响地主豪强的存在对汉朝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地主豪强通过对土地的垄断和控制，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现象。
贫困的农民只能成为地主的佃农或佣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而地主阶级则享受着土地带来的丰富收益，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实力。
其次，地主豪强的权势使得汉朝政权更加倚重他们的支持，这进一步加强了地主阶级的地位与影响力。
地主豪强往往能够通过控制和影响政治决策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
东汉的社会阶级士人与豪强的斗争与融合
东汉的社会阶级士人与豪强的斗争与融合东汉时期，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与融合是当时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
其中士人与豪强之间的关系，既有激烈的对抗，也有一定程度的相互融合。
本文将从不同角度论述东汉时期士人与豪强的斗争与融合。
一、士人与豪强的斗争东汉时期，士人阶层作为社会最主要的知识分子，拥有一定的地位和权力。
而豪强则代表着富贵和权势，掌握着大量土地和财富。
这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在东汉时期是尤为严重的。
首先，士人对豪强的权势和财富表示不满。
在士人眼中，豪强通过剥削农民和横征暴敛获取财富，使农民疲于辛劳而无法自保。
士人痛恨豪强的富可敌国，认为他们不仅贪得无厌，而且腐败堕落，败坏了社会风气。
其次，士人对豪强的政治权力表示不满。
豪强通过控制地方官员和握有兵权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垄断了政治资源，使得社会阶级流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士人认为这种不正当的手段使得自己的晋升路径受阻，对士人的社会地位造成了严重影响。
最后，士人也对豪强的道德败坏表示不满。
豪强常常以强权压迫平民百姓，甚至违背常理和道义，这使得士人对其抱有极大的厌恶和不满。
士人以论德行为己任，对豪强的道德败坏进行了不懈的抨击和斗争。
二、士人与豪强的融合尽管士人对豪强持有强烈的反对态度，但在现实面前，士人与豪强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融合。
首先，士人与豪强在地方管理中达成妥协。
由于东汉政权的薄弱，士人往往需要依赖豪强的地方实力来维持地方秩序和社会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士人和豪强不得不通过互相妥协来解决矛盾，以共同维护地方的利益。
其次，士人通过加入豪强势力而获取更多的机会。
士人知晓豪强的权势和资源，通过和豪强建立联系，他们可以进一步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得到提升。
这种融合不仅是士人为了自身利益考虑，也是一种对现实的适应。
最后，士人与豪强在日常交往中建立了一定的信任和合作关系。
士人与豪强有时会因为共同的兴趣而进行合作，比如经商、投资等领域。
在这种情况下，士人和豪强之间建立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也使得两者关系不再仅仅是对抗。
东汉的衰败豪强地主势力的膨胀表现...
第一单元从史前时期到夏商王朝单元核心概念：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
距今1万年前后，我国远古先民已学会栽培稻、粟，进入农耕时代。
中国是世界农业的主要起源地之一。
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揭示出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满天星斗、八方雄起的特点。
夏朝完成了从原始社会到阶级社会的历史转折。
到商朝，国家形态是以商王为天下共主的方国联盟。
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特别是精美的青铜器制作技术和成熟的甲骨文字，说明商王朝是当时世界上发达的文明古国之一。
第1课中华文明的摇篮一. 原始农耕（A）⒈出现时间：距今1万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
⒉概念：以栽培谷物、驯养牲畜取代采集与渔猎。
（男女社会地位的变化；母系、父系）⒊地位：中国是世界农业最早的起源地之一。
（粟、黍、水稻、稷、大豆等）⒋特点：南稻北粟的格局（粟类旱地作物、人工栽培的水稻分别同时起源于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湖南道县玉蟾岩、浙江余姚河姆渡的水稻）⒋意义：⑴是生产性经济活动的产生，标志着人类历史实现了第一次伟大的经济变革。
⑵为人类提供了持续稳定的食物来源。
⑶人类聚族定居，形成最初的农耕聚落。
（生产力的提高，人口的增长）⒌典型：陕西临潼的姜寨遗址体现了早期的农耕聚落是一种共同生产、平均分配的血缘共同体，表明当时处在原始社会阶段。
（黄河流域；同性多人合葬，公共墓地）二. 中华文明的起源（A）⒈炎黄传说：中华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早期先民创世的集体记忆，是以神话传说的形式，通过口耳相传得以保留传承。
有关炎帝、黄帝的传说反映了华夏民族的形成与发展。
⒉中华文明起源的特征和核心地区：考古资料表明，最迟至距今5000年—4000年，中华文明的起源，已如满天星斗，八方雄起。
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融合、诞生的核心地区。
（中华文明的多元起源）第2课文献与考古中的夏文化一．从“公天下”到“家天下”（A）⒈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
儒家典籍《礼记·礼运》说夏朝建立之前是“大同之世”，夏朝建立之后进入了“小康之世”。
汉代的私学
私学
春 秋 战 国 秦
兴起 进一步发展 凋零
汉
繁荣昌盛
后 代
承汉发展
内 容
一 、 繁 荣 的 原 因
二 、 汉 代 私 学 简 介
三 、 意 义
兴起的原因
1 2
3
今古文之争和学 术的繁荣
官学数量、名额 有限，难以满足 个人和国家的需 要
汉代统治者对私 学采取宽容甚至 鼓励的政策
谢谢
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代的私学系统
书馆
启蒙、识字教育、读写训练、个别教育
经馆
学者讲学、出现时间较早
私学教学方法：以次相传教
大师
大师弟子的弟子
讲授
听、 讲
听、 讲
听、讲
大师的弟子
大师弟子的弟子的弟子
意义：
汉朝私学教育不仅承担了绝大部分基础教育的任务，就 私学的高级阶段而言，对社会所产生的实际教育效果和 官学相比也难分上下。汉朝的经馆，实际上是后代书院 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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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私学与豪强世族化
一、东汉私学繁荣及豪强世族化的原因
东汉时期，私学达到了一个繁盛期，而且在它的影响下，豪强地主逐渐向世族化过度。
文章拟从以下几个原因来对这一现象做一个说明。
（一）经学复兴和以经致仕为私学发展提供了前提
东汉时，刘秀为培养忠君人才，限制军功豪强，采取“退功臣而进文吏”，[1] “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
”[2]东汉一朝读经成为风气，使经学但得极大的发展。
同时自汉武以后，朝廷选拔官吏的标准以明经为主，儒生只要通经，便可以入仕做官，甚至封侯拜相。
“士病不明经术。
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
经学不明，不如归耕。
”[3]两汉时期，如要进入仕途，不管采用哪种形式，经学始终是最核心的选官标准。
正是经学的复兴和以经致仕，才为东汉私学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前提。
（二）今古文之争，为私学发展提供了学术需要
自西汉末年刘歆提出设立古文经学博士开始，今古文由于在经义上和治学上的风格和方式有明显的不同，今古文之争变得日益公开化和激烈化。
到了东汉时期，今文经学独占了官方教育，但古文经学并未因此而退出。
为了宣传自己的学术思想，进而获得官方的认可，便坚持在私学中传授，从而促进了私学的发展。
在今古文两派长期的论争过程中，两派除了希望通过官学途径发展外，“而更多地是借助私家传播的形式，聚众授徒，以至使得东汉私学的发展规模极大，盛况空前。
”[4]
（三）东汉经学发展与官学不足的矛盾为私学发展提供了社会需求
东汉时期，由于经学的发展和选官的更加注重经学标准，使社会上读经蔚然成风，然而东汉当时的官学仍然承袭西汉的官学系统，主要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种，而且“东汉时期中央太学时兴时废，而地方虽有官学之名却无官学之实，许多郡县学校都久废不修”。
[5]即使官学最为繁盛时，其规模数量，入学名额也远远无法满足社会的需要。
相对于官学的弊端，私学以其灵活性、广泛性，特别是儒学大师的加入而得以空前发展。
因而，传经的重任慢慢向私学转移，私学教育成为传经的中流砥柱。
（四）东汉对豪强地主的压制与笼络使其寻求新的出路
东汉政权本身就是在南阳豪强地主力量的扶持下建立起来的。
因而在东汉建立后，豪强地主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有了空前的发展。
豪强实力的增加，势必会影响到东汉社会的稳定，故而东汉政府对豪强地主即利用笼络又压制其发展。
豪强地主为了维持其家族利益的发展，不得不寻找一条更加稳定的道路进入东汉政权。
东汉入仕以通晓经义为主要标准，故而当时豪强地主纷纷“通过演习儒术来改变家族的生存境遇，从明经入仕的途径以一种更被皇权接受的方式进入皇朝政治”。
[6]
二、东汉私学繁荣的突出表现
东汉时期，私学在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下，盛极一时，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私学的数量多，规模大
东汉时私学繁荣的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数量众多，而且规模庞大。
“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
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
”[7]而且，“据学者统计，《后汉书·儒林列传》及其他传记所记载较大规模的私学共38家，受业弟子千人以上者15家，万人以上者两家，尚未计官僚士大夫之私学及家学。
”[8]
（二）形成较为完善的结构体系
东汉私学自下到上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办学体系，该体系主要有书馆、乡塾和精庐或精舍构成。
书馆是东汉启蒙教育的场所，王国维考证：“汉时教初学之所名曰书馆，其书名曰书师。
”并指出书馆“旨在使学童识字习字”。
[9]之后，便可以进入乡塾，进行基本的经书学习。
这一阶段仅要求学生掌握经书的大意，不求精深理解。
最后就是精庐或精舍，要求专经研习。
精塾与精舍的开设主要是通经大儒或著名学者。
如“（刘）淑少学明《五经》，遂隐居，立精舍讲授，诸生常数百人。
”[10]又如“（姜）肱博通《五经》，兼明星纬，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
[11] （三）经学大师与私学的关系密切
经学大师与东汉私学的关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东汉的经学大师投身于私学教育。
他们开设精庐精舍，广收学徒，宣扬学术思想，使私学成为传经研经的最重要的阵地。
例如“（马）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
”[12]而其他经学大师如楼望，蔡玄，魏应等皆开馆授徒，弟子少则千人，多着万人；二是私学中名家辈出，成绩斐然。
《后汉书·儒林列传》所列名儒42人，有39人出自私学或直接兴办私学。
（四）私学类型多样和形式灵活
东汉时期，对兴办私学者并没有明确的身份限制，凡“通晓经义”者皆可设馆收徒。
因而使东汉私学类型多样，大体来说主要有三种类型的私学：一类是官僚士大夫私学，如楼望“建初五年，坐事左转太中大夫，后为左中郎将。
教授不倦，世称儒宗，诸生著录九千余人。
”[13]一类是民间人士办学，如周泽“少习《公羊严氏春秋》，隐居教授，门徒常数百人。
”[14]还有一类就是家学。
东汉私学不仅类型多样，而且对地点和场合并没有特殊的要求。
如桓荣既可“负土成坟，因留教授，徒众数百人”，也可“抱其经书与弟子逃匿山谷，虽常饥困，而讲论不辍”。
[15]私学的类型多样、办学灵活，大大的扩宽了私学的发展途径。
同时入学者也无身份、地域、年龄的限制。
正是这样，东汉私学才能繁盛一时，显现出无限生机。
三、豪强世族化的过程
东汉经学的发展和私学的繁荣对当时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而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结果就是豪强世族化，本文大体把豪强地主的世族化分为两步：一是豪强的文化化，二是垄断文化传播，完成文化的家族化，成为世家大族。
（一）豪强的文化化
东汉时期私学繁盛，多名家大儒，官学所不能及。
东汉豪强地主虽可以通过其社会地位进入官学，但是当时豪强研习经文，掌握经学多选择私学。
豪强的文化化与私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豪强子孙游学各地，拜访名师在东汉几乎成为其掌握文化的通常道路。
如南阳乡里著姓樊宏，其子儵“就侍中丁恭受《公羊严氏春秋》。
”[16]又如南阳豪族阴氏，在阴子方时“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
”而到阴识时“识时游学长安，闻之，委业而归，率子弟、宗族、宾客千余人往诣（刘）伯升。
”[17]再如当时的军功豪族马援一族，其兄马余之子马严“从平原杨太伯讲学，专心坟典，能通《春秋左氏》”。
[18]
河南豪族侯霸“家累千金，不事产业。
笃志好学，师事九江太守房元，治《谷梁春秋》”。
[19]
（二）垄断文化传播，形成世家大族
豪强地主通过私学方式掌握经学，完成家族的文化化后，为了家族长久利益，讲求家学，垄断文化的传播，形成世代相传的累世经学，即所谓的“传父业”、“修父业”等。
陈寅恪曾指出“夫士族之特点既在门风优美，不同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术之因袭。
”[20]如东汉世家望族杨氏一族，在杨震时
“震少好学，受《欧阳尚书》于太常桓郁，明经博览，无不穷究。
”杨震受业于私学，而到了其子杨秉时“少传父业，兼明《京氏易》。
”其孙杨赐“少传家学，笃志博闻”曾孙杨彪“彪字文先，少传家学。
”[21]再如当时大族袁氏一族，在袁安时“安少传（袁）良学。
”其子袁彭“（袁安）子彭，字伯楚。
少传父业”。
[22]
东汉以经取士，豪强地主不断学经，进而由文化垄断变成仕途垄断，由世代传经变成世代为官，最终完成向世家大族的转化。
同样以东汉的杨氏一族为例，杨震“延光二年，代刘恺为太尉。
”杨秉“代刘矩为太尉”杨赐“代刘郃为司徒，”“复代张温为司空”。
杨彪“中平六年，代董卓为司空，其冬，代黄琬为司徒。
”[23]再如被誉为四世五公的汝南豪族袁氏一族，“袁安官司空，又官司徒，其子敞及京皆为司空，京子汤亦为司空，历太尉，封安国亭侯，汤子逢亦官司空，逢弟隗先逢为三公，官至太傅”。
[24]杨袁二族正是因为世代传经而成为东汉极为显赫的世代公卿家族。
四、结论
东汉时期的私学空前繁荣，并对当时社会产生深远影响，豪强的世族化正是得益于东汉私学的发展。
当豪强地主转化成世家大族后，对东汉文化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文化上使东汉繁荣的私学逐渐转化成家学。
政治上，世家大族依靠其经济，社会乃至文化上影响力，垄断仕途。
成为东汉不可忽视的重要阶层。
到魏
晋南北朝时，皇权与世家大族相互妥协，形成当时特有的门阀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