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十三行
02 广州清代十三行史料ppt课件

广东农信驿站 文仕文化
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1758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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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许在广东收泊不得再赴浙省贸易的上谕
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1757年12月20日),乾隆皇帝关于洋船只许在广东收泊不得再赴浙省贸 易的上谕。此上渝的颁布,标志着“一口通商”历史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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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广州珠江和十三行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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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十三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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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十三行图
从官府的角度来看,十三行是外商的代表;从外商的角度来看,十三行是官府的代表。粤海关直接 领导十三行,十三行从属于粤海关,受粤海关监督管理,并为其服务。
清政府建立十三行的目的是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确保税收,因此十三行具有官商、私商、外交官、 税官的多重身份。
广州十三行存在的一百多年间,因为种种原因,使得曾经辉煌的行商们无可避免的一步步走向衰亡。
广州十三行,又称十三洋行、洋货行、洋行,是清朝在广州设立的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的特区,后来 成为外贸商行的通称。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帝下令让广州成为中国唯一海上对外贸易口岸,尤其是在 1757~1842年这85年间,十三行独揽中国外贸特权,在中国经贸史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广州十三行是清政府特许的具有半官半商性质的对外贸易垄断组织。粤海关作为官府机构,不直接 与外商进行贸易,十三行便充当了二者沟通的媒介。
广州清代十三行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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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行商馆区(18世纪套色石版画)
清代广州通商及其十三行制度

清代广州通商及其十三行制度王 询1,许晓冬1,2(1.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2.大连工业大学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34)〔摘 要〕自秦汉以来,广州作为东方门户便开启了中国与西方交往的历史篇章。
在清政府规定“一口通商”后,广州作为唯一对外贸易口岸对促进中西方贸易与文化交流起着重要作用。
广州十三行制度是在清政府“闭关锁国”这一宏观经济政策及应对世界经济变化的条件下,在明代市舶司制度的基础上实施官控商营的对外贸易制度。
因其制度本身的缺陷,广州十三行从兴起至衰败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关键词〕广州通商;十三行;行商制度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13)06⁃0003⁃06一、广州十三行兴起的背景———广州通商广州十三行也称为公行,十三行制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政府管理外商来华贸易的制度。
要追溯十三行的发展变迁,不得不从广州对外通商港埠说起。
(一)广州通商的历史渊源中国早期的对外贸易往来,特别是对西亚与东欧的贸易自汉代就开始了,但海上贸易的发展远不及西域丝绸之路。
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经济往来和沿海港口商埠的发展,海上交通枢纽日渐强盛。
广州(古称番禺)为广东的省会,地处珠江三角洲要塞。
广州以下,以珠江直入南海,港口宽阔,河网密布,百川交汇。
从广州港出发入南海,西行到印度洋,可通往西亚、北非和南欧诸国;南行直达东南亚,经过太平洋与美洲各国交往。
因此,它也顺理成章成为中国通向海外贸易的南大门。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设置南海郡,此为广州建立之始。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粤处近海,多犀象、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
番禺其一都会也。
”即可知广州在秦汉时便展现出“番贾充斥”的繁荣景象。
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设置南海县,县署设于广州。
唐朝时设广州都督府,仿隋代交市监,置市舶使于广州。
广州在北宋初已经成为重要的外贸重镇,宋代在唐代市舶使的基础上设立市舶司来管理对外贸易。
广东十三行

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广州涌现出了不少延续百年的 著名行商家族,尤以潘家、伍家等为代表。他们长袖善舞、眼 光独到、各显身手,创建了各自的贸易网络,为清王朝贡献了 源源不断的关税收入,在国际贸易史和广州城市发展史上留下 。了浓墨重彩的印记
设立行号,与来自大西洋两岸的商人讨价还价,形成了“十三
行街区”,其大致地理范围南濒珠江,北至今和平东路,东至
。今仁济路,西至今长乐路
يوجد في قوانغتشو شارع يسمى "التجار الثلاثة عشر" (تم تسمية الشارع بهذا الاسم على اسم شارع قوانغتشو الثالث عشر الذي تم إنشاؤه في قوانغدونغ في أوائل أسرة تشينغ ،ووف ًقا للروايات كان لمقاطعة تشيونغتشو في عصر أسرة مينغ سلطة قضائية على ثلاث عشرة مقاطعة ،وكان مكا ًنا لبيع بضائع تشيونغ ،لذلك عرف بالشارع الثالث عشر) ،ويوجد بالقرب منه شارع يسمى "شارع تونغ وين" ،وهذا هو المكان الذي كان يقع فيه الشارع الثالث عشر الشهير في قوانغتشو ،كما كان مكا ًنا لتجمع التجار الغربيين .في ذلك الوقت ،أقام التجار الثلاثة عشر تجارتهم في هذا المكان ،وكانوا يتفاوضون مع التجار من جانبي الأطلسي ،وشكلوا ما عرف بـ "كتلة الثلاثة عشر" ،وكان نطاقها الجغرافي مجاو ًرا لنهر اللؤلؤ في الجنوب ،وطريق خيبينغ الشرقي في الشمال ،وطريق رينجي في
广州十三行名词解释

广州十三行是清代专做对外贸易的牙行,是清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
在"一口通商"时期,"十三行"的发展达到了巅峰,成为"天子南库",与亚洲、欧美主要国家都有直接的贸易关系。
1757年,乾隆对外贸易诏书颁布,只留下广东海关,清对外贸易锁定在广州十三行。
在珠江边的中外贸易场所,外国船只聚集在十三家银行的港口,亚洲、欧洲和美洲几乎所有主要国家和地区都与十三家银行有直接贸易关系。
它拥有通往欧洲、拉丁美洲、南亚、东方洋和大洋洲的全球贸易航线,是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下唯一幸存的海上丝绸之路。
十三行商人是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之一,是继徽商和晋商之后中国有名的商人群体。
十三行商人从垄断外贸特权中崛起,经济实力显赫,是近代以前中国最富有的商人群体,具有世界影响力并有悠久的历史。
广州十三行历史故事

广州十三行历史故事
广州十三行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商品集散市场之一,其历史悠久,文
化底蕴深厚。
今天我们来通过以下步骤,探究一下广州十三行的历史
故事。
一、探寻广州十三行的起源
广州十三行最早始于明朝中叶,当时广州不少商品集散地主要都在海外。
为了突破外贸壁垒,明朝政府引进了一批海外商贾,并给予他们
相应的特许经营权,为他们营造了一个独立的经营环境——十三行商城。
二、了解广州十三行的商品特点
广州十三行是以涉及较多的小商品为主,如布料、花草、雕件、笔筒等,而且其种类多样、品质上等,可谓一应俱全。
三、了解广州十三行的发展历程
在清代,广州十三行的规模逐渐扩大,成为广州经济的重要支柱。
而
到了民国时期,由于全国局势更迭,海外贸易的减弱和出口税制的改变,使得十三行的发展一度趋缓。
但在新中国成立后,广州市政府和
国家政府的重视以及改革开放的推动,使得广州十三行再度蓬勃发展。
四、探寻广州十三行的文化底蕴
广州十三行不仅在经济上占据重要地位,同时也是广州文化的重要载
体。
这里有很多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饰品、节庆活动、商人的风俗习惯等等,这些文化既体现了广州的历史渊源,也代表了当地人民的价值观念。
五、走近广州十三行的重要建筑
十三行商城内有不少历史建筑物,如岭南风格建筑、反映清朝文化特色的建筑等等,这些建筑不仅仅是物质的“遗产”,更是代表了当地文化的精华。
最后,通过以上步骤,我们可以更好的理解广州十三行,只有对历史多一份探究和了解,才能对今天和未来有更好的认识和掌握。
简介“广州十三行”由来

简介“广州十三行”由来灌南高级中学杨德志在高中历史各种新教材必修二中,叙述清朝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时提及广州十三行,但叙述太少,让学生甚至有一些老师也根本不知道广州十三行是什么性质的商行,从何年设立到何年寿终正寝,更谈不上帮助学生理解清朝实现的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因此笔者特作如下此文,帮助广大师生了解广州十三行的由来:广州十三行系从康熙年间到鸦片战争前广州官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商行,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朝收复台湾后,逐渐放宽海禁,设关通商,并开放广州、漳州、宁波、云台作为对外贸易港口,准许外国商船前来交易。
当时国内外运到广东海口的商货很多,行商却很少,造成货物“壅滞”。
为了加强管理,适应开关后发展着的对外贸易的需要,保证关税的征收,广东巡抚李士桢会同两广总督和粤海关监督(关长)商酌决定的,沿袭明代前例,用牙行商人主持经营对外贸易。
《粤海关志》记述:“设关之初,番舶入市者,仅二十余柁,至则劳以牛酒,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
十三行的职权和性质根据广东巡抚李士桢“分别住行货税”的文告,初期广东行商制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有三:其一,充当经营对外贸易的洋行商人要身家殷实,而又以自愿承充为条件。
承商的办法,是经商人自愿呈明广东地方官府批准,并领取官府发给的行帖,方能开业。
其二,在广州和佛山原来经营商业的“商民牙行人等”,有自愿转业承充洋商的,可以自由选择,“或呈明地方官承充,或改换招牌”。
其三,洋货行商人对粤海关承担的义务,是负责把外洋进出口货税在洋船出口时亲自赴海关缴纳。
禁止税收人员从中勒索。
康熙五十九年(1720),行商发展到十六家。
他们为统一贸易规程,减少内部竞争和限制行外散商,在广东官府支持下,成立了垄断性的“公行”,它具有行会的性质。
并订立行规十三条。
这些行规主要有:外船专择某行商交易时,该行商只能承受此船货物的一半,其余一半归其他行商摊分,违者罚;行商中对公行负责最重要的头等行,可在外洋贸易中占一全股,二等行占半股,其余占四分之一股;新入公行者应纳银一千两,作为公共开支经费,并列入三等行内;除极少数手工业品如扇、漆器、刺绣、图画等许行外商人贩卖外,其余商品的进出口买卖归公行独揽,但公行还未得到政府的正式批准。
参观广州十三行博物馆的观后感

参观广州十三行博物馆的观后感简介广州十三行博物馆是一个富有历史意义的博物馆,展示了广州历史上繁荣的商业街区——十三行的风貌和传统行业。
本文将介绍我参观广州十三行博物馆的观后感,并分享其中令人难忘的经历和印象。
第一印象进入广州十三行博物馆,我首先被迎面而来的古老建筑所吸引。
这些建筑保留了古代商业街区的传统风貌,给人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宏伟的门楼和精致的砖雕,展现了广州的历史底蕴和商业发展的繁荣。
博物馆内部展示博物馆内部分为多个展厅,每个展厅都有不同的主题和展品,展示了广州十三行历史上的商业活动和文化传承。
以下是我对几个展厅的观后感:十三行历史展厅这个展厅通过图片、文字和实物,详细介绍了广州十三行的历史起源、发展变迁以及对广州商业的重要影响。
展品中尤为吸引我眼球的是一份关于十三行的珍贵文献,展示了商贾们生活和交易的场景,使我仿佛置身于历史中。
工艺品展厅在这个展厅中,我看到了许多传统工艺品,如陶瓷、木雕和织锦等。
这些工艺品不仅精美绝伦,更体现了广州在商业文化中的独特地位。
我被其中一幅巨大的木雕画深深吸引,画面栩栩如生,展现了广州商贸繁荣时期的盛况。
广州特产展厅广州十三行以其独特的商业地位而闻名,这个展厅展示了广州的特产,如荔枝、古玩、工艺品、旗袍等。
我看到了许多我熟悉的特产,不禁引发了我的回忆和对广州独特魅力的思考。
互动体验广州十三行博物馆还提供了一些互动体验,让参观者更好地了解和体验广州商业文化的魅力。
以下是我参与其中的几个互动项目:传统手工艺体验在博物馆的一个角落,设有一个手工艺体验区域。
在这里,我亲自尝试了制作陶瓷和木雕的过程,感受到了传统手工艺的精妙和辛勤。
商贸游戏互动博物馆设有一个商贸游戏互动区,参观者可以扮演商贾的角色,体验传统商业交易的过程。
我在这个游戏中与其他参与者一起展开激烈的角逐,增强了对广州商贸发展的理解。
总结参观广州十三行博物馆是一次难忘的体验。
通过这次参观,我对广州商贸历史和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更加佩服广州商业发展的智慧和勇气。
广州 十三行

广州十三行广州十三行是广州的一处历史悠久的商业街区,位于广州市越秀区的老城区,是广州最早期的商业聚集地之一。
十三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成为了广州商业的中心,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变迁和演变,至今仍是广州的一处繁华地带。
本文将介绍广州十三行的历史、文化和现状。
第一部分:历史沿革广州十三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嘉靖年间。
当时的广州是中国最早的对外贸易口岸之一,吸引了众多商人和海外侨民。
商人们在广州设立了各种商行,形成了十三行的商业街区。
最初的十三行位于今天的德政中路、仓房马路、广东汽车道等街道,因有13条横街而得名。
随着时间的推移,广州十三行逐渐发展壮大。
清代时期,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商业繁荣程度空前。
十三行成为了广州商贾云集的地方,聚集了众多国内外商人,有许多大型商行在这里设立了分支机构。
然而,广州十三行的兴盛并不一帆风顺。
随着近代中国历史的动荡,广州十三行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
辛亥革命后,广州成为了南方革命的重要据点,商业氛围受到了巨大的影响,许多商行纷纷迁往其他地方。
第二部分:文化特色广州十三行作为历史悠久的商业街区,不仅有着丰富的商业历史,也孕育了独特的文化氛围。
首先,广州十三行是广东省传统的商贸中心之一。
这里的商人们经营着丰富多样的商品,包括丝绸、茶叶、陶瓷、药材等,吸引了来自中国各地乃至海外的商人前来交流和贸易。
这种商贸文化在当地形成了独特的商贸习俗和经营理念。
其次,广州十三行也是广东民间文化的重要代表地。
在这里,人们可以欣赏到传统的粤剧、茶艺表演和民间音乐等。
这些艺术形式体现了广东地方特色,充满了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
第三部分:现状与发展如今,广州十三行作为广州的一处特色商业街区,仍保留着一部分历史建筑和文化遗产。
尽管经历了历史的变迁,这里仍然是广州商业的一个重要核心。
现如今广州十三行已经成为了一处现代化的商业街区,商铺云集,各类商品琳琅满目。
这里吸引了众多消费者前来购物和观光。
同时,广州十三行也希望通过保护历史建筑和传承文化遗产,将这片街区打造成为一个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旅游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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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十三行Guangzhou Shisanhang广州十三行清代设立于广州的经营对外贸易的专业商行。
又称洋货行、洋行、外洋行、洋货十三行。
康熙帝二十四年(1685)开放海禁后,清廷分别在广东、福建、浙江和江南四省设立海关。
粤海关设立通商的当年,广州商人经营华洋贸易二者不分,没有专营外贸商行。
次年四月间,两广总督吴兴祚、广东巡抚李士祯和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共同商议,将国内商税和海关贸易货税分为住税和行税两类。
住税征收对象是本省内陆交易一切落地货物,由税课司征收;行税征收对象是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由粤海关征收。
为此,建立相应的两类商行,以分别经理贸易税饷。
前者称金丝行,后者称洋货行即十三行。
从此,洋货十三行便成为经营外贸的专业商行。
名义上虽称“十三”, 其实并无定数。
旧有十三行“沿明之习”的说法,是从《粤海关志》抄袭篡改《澳门纪略》的杜撰之词,属讹传。
洋货十三行在创建时,广东官府规定它是经营进口洋货和出口土货(包括广货、琼货)的中介贸易商行。
最初指定洋货十三行经营的贸易对象,实际包括外洋、本港和海南三部分内容。
乾隆帝十八年(1753),业务曾一分为二,专营外洋各国来广州贸易的叫外洋行,经营出海贸易的称为海南行。
自二十五年起,外洋行不再兼办本港贸易的事务,另由几家行商专营暹罗(今泰王国)贡使及其商民贸易税饷事宜,称为本港行;而海南行又改称福潮行,经营包括广东潮州及福建商民往来买卖税务。
这时来到广州海口商船渐多,贸易发展,各行口商人资本稍厚者经办外洋货税,其次者办本港船只货税,又次者办福潮船只货税。
六十年,本港行因其中个别商人倒账破产而被官府革除,其业务划归外洋行,每年推举两家来轮流办理。
嘉庆帝五年(1800)以后,在广州经营贸易的商行,按业务范围划分只有外洋行和福潮行。
前者仍称洋货行或十三行。
专设经理广州外贸税饷事务的洋货十三行,是清廷实行严格管理外贸政策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防止中外商民自由交往。
它由封建官府势力“招商承充”并加以扶植,成为对外贸易的代理人,具有官商的社会身份,也是清代重要的商人资本集团。
洋货十三行作为清代官设的对外贸易特许商,要代海关征收进出口洋船各项税饷,并代官府管理外商和执行外事任务。
这是清代对外贸易的主要特点。
为了整顿洋行制度,进一步加强对外商的直接管理,清廷于乾隆帝十年从广州二十多家行商中选择殷实者五家为保商,建立保商制度。
保商的责任是承保外国商船到广州贸易和纳税等事,承销进口洋货,采办出口丝茶,为外商提供仓库住房,代雇通商工役。
保商对于承保的外国商船货物因享有优先的权利,在其他分销货物的行商交不出进口货税时,必须先行垫付。
凡外商有向官府交涉禀报的事,责令保商通事代为转递,并负责约束外商不法行为。
尽管外商对保商制度表示不满,但清廷一直加以维护。
行商和外商利益一致时,就互相勾结;利益矛盾时,就互相欺骗敲诈,酿成种种纠纷。
有的行商在封建官府和外商之间投机取巧,获利致富;但大多数行商则在封建官府和外商夹击下,招致破产。
鸦片战争前的广州十三行街广州十三行建立有同业商人行会组织,即所谓“洋行会馆”(公行)。
康熙帝三十八年及五十九年,广州行商曾两次组建公行,但为期都不长。
公行议定行规,表面是为约束不法行为,扶持对外贸易,实际上却增加了不少禁约。
它对货物实施公行垄断,以便按照行会的利益自行调整价格。
英商为打破公行垄断,通常用收买个别行商、贿赂官府的手段,使公行难以持久,如乾隆帝二十五年广州公行正式奉准成立,到三十六年即被解散。
此外,公行存在期间,在行商之间及行商和散商之间,又为争夺商业利润互相倾轧,外商得以乘机在进出口货价和交易量上利用矛盾,遂造成公行的亏损和债务;公行制度下的行商,因对行欠债务负有连带责任,故不断出现倒闭。
乾隆帝四十七年公行再度恢复,并开始设立利用行佣积累起来的公所基金,用以清偿行商的拖欠、罚款等,以维护公行的稳定。
重建后的公行,延续了近六十年。
鸦片战争以后,《南京条约》规定,废除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公行制度,允许英国商人在各口岸任意与华商交易。
道光帝二十三年七月初一(1843年7月27日),广州开放通商,一些十三行行商仍旧营业。
他们曾经对新定的自由通商进行种种抵制,力图保住昔日的独占地位,但未能如愿。
咸丰帝六年(1 856),十三行毁于广州西关大火。
鸦片战争前广州官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商行。
也叫公行、洋行、洋货行、外洋行。
相传其名起于明代,号为“十三行”,却非固定为13 家。
清代严格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规定对外贸易仅限于广州一口,十三行业务十分发达。
为了垄断对外贸易,广州16 家洋行于1720 年12 月(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成立“公行”,但遭到外国商人反对。
次年被两广总督废止。
1760 年(乾隆二十五年)洋商潘振成等九家向粤海关请求成立公行,该行具有亦官亦商的职能。
1770 年公行裁撤,众商皆分行各办。
直到1782年公行制度才最后确立下来。
公行对官府负有承保和缴纳外洋船货税饷、规礼、传达官府政令、代递外商公文、管理外洋商船人员等义务,在清政府与外商交涉中起中间人作用。
另一方面,它享有对外贸易特权,所有进出口商货都要经它买卖。
初为牙行性质,后也自营买卖。
自1820 年(嘉庆二十五年)伶丁洋面鸦片及各项商货走私贸易兴起之后,多数行家营业亏损,资金欠缺,负债很多,常有倒歇。
《南京条约》规定开放五口通商,废止十三行独揽中国对外贸易的特权。
从此,十三行遂日趋没落。
附:十三家牙行商人:1.伍秉鉴的怡和行,商名浩官,2.卢继光的广利行,商名茂官,3.潘绍光的同孚行,商名正官,4.谢有仁的东兴行,商名鳌官,5.梁亟禧的天宝行,商名经官,6.严启昌的兴泰行,商名孙青,7.潘文涛的中和行,商名明官,8.马佐良的顺泰行,商名秀官,9.潘文海的仁和行,商名海官,10.吴天垣的同顺行,商名爽官11.易元昌的学泰行,商名昆官,12.罗福泰的东昌行,商名林官,13.容有光的安昌行,商名达官地址:广州市人民南十三行路市内交通线路:乘1路、31路、38路、61路、102路、106路、103路、128路、134路、18 6路、202路、217路、239路、251路、288路、521路、541路、552路、556路、823路至“人民南路站”下车商人在古代最初只是个体分散式的经营,没有出现什么大的商人群体,可以说是有”商”而无”帮”。
但到明清时期,情况发生了改变,由于商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商人地位的提高、竞争的加剧以及人们从商观念的转变等种种因素,全国各地逐渐形成了一个个各具特色的以地域为中心的商帮,商人开始以群体形象活跃在历史舞台。
明清时期的地域商帮举不胜举,比较著名的就有山西商人(即山右商)、洞庭商人、徽州商人、广东商人、福建商人、宁绍商人、江西商人(即江右商)等等。
对这些行贾四方的商人来说,会馆与公所就是他们与家乡以及同行间进行联系的纽带,是他们在异乡可以倚靠的组织。
商人们也有自己的行业神崇拜,不同的商业行业所崇拜的行业神祇是不同的。
地域商帮,顾名思义,是商人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地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谊”为宗旨形成的商人群体。
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从商的观念也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
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但也因此导致了商人队伍的扩大,以及商业竞争的加剧。
出门谋生,闯荡商海,更加不容易。
地域商帮的形成,可以让同族或同地,具有共同地域背景的商人相互照应。
由于有了这层血缘和地缘的关系,商人之间不仅有了很强的亲情认同感,商业的成败、兴衰更直接与本族、本地的利益息息相关。
随着商业的发展,商帮规模的扩大,有些行业在某些地区完全被某个商帮所垄断,其他商帮根本无法插足。
如明清时期的山西商人几乎控制了全国的钱庄和票号,近代洞庭商人晋身买办的尤多,广东的行商则垄断了对外贸易的经营权。
山西商人也称晋商,经商历史极为悠久。
秦汉时,太原、平遥等地是重要商品集散地。
唐朝以太原为北京,使之成为繁华的大都市。
到了宋代,山西商人与徽州商人并称,成为当时商业的中坚力量。
元代的马可·孛罗在他的游记中也记载了山西商人足迹遍天下,获利丰厚。
但山西商人的真正崛起是在明清两代,并在此时称雄全国。
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山西商人货币经营资本形式中最著名的是票号。
票号又叫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
平遥县西玉成颜料庄在北京的分庄经常为山西同乡免费办理现金拨兑。
后来,要求拨兑的人愈来愈多,总经理雷履泰就将颜料庄更名为”日升昌”,兼营汇兑业务。
随着业务量的增加,他干脆放弃了颜料生意,专门经营汇兑业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
晋商的大院山西商人的大院除了建筑精美、华丽舒适之外,更讲究防御功能。
它们都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外墙高,砖砌的实墙往往有四、五层楼高,而且并不开窗。
二是主要房屋都是单坡顶。
由于采用单坡顶,外墙又高大,雨水都向院子里流,取”肥水不外流”的吉祥寓意。
三是院落多为东西窄、南北长的纵长方形,院门多开在东南角。
最有名的晋商大宅要数祁县的乔家大宅和渠家大宅。
洞庭商人是洞庭东山和洞庭西山商人的合称。
洞庭东、西山位于今天的苏州市西南,原是太湖中面积最大的两座岛屿。
岛上风光秀美,气候宜人,盛产花果、茶桑等经济类作物,水产养殖也很发达。
当地人较早开始经商活动,明代中后期以来,洞庭商人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地域商帮,当时人送给他们一个外号叫”钻天洞庭”,其经商本领之高由此可见。
洞庭商人的经营活动洞庭商人的活动范围很广,明代文人归有光曾说:”往往天下所至,多有洞庭人”,但主要是集中在江南地区和长江、运河沿线。
经营领域亦很广泛,包括粮食业、布帛业、染料业、粮食加工业、木材业、药材业等等。
洞庭商人经营的特点是稳中求胜,善于把握商机。
近代以来,洞庭商人积极投资银行、钱庄等金融行业,创造出骄人业绩。
买办世家鸦片战争以后,在上海外资银行作买办的洞庭商人,不仅时间早,而且人数也相当之多。
其中最为有名的要属东山席氏,席家包括女婿在内,先后有14人在外商银行担任过买办,称得上是买办世家。
席氏原本是洞庭东山巨富,太平天国期间迁居上海,最早从事这一职业的是席素贵,1874年就开始买办生涯;而历时最久的是席裕康,先后作过3家外商银行的买办33年。
不少银行的买办长期由席氏家族把持,如英国汇丰银行,自1874年至1937年,席氏连续担任买办达64年之久。
徽州商人,又称新安商人或”徽帮”,是古时候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
徽州地处皖南崇山峻岭之中,物产丰富,水陆交通也非常便捷。
徽人很早就外出经商,明清以来,徽商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时人有”钻天洞庭遍地徽”一说。
不愿称老板的徽商“二人山下说诗(丝)文,三炮打进四川城。
十月十日来相会,三人牵牛一路行。
”这首诗谜的谜底就是”徽州朝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