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鸦片战争前的国内及国际背景(一)

浅析鸦片战争前的国内及国际背景（一）

[摘要]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在其爆发前，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方面，存在着深刻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复杂的国内背景与国际背景，这些矛盾的进一步激化终于拉开了纷繁复杂、轰轰烈烈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序幕。同时，这些问题的处理对于处理今日中国在有关方面的问题也起到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封建社会自然经济阶级矛盾民族危机

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民族之一，曾以自己的勤奋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但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她却一直是在一种孤立、封闭与和谐的“亚西亚”的状态中生活，一直是在一种建立在东方农业社会基础之上的中央集权主义的体制下遵循着一种富足而又少嫌宁静祥和的生活理念。她虽也几度浮沉，历经沧桑，但她终以自己的独特的个性而在这世界占有一席之地，但她又太过陶醉于自己的辉煌，执迷于“万世一系”、“为天下共主” 、“君临万国” 的美梦，而不能感觉她身边世界正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要了解中国是如何进入近代社会的，那么就要知道中国进入近代社会前的历史背景，即国内环境与国际背景。这是我们确切定位近代中国的客观的基本条件。

首先我们分析国内的环境。

一、封建社会末期，土地兼并严重，阶级矛盾严重激化。

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封建经济的特征是：一方面，以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着主要地位，这种自然经济结构通过农业和手工业的直接结合，节省了巨大的物力并曾经造就了当时世界上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另一方面，在封建社会里，作为统治阶级的地主、贵族和皇室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农民则很少或完全没有土地，因此，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作为封建社会两大基本阶级，他们之间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这种矛盾斗争之根本原因在于其经济根源，即土地的占有和使用。作为统治阶级的地主阶级总是利用其掌握的经济或政治上的特权谋求对生产资料的最大占有，大搞土地兼并，从而使土地越来越集中到少数贵族权贵手中，而广大的农民则更多的失去其赖以为生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

中国的封建社会延续了2000多年。土地兼并现象在历朝历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但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明清两代，较之前朝，而是更加突出、更加严重、更加尖锐了。正如乾隆十三年（1748年）湖南巡抚杨锡绞所说：“今日田之归于富户者，

大约十之五、六，旧时有田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 。典型的有：清朝乾隆皇帝（1736～1795年）的宠臣和珅拥有土地八十多万亩；道光皇帝（1821～1850年）时的大臣琦善则有田二百五十六万亩，而拥有数百亩、数千亩的则更是多如牛毛、数不胜数。土地兼并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必然加速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再加上日益繁重的地租、猛于虎的赋税、徭役的压迫和高利贷的盘剥，使人民再也无法照旧生活下去。诚如龚自珍所说：“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便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定盫文集》卷中《西域置行省议》）？由此必然带来手工业工人、城市下层群众和农民阶级以暴力的方式进行反抗。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白莲教、天地会等反对清王朝的民间秘密组织十分活跃，各地起义不断。尤其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年的农民大起义，更是给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虽然起义遭到残酷的镇压而失败，但全国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仍然此伏彼起，持续不断。从而一场浩浩荡荡的、规模更加宏大、波澜壮阔的农民革命犹如在弦之箭，势在必发，这一切都在不同程度上冲击、瓦解着清王朝的统治。古老的中国封建社会已是寿终正寝。

二、自然经济逐步解体，商品经济虽有发展，但没有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

自然经济作为商品经济的对立形式，即指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以个体劳动为主要劳动形式的小生产经济。其进行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交换，而主要是为了满足生产单位自身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这种经济形式，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生产规模小，技术落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它是由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度决定的。

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主要表现在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

结合的小农经济结构模式逐步发生分解。英国等首发资本主义国家最初企图采取“商品战术”来打开中国的大门。因此向中国大量倾销其棉纺织品。大量入销的洋纱洋布严重地冲击着中国的手工棉纺织业，使紡与织、织与耕相分离。手工棉纺织业开始走上没落道路。正如郑观应说：“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布入中国，而女红失业；煤油、洋烛、洋油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柏树弃为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所以然者，外国用机制，故工致而价廉，且成功亦易；中国用人工，故工笨而价费，且成功亦难，华人生计，皆为所夺矣”（郑观应《盛事危言》卷七，纺织，第20页）。

与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与衰落同时进行的是农业的商业性

发展，它使自给自足的农业商品率大大提高，并促使各种农作物密切了与世界市场的联系。综上所述，洋货的大量入侵使大批以手工业为生的人破产，土地兼并的加剧和封建残酷的剥削

又使大批农民离开土地，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又加快了小农业的破产过程，这一切又都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这一切，反过来又有力的冲击着封建自然经济生产方式本身，加剧其解体。

伴随着自然经济逐步解体的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作为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很早，它虽也曾有一定程度的兴起，如明清以来，江南一带，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作坊和工场。但长期以来，商品经济却仅仅作为萌芽状态而存在，始终未能进一步发展，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形态。究其原因有四：首先，商品经济作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形态，它的发展必然要动摇和分解自然经济的基础，这是与小农经济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相抵触、相矛盾的。因此，封建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经济基础必然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加以限制、排斥。其次，封建统治阶级的偏见。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禁末业，止奇巧，而利农事”。从战国时期商品和货币经济出现，抑商政策就开始了，到汉代随着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抑商政策也不断完善。此后的统治者，都把“劝课农桑”视作“为政之本”，把商业视为末业，把商人视为下民，这就妨碍了商业的发展，维护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不发达，自然经济就越稳固，封建统治延续的时间就越长。再次，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商品贸易的国内和国外市场很不发达，自然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出现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的产生与进一步发展。最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断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国只是使中国成为他们的殖民地，以供其掠夺原料和倾销商品。因此他们反对中国发展资本主义，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三、打击外国意识形态的渗透，同时加强国内的文化专制控制。

这里的西方意识形态主要是指西方天主耶稣教。与耶稣教的斗争在康熙、雍正年间尤其激烈。17世纪时，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大搞专制统治，极力谋求世界霸权。不顾全欧洲的反对，对耶稣教会加以卵翼、支持，并派遣大批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康熙三年，各省共有教堂43所，在华传教士35人；康熙四十年，各省天主教堂达104所，在华传教士113人。 这些名义上的传教士,除方济各、利马窦、南怀仁外,实则是法王进攻中国的先锋和爪牙，它企图在思想领域对清王朝进行分化、瓦解。“大多数除了无知、野心勃勃和耽于声色之外就简直是一无所长。”宗教信仰之争的背后，实际是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他们的非法活动理应受到清王朝的抵制。统治者要求外国传教士必须遵守中国的政令习俗。对负隅顽抗的不法传教士，严惩不贷,康熙年间并禁止基督教流传直到鸦片战争爆发才撤销。从而在这条防线上有效打击了欧洲资本主义势力的渗入。

同时，为加强和巩固其专制统治，在国内推行文化专制制度，禁锢人们的思想。一方面，独尊程朱理学为官学，把人们的思

想禁锢在纲常名教、忠君媚上的伦理中。另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对有反满思想和诋毁程朱的人士进行严厉镇压。文化专制的淫威使人们唯恐文字贾祸而止于言谈。使思想界形成“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窒息了人民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中华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灭亡。沉默只会带来人民反抗的大爆发。

四、人口增长过快，引发一系列政治、社会问题。

晚清和近代中国社会史的最显著特点是人口的增长。从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末白莲教叛乱时为止这一长时期的国内和平阶段中，中国人口翻了一番多，从一亿五千万增加到了三亿多。仅在1779年至1850年的时期内，人口就增长了65%，所以在19世纪中叶大叛乱爆发的前夕人口已达四亿三千万左右。

虽然说，自明代以来，有许多因素，如国内区域间的移民流动，新土地的开发，甜薯、玉蜀黍和花生等新食品的种植以及更多的人力投入生产，使得新增土地面积与人口的发展基本匹配，从而保证了食品的供应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求。但这种耕作制度在18世纪末由于水利发展到了极点就使其投入与产出

表现出了不协调。这种人口增长过快所带来的压力是由中华帝国的社会和制度的特点决定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于农民生活的毁灭性影响。过多的人口使得那些边远地区也呈饱和状态。例如，富饶的四川盆地由于外来移民及难民，人满为患。广西的几条河谷地带、湖南西部以及人口极端稠密的

长江下游各省等地区围绕土地问题，竞争激烈，冲突严重，成了当时最具毁灭性的内战的战场。留守本地的无地农民则不得不去当劳工，或兵勇，或吏役。乾隆时期的长期和平，虽然生产和哺育了大量的人口，但并没有促使封建社会出现新的发展以养育那么多的人口。传统体制内曾经的繁荣最终孕育了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的危机。另一方面，过多的人口压力对封建政治制度也同样造成严重的影响。人员流动升迁的正常机制滞后于人口的增长这一事实决定了各级官吏激烈竞争以谋求升迁和保全官职是这一时期政治生活的典型特点。隐藏其背后的则是有限能力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与生产过剩的文化人之间的矛盾，即这种制度已经无法完全容纳他们并给予其相应的报酬以维持生计。究其原因就在于无论是政府公职的法定数额，还是科举的名额，都没有按照人口的增长速度而相应地增长，实际上是绝对的减少了。但社会又对这种优越的社会地位是如此的需求，因而就兴起了靠出售功名与官阶的捐监制度。于是各级行政机构冗员充斥，机构膨胀，臃肿不堪，这实际上一方面加剧了对有限官职数量的压力，另一方面导致政府财政开支过大，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

五、儒家思想占据绝对统治地位，但同时制约了它的外向性发展。

封建思想是以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互相影响和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并与其他多种学说相

融合而形成的思想。这种思想体现我国人民不断追求创新和执著追求文明发展的行为。它在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等方面反映的是一种小农经济的思想，符合封建社会维护长期稳定的需要。这种思想对于我国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曾起过积极的作用。

清代的钦定儒家思想的宏伟构思，就是把道德和政治结合了起来，并且把社会秩序和宇宙秩序融为一体。它实际上乃是“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毛泽东语），是掺杂着儒家和非儒家学派各种成份的混合物。经典的儒家教义强调道德榜样和善良行为对公众的熏陶，以便使社会的身份等级制度不受触动。其实质仍然是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为根本着眼点，在不触动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来塑造有利于封建统治的社会典范和统治模式。

基于这种情绪的支配，在清朝统治下，具有绝对权威的儒家思想几乎不能接受任何外来的政治观念。这些因素就决定了其有利于形成高度的自给自足。但是同时这种文化形成的思维定势使得中国对外国蛮夷的侵略反应迟钝，暴露出此种文化本质上的封闭性和盲目自大的弊病。由于这个原因，拥有绝对权威的儒家思想变成了一种超民族主义的体系，它是不会轻易赏识外国的民族主义者的感情的。因此它意识不到外来文化值得它吸收和借鉴的价值以及它本身的危机。“中国人不了解一旦西方以敌人出现在面前时，现代科学和技术已给这些敌人带来了多

大的优势。”?最终，在一种较之更先进的文明的冲击下，必然被这种先进的文明所征服，甚至淘汰、摈弃。它的固步自封、妄自尊大的德性暴露无遗。

六、政治制度日趋腐败，延缓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是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皇帝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政治结构，在封建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政治结构对于社会的发展所起的消极作用也很明显。它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封建专制体系，限制了民智的发挥，造成了官僚制度并使之日趋腐败。“商之视官，政如猛虎”。它以繁重的赋税、徭役破坏了简单再生产，以抑商政策和手工业官营破坏了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阻挠了封建社会内部新的因素的产生，扼杀和钳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从而使中国社会的发展长期处于迟缓状态。就清朝来说，康熙、雍正和乾隆所形成的“康乾盛世”时期的发展还算繁荣，到嘉庆、道光时这种制度已衰败不堪，开始走上没落之路，中国已远远落后于世界的发展。造成这种落后的原因正是“康乾盛世”造就的繁荣，使得大清帝国统治者盲目自满、虚骄自大，闭耳塞听。正如乾隆帝在乾隆五十八年在回复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信中所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或者“除炮火外，一无长技”?。不了解英国国内的具体情况，如政治制度、经济、军事实力。不“知彼”，不“知己”，将自己孤立于世界资本主义潮流之外，对正在飞速

发展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盲然无知，岂能“百战不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