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最“大胆”的口述史
历史趣谈：张学良：走了五步臭棋丢掉东北 最后一生被软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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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走了五步臭棋丢掉东北最后一生被软禁
导语：《少帅》热播后，关于张学良的话题越来越多了。
回看历史，张学良走了三步臭棋，结果把自己逼进了死胡同，软禁终生，也成为全国人民众矢之的
《少帅》热播后，关于张学良的话题越来越多了。
回看历史，张学良走了三步臭棋，结果把自己逼进了死胡同，软禁终生，也成为全国人民众矢之的，骂不绝口。
第一步臭棋：服从南京政府
张作霖1928年6月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在张作相等人的支持下，年纪轻轻就当了东北军的家，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了他对东北的统治，上任不久，张学良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并向国民政府发出《绝不妨碍统一电》，易帜之举从形式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
但是，这种统一的基础是非常不牢固的，无论蒋介石还是张学良，都是各怀心腹事。
不久，张学良即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陆海空军副司令，这时候他才28岁。
如果张学良不服从国民政府的统一，就没有必要在日本侵占东北三省的时候请示蒋介石，而是要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去做决定。
第二步臭棋：要抢回中东铁路
张学良当家不久，年轻气盛，也想扬名立万，发动“中东铁路事件”，当然本质上这是一次反侵略的爱国战争。
1990年张学良向唐德刚作口述时，是这么给自己下的定论，“我跟俄国人打仗，是很自不量力呀。
”当年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很想施展一下子”，于是1928年希望能通过战争把掌握在苏联人手中的东清铁路权、电话权和电报权统统收回，结果导致一场惨败，东北军死伤及被俘
生活常识分享。
张学良口述汪精卫被刺过程
张学良口述汪精卫被刺过程1935年11月1日至6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南京举行四届六中全会。
1日早晨7点多钟，中央委员会成员到中山陵参拜，回到中央党部大礼堂后，9 时举行会议开幕典礼，汪精卫发表演说，强调国难的严重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
接着，与会者到礼堂外合影。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中央委员会成员们合影时，发生了刺杀汪精卫的事件。
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的张学良目击了这惊人的一幕。
他向为他记录口述历史的唐德刚先生讲述这一事件的一些情节，非常具体生动。
张学良将行刺者绊倒张学良回忆：国民党中央委员们合影时，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混在记者人群中，向汪精卫连开三枪。
孙凤鸣用的是勃朗宁手枪，击中了汪的面颊、胳膊和背部。
汪精卫随即倒在地上。
这时，站在汪精卫身旁的张继立刻抢步向前抱住刺客。
张继，字溥泉，是国民党的元老人物，合影时他在前排。
张学良站在后面，是站在第三排的。
张学良惊奇张继这样大胆，抱住凶手。
他说，幸亏孙凤鸣手枪里只有三颗子弹，都打光了。
否则，如果还有子弹，行刺者会把张继打死的。
开始，张学良还未定过神来。
忽然，张学良看见行刺者挣脱要跑，他就向张继喊了一声，立刻跑下去帮他的忙去了。
因为张学良以前学过点武功，他冲上去，就给了行刺者一个绊脚。
孙凤鸣就倒下了。
后来张学良才知道，事发后，汪精卫的一个卫士对孙凤鸣开了一枪，把孙凤鸣打伤了，孙凤鸣不行了。
汪的卫士又踢了孙凤鸣一脚，踹了孙凤鸣一脚。
据张学良说，其时，除电影拍摄人员还在继续拍摄，在惊慌中，其他人都已跑散了。
当时就剩下他和张继两人。
（实际上许多人都进会场准备开会去了）恰巧，张继是河北人，张学良是东北人，后来有的报纸报道，还是北方人厉害。
蒋介石未参加摄影奇巧的是，那天中央委员会成员合影时，蒋介石忙于别事，未参加摄影。
枪击案发生后，蒋介石立即从办公室出来，打电话找来医生抢救，将汪精卫送往医院。
据载，他还亲自指挥将汪抬上救护车，亲送汪至医院。
但是蒋汪之间有过矛盾，汪精卫在合影时被刺，而蒋介石恰恰未参加合影，蒋介石岂非有指使暗杀的嫌疑。
张学良野史
张学良野史张学良野史1.张学良为什么允诺娶原配夫人的侄女？关于张学良和于凤至的婚姻，晚年张学良在口述历史时曾作这样的回忆：“那时，人家对我父亲都敬而远之，都叫他土匪军队，都怕我父亲。
但辽源的商会会长于文斗，后来就是我的岳父，对我父亲非常好。
他看中了我父亲，他说我父亲可不是一般平常的人。
将来一定会有大发展。
就这样，我们两家订了亲。
我太太比我大三岁，那时，我根本不知她长得什么样儿。
由于算是包办婚姻，我跟我的原配太太不是那么合得来……”1897年辽河边上的商埠小镇郑家屯春意盎然。
在这古有水旱码头称谓的小镇西街，有一幢雕梁画栋、飞檐起脊的商号，名叫“丰聚长”。
店内经营粮谷下杂，油盐布匹，可谓买卖兴隆，财源广进，乃为小镇上的第一大商号了。
老板于文斗慈眉善目，精明世故，由于他平日经商童叟无欺，仗义疏财，所以在镇子上德高望重。
阴历五月初八那天，于文斗惟一的女儿就降生在距小镇60里的大泉眼村。
他为女儿取名:于凤至!到了1908年，于凤至已从大泉眼来到郑家屯，这时的她已出落得如花似玉。
当时松辽平原匪患猖獗。
前郭尔罗斯一位名叫陶克陶胡的没落贵族投靠沙俄，叛乱为匪。
他纠集匪股数千，兴兵作乱。
奉天军务督办徐世昌为尽快剿灭这股甚嚣尘上的顽匪，曾派数股官兵前往进剿，然而久剿无效。
后来，徐世昌想到了胡匪出身的张作霖，此人此前刚受朝廷招抚，在新民县当个小小的管带，时刻都想寻找为朝廷立功的机会。
徐世昌认为张作霖精于骑射，又熟悉胡匪的生活习惯，如派他到辽东剿匪必然事半功倍，旗开得胜。
于是一道军令，把张作霖从新民召到奉天，授以军机，任他为前路巡防营统领，开赴古镇郑家屯剿匪。
张作霖由辽南远来辽东，促成了他与于文斗之间的一段情缘。
他来古镇后选中了西街于文斗的商号“丰聚长”后宅作为他的剿匪指挥部。
于文斗也因长期受当地土匪的骚扰，对胡匪深恶痛绝，所以对张作霖的到来视如救星，待以上宾。
仲夏6月，漠北荒原大举刀兵。
张作霖头顶炎炎烈日，率骑兵奇袭龙王庙叛军的老巢。
加强版的西门庆张学良
加强版的西门庆——张学良加强版的西门庆——张学良共识网作者：李晓满次摘要他最大的弱点，是任性冲动，胆大妄为。
他自己也明白，屡次说自己就是二百五，白帽子。
他知道自己做事不考虑后果，全凭感情用事。
所以才被更有智慧、更能隐忍，更耐心、更谨慎的人，玩弄于股掌之间。
春节前，评价张学良的文章忽然多了起来，颇感奇怪。
过年与亲戚吃饭，表妹们热议电视剧《少帅》，才恍然大悟。
历史的学者也好，爱好者也罢，当然要利用时下的热点——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能认清历史人物的真实面目，一定会对世人有所帮助。
在大陆，张学良曾被称为民族英雄，而在台湾，一直被称为千古罪人。
近年来，大陆颇有网文称张学良是大笨蛋，更有人说他一仗没有打赢过，这样的观点还颇有市场!但这太可笑了，为什么我们文化中总有一种极化人物的倾向呢?不是极好，就是极坏。
《史记》那种客观臧否人物的传统，不应该更好地继承吗?现实中，每一个人都是复杂的，更何况张学良这样大时代中的风云人物。
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把国难推给一人一党一派。
把他们塑造成罪人，以摆脱中国文化的责任，继而摆脱作为中国人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是我们历史上经常用的方法。
比如李鸿章，比如四人帮，仿佛没有他们，或他们不那么做，劫难就不会发生，历史就会是另外的样子。
我们不应该总是这样简单的评价人物，推卸责任。
张学良无疑极其复杂，应该客观理性地分析他，而不是简单地极化：要么英雄、功臣;要么笨蛋、罪人。
一、少帅名不虚传张学良一败于中东路，二败于九一八，三败于锦州。
这些军事的失利，无疑是他一生的污点。
他丧权辱国，中东路事件遗留下的黑瞎子岛，至今仍无法完全收回。
更重要的是，那场战争直接刺激关东军发动了满洲事变，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但是，不能因为这些失败就把他当成大笨蛋，甚至说他一仗没有打赢过。
那太不符合史实了。
民国期间，军阀混战，所谓乱世英雄起四方。
大时代给年轻的英雄提供了舞台，无论你是军二代、官二代、富二代、匪二代、学二代还是穷二代，都可以凭借着自己的才干逐鹿中原，求取功名或者说是救国图强。
《张学良口述历史》读书笔记
《张学良口述历史》读书笔记《张学良口述历史》由史学名家唐德刚教授撰写，以张学良的自述为主，以唐德刚论张学良的数万文字为辅，更好地弥补了以往各种图书的错谬与不足，又兼有唐德刚的论说精辟。
一边是研究对象的“自白”，一边是研究者的“审视”，两相对照着看，使得这段历史变得更为真切和生动。
从课外历史书中学到的内容仅仅了解到张学良是东北人，在历史上留下的“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他的父亲是张作霖，北洋军阀，被日军炸死。
读过这本书，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富有正义感的爱国男儿。
第一章讲述了其父张作霖的发家史，之前只知道张作霖是北洋军阀的首领，从没有想过他是白手起家还是继承家业，得知大帅本事很苦很穷的农家孩子，靠运气和才智一步一步的成为东北叱咤风云的人物时，心里对他的敬佩又多了几分。
以前也知道张学良是张作霖的儿子，因此理所当然的认为他一开始就被其父选为接班人，读了这本书才发现原来，一开始其父是想把他造就成一个文人，“他教了我一年多，不到两年，就跟我父亲说，他说你不要你儿子读书了，他不是读书的料，不是一个坐屋里念书的人”[2]，甚至当他说要上军校的时候，他父亲还是反对的，“你要上讲武堂？你别给我丢人了，你去了几天干不了，再出来？父亲是讲武堂的堂长，他就怕我丢人。
”[3]张学良年轻气盛，当然受不了父亲的质疑，信誓旦旦的保证自己绝对可以顺利毕业，他说到也做到了，在学期间每次都还考第一，也可谓是学校的风云人物。
第三章讲述了少帅张学良的风流历史，第四、第五、第六章则讲述了张学良带兵期间发生的事情，从这些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烽烟四起的年代，战事之频繁，生活之艰苦，深深感受到现在和平年代的繁华是多么值得珍惜。
我从未去过东北，接触到的资料中记载的都是东北的地广人稀，物产丰富，在这本书中则更是记载了东北物资的富饶，最出名的莫过于鱼和人参，“在松花江里的鱼呀，他们讲，小的呀，都要有一两百斤”[4]、“这个鱼是没法让看，光把鱼脑袋给她抬过来，搁个大篓筐，两个人就抬着，就看了这么个鱼头”[5]这么大的鱼我在现实中是从来没有见过，放在现在，这么大的鱼肯定要上新闻的头版头条了。
从《张学良口述历史》探究口述史研究方法
从《张学良口述历史》探究口述史研究方法作者：郭萃来源：《办公室业务》 2016年第10期文/解放军92857部队郭萃【摘要】本文结合《张学良口述历史》，并对口述史学的发展和特点进行简要分析。
使读者对口述历史这种史学理论方法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历史在口述者的描述中立刻生动起来，打破了人们以往对历史的固有的刻板的印象。
【关键词】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史口述史学，由美国人乔·古尔德于1942年提出。
使用口述方法从事历史研究由来已久。
西方有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东方则有司马迁的《史记》。
现代口述史学一般以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口述历史研究室为开端。
严格意义的口述历史概念：有录音记录（包括手记、照片、实物、录像等）；有完善的就历史发展有意义的事件或人物的研究计划；有训练有素的访谈者；按学术规范的整理、分类和保存，主要依据此进行的学术研究。
与以往的口述资料相比较，口述历史更强调技术手段的提高与学术规范的严谨，特别是关于录音机使用的争论。
口述历史强调在采访前，必须对以往历史记载及回忆进行全面的了解、分析，采访依据严格的学术规范，建立完整的档案，强调对历史发展解释的完整性。
唐德刚在其《文学与口述历史》中对口述历史的撰写规律交待得很清楚，“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而是口述部分只是其中史料的一部分而已。
一般而言，大学者的口述史料大概有百分之五十、六十；非学术人士的口述史料只有百分之十五、二十左右。
”做口述历史需注意以下几点：一、口述对象的选择选择在历史进程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作为访谈对象作口述历史，是比较合适的。
尤其是唐德刚所选的胡适、李宗仁、顾维钧、张学良等都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政治人物，世人皆知。
本书的成功之处很大程度上在于选取的口述者的地位特殊、经历曲折，而且对中国近代史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翻开中国的当代史，张学良先后两度在历史关键时刻，在国家统一和抗日救亡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做出正确和果断的决定，力挽狂澜。
张学良晚年亲述
张学良晚年亲述：九一八不抵抗的误会我毫不计较2014年09月11日10:35 新浪历史我有话说(2,703人参与)收藏本文张学良口述：人啊，为自己申辩是最无耻的一件事情，评论是别人发出来的，不是你自己的。
我毫不计较这事情。
我喜欢研究历史，这历史的翻案不知道翻过多少回，将来的都不知道了。
九一八事变(资料图片)《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立体封面文章摘自《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本文系新浪历史独家稿件，请勿转载。
访谈者：张之丙(简称“访一”)张之宇(简称“访二”)访一：由这句话，我们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您认为您的这种作风和这种想法，您从小就培养了，您能不能给我们追溯一下除了家人外，周遭的人和环境对您的影响有哪些？第二个方向就是刚才夫人提到了没有充分表现的唯一一点就是爱国爱民了，您能不能为了将来的年轻一代，您给我举一两个例子。
张学良：话这样说，我这个人的个性就是如此，我对人家，当然我对国家更喜欢。
赵一荻：抗日嘛，大家都骂他不抗日，他哪有不抗日了。
他就背这个黑锅，为了他的国家。
他不愿意把我们政府说得怎么坏怎么坏。
政府、老百姓都说他不抵抗，他就背这个黑锅。
为什么呢？就是为这个国家为这个人民。
他不愿意让人把政府说的那么坏。
访一：您能不能给看到您这个口述历史的人，给后代看历史材料的人说两句话？张学良：说什么？访一：您说出您为什么要背这个黑锅，您说出您的道理。
张学良：我这个人为什么不说？明白的人用不着跟他辩，你跟他争辩干什么。
人啊，为自己申辩是最无耻的一件事情，评论是别人发出来的，不是你自己的。
我毫不计较这事情。
我喜欢研究历史，这历史的翻案不知道翻过多少回，将来的都不知道了。
为什么呢？胡适之也说过，历史看法是因人不同的，这个事情很难说。
看他的立脚点在哪儿，他的思想在哪儿，出发点是什么，背景是什么，大家都是不一样的。
历史没有一个定评，要紧的就是一件事情——正义就是了。
访一：这个“九一八”事件，大家对您的误会，您有时有没有生气。
张学良西安事变发言稿
张学良西安事变发言稿各位国人，亲爱的同胞们：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向大家讲述一段重要的历史事件——张学良西安事变。
这是一段困扰着我的伟大历史责任与矛盾心灵的片段，是国家安危与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也是一个全民团结抗击外敌侵略的新起点。
首先，让我回到西安事变之前的一段时间。
那时正是中国民族危机四面八方逼近的日子。
内忧外患，人民疲惫不堪，整个国家如同岌岌可危的高楼，随时都可能毁于一旦。
作为当时的国防部长，我时时刻刻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和责任。
然而，国难当前，国家危在旦夕。
由于国共内战局势激烈，我们面临着两方势力的夹击。
暂停内战，与抗击外敌为国家利益的最高目标，这是摆在我面前的选择。
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我冒着巨大的风险，决定与蒋介石总统一起前往西安，进行一次重要的和平谈判。
在西安召开的这次谈判，也是充满挑战的。
蒋介石总统在这场事变之前一直是我的忠诚朋友，然而心存贪权忍辱负重的他却不愿面对国家利益与个人私欲的抉择。
我深知这次谈判的重要性，也深知中共的力量与民族的期望，因此坚决要求蒋介石肃贪立教，担忧个人利益。
我强调，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取得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然而，就在我努力游说蒋介石的同时，那些忠于蒋介石的亲兵们却对我恶言相向，企图阻止这次和平谈判的进行。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很清楚，如果此时此刻中共与国共合作失败的话，立即有可能迎来更大的灾难，别说抗击外敌侵略了，国家连内部的统一都难以保持。
我没有退缩，没有畏惧，我选择站在国家的立场上，选择了和平、团结和民族利益。
在西安事变期间，我发表了一份声明，这份声明里，我坚定地表达了我对国家利益的担忧与忧虑，呼吁全体国人团结一心，携手抗击外敌。
我明确指出，只有通过全民团结与共同努力，我们才能打败侵略者，保卫我们的国家。
这段时间的西安事变，也是我内心挣扎与思考的时刻。
在这个过程中，我不得不考虑个人与家族的前途，不得不思考对国家与民族的承诺。
我选择了放下个人利益，选择了把国家与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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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最“大胆”的口述史走进张友坤北京家中简陋的会客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书架，正面墙壁上挂着毛主席像，左右侧墙壁上分别挂有周总理的简笔速写素描像和张友坤与张学良的合影。
张学良之所以用这么多时间接受采访，动机非常明确，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愿有人篡编或者歪曲事实”。
张友坤与张学良合影作者：黄滢人物简介张友坤，1938年4月出生于河南洛阳。
1964年毕业于郑州大学政治系。
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将军秘书。
转业后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法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副会长等。
代表作有《张学良画传》。
走进张友坤北京家中简陋的会客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书架，正面墙壁上挂着毛主席像，左右侧墙壁上分别挂有周总理的简笔速写素描像和张友坤与张学良的合影。
“那是张学良在拱手致谢呢。
”见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盯着墙上的照片，张友坤连忙解释起来。
“1998年，我去夏威夷拜访少帅，赠送他一本我撰写的《张学良年谱》。
我说：‘大陆的老百姓都很想念您，都希望您能回大陆老家看看。
’张学良听后拱手说：‘谢谢他们！’”因为与张学良关系密切并时有相关著作问世，很多人猜测张友坤是张学良的亲戚。
对此，张友坤连连摆手，“没有的事。
”他说：“我年轻时就很佩服张学良将军，对于他发动的西安事变特感兴趣。
后来我有幸给吕正操将军(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当秘书，在1986年西安事变50周年前夕，看过不少关于西安事变的回忆录。
根据周总理生前指示，要撰写《西安事变简史》，吕老曾是撰写该史的领导者之一。
我是在他的鼓励支持下才走上研究张学良、东北军和西安事变之路的。
”1990年张友坤转业后，到社科院从事历史研究工作，曾任“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副会长”和西安事变研究中心顾问。
研究了半辈子张学良，张友坤始终有一块心病——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所藏的一批“最权威”张学良口述资料一直无缘问世。
2009年，他与胡玉海、王海晨等，应当代中国出版社邀请，参与主编、整理《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存藏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下文称《口述历史》)，经过多年的工作，不久前终于系统出版。
张友坤也长舒了一口气。
“不过名义上我是主角了”环球人物杂志：张学良口述史的版本很多，这一部《口述历史》与其它版本有何不同之处？张友坤：张学良的口述历史，主要形成于86岁至99岁之间。
这套《口述历史》出版前，有过录音的张学良访谈不下10次，但真正属于有计划、有准备、较为系统的访谈，并制作成文本或影像资料的，有以下4种：由张学良侄女张闾蘅录音，我整理加工的《海峡两岸大披露——张学良口述历史》；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撰写的《张学良口述历史》；日本NHK电视台采访张学良之后，根据录像带转成文稿的书籍《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张学良的忘年交郭冠英制作的电视纪录片《世纪行过——张学良传》。
这4种版本都是张学良谈亲身经历，大同小异。
而“毅荻书斋”存藏的这批资料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采访时间长、次数多、内容丰富、有协约，并经过他本人审定。
自1991年12月17日至1993年8月3日，前后共采访60次，共采得录音带145盘。
内容达100多万字，涉及1100多个人物。
张学良自西安事变后就被软禁，1990年恢复人身自由，直到1991年，才首次被允许离开台湾赴美探亲。
“天下口述史第一校”哥伦比亚大学及时捕捉到这一机会，迅速成立了采访和整理张学良口述历史的专门小组。
担任采访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女学者张之丙及胞姐张之宇。
张学良之所以用这么多时间接受采访，动机非常明确，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愿有人篡编或者歪曲事实”。
为避免有些讲述给当事人带来困扰，张学良特意规定要等到2002年再将这些内容公开，没想到他于2001年仙逝，因此这些资料的出版只能一拖再拖。
环球人物杂志：两位学者采访张学良时，他的状态如何，说话是否完全没有顾忌了？张友坤：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在地域的改变和“自由度”的提高，张学良对敏感问题谈得越来越多。
一是在史实方面，他把许多历史的空白点补上了，许多模糊之处澄清了，许多“成说”否定了；二是在心理方面，他自揭自短，将自己丑陋的一面，包括他父亲的、家族内部的，都晾晒在光天化日之下；三是评价方面，对事对人常有不凡之论，甚或是惊人之语。
当然随着年龄增大，张学良在口述中也有说错的地方，并经常重复一些话题。
其中有他痛心的事，如老师郭松龄反对他老爸张作霖；他痛恨的事，如皇姑屯炸车案；他愤愤不平的事，如杨虎城被杀；他得意的事，如东北易帜等。
环球人物杂志：有哪些敏感事件是过去没有谈到，这次首次披露的？张友坤：西安事变是张学良获誉的顶点，也是受辱的起点。
最早对西安事变他闭口不谈，只是1986年跟晚辈们谈到历史时，在末尾透露了一点说：“我做事向来是高深莫测，绝对不要人家知道。
你们懂吗？看我脸在笑，可我要杀人，这才叫厉害。
当年蒋‘总统’在西安也没有想到我会那样做。
我今年86岁了才跟你们讲这个话。
”他也曾经回忆：“很不客气地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发表的《蒋委员长西安半月记》都是假的……事实上是蒋介石嘱(托秘书)陈布雷于1937年2月在杭州新新旅馆闭门杜撰……”但真实的历史究竟如何，他并没有深谈。
这一次张学良谈了很多。
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认为张学良是西安事变的主角。
他则说：“他(杨虎城)是主角哇，不过名义上我是主角了。
”张、杨捉住蒋介石后，发表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但它究竟为何人起草？许多论著和回忆录或语焉不详，或互相矛盾。
在西安事变中当过张、杨新闻发言人的申伯纯写《西安事变纪实》时，记载是“张、杨授意几个秘书仓促草成的”。
然而，究竟是哪几个秘书？说得最明确的是张学良的心腹、也参加过西安事变的应德田，他说“稿子最后由黎天才拟出，大家看过，略做修改，于十二日抓蒋后发出。
”张学良在口述中拨开了这些迷雾：“没有黎天才的事，怎么会出了个黎天才呢？是吴家象，他是我的秘书长，就是他，(写得)并不好。
”“蒋介石没有中心思想”环球人物杂志：提到西安事变，就不能不说蒋介石和张学良之间的关系。
据说，他们之间有很多误会，而有些误会是因为两人都说方言，彼此听不懂对方说话而引起的。
是这样吗？张友坤：张学良是东北人，直到晚年，乡音未改。
他自己披露，和蒋介石的矛盾起源于蒋听不懂他的东北话。
“误会很大，我这人有时说话转弯子，他就听反了。
”张学良举例说，蒋介石问他愿不愿意去办某件事，他反问：“我为什么不去？”意思就是愿意去，蒋介石却认为这是疑问句，表示“不去”的意思。
张学良还说：“蒋先生一生气就讲奉化话，我简直听不懂。
这听话听不懂有很大关系，你也不能老问他。
”环球人物杂志：除了语言误会，他们二人根本性的分歧是什么？张友坤：政治观点上，说穿了就是对待共产党的态度不同。
张学良曾两次申请加入共产党。
1992年，他在同张之宇谈话时说：“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
”“我跟共产党有来往，早就有来往。
政府是一点儿不知道。
一点儿不知道？那就是他们作特务的工作！”“换句话说，我是同情共产党，我认为共产党对中国有益处，而且认为共产党是爱国的。
”“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这是真正我内心……”环球人物杂志：在《口述历史》中，张学良多次评价蒋介石，说“蒋介石的贡献只有黄埔军校”。
您认为这番话是根据事实，还是夹杂个人情感因素？张友坤：当然会有一定的个人感情在里面。
张学良被幽禁期间，条件一度很艰苦，连洗脸水都没有。
过去因为种种原因，他不想或不敢表露自己的真实态度。
在这次的《口述历史》中能看到，就政治层面讲，张学良一反过去吹捧蒋介石、大骂共产党、贬低自己的态度，赞扬毛泽东、佩服周恩来。
谈到毛泽东和万里长征时，张学良说：“毛泽东这个人啊，天生能领导。
都是带兵的，万里长征……我要领，会领没了，他(士兵)不跟你走，他跑了。
他(毛泽东)能统御，他有这个力量。
”他点评周恩来：“连我的部下、杨虎城的部下都听他的。
他说出的话很有道理。
这个人好厉害，不但会讲，也能处置事情，是我佩服的一个人。
”对蒋介石，张学良如此评价：“我本来是很尊重蒋先生的，但后来就不尊重他了。
他要有机会，他真能当皇帝。
他的思想非常顽固……他没有中心思想，他的中心思想就是他自己……那是唯我的利益独尊主义。
”他还讽刺地说：“蒋介石是个投机取巧型的买办，好吹，什么‘几年准备(反攻)，几年成功’，这样只会失信于民。
”“他不用人才，用奴才，何应钦就是一个奴才。
”等等。
环球人物杂志：但是张学良一直尊称蒋介石为“蒋先生”，还在蒋去世之后写了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雠(音同仇)仇”。
对于这副挽联，您是怎样解读的？张友坤：张学良向来都是把政治问题与个人感情分开的，可惜的是他把个人感情看得太重，超过政治。
我认为这既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
张学良和蒋介石的关系是割不断、理还乱，恩恩怨怨几十年。
他明知自己与蒋介石的政见之争已不可调和，但仍对其“讲忠讲义”。
即使他承认蒋介石并不值得尊重，但写挽联时关怀依然放在政见前。
“我最爱的在纽约”环球人物杂志：张学良的爱情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
《口述历史》中，张学良对自己的感情生活是如何评价的？张友坤：张学良对感情一向坦率，他曾说自己“平生无憾事，唯一爱女人”。
在谈到赵一荻时，他更是坦率得惊人，直言“她是对我最好的，但不是我最爱的，我最爱的在纽约”。
《口述历史》中很多地方提及与张学良交往颇深的女性，但出于对当事人的尊重，内容做了删减，有些人则只保留了姓氏。
环球人物杂志：张学良曾评价自己的人生：“我的事情是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
”他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张友坤：他终生最大的遗憾是没能参加抗日战争。
他多次上书蒋介石要求参加抗战，都被蒋介石拒绝。
环球人物杂志：张学良晚年为何定居夏威夷，既远离台湾，也不愿回大陆？张友坤：我自己分析，应该有4方面的原因：一是政治期望。
1991年，他在美国与吕正操将军会晤时表示，愿保留自己的特殊身份，不过于亲近两岸任何一方，一旦有需要，他可以两边走走，做点工作。
二是环境干扰。
张学良获得自由后常说，自己是远离政治漩涡的闲云野鹤，其实不然。
他始终都是各方关注的人物，想回东北家乡走走，还须向“总统”请假，说明他并非寻常百姓。
他怕回来会给两岸关系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三是家庭方面。
和他共患难的赵一荻怕好不容易获得的宁静生活又改变。
四是身体原因。
回来的最佳时间应是张学良赴美不久，那时他身体还健康，此后就日渐衰弱，赵一荻也一病再病，两位老人都只能靠轮椅行动。
第五，张学良说，他回大陆的条件是两岸关系的缓和，越缓和，他回来的条件就越成熟。
环球人物杂志：研究了这么长时间张学良，您对他的认识是否改变过？张友坤：民国不乏英雄，但像张学良这样多姿多彩者，鲜有其人。
他集蓝色(国民党一级上将)、红色(说自己是共产党)、褐色(崇拜墨索里尼)、黑色(胡匪崽子)、粉色(花花公子)于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