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八大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的八大特征自从中国迈进文明社会的门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了上下五千年，传播到纵横数万里。

一个个王朝的毁灭，一次次残酷的战争，多少次外族的入侵，乃至无数次山崩地震、水旱、瘟疫等，都未能阻止它前进的步伐，这与它所具备的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点有着直接关系。

梁漱溟先生写过一本《中国文化要义》，概括了中国文化的14大特征；台湾学者韦政通则说，中国文化有十大特征。

其实这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

我将它概括为八大特征，提出来仅供大家参考。

在近六千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26种文化形态，其中包括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化体系，即中国古代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古埃及文化等。

但在这些文化形态中，只有一种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

延续不断，经久不衰，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应变能力，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中外历史上，不少优秀的文化因为异族入侵而中断，如希腊、罗马文化因日耳曼人入侵而中断沉睡了上千年；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雅利安化；埃及文化则因入侵者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自己的面貌：曾经一度希腊化，后又罗马化，再后又伊斯兰化。

这都是由于它们根基不深，站脚不稳。

中国传统文化却大不相同，十六国时期的五胡乱华，宋元时期契丹、女真的相继南下，乃至蒙古、满清入主中原，都未能中断中国传统文化，相反却是征服者最后被征服、被同化、被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吸收了各少数民族的新鲜血液，反而增加了新的生命活力。

它之所以有这种顽强的延续性，这是因为它有强大的同化力与融合力，外族文化进入中原地区、外域文化进入中国后，大都逐步汉化、中国化，与汉族文化、中国文化融为一体，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佛教文化，如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包括楚文化、吴文化、巴蜀文化以及西域文化等。

中国传统文化还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主要表现为文化心理的自我认同感和超地域、超国界的文化群体归属感。

近年来，千百万华侨都来关心中国的振兴，正是这种文化凝聚力在起作用。

用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用优秀的传统文化唤起海外广大同胞的爱国心，争取他们从道义上、物质上支持国内的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早日统一，正是我们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目的。

义或人本主义，向来被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

所谓以人为本，就是将人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

肯定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为万物之灵，在人与物之间，人与鬼神之间，以人为中心，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调。

也就是说，神本主义在中国不占统治地位，而人本主义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孔子曾教导他的弟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

”又说：“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在处理人事与天道的关系时，不少政治家与思想家，都主张要先尽人事，然后再考虑天道。

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在中国文化中，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

中国传统文化还强调人伦道德，强调要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要求君要仁、臣要忠、父要慈、子要孝，兄友弟悌，朋友之间要讲义讲信，为人臣、人妻要守节，与一般人交往也要讲忠恕之道，要努力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

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家庭和睦、社会安定、君臣合力、朋友同心。

在处理君与民的关系时，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强调君主专制，强调臣民要忠君，但同时也有不少政治思想家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强调民贵君轻，提出了“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著名论断。

因此尊君重民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与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并不一致，与社会主义时代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和主张更是存在着本质区别：中国古代的人本主义是以家庭、家族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以巩固专制王权为最终目的；西方的人文主义则以个人为本位，以法制为中心，以个人的充分发展为终极目的；而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则强调人民当家作主，充分尊重个人的权力和自由，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充分的条件。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人为本，并非尊重个人价值和个体的自由发展，而是将个体融入群体之中，强调个人对他人、对家庭、家族以及对国家、天下的义务，可以说是一种宗法集体主义人学，是以道德修养为旨趣的重人伦、重道德的人本主义。

而西方文化中的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则注重个体的价值，强调个人的权力和自由，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契约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个性主义。

它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法律体系的重要思想基础。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本主义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本主义的积极因素，重视人的作用，重视道德伦理，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和个人修养的积极作用，同时又避免了重人伦轻自然、重群体轻个体的倾向，尤其反对封建的专制主义。

对于西方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人本主义，我们则予以批判与扬弃。

既重视个人的作用，又强调集体主义和国家民族的利益；既尊重人权，尊重每个人的生存权、劳动权、发展权，又强调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强调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发展。

这才是人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堑新的阶段。

第三，主张自强不息、勤劳刻苦、刚健有为、鞠躬尽瘁，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特点。

《易经》曾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天体的运行是刚健有力，生生不息的，人的活动也应该效法天，应该刚健有为，自强不息。

也就是说，应该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有一种奋斗拚搏精神、积极向上的精神。

孔子对他自己和对他的弟子都是这样要求的，他认为一个人不仅应该“学而不厌”，而且应该“为而不厌”，他自己则是“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他还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远大的志向，并努力为实现自己的志向而奋斗。

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一个人的志向应该是坚定不移的。

他的弟子曾参也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他们希望人们应该为实现自己的远大目标而奋斗终身，死而后已。

三国的诸葛亮正是实践这种传统思想的典型。

第四，强调人格，提倡节烈，主张为国尽忠，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个特点。

孔子认为，人生在世一定要有独立的人格。

为了维护自己人格的尊严，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宁可牺牲生命，也不能苟且偷生。

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又说：“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政治清明，符合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可以出来做官；天下无道，政治黑暗，就应该退隐，而不应贪图宝贵荣华。

孟子认为，生命与道义都是可贵的，假如二者不能兼得，就应该舍生以取义。

他认为，作为一个大丈夫，应该具备一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

正是在这种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我国历史上出现了苏武、杨业、岳飞、文天祥等无数忠君爱国的英雄。

这种思想，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当然，对于“忠君爱国”思想也不能一概肯定，而要进行批判和扬弃。

对于那些只知忠君并不爱民，以及一味忠君、不分是非的所谓“忠臣”和行为，并不值得宣扬和歌颂；而在当今的时代，我们也不能要求人们像忠于封建皇帝那样去忠于哪位上级或领导。

但在封建社会，国君往往代表一个国家和民族，不少人将国君当作国家的象征，实质上是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和民族，忠于自己的事业和理想，对于这样的“忠君爱国”就不能否定，而应提倡与学习。

比如郑国的弦高犒师退秦兵，蔺相如完璧归赵，屈原“书楚语、用楚声、记楚地、名楚物”，以自己的赤诚之心和一生的血泪写下了《离骚》《国殇》《九歌》等爱国主义诗篇，这种爱国主义精神自然应该肯定。

西汉的苏武誓不投降匈奴，在北海牧羊十九年，持汉节不失，忠心不变；杨业宁死不降，岳飞精忠报国；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文天祥拒绝当元朝的宰相，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浩然正气走向刑场；明朝的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提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抗倭名将戚继光写下了“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的著名诗句；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一腔正气，无私无畏。

所有这些，无一不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典型写照。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以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强调将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这种精神教育与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成为中华民族最可贵的精神传统之一。

这种爱国主义的精神传统永远值得继承和发扬！第五，崇尚统一，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共同利益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又一个特征。

我国从原始社会进入奴隶社会后出现的三个王朝夏、商、周，地域虽然不十分广大，政治上实行分封诸侯的分权制，但名义上毕竟是三个拥有“天下共主”的统一王朝。

只是在东周后期才出现了诸侯长期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

而当时的政治家、思想家们所向往和追求的则是国家统一、法度一统的理想社会。

《诗经》的作者歌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的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局面；春秋五霸打出“尊王攘夷”的旗号，则是要维护中原地区诸侯国的共同利益，企图由霸主代替天下共主；孔子提出“张公室，杜私门”，认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才是“天下有道”的时代，而“陪臣执国命”则是天下无道，礼坏乐崩（《论语。

季氏》）；孟子明确主张“定于一”（《孟子。

梁惠王上》）；荀子也反复强调“一天下”（《荀子。

非十二子》）。

这些儒家大师无不主张国家统一，从而奠定了我国大一统的理论基础，并得到后世的广泛认同。

公元前２２１年，秦始皇“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家，并根据韩非子“事在四方，要在中央。

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治国方案采取了一系列巩固国家统一的措施：车同轨、书同文、度同制、行同伦、地同域，法令由一统，彻底改变了战国时期“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状况。

并在思想文化上“别黑白而定一尊”，企图用法家思想统一人们的思想，采取了“焚书坑儒”的极端措施，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它说明，法家思想尽管与儒家不同，但在维护国家统一这一点上又是十分一致的。

汉承秦制。

汉朝不仅继承了秦朝天下一统的局面，而且实行了秦始皇制定的郡县制、三公九卿制等基本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

秦始皇开创的统一大业，到汉武帝时得到巩固和进一步发展。

秦皇、汉武对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因此受到子孙后代的崇敬。

从秦汉时起直到现在，我国统一的时间大概在三分之二以上，分裂的时间不到三分之一。

它说明，在我国历史上，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暂时的。

在统一时，多数政治家、思想家和广大人民都反对分裂；而在分裂时，人民又盼望统一，进步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们则为争取国家统一而奋斗不息。

比如，三国时期的曹操、刘备、诸葛亮、孙权等，都认为自己代表正统，都希望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南北朝时，无论南朝还是北朝的统治者，都希望由自己统一中国；南宋时期，人们常以恢复中原为念；元朝的忽必烈君臣以“混一四海”为己任，建立了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一中国的封建王朝，使台湾、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版图，在蒙古、云南、东北正式建立行省；清朝的康、雍、乾竭力维护祖国统一，先后平定了新疆、西藏等地的叛乱；直到近代，云南人民掀起保界运动，与英国入侵者抗争，保卫了西南边疆；甲午战败后，清朝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当地高山族人民与各族人民一起奋起反抗，血洒宝岛；１９０４年，英国企图入侵西藏，受到藏族人民的坚决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