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简直是悲哀的叹美者”——简论庐隐小说的感伤情调

第28卷第3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6年5月 Vol. 28 No.3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May 2006──────────收稿日期：2005-10-19作者简介：王福山（1964-），男，河北秦皇岛人，秦皇岛教育学院副教授。

- 10 -——简论庐隐小说的感伤情调王福山，苏君礼（秦皇岛教育学院，河北 秦皇岛 066004）摘 要：庐隐在《海滨故人》、《象牙戒指》等小说中流露出强烈的感伤情调和求索意趣。

她常常借助于对爱情、对人生意义、对人的价值等的执著追求和追求不得的痛苦展示，鲜明昭示对感伤情调的偏爱和文本上的自觉追求。

那感伤的情调，有着哀切的美感，而日记、书信体的形式选择、以及对古典诗词景物、意境的化用，也使其小说的感伤情调更浓重。

关键词：庐隐；感伤情调；文学认识中图分类号：I207.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6）03-0010-03庐隐是我国五四时期享有盛名的女作家。

茅盾先生曾赞誉她是“‘五四’的产儿”，“觉醒了的一个女性”。

[1]刘大杰先生也认为在中国新文学的女作家中，庐隐与冰心女士是资格最老、成就突出的。

的确，庐隐是五四女作家中多产的小说作家，在其并不平坦的十几年的创作生涯中，她以旺盛的写作热情，勤奋笔耕，执著追求，为我们留下了《海滨故人》、《曼丽》、《灵海潮汐》、《玫瑰的刺》四个短篇集，《归雁》、《象牙戒指》、《女人的心》、《火焰》四部中长篇，以及散文集《云鸥情书集》等，显示出强烈的感伤情调和执著的求索意趣。

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人注意过并指出庐隐是“感伤派女作家”（草野语）。

而当下流行的几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也几乎众口一词地概括总结她的小说创作风格的个性：“用哀伤的笔调叙写‘五四’一代青年复杂的感情世界，尤其表现一代青年女性追求民主解放和爱情幸福最后却只能尝到苦果的实际情景”[2]。

她“只知伤感愤懑”，不同时代、不同性别的人们几乎都指出了庐隐小说的感伤特点，可见庐隐小说中的感伤情调是十分浓重的。

庐隐小说的感伤情调与她对文学的认识不无关系。

庐隐在文学主张方面，强调：“文学创作者是重感情，富主观，凭借于刹那间的直觉，而描写事物，创造意境；不模仿，不造作，情之所至，意之所及，然后，发为文章，其效用则在安慰人生，鞭策人生。

”[3]尽管庐隐在20世纪20年代“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艺术”的论争中曾表示要保持中立，持“无偏向”的态度，实际上在审美意趣与审美趋向的展示中不可能不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

她在小说创作中不断地纳社会人生于笔端，展个人内心图景于纸上，以鲜明的主体意识融入小说文本，在不懈的求索中袒露出一个真诚、痛苦的灵魂，使我们在感悟着她的作品的感伤中，也体味了作家不幸生活经历的坎坷与多难。

作家对生命内涵的诠释，对个性的注重与强调自然要带到创作中去，所珍视的个体生命的人性的丰富性与主体性价值十分明显，她笔下常常写出女性生命的无尽痛苦，而这些痛苦的经历或现象又往往升华为对生命的叩问。

文本中她认为“足称创作的作品，唯一不可缺的就是个性——艺术的结晶，便是主观——个性的情感”[2]。

的确，庐隐在苦涩的行文中，在真挚的情感流动中，在被五四的怒潮从封建氛围中掀起来的、觉醒了的女性意识的彰显中，在对理想、人生和女性命运的思索与求证过程中，流露出过于浓重的感伤情调，从客观上说这当然是当时社会的种种积弊和现实黑暗的反映，但谁又能否认它不与庐隐特定的人生经历和敏锐的艺术感悟能力相关？女作家的艺术观念和主张已经先在性地决定了她的小说创作的感伤情调的必然。

我们说尊重个体生命的主体性价值与来自家庭、社会的重重挤压是矛盾的，更是让人感奋的。

庐隐在描写中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弱者的命运所投注的诗性眼光，在叙述文本中所显示出的在否定形态中对理想爱情的期待，对理想生活模式、人生理想的肯定倾向，可以说贯穿于从《海滨故人》到《曼丽》等一系列小说文本中。

在女作家逝世不久，茅盾先生就曾指出：庐隐“向‘文艺园地’跨进第一步的时候，她是满身带着‘社会运动’的热气的，《海滨故人》集子里前头的七个短篇小说就表示了那时的庐隐很注意题材的社会王福山，苏君礼：“我简直是悲哀的叹美者”- 11 -意义，她在自身以外的广大的社会生活中找题材”[2]。

这就是说庐隐小说的题材范围十分宽泛，她关注的人的命运与社会问题十分现实。

《一个著作家》中写男主人公邵浮尘和恋人沁芬的相继死亡，凄婉而令人痛惜，这当然是封建买卖婚姻的罪恶；而《一封信》中天真活泼的小女孩梅生，被建材财主陈大郎以抵债为由强行霸占，折磨而死；小说借人物之口喊出“穷人真是可怜呢！……什么是世界，简直是一座惨愁怨苦的地狱”；[3](P15)《余泪》中女教师呼吁对敌宽恕，尽管闪耀出人性的辉光，而最终她反被并不宽恕生命的敌人无情射杀…… 其他如《灵魂可以卖吗？》、《两个小学生》等也都涉及到了严峻的社会问题，尽管在揭露或批判的深浅度上并不一致，但在总体上表现出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积极主题，凝聚着女作家沉郁的人生追问。

这些作品明显带有与时代性紧密相关的启蒙主义色彩，不仅直接体现了“文学研究会”作家“为人生的艺术”的文学主张，而且她的话语方式明显带有当时男性叙事的特征或印记。

作家庐隐于愤怒、同情中所表现的深重的伤感和叹息十分突出，这并不仅仅是她的独语方式。

事实上国家、民族意识形态需求已经作为一种先在理念，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她的思想和行为，所以庐隐小说的叙事呈现一种抗争、反抗的进步表象，且无声息地直接整合进了时代的话语中。

作家有时干脆以议论性或抒情性的文字直接来表现自己的爱憎或感伤：世界上应该还有比钱更为需要的东西吧！——《灵魂可以卖吗？》[3](P29)无论怎么样穷人总没有幸福！无论什么幸福穷人都是没份的！——《一个著作家》[3](P7)穷人真是可怜呢！……甚么是世界，简直是一座惨愁怨苦的地狱！——《一封信》[3](P15)我寄我的深愁于流水，我将我的苦闷付清光……——《月下的回忆》[3](P54)庐隐在这一声声的叹息声中，该带有多少怨怒，几重伤感？她分明地已将社会的贫富分野阶级对立意识贯穿于小说文本中了。

她在《风欺雪虐》中所慨叹的“在这世界上，没有真的怜悯与同情”，“她奋斗的精神，正和峻峭的梅花一样，但是怎禁得住风欺雪虐呢？”[4](P225-226)而《秋风秋雨愁煞人》中对秋瑾女士“以身许国”、视死如归的敬重也夹杂着对军阀、国事浓重的愤恨和不满。

抛开中国文化中对“梅花”形象的象征和比附意义，单从作家叙述而言，如果说庐隐这类以社会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主要表现了她“为人生”的强烈社会意识和历史责任感，客观流露出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及无奈，那么，她在创作《海滨故人》、《或人的悲哀》、《丽石的日记》等语气中的主观情感来说，也积淀了太多的爱憎意义。

表现五四知识女性情怀的小说，借助于对爱情、对人生意义、对人的价值等的执著追求和追求不得的痛苦展示，也鲜明昭示了作家对伤感情调的偏爱和文本上的自觉追求。

可以说无尽的伤感已透入骨髓，溶进她的每一个细胞。

也许这正印证了鲁迅先生所言：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

女作家借小说中的形形色色的时代女性形象发出的依旧是“人生是什么？”的焦灼、苦闷和叹问。

如果我们联系一下小说家个人并不顺畅的悲苦婚姻，就会清楚地发现作家所写的人物、情节有着太多的现实生活的影子。

再看《海滨故人》所描写的五位青年女性：露莎、玲玉、莲裳、云青、宗莹，本来她们“都是很有抱负的人，和那醉生梦死的不同”，但却“不幸接二连三都卷入愁海了”。

愁从何来？愁因何生？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露莎们产生了反抗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的强烈愿望，但客观现实依旧黑暗，落后势力依然强大，时代、社会甚至家庭并不容忍她们按照自己的理想追求爱情的幸福、建构合理的婚姻殿堂和人生模式，或者说她们所依赖的知识本来应贡献于社会，服务于人生，结果，一次又一次的奋斗除了给她们带来无尽的苦恼，使她们备尝苦辛、连遭险恶社会的不幸之外，几乎全是哀叹和无望。

试看自幼“养成孤僻倔强的脾气”而“天性又极富感情”的露莎，本是为着思考诸如“人生到底作什么”的问题而犯了“哲学病”的，结果“弄的精神衰颓”。

她在与梓青的交往中深感“地球虽在，竟无我辈容身之地”，这不只是对世界的感知，也更是对命运的预期。

最终精神恋爱与肉体恋爱的重重受阻，使她们双双在恶浊的环境中飘零而去，那不知所往、杳无成败结局的结局，与其说是对命运的无可奈何的逃遁，不如说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反抗。

而“理智强于感情”的云青，原本“想做一个完美的教育家”，“整天里讲火、记日记”，却在礼教、家庭的重压下不得不割舍了自己的爱情，陷入无边的苦闷彷徨之中。

她自云：“自幼即受礼教之熏染，及长已成习惯，纵新文化之狂浪汩没吾顶，亦难洗前之遗毒。

”[4](P229)云青为情所累，为尘所牵，其归隐实在是无奈而必然。

她并不是真的彻悟了人生，而实在是在洞见了人生的种种恐怖之后，所做的最好选择。

其余宗莹、玲玉、莲裳也无一例外地经受了爱情的烦恼痛苦。

当个人与社会产生矛盾、理想与现实产生距离、感情与理智发生碰撞，这几位曾聚首言欢在幻想中憧憬美好的女友怎么能不被抛入无边的“生的苦闷”之中！她们各不相同的际遇，各有风采的经历，各有哀叹的命运，所展示的是个性化的，也是一种时代社会的共同不幸，是当时青年女性从追求到幻灭心路历程的必然悲剧。

因为她们作为玩偶、性奴的女性地位不改变，在没有发展形成独立的人格之前，露莎们的求学、结友、浪漫与幻想都只是无边的封建男权汪洋中的“孤岛”行为，也必然是被限制的。

所以当《丽石的日记》中主人公丽石自叹自己是“生的漂泊者”时，我们一点儿也不惊奇，因为作家自身的成长经历就充满了太多的悲苦与不幸。

小说明确指出：“丽石确是死于心病，不是死于身病。

”[4](P74)她们既不能彻悟，又不能奋斗，只能让无情的造物玩弄。

抑郁、伤感、第28卷第3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6年第3期- 12 -苦闷和彷徨伴和着批判、否定、挣扎和追求。

我们并不排除庐隐视“恋爱是人类生活的中心”对人的情感历程的影响这一层因素的客观存在，她认为“其实同是一个爱字，若出于两方的同意，无论在谁的嘴里说，都觉得自然和神圣”。

[4](P86)她在对女性爱情、婚姻命运的观察与思考中融入了自己的切身体验和真实感受，因而各种各样的烦恼、感伤与不幸，就不仅仅是一种逃避或求索过程的展示，而是带有感情与理智的矛盾冲突的巨大震撼力量。

《归雁》中纫青的内心独白，带有一只寒凉中孤雁的无边凄凉；《象牙戒指》取材于石评梅与早期中共党员高君宇的爱情悲剧；沁珠所题的“矛盾而生，矛盾而死”该含有多少愁惨、伤痛与无奈！在《前尘》、《蓝田的忏悔录》、《胜利以后》及《时代的牺牲者》等篇中，庐隐借《何处是归程》中的沙侣，为不幸的人们安排了归宿——“希望的花，随流光而枯萎”，而“结婚的果是把他和她从天上摔到人间”，“结婚、生子、作母亲……一切平淡的收束了，事业志趣都成了生命史上的陈迹……”面对冷酷的现实，她只能“不时的徘徊歧路，悄问何处是归程？”[5]并独享无尽的伤感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