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黛云_从世界的文学视野看中国比较文学_褚国飞

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2月/24日/第003版对话乐黛云:从世界的文学视野看中国比较文学本报记者褚国飞乐黛云(1931-) ，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并担任上海外国语大学顾问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兼任教授；曾任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兼任教授、香港大学访问教授、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访问教授、荷兰莱顿大学胡适讲座教授、香港科技大学访问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教授。

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先后建立中国大陆第一个比较文学方向的硕士点、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

多次赴美国、加拿大、德国、奥地利、法国、挪威、荷兰、瑞典、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澳大利亚、突尼斯、南非等地访问、讲学。

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2006年获日本关西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历任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15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7年，自1989年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至今，现任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法合办《跨文化对话》杂志主编。

文化间只能是共生和对话的关系记者:在当前全球化大趋势下，您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这对矛盾，从文学角度怎样促进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乐黛云:全球化问题以及文化多元化问题，这些都不是偶然产生的，它们的出现有一系列时代和社会背景。

首先是殖民体系崩溃后，各个独立国家都要把他们的文化身份、文化认同和文化主体性表现出来，这些国家与民族都有了彰显自身文化的迫切性，如马来西亚把马来语定为国语，以色列回复到希伯来文，中国也提出了传统文化的问题等。

为什么要提出多元文化，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都证明了文化的征服是不可能的，或者说，一个文化要把另一个文化征服掉、同化掉、消化掉或吞并掉，都是不可能的，外来者可以把一个国家的经济控制起来，但无法征服或者吞并这个国家的文化。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悲惨遭遇，大家逐渐认识到，文化之间只能对话、只能共存，只能承认彼此各有特点，而不能用暴力手段来解决问题，这也是20世纪总结的经验教训。

再者，就是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文化间的冲突由上世纪日益严重的趋势，转变为当前有所缓和，特别是中美关系的缓和。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有很多关于文化冲突的讨论:集中表现为或强调单边文化的统治，或固守文化的原教旨主义，不允许变通和发展，否则就以暴力来对付。

这种尖锐的对立促使大家努力探索一条新的道路，既不是单边主义，也不是原教旨主义或封闭主义，这就产生了文化共生的理论和现实。

你说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是一对矛盾，其实也并不矛盾，或者说是矛盾共存。

经济要有必要的一致性，否则很难操作，而文化允许而且也需要差异，就是说你用你的文化方式来处理你的经济问题，我用我的文化方式来处理我的经济问题，大家可以通过不同的文化方式来操作各自的经济利益和原则，两者并不存在直接矛盾。

20世纪后半期以来，大家都在探讨另一种全球化，这就是文化多元共生的全球化。

迄今为止，学者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多元共生的全球化已经实现了相当一部分，因为没有哪一个文化把另一个文化吞并或压服，而是按照各自的文化方向和需求在发展。

从中国文化中探索解决世界性问题的资源记者: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地位和现状如何?乐黛云: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自然引起了大家对中国文化的关注，这不单单是中国国力日益强盛的结果，也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有着从未间断的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

就目前看，学者对中国文化的探讨有三种比较明显的倾向，第一种倾向是探讨中国文化中有哪些宝贵的东西，可以用来和其他文化对话，以助于解决世界性问题。

这种文化间的对话非常重要，例如美国学者安乐哲、郝大维在《通过孔子而思》一书中说:“我们要做的不只是研究中国传统，更是要设法使之成为丰富和改造我们自己世界的一种文化资源。

儒家从社会的角度来定义‘人’，这是否可用来修正和加强西方的自由主义模式?在一个以‘礼’建构的社会中，我们能否发现可利用的资源，以帮助我们更好理解哲学根基不足却颇富实际价值的人权观念?”再如被誉为法国“当代大儒”的汪德迈院士在“五经翻译”的学术会议上提出:为什么不思考一下儒家思想可能指引世界的道路，例如“天人合一”提出的尊重自然的思想，“远神近人”所提倡的拒绝宗教的完整主义以及“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爱精神呢?其实有类似看法的学者还不少，他们都在探讨如何从中国文化中找到一些资源以解决世界的共同问题，这是一种新动向。

第二种倾向是力图回归自身文化的源头，重新审视过去的问题和缺点。

这需要寻找新的视野，需要一个“他者”，以便在参照中来反观自己。

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最好的“他者”，因为它遥远、陌生、独立，有利于研究者暂时离开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而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

他对中国的研究正是为了反观希腊，加深对希腊的了解。

第三种倾向是重视研究中国的经典。

荷兰汉学家施舟人教授提出，像《可兰经》、《圣经》这些经典在世界上已有太多版本和翻译，但中国的经典主要是《五经》，翻译太少，想看都看不到，《易经》相对而言流传较广，但也还是很少。

他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原典，让世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更本真、更准确、更多。

他的主张引起了很多人的重视。

在中国国家汉办领导下，今年启动的12个国家合作的“五经翻译工程”，由国家汉办主持，预计将在3－5年内陆续推出英文、法文版，以后还要陆续推出其他各种文字的版本。

记者:比较文学的国际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具体文学研究中是如何体现的?乐黛云:国际性和民族性比较复杂。

上面探讨的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对话中的地位就是国际性的一些方面。

民族性是指民族文化特有的基因，也就是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民族性不是民族主义，不是傲视一切，中国对外来文化的接受一向是很主动的。

当然也有一些人持排外的态度，但是强调尊重和接纳各民族文化是主流。

纵观中国几千年来文化发展的历史，总是不断接受外来文化并与之融会贯通，如对印度文化、西域文化以及近百年来对西欧文化的接受，这为中国文化带来了生生不息的发展动力与源泉，因此中国文化始终是“多元一体”，持续发展，从未中断。

记者:目前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要互动认知，从“他者”的视角来重新认识和发现自我。

您认为如何在具体研究中实践“互动认知”?乐黛云:互动认知，就是从一个和自己不同的“他者”的角度来反观自己，“我眼中的你，你眼中的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自己的认识就会产生一个新的飞跃。

如果能把别人看自己的不同角度都结合起来，这就是一个立体的看法，然后再通过这种新的看法来看别人，那又不一样了，这就是一种互动。

认识只有在不断的互动中才能前进，才能提高一步。

这就是比较文化和比较文学的根本原理:必须从他者角度看，才能更好认识自己，必须充分认识自己，才能更好理解他者，两者的互动和碰撞，才能创造和产生新知。

中国比较文学从一开始就具备了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记者:中国比较文学发展与国际比较文学发展存在哪些差异?乐黛云:中国文学发展到了19世纪末，无论从社会变革和文学发展本身的要求来说，都需要有一个改变:文学研究的观念要变革，研究的方法也要更新，不能总是走过去的老路。

比较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发生、发展和繁荣，首先是基于中国文学研究观念变革和方法更新的内在需要，这决定了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特点。

学术史研究表明，中国比较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也不是舶来之物，它是立足于本土文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在全球交往的语境下产生的、崭新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文景观。

这一开端及其后来的发展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与西方比较文学的诸多不同:比较文学当初在欧洲是作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分支而产生的，它一开始就出现在课堂上，是一种纯学术的“学院现象”。

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轫，却并不是作为一种单纯的学术现象，也不是在学院中产生；它与中国社会改革，与中国文学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密切相关，它首先是一种观念、一种眼光、一种视野，它的产生标志着中国文学封闭状态的终结，意味着中国文学开始自觉地融入世界文学，与外国文学开始平等对话。

1901年林纾对法国小说的翻译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开始。

林纾不懂法文，他的一位挚友法文特别好，他将法文小说一句一句翻译给他听，林纾边听边做记录。

他的古文非常好，动笔速度也很快，就这样边听边写，竟将100多部小说译成了中文，而且每一本都有序或跋，讨论该部作品与中国小说之异同，比较其优劣。

还有鲁迅，他的论文都是从社会改革需要出发，谈了很多文学的“旅行”和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异同，特别是1907年前后在日本发表的四篇论文很值得深入研究。

还有王国维、吴宓、胡适等，他们都是中国比较文学早期的开拓者。

总之，西方比较文学发源于学院，而中国比较文学则与政治和社会改良运动有关，是这个运动的组成部分。

它从一开始就是从中西结合的角度来探讨各种问题，讨论如何用文学来改良社会，与社会政治的改良运动结合在一起。

这第一点不同决定了中国比较文学与欧洲比较文学的第二点不同，那就是欧洲的比较文学强调的是欧州各国文学的联系性、相通性，而中国比较文学则在相通性之外，更强调差异性和对比性，着重在从差异的比较中认识自己，在彰显自己的过程中学习他人，从而发掘出两者之间应有的更深层的共同质素。

例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以叔本华的哲学思想来解读《红楼梦》，又以《红楼梦》所描写的人生来体认叔本华的世界，从而指出过去的中国小说少有描写人的精神生活，少有对灵魂作深层的追问，而从《红楼梦》看来，这正是中外文学应有的共同质素。

这种发生和发展的不同，意味着中国比较文学与西方比较文学之间的另一层深刻的差异，那就是欧洲比较文学主要是在西方文化这一特定的、同质文化领域的文学内部进行的，它在很长历史时期都是一种区域内部的比较文学；而中自比较文学一开始就是在中西两种异质文化之间进行，是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下发生的。

它一开始就跨越了区域界限，具有更广阔的世界文学视野。

多文化、跨文化文学研究的集中表现者记者:比较文学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乐黛云:世界比较文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影响研究为主，第二阶段以平行研究为主。

平行研究讨论的对象彼此间不一定有太多的关系，主要是对同一个问题阐发各自不同的看法，如文学是如何表现生命的。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

如美国作家海明威认为，人的一生开始时有如小溪，从山上流下来，嬉闹着，欢唱着，慢慢变成大河，奔腾澎湃，然后静静地流入大海，汇入大海永恒的宁静；中国的陶渊明也一样，他说:“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当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表达的方式完全不同，但表达的是类似的看法。

第三阶段是对多文化、跨文化的文学研究，这是比较文学正在经历的现阶段。

中国在这方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