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辩证法深度剖析

科学技术“双刃剑”的理性透视摘要:科学技术是“双刃剑”，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毁灭人类。

“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的理论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势和习惯，这种理论阻碍了人们对自然科学及其技术活动与作用的正确认识与把握。

深入分析表明，与其说科技是“双刃剑”，不如说人是“双刃剑”，它植根于人性的弱点和优点，不可根除。

因此,有必要对“双刃剑”问题进行深入的解析与探讨。

关键词：科学技术自然科学双刃剑人性科学技术是“双刃剑”，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毁灭人类，我们可以举出很多案例来证明它。

如铁器的发明，极大提高了人类的劳动生产力，但铁制兵器的出现，也使得战争的规模和残酷程度也大幅提高。

火药的发明，极大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也为提升战争的残酷性不断添砖加瓦。

从19世纪下半叶至今，人类的科技水平突飞猛进，日新月异，对大自然的奥秘不断有惊人的揭示。

但科学技术是“双刃剑”的命运没有丝毫改变，问题越发严峻。

如核能奥秘的破解，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几乎无限的能源后盾，但核武器的威胁、核事故的阴霾，成了一柄挥之不去、高悬于人类头顶的“达摩克斯之剑”[1]基因工程的发展，为提高生活质量、改善自身素质探明了一条新的途径，但这也是一条通往不可预测之未来的道路。

现代科技在为人类生存大开方便之门的同时，也为少数恶人、狂人毁灭人类提供了便利条件，甚至一些普通人也可能在无意之中毁灭人类！所以称科学技术为“潘多拉之盒”并不为过！一、“双刃剑”问题的真与假说到“双刃剑”,人们很自然就会联想到自然科学及其技术对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同时也会联想到科学及其技术已经给人类社会所造成的灾难或可能带来的灾难。

最为直接的体现就是自然科学及其技术从根本的意义上成为现代社会生成的基本前提,没有这一前提,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化大生产方式,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人类社会物质生活与社会交往方式从量到质的巨大变化就不可能发生。

而与此相应,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所遭受的严重破坏同样也不可能发生。

问题的实质在于科学技术所导致的这种双重后果，是科学技术本身的问题,还是科学技术得以存在的社会环境及其社会关系对科学技术作用的发挥所造成的扭曲? 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理解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所谓“双刃剑”问题能否得以成立或真与假的前提是否可靠。

科学技术是由自然向社会生成的中介。

在远古,人类社会的前进基于其所有活动中所包含的对自然的正确认识,这是处于混沌状态的与人类其他活动没有分离的科学。

至古希腊,几何学、力学和天文学等率先分离出来,在知识体系中取得相对独立的地位。

17世纪后相继有热学、电磁学、化学、地质学和生物学的发展。

正是科学使知识从各异的自然物中提炼出来,从纷繁的现象中抽象出来,成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基础；科学方法也成为人类认识和构建社会、认识和完善自身的基本方法。

启蒙运动者掌握了科学方法,方能回溯到人类在有社会之前的“自然”状况,揭示出对于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科学精神则成为人类精神的基石。

各种机械尤其是蒸汽机和电机代替自然界,成为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

在由自然到社会的生成过程中,科学在历史上具有在先性和逻辑上的基础地位。

离开了动物生存方式的人类所生产和使用的工具以及相应生活物品的制造, 由简单到复杂的变化发展过程的内在根据,正是人所独有的思想和智慧的变化和发展的外显和物化。

因此,作为人的感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尤其是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从形成的那天起就是人的(知性与理性)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与人的感性实践活动在差异基础上的统一体,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表现方式。

正是这样的活动特性,才使人的生存方式超越了动物的生存方式。

尽管这种与自然的关系与表现方式是人与社会存在的基本前提,但也只是表明人与动物在获取生存来源方式上的不同。

也就是说,在获取生存来源方式上对动物本能获取方式的超越,并不能证明被这种超越于动物生存获取方式所遮蔽的,在纯自然状态下所自发生成的未经过科学改造的人与人的物质利益关系,已经同样超越了动物式的利益关系。

这就涉及人与人或人与社会的关系,之所以在此要提出或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相关性, 是因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上人类社会的存在状态都是由这两种关系的关系所构成所呈现的。

也就是说, 人与自然关系上的变化与发展,尤其是质上的变化与发展,没有人与人或人与社会关系在质上的变化与发展相适应,那么人与自然关系在质上的变化和发展在事实上就会使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向人类希望和理想的反面。

而这一已经呈现且严酷的现实正是促使人类进一步反思和深入认识“自然科学及其技术是双刃剑”[2]这一命题的真或假的现实前提,因为现象上的真并不意味着实质上的真。

要避免或消除“工具理性”的非理性表现,仅有现象上的批判是远远不够的[3]。

如果真要想解决问题,就必须深入到问题的实质,由此而生成的理论或解决问题的办法才可能是科学、彻底和有效的。

而在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之后,这种危害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更加严重,各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世界范围内的存在和发展对此做了无可怀疑的确证。

此外,工业社会的到来,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在具有科学性的技术的参与下得到了成倍而迅速的提高。

农业社会自然界对人类无条件的恩惠,正在被工业社会所造成的自然界对人类日益明显的危害所替代。

这一严酷现实的呈现却是与人对自然的改造活动相联系的,也就是说,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凭借思想和智慧所获得的进步及其在自然界的主体地位,并没有成为人自身向着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的必要前提。

相反,却成了人类社会可能走向自我毁灭的现实根据。

二、“双刃剑”在于科技自身还是使用者?远古时期,科学和技术不分,科学技术与人类的其他活动不分。

根据以下考虑, 有理由认为在由自然向社会的生成过程中,技术位于科学之后,技术与自然的关系较远,而与社会的关系更近:其一,自近现代以来,技术建立于科学所提供的知识的基础上。

技术的发展越来越有计划、有系统,而不是依赖直接面对自然界的经验和日常生活的偶然性。

其二,科学是“潜在的”生产力,而技术则是现实的生产力。

换言之,社会直接地在技术而不是科学的基础上构建起来。

商品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构成了社会的基础。

商品是技术的直接产物,而不是科学的直接产物。

“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4]。

社会正是凭藉技术而使自身牢固地奠基于自然界和自然规律之上。

其三, 科学将自然中各具个性、具有不同初始条件、处于各异环境之中以及呈现为各种表现形式的对象,抽象提炼为普遍的事实和规律。

虽然科学知识社会学等强调在这一过程中存在人际关系等主观因素,但最后的结论需排除社会和个人的影响。

然后,技术在特定目的的引导下,将科学所提供的事实和规律经组合与选择而作用于自然界,并且调集社会资源,以得到能满足“本土”、“地方”及个人特殊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也就是重新引入社会和个人的因素。

所谓科学无国界(地质学和生命科学因对象特定的地域分布而在某种意义上有国界),技术有国界；以及强调科学与技术的区别,强调科学的自由探索精神,也表明科学比技术有更多的自然性,或者技术比科学有更多的社会性。

同时,科学技术也是社会对自然的超越、改造和协调的中介。

在人类社会特定目的的拉动和价值观的选择下,在社会制度的安排下,自然物经过改造、重组成为商品而进入社会之中,自然过程经过改造、重组而成为社会过程的组成部分。

由此,一方面,各种商品和服务保留了自然物和自然过程的部分属性,另一方面,在技术中注入的远不只是由科学提供的信息, 而是还有大量来自社会各层面的信息。

从需要、排列轻重缓急、确定目的到可行与否、设计、投产、形成商品,以至商品的使用,在诸多环节中都融入了科学之外的大量信息,包括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因 ,并凝聚了人的意志。

技术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因其中贯注了社会和人的因素而超越了科学,超越了自然界。

技术将社会的指令经由以下途径输入科学:其一,技术将人类社会的需求和技术自身发展的需求直接传递给科学,要求科学提供与之相关的知识以维系和推进自身的发展。

其二,社会将技术的后果呈现出来,要求科学能提供生态学和环境科学的新观念和知识,以消除“双刃剑”的负面效应。

其三,技术也为科学的发展提供来自社会的支撑——仪器设备,其中显然包含有社会的核准和制度安排,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同样传递了社会的指令,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影响科学的发展。

其四,科学不仅以自然现象,而且也以技术所提供的经验素材为研究对象,以获得具有普遍性的规律。

但是技术所提供的经验素材不同于科学家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自由选择的自然现象,而是带有社会所赋予的明确目标和时限,这些经验素材本身就已经带有社会的印记。

技术将社会指令输入科学的最重要途径,就是在技术的各个环节——可行性研究、技术评价、设计、中试、投产以及售后服务等环节对科学原理和科学规律进行选择[5]。

由系统论可知,技术对科学所提供的知识进行选择,也就是作为系统的技术因自身的功能需要,对作为要素的科学及其属性起到协调、制约与选择的作用。

由此,技术向科学输入了社会的指令。

在相当程度上,正是由于这样的考量,因而强调科学技术一体化,也就是强调科学因此而获得的社会性。

然而系统论同时也指出,要素随机性、主动性越高,系统的选择余地就越大,因而越具有活力。

在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中,科学越是自由,越具有自主性, 随机涨落越大,技术选择的余地就越大,也越有活力。

如果把科学完全纳入技术的控制之下,失去自主性和随机性,则技术也就会失去选择的余地。

科学的自由和自主,归根结底在于系统中的这一特殊要素本身所具有的属性——较之技术而言带有更多的自然性。

强调科学不同于技术,强调科学的自由探索精神,其根据正是在于科学的自然性。

科学的社会性以其自然性为基,后者服务于前者。

没有自然性, 社会性不可能实现,而没有社会性,自然性也就迷失了方向。

正是在自然与社会之间,才能揭示科学的两重性——自然性与社会性,从而既看到科学因其自然性而具有作为要素的独立性,又看到科学因其社会性、作为社会系统中的一员而受到社会的制约。

前者强调科学本身的中性,因而所谓“双刃剑”不在于科学本身,乃因使用者而异[6]。

后者指认科学负有价值,因而科学本身即“双刃剑”。

其一,科学贴近自然而远离社会,因其“贴近自然”而发挥基础作用,故一旦失去应有的自由度则不能维持其要素的地位,系统本身的存在因而也就受到威胁；其二,科学是人类各项活动之一,是人性的一部分,作为“之一”而发挥作用,必然与其他活动和其它部分相互影响。

与科学一样,技术本身也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当强调技术的自然性时, 一般就会突出技术的工具和中性特征；而强调技术的社会性时,就会突出其价值特征,强调技术自身就是“双刃剑”。

从生成的意义上看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关系,自然承载了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