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夫妻约定财产制度

浅析我国的夫妻约定财产制度

法律系法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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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是随着物质生活提高而发展的，体现了夫妻之间越来越多元化、复杂化财产关系的要求。夫妻约定财产制不仅能够妥善处理夫妻之间的财产归属及对财产行使相关权利的资格，而且能够减少婚姻关系终止时由于财产引起的纠纷，减轻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保证诉讼的高效率，维护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虽然婚姻法的修改一定程度上完善了夫妻约定财产制度，因为我国的文化观念以及经济基础等先天性条件的制约下，夫妻约定财产制度在实践中还是有诸多缺陷。本文主要是介绍夫妻约定财产制度，指出该制度主要的缺陷以及对相应问题提出几点立法建议。

【关键词】夫妻约定财产制婚姻法完善

一、夫妻约定财产制度概述

夫妻约定财产制，是指夫妻双方以契约的形式确定婚前财产、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所有权的归属和财产的管理、使用、收益、处分，以及双方债务的清偿、婚姻解除时财产的清算分割等事宜的一种夫妻财产制度。夫妻约定财产制被大多数国家的法律所肯定，在法律效力上也具有优先性，其优先性在法律条文中体现为，只有在夫妻双方没有约定或者夫妻之间的约定没有法律效力的情形下才适用法定夫妻财产制。但这种制度并不当然适用于所有国家，它也被推崇法定夫妻财产制的苏联等国家的立法所排斥。

立法方面，在国外主要有两种方式：自由式约定和选择性约定。前者是指立法对于夫妻之间的财产约定限制较少，对财产关系的范围和内容都没有严格的限制，甚至在程序上的要求也很少，如英国的立法。后者则相反，立法对于夫妻双方的约定限制较多，对于约定财产的范围，通过法条限定了财产制的种类；对于约定的内容也有一些强制性的规定；在程序上要求夫妻双方以书面的形式订立协议，如法国、德国的立法。[1]二者相比，前者灵活、简便，但是未经公示，很难在实践中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后者相对不灵活，但是符合物权公示原则，有利于保护第三者的合法权益。

我国在此制度上的立法，首先从本国的基本情况出发，同时考虑人民群众对该制度的了解和接受程度，选择性地借鉴相关国家的经验。从我国现行《婚姻法》第十九条可知，我国对于夫妻约定财产制中的财产制种类在立法上并未给予夫妻双方绝对自由，即夫妻双方在约定时只能在一般共同制、部分共同制、分别财产制三种财产制中选择其中一种，否则不发生法律效力。一般共同制是指当事人双方将其在婚前和婚后所得的全部财产所有权约定归夫妻双方共同所有，又可称为一般共同财产制。我国在普遍认同和采取的就是一般共同制。部分共同制又称为限制共同制，是指夫妻双方通过协议确定一部分的财产所有权归夫妻双方共有，另一部分未作约定的财产所有权归夫妻一方各自所有的财产制种类。分别财产制是指夫妻双方将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的所有权全部约定归夫妻一方各自所有，并且约定一方对于自己的财产享有独立的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的财产制度。

在实践方面，夫妻约定财产制在西方司空见惯，在美国人们认为这是对个人财产和生活方式的一种自我保护。在英国，夫妻间的财产协议被称为是有钱人的结婚必需品，英国伦敦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婚姻家庭律师马克哈波指出：“有较多财产的夫妻如果不签订夫妻财产协议，那么一定是脑子有问题。”而在中国，特别是前些年，夫妻间订立财产协议简直被视为是在亵渎婚姻。即使是现在，大多数人也认为是对婚姻、对爱情的亵渎，是为

结婚后的婚姻家庭关系破裂埋下伏笔。最近，在我国妇女联合会在12个省级地区中随机抽取的8800位群众进行关于“是否应该对婚前财产进行公证”的大型民意调查后，显示：我国群众对夫妻财产公证的意见存在很大的分歧，其中持支持态度的占总人数的44%，持反对态度的占总人数的56%，由此也可见在我国人们对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接受和利用程度远远不像西方国家。

二、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度的现行规定

（一）基本内容

1、夫妻约定财产制的主体

作为一种特殊的契约，缔结该协议当事人双方必须具有民法所要求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除此之外，从我国现行的《婚姻法》中可知，夫妻财产协议的主体身份是特殊的，因为具有缔约主体资格的只能是夫妻。虽然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并没有规定财产协议缔结的时间，但是原则上在婚前、婚后当事人都可以签订财产协议。但是依据法律，婚前签订的夫妻财产协议只有当事人符合主体要求时才生效，即未婚夫妻登记结婚后方能生效。

2、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标的

根据我国《婚姻法》第19条规定，只要是合法的夫妻个人财产，无论在婚前还是婚后所得的，都可以作为财产协议的标的。夫妻双方可以就以上财产内容在我国法律所允许的财产制形式下任意约定，既可以约定其财产所有权归属以及对财产可以行使的权利内容和范围，也可以以与第三人的债权债务关系为协议内容以及婚姻关系解除时财产所有权的归属等事宜。此外，夫妻财产协议约定的内容必须合法且不违反公序良俗。如不能约定规避抚养、扶养、赡养等法定义务以及借协议之名，行逃债之实。同时不能损害公共利益和集体的合法权益。

3、夫妻双方意思表示真实

约定财产时夫妻双方必须出于自己的真实意志，即夫妻在意思不受约束，并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意思表示的法律效果的前提下签订协议时，协议的内容才对夫妻双方产生法律效力。夫妻一方如果以威逼、胁迫、欺诈等手段迫使另一方在违背自己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形下达成财产协议，则另一方有权请求确认协议无效或撤销协议。

4、夫妻约定财产制的形式要件

夫妻约定财产制是一种要式行为，《婚姻法》要求签定夫妻财产协议必须以书面的形式进行，并且要有本人的签章。因为书面形式的协议在诉讼过程中可以作为一种实物证据，减轻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节约司法资源，有效地调节矛盾，而且如果当事人双方要求进行公证，有书面文件更加方便。

(二)法律效力

1、相对的优先效力

我国《婚姻法》规定，只有在夫妻双方没有约定财产时才适用法定财产制，当然也可以同时并用，但是约定优先。由此可见，夫妻约定财产制相对于法定夫妻财产制在法律效力上具有优先性。

2、夫妻约定财产制对夫妻双方的效力

我国《婚姻法》第19条规定，夫妻财产协议的内容对于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夫妻双方理应依照其约定的内容对于约定的标的行使一定的权利，承担一定的义务。协议生效之日起，双方必须遵循协议内容，单方未经合意不得随意撤销、变更协议的内容。夫妻财产协议中约定财产归一方所有时，另一方应该承认对方财产所有权的合法性，不得干涉对方对其财产行使权利。婚姻关系解除时，对于财产所有权的分割首先应该尊重财产协议的优先效力，没有财产协议或者财产协议无效时才按照法定夫妻财产制处理。

3、夫妻约定财产制对第三人的效力

我国《婚姻法》有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分别所有的，而夫或妻一方对第三人所负的债务的，如果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则以夫或妻一方各自的财产清偿。在婚姻生活中，夫妻一方不可避免的与第三人发生财产关系，《婚姻法》为了防止夫妻利用夫妻约定财产制串通起来规避法定义务和损害第三人的权利特别规定了“第三人知道该约定”这个条件，并由夫妻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如果第三人对于夫妻之间的财产约定不知悉或者夫妻一方举证不能，那么夫妻之间的财产约定不能对抗第三人。

三、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的不足

虽然随着婚姻家庭立法的完善，夫妻约定财产制度也得到了发展，开始融入民主法治意识，强调个人的权利以及意思自治；与此同时立法者吸取外国立法经验注重维护第三人的利益。但是该制度仍存在一定的不足。

第一，立法较分散，且在法律条文中缺乏总则性规定。我国的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法律基础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和婚姻法的相关司法解释来源分散法律条文分散导致其缺乏整体性、系统性。[2]任何协议都应该有使其合法的成立条件。如我国的《合同法》就在总则中规定了一般成立条件，包括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夫妻财产协议从本质上来讲也是一种合同，所以《婚姻法》立法中理应参照合同法规定夫妻财产协议的成立条件，如主体的缔约能力、意思表示、内容合法性等。

第二，对于夫妻约定财产制的财产制形式的限定不合理。从《婚姻法》的条文中可知我国对于夫妻约定财产制的范围进行限制，明确限定了三种可约定的财产制形式。法律学者们认为这是一种封闭、僵硬的契约财产制度，夫妻双方如果约定了这三种形式以外财产制形式将不会发生法律效力。这违背了夫妻约定财产制的价值取向而且意思自治受到了限制，失去了该制度的本质意义。在如今的社会环境下，夫妻双方财产关系日益复杂，夫妻约定财产制形式的种类局限于三选一，是无法满足夫妻双方对财产约定多元化的要求。例如，夫妻双方约定婚前财产和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为各自所有，而财产增值部分为共同所有，这个协议兼顾分别财产制和共同财产制，对于夫妻双方来说可能是个双赢的选择，但是却无法为该约定找到合法依据。既然是个协议，就应该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婚姻法的这种限制明显有违意思自治原则。而且实践中这样的限制不仅限制了当事人约定的自由程度，也不能很好的调整越来越复杂的夫妻财产关系，违背了夫妻约定财产制度的基本意义。

第三，缺乏公示程序，财产协议约定的对外效力难以操作。现在各国的立法或惯例普遍认为夫妻约定财产应该为要式行为，即夫妻双方应该以书面的形式达成协议且进行一定的确认程序，赋予公示的效力。我国《婚姻法》第十九条仅仅规定夫妻约定财产时要采取书面形式，并未要求进行公示。这就使得实践中出现很多难题，如书面协议丢失、毁损或者多次修改等，使得很难证明双方之间最初有效的约定，这不利于保护婚姻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我国《婚姻法》规定了夫妻财产协议具有对外效力，但是笔者认为这种效力缺乏说服力，司法实践中也很难操作。夫妻财产协议是夫妻双方以自己的意思达成的，夫妻双方可以在合意的基础上变更协议的内容，第三人在订立协议的过程中没有参与，对于协议的内容就不得而知。根据婚姻法的司法解释，“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夫妻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这规定是很难在实践中进行具体操作的。第三人是否知道协议内容属于其主观问题，夫妻一方想要举证是谈何容易。

第四，未规定夫妻财产协议的变更与撤销程序。夫妻财产协议既然是一个契约就会有情势变更的时候，也可能会有其他情形导致约定的内容不再适用于夫妻双方或者继续使用将会显失公平。所以法律基于公平，应该允许夫妻双方在必要时可以合意变更协议内容或合意解除该财产协议。从夫妻财产协议撤销的原因上看，可能是自然撤销，例如因为婚姻

关系解除、消灭或者像合同法上因为协议所附的条件不成立、丧失；也可能是合意撤销，如夫妻双方经过协商解除。从我国当前的立法来看，并没有约定夫妻双方不能变更或撤销其财产协议，这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司法实践。笔者认为，从法律的严肃性和保护第三人合法权益的正当性来看，应当对夫妻双方的这种权利作出如合同法般详细的规定并规定相关限制条款。首先，协议的变更或撤销不能有损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其次，协议的变更和撤销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比如应当到公证机构或者婚姻登记机构进行公证或登记。

第五，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缔约时间不明确。我国《婚姻法》没有对夫妻财产协议的缔结时间作强制性规定，但是理论上承认拟结为夫妻的当事人在婚前签订的财产协议在婚姻关系确定之后生效。在实践中，没有在法律条文中确认婚前以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协议的效力，会引起关于夫妻财产协议缔约主体不明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也很难为拟结为夫妻的双方作为合法缔约主体找到明文的婚姻家庭法律依据。

四、完善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的建议

婚姻法的立法过程中虽然不断完善夫妻财产约定制度，但是由于客观因素的影响，存在诸多不足，例如法律依据分散、法条含混、夫妻财产协议公示以及变更撤销程序等问题。笔者就此制度的如上缺陷提出一些完善建议：

第一，完善婚姻法的法律法规体系。只有通过完善婚姻家庭法律法规体系才能使夫妻财产约定制度逐步走向整体性和系统性，以迎合司法实践的要求。与此同时，立法者可以通过对法律法规的编撰来实现对婚姻家庭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使之系统、完整，以方便司法活动。

第二，将夫妻财产协议成立条件列入婚姻法中。参照《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相关内容规定成立要件。首先，当事人双方必须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不适用代理制度。夫妻财产协议对于双方来说关系重大，涉及到的抚养、扶养、赡养关系，只有当事人才能权衡轻重。其次，协议基于夫妻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只有在意思表示真实的情形下签订的协议才具有法律效力。排除一方以威胁、强迫、欺骗、乘人之危等手段而是另一方签订的协议。再次，协议的内容必须合法。不得约定违反法律、公共利益以及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的内容，比如约定内容为逃避清偿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以及抚养、扶养、赡养的义务等。

第三，我国夫妻财产协议应采用自由约定的形式。我国婚姻法规定的三种夫妻财产制形式无法满足现在婚姻家庭间复杂、多样的财产关系，不利于司法实践，也不利于夫妻双方最大化的维护自己的财产权益。虽然我国关于夫妻约定财产制度的立法受到了本国文化传统、法律习惯、文化观念等先天性因素的影响，但这种制度如果如果能够更好地适用于夫妻双方，更好的维护双方的合法权益，那么应新的需求在民法和婚姻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适当改变势在必行。这样不仅兼顾到了当今婚姻家庭生活的现实还能赋予当事人自由约定财产，使意思自治原则在婚姻法中更好地体现出来。在具体操作方面，笔者认为，可以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夫妻双方自由约定财产制形式约，所约定的财产形式不受过多限制，只要符合约定的生效要件，不违反婚姻法基本原则，不违背公共利益以及不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即允许并保障夫妻双发充分行使这项权利，选择最有利于双方的财产制形式。

第四，明确规定夫妻约定财产的公示制度。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只要求夫妻双发以书面的形式订立财产协议，而没有规定任何公示程序和制度，使得夫妻财产协议对第三人的效力过于脆弱。现行《婚姻法》规定，夫妻财产协议对第三人发生法律效力的前提是

“第三人知道该约定”。而“第三人知道”这是一种极具主观性的标准，通过夫妻一方的举证缺乏说服力，外人也无法判断举证是否属实，这在司法实践中很难操作。因此笔者认为，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中应增加夫妻财产协议应该由婚姻登记机构以登记的方式公示或者由公证机构进行公示。例如法国的民法典规定，夫妻在缔结财产协议的过程中，应该有公证人在现场，夫妻双方对协议的内容都表示接受并由在场的公证人签章。这样通过公示，最好的平衡了第三人和夫妻一方的财产利益，加强了财产协议的对外效力，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以及交易安全。通过公示也将成为一种证据，可以减轻当事人的举证责任。

第五，对夫妻财产协议的变更与撤销程序加以规定。某些国家是不允许既定的夫妻财产协议进行变更或者撤销的。如《日本民法典》规定，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在婚姻登记之后是不允许变更或撤销的。笔者认为，夫妻财产协议既然本质上是一种契约，根据合同法原理自然应该允许双方当事人在合意的情形下变更或撤销，这也是意思自治原则的要求。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并无条文禁止夫妻双方变更或撤销财产协议，即原则上准许夫妻双方变更或撤销其财产协议，但是却没有规定具体的变更和撤销程序。[4]夫妻财产关系是一种时刻处于变化状态的法律关系，因而夫妻财产协议自然会面对情势变更问题。[3]所以笔者认为，婚姻法应该对夫妻双方在必要时因合意而变更或撤销财产协议的合法性进行确认；同时规定相关的程序，如变更、撤销财产协议必须以书面的形式进行，到婚姻登记机构进行登记备案或到公证机构进行再次公证，违反相关程序，所作变更、撤销无效。

第六，对婚前财产约定赋予明确的法律效力。从法律的严肃性考虑，为了使拟结为夫妻的双方当事人成为夫妻财产协议的缔约主体有法律上的依据，应该考虑从法律条文上确认在婚前签订夫妻财产协议的法律效力。从法律条文上放宽夫妻财产协议的缔约时间，这也充分维护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由，而且也符合社会实际和社会习惯的要求，拟结为夫妻的双方当事人能够明确的法律资格进行约定财产关系对于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五、结语

我国的夫妻约定财产制，有着客观因素决定的缺陷，立法者应该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完善我国的夫妻财产约定制度，使之不断适应夫妻财产关系的新发展，满足司法实践的要求以及更好维护当事人的利益。本文从我国现如今的夫妻约定财产制的不足之处出发，找出其相应的解决办法。笔者对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的法律依据分散、法条含混、夫妻财产协议公示以及变更撤销程序规定不明确等问题提出一些意见，希望立法者能够重视这个制度的相关立法，希望法律学者们能够对这个制度有更加深入的研究，是我国的夫妻约定财产制度不得发展完善，更好的适用于夫妻之间，使婚姻家庭生活走上和谐的轨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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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蒋月主编.婚姻家庭与继承法[M].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第二版.第146-147页.

[2]余澜.论夫妻约定财产制[J].井冈山大学学报.第33卷第5期.第128页.

[3]蒙萌,田冰.论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J].法制与社会.2012年7月中.第95页.

[4]姜晓彤.关于婚前财产协议研究[J].法制与社会.2012年7月下.第276页.

Analysis of Marital property regimes

Economic Law Law Major

118512009009 wangping-huang Essay Instructor lixiao-mei Abstracts:Marital Property System in China with development to improve material life, reflects the increasingly diverse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complicated property relations. Marital Property System not only be able to properly deal with the ownership of property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and 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 of property qualifications, and can be reduced due to property disputes arising from the termination of the marriage, to relieve the burden of proof of the parties to ensure that the proceedings of the high efficiency, maintenance-related the rights of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Although the Marriage modify certain extent improve the system of Marital Property Marital property regime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our concept of culture as well as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and other congenital conditions, in practice, there are still many defects. This paper introduced Marital property regime, pointed out that the major flaw in the system, as well as the corresponding points of legislative propos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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