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精)
论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论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晓克
【期刊名称】《内蒙古社会科学》
【年(卷),期】2004(025)006
【摘要】史前时期,北方草原的先民们创造了自成序列的原始文化,中华民族许多文化传承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这里.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相比,在某些方面甚至居于领先地位.进入文明时代后,数千年来,草原文化通过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人民和平交往以及各类战争的形式,不断同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交流、融合、汇聚,共同造就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并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格局和丰富多彩的内涵.
【总页数】5页(P4-8)
【作者】晓克
【作者单位】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1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09.G112
【相关文献】
1.论草原文化对历史上北方地区城市发展的影响及其当代启示--一论草原文化与城市生活 [J],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课题组
2.草原文化的历史集成——一论蒙古族文化在草原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J], 内蒙古社科院草原文化研究课题组
3.草原文化的拓展与创新——二论蒙古族文化在草原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J],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课题组
4.当代草原文化的发展方向与趋势——三论蒙古族文化在草原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J],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草原文化研究课题组
5.论巴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中的地位与作用 [J], 周兴茂;张晶晶;丁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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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文化专家论草原文化发展
在第六 届 中国 ・ 内蒙古 草原 文化 主
题论 坛 上 。 自中 国社 会科 学 院 、 央 来 中 民族 大 学 、 深圳 市 社会 科 学 院 、 内蒙古
自治 区社会科 学 院等科 研单 位 的专家 、 学者 ．围绕蒙 古族 文化 与草 原文 化 、 草
原文化 与文 学艺术 、民族 电影发展 、 草 原 文化 等主题 展开 深入研 讨 ， 为草 原文 化 的研 究 和 内蒙古 文 化 产 业 的发 展 建
态 。正是 因为蒙 古族 在草原 历史 文化 中 的典型性 和代
表性 地位 ．３ 纪后 的蒙古 族 在世 人 的观 念 中逐 渐成 １世
刘建 华 （ 内蒙 古 科技 大 学人 文与 社会 科 学学 院 专
家 ） 发展 草原 文化必 须坚 持大 众化价 值取 向 ：
为草 原和草 原文 化 的代 名词 。 制度 文 化 是 检验 一 个 地 区 或 民族 文 明化 程 度 的
史 ？我们认 为 ， 草原 文化 长期发 展 的 是 积淀 ． 为蒙古 族 ｌ 世纪 的崛起 提供 了动 ３
力 。另 外 ， 古族 自身 的创造 力又 为其 蒙 发展奠 定 了基础 。历史 的发展 ， 以不可 转移 的力 量 把 蒙古 族 推 到 草原 文 化 集
大成者 的历史 地位 ” 。这 一观 点得 到 了
势 文化 、 当今世界 的 商业文 化 都对 草原 文 化 的发展 和 壮 大构 成 了强有力 的挑战 。如 何应 对挑 战与 冲击 ， 实 现 全球化 视 野下 草原 文化 的价 值取 向 ，刘 建华 认 为 ：
草 原 文化 最 大 的特 性 就 在 于它 的 民族性 ， 因此 ， 原 草 文 化发 展必 须坚持 民族化取 向 。其 次 ， 应对 全球 化 在 的挑 战 中 ． 们更 应 该 坚 持科 学 化 的 价值 取 向 ， 方 我 一 面 科 学合 理 地 发 掘 、 究 草原 文 化 的 时代 价 值 ， 极 研 积 主 动适应 文化 全球 化 ， 借鉴 发 达 国家在 文化 发 展和 繁 荣 方面 的经验 和方 法 ， 创造 具 有 自己民族 特色 的文 化 产品： 另一 方 面大力发展 和繁荣草原 文化科 学 ， 时抢 及 救和保护 非物质 文化 遗产 ， 确立 文化为本 的产业 战略。 另 外 。 一定 意 义 上讲 ， 原 文 化 如果 脱 离 了生 从 草
论草原文化的当代特征与价值意义
为纵深 的那部分 内涵 ， 正如蒙古 族作家鲍吉尔 ． 原野 阐发聆 听 长调 民歌的三种境界时曾说道 ： “ 第一楼 台， 听出的是悠远 ； 第 二楼台 ， 听出的是苍凉悲抑 ； 而在第三重境界 听见 蒙古 人那绸 子一样 柔软的心肠 ” （ Ｉ ） 从这个层 次上分析来 看 ， 尤其是第 一 层表现 的就是典型的地域特征 ， 因为当你置身于草原 的时候 ，
元化社会 中体现 出其明显的特征 ：
一
得复杂起来 ， 单从传 统文化现象上来看 ， 其大 致的文化表征分 如下方 面 ： 即征战文化 ， 游牧文 化 ， 狩 猎文化 ， 宗教信 仰文化 。 因为在严酷的 自然环境面前 ，崇 尚武力则是第一 种文化的潜
台词 ， 进而 引申出“ 摔跤、 赛马、 射箭 ” 这“ 男儿三艺 ” 的文化 表 现方式 ； 而 由于游牧 手段作 为主要 的生产生活方式 ， 进而发展 成为蒙古包 、 勒勒 车 、 奶茶 ， 手抓 肉等文 化元素符号 ； 由于萨满 教和藏传佛教的引入 ， 就形成 了庙宇膜拜 和敖包祭祀 ， 那达慕 等文化现象的出现。而这一系列的文化现象一直在长 期的历 史发展过程 中被相对稳定地保 留传承下来并形成 一个链条式
食品同旅游文化结合起来形成 了一个重要产业 ；而草原的景 色又一次成为艺术家创作时的审美背景…． ． 。 这一系列的变化
不但使草原文化的内容得以保留并加以传承 同时也使 草原 文
化 影 响 日益 得 到 彰 显 。
二、 草原文化兼容性特征
以地域和 民族文化为主体 的特征 的草原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而现代 的文 明又将各 种积极的 因 地域与 民族特色是草原的第一特征 ， 由于地缘关系 ， 造成 素赋予这些 符号 以更 为丰富 的内涵 ， 比如“ 那 达慕 ” 已经成 为 了民族 文化的心理结构上的个 性特征。仅从蒙古长调 这一典 草原文化同各种外来文化交流的平台 ； “ 男儿三艺 ”已经作 为 型的传统 民族艺术形式来看 ，就能够揭示 出其心理结 构上最 现代 民族体育项 目得 以推广 ； 而“ 奶茶” 、 “ 手抓 肉” 已原文化 的当代特征 与价值意义
草原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布多、塔尔巴哈台或恰克图、伊尔库茨克，抵莫斯科、圣彼 得堡等欧洲城市，进行频繁的贸易活动。
这些商贸活动沟通了欧亚草原各地区的物资交流 和经济往来，带动了各地手工业、交通运输业、饮食服务 业以及城市建设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欧亚草原各地区 人民的文化生活，同时对于各地区人民之间加深了解和 友好交往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精神文化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北方民族中比较典型的动物纹艺术在欧亚地区被广泛 发现。据文化交流史资料显示，东西方文化艺术的双向 交流是显而易见的。西亚音乐的东渐，如“竖箜篌”和 “琵琶”通过塞种人、大月氏、羌等民族的迁徙由西亚传 入中亚再传入草原地区；由西域东传的驯兽文化，由波 斯传入的马球文化、绘画技术等也都在北方草原地区盛 行。
中国北方草原文化的创造主体——各游牧民族凭
2018 年第 10 期 51
文化彩虹 / 草原文化研究
借骑马这一轻便快速移动的技术优势，秉持开放、进取 的民族品格，在广阔区域内流动、扩散，最大范围地踏出 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沟通、凝聚着本民族，疏通着对 外交往的通道，同时他们也利用这些交通网络适时地向 有利于自己生存的空间继续挺进、突破，而西迁、西征是 他们利用大通道的最好证明。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往来于草原丝绸之路上的游 牧民族一直连接和贯穿着东西方文化，完成了双向文化 传播的历史使命，并不断在东西文化汇流中汲取各种营 养，创造新文化，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内容。
一、草原文化是世界文明最活跃的流动因子
从历史上看，草原文化及其创造主体——游牧民族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均不同程度地促进了欧亚大陆上多 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成为当时各区域之间、各民族之间最 为活跃的流动因子。
一是贯通中西大通道，创造良好交通条件。在长期 的大规模迁徙和移动过程中，游牧民族不仅将活动范围 尽可能地向周边延伸、扩展，而且还踏出了固定的、纵横 交错的用于往来迁徙的各种通道，其中一些通道逐渐延 伸演变成重要的中西交通大通道。这些交通网络促进了 游牧民族内部的沟通和凝聚，也加强了游牧民族与其他 地区和民族的相互交往，在不同文化的交融中扮演了举 足轻重的角色。
北方草原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北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动乱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融合时期。
在这一时期前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先后内迁，在黄河流域与北方汉族杂居共处。
并各自在中原建立了存在时间或长或短的政权，出于维护本民族政权的考虑，各民族努力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同时也使得北方汉族在一定程度上或多或少的受到各少数民族的影响，尤其是生活习惯、社会风俗等方面，吸取其精华，并融会贯通，促进了中原汉族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不同民族特色的多层次的文化。
对以后社会的发展有其深远的影响。
曹魏、西晋在短暂的统一之后，中国历史即进入了纷繁复杂的南北朝对立时期。
尤其是在五胡十六国，北方黄河流域战争不断，人民相继迁徙流亡，无形之中，使得各个民族加快了相互融合的进程。
在这一过程中，北方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各种文化双向传播，相互吸收。
汉族对少数民族的文化精华尤其是在社会生活方面，即兼收并蓄，交融汇合，又丰富了自身文化的发展。
下面就社会风俗、乐舞艺术、语言文学等方面展开论述，了解一下在民族融合的趋势下，这一时期中原文化的“胡化”现象。
一、社会风俗方面中原汉族的变化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除西晋有过五十二年(265—517)的短暂统一外，另外的三百年战乱频仍，使得各民族杂居相处更加趋势化。
在战乱的环境下各民族的相互交融，其内容首先是在衣食住等物质生活方面。
其次才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对文化内涵的吸收融合。
在这一过程中，中原汉族充分的吸收了北方其他少数民族的精华，使得自身的物质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一）服饰器物方面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在先秦时期已有交往。
早在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开始将塞北少数民族的服饰引入中原。
而两汉时期，伴随着双方交流的加深，又有不少胡物传入中原。
东汉灵帝时“好胡服、胡帐、胡坐······京都贵戚皆竞之。
现代化进程中的草原文化及其价值
现代化进程中的草原⽂化及其价值2019-06-06现代化是⼀个综合进程、系统⼯程。
它所涉及的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还有政治、社会、⽂化、⼈的全⾯发展问题。
其中⽂化的现代化往往最突出地体现出变⾰的震撼性，同时也表现出传统对变化的抗拒性。
创新与保守、现代与传统，它们之间的交叉和⽭盾构成现代化进程中最富有挑战和争议的篇章。
⽬前，世界各民族都⾯临⼀场深刻的现代化⾰命，每⼀个民族都要在现代化与传统⽂化之间寻找平衡，协调处理好现代化与传统⽂化的关系。
⾯对当代社会的急剧变⾰，如何处理传统草原⽂化与现代⽂明的关系，如何挖掘传统⽂化的现代性以便适应现代⽂明的发展趋势，成为草原⽂化研究进⼀步深⼊必须回答和解决的问题之⼀。
⼀、草原⽂化的现代性问题（⼀）全球化与本⼟化的⽭盾。
在全球化的今天，⽂化的多样化与本⼟化是⼀个普遍性的问题。
与此同时，近⼏⼗年来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在⽂化⽅⾯的⽭盾和冲突也不断增长，对传统⽂化的认同危机感在社会不同阶层中再次出现。
关于“国学”“草原⽂化学”“蒙古学”研究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各民族有识之⼠对寻找⽂化根源和传承⽂明的焦灼⼼理。
内蒙古各族学者把丰富和发展草原⽂化作为重要的历史使命，积极开展区域⽂化研究，深⼊探讨草原⽂化的历史命运、发展差距、⽂化变迁、现代转型、未来⾛向等诸多问题。
（⼆）发达与⽋发达之间的⽭盾。
不同民族和地区之间的⽂化发展⽔平的差异性，造成了⼈们对⽂化交流、发展模式的理解体悟上的差异，特别是主流⽂化与亚⽂化之间的地位落差，可能加剧不同⽂化形态之间的对⽴情绪。
我们不能漠视各种⽂化之间的碰撞及由此引起的种种极端⾏为，但也不能过分强调这⼀冲突和碰撞。
实践证明，各类⽂化之间的冲突和差异，只能在⽂化⾃⾝发展和交往中不断克服和缩⼩。
为此，我们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的⾓度重新审视。
⼀⽅⾯需要在总结草原⽂化现代化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更为切实合理的⽂化理论，以期对这⼀问题获得更加理性的思考。
另⼀⽅⾯，更为重要的是，需要认真思考草原⽂化现代化之路所⾯临的困境及不⾜等具体问题。
草原文化对中华民族科学技术发展的贡献
草原文化对中华民族科学技术发展的贡献发布时间：2010-03-08 来源：海拉尔区政府北方草原上的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生长、生活在特殊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并掌握了与这种草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技术，在某些方面还上升为系统的理论，成为中华民族科学技术宝库中的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畜牧技术草原文化是与畜牧业经济联系在一起的。
草原民族最先学会并掌握了捕获、驯养、放牧羊、牛、马、骆驼、鹿等牲畜的技术，并使畜牧业成为自身生存的最重要的经济基础。
因此，“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既要熟知地理状况，根据不同地区的水草丰茂与否，选择放牧地，“随时畜牧”的游牧民族也要掌握天气的变化，根据风沙雨雪的状况，在自然灾害降临时做出必要的选择；游牧民族既要掌握不同畜种的牧养技术，以适应其不同的特点，也要根据牲畜在不同生长阶段、不同季节的特点，采取相应的牧养技术。
这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已经形成了相当系统的技术体系，不少实用、适用的技术至今仍然在畜牧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畜产品的加工技术牲畜既是草原民族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草原民族最基本的生活资料。
但是，有些畜产品不可以直接作为消费品加以利用，而是必须经过必要的加工才能够用之于消费，因此产生了畜产品的加工技术。
由于季节不同，牲畜一般是“夏壮、秋肥、冬瘦、春死”——夏、秋季节水丰草茂，牲畜膘情最好，冬春季节牧草枯萎，乏草可食，牲畜普遍掉膘，甚至死亡。
因此，入冬时是牲畜大量屠宰的季节。
大量牛、羊肉要备作春、夏季的食品，就要制作成肉干储备。
草原地区的风干肉，不能在阳光下曝晒，而应晾干或冻干，在清明节前10天左右取下放在坛子里，用数层麻纸将口子封严，40天后放开来，肉干鲜味如新，而且不变味，不长虫子，独具风味，令人食之不忘。
牛奶、羊奶、马奶、驼奶均具有丰富的营养，是草原民族保持健壮的体魄须臾不可缺少的饮料。
但是，产奶的旺盛期也是集中在夏、秋季节，为了将此时食用不完的奶子留到冬、春季节食用，草原民族发明了乳品加工的技术，以发酵的方法制作酸奶，还可以用马奶、牛奶、驼奶制成醇香可口、营养丰富、滋补宜人的奶酒。
草原文化——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草原文化——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草原文化不仅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而且还以其丰富又独具特色的内容、不间断的历史发展，构成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草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中，既在许多方面与中原文化有相同相似的成分，又始终保有独特、迥然的文化内涵和风格。
新石器时代，黄河文化以粟作农业为经济基础，长江文化以稻作农业为经济基础，两者都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
而草原文化多以农业兼渔猎业为特色。
进入青铜器时代后，草原文化逐渐转向以游牧业为经济基础。
由此，在古代中国，形成了三大类型的经济文化区，即北方草原游牧经济文化区，秦岭、淮河以北的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秦岭、淮河以南的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
三大经济文化区的形成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造成的，同时也是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结果。
草原文化在经历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元、满清、现当代几个高峰期的发展以及与中原文化的长期碰撞交流、融合后，今天已经演变成为蒙古族文化为典型代表的、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文化体系。
这个体系已经融入中华文化的大体系之中，使中华文化成为一个包容工业、农耕、游牧、渔猎等生产方式在内的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
受自然环境，气候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在古代历史上北方草原先后兴起的民族基本上都以游牧经济为主业。
在游牧经济中，草原生态环境、牲畜、人和游牧文化组成相互依存、和谐发展的共同体。
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的不同在于，游牧经济的基本生产资料是牲畜，牲畜只有经常在草原上移动才能获得足够的食物，因此游牧民族强调有规律地游迁。
而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是土地，土地需要兴修水利和精耕细作，因此农业民族强调安土重迁。
在我国历史上，中原地区的农业与北方草原的游牧业长期接触共存，经常发生矛盾冲突，又相互依存和补充。
正是在这两种经济类型的相互作用中，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汉族形成了不可割断的经济联系以及在文化方面的相互交融，在个别情况下这种经济文化的交流联系，甚至采取政治、战争的手段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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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原编者按:中华文化是我国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经过无数次碰撞、交流、融合而形成的多元一体文化。
不同地域的文化以和而不同的方式交流融汇构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共同体的主要特征。
“草原文化”的提出虽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但她渊源有自,历史悠久。
草原文化和黄河文化作为两种最基本的经济类型(农耕和游牧,是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得以不断发展壮大的源泉。
在长达数千年的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两种文化互相撞击,相互补充、相互融合,最终铸就了中华民族经久不衰的凝聚力。
草原文化以其北方民族充满活力的刚劲气质和精神风貌,与中原稳健儒雅的农耕文化的融会,使中国传统文化一次又一次地实现了变革和更新,并长期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
可以说,在人类文明的演变中,草原文化以其丰富的内涵为中华文明输送着养分,并作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大力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是每一个华夏子孙的光荣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草原文化在与各种人类文化的更广泛更深刻的交流与整合中,愈加凸显出其独特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展示出她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魅力和意义。
由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主持的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国家重点委托项目——“草原文化研究工程”,把对草原文化的思考置于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背景之下,对草原文化的形成发展、草原文化的主体内容与特质、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草原文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以及她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的作用等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与探讨。
正是以此为前提,我报特设《草原文化论坛》专栏,为草原文化研究打造平台。
欢迎广大读者围绕上述问题展开讨论和争鸣。
生活在北方草原上的先民创造的草原文化,以其久远的历史、独特的内涵、广泛的影响力,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研究表明,草原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又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在整个中华文化的形成、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草原文化同黄河文化、长江文化交相辉映、汇聚融合,共同造就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在北方草原上发现的人类早期文化,同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发现的人类早期文化一样,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
位于呼和浩特东郊的大窑石器制造场,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约70万年。
在鄂尔多斯市萨拉乌苏文化遗址发现的人类化石,属于距今约5万年之前的晚期智人阶段。
在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发现的人类化石属于旧石器晚期时代,与北京周口店发现的山顶洞人一样都是形成中的蒙古人种。
这些说明,北方草原地区确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新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文化遗址,在北方草原上更为丰富。
对这些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使人们逐步认识到,这里的早期文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走在中华文明进程的前列。
在距今约8000年的赤峰市兴隆洼聚落遗址中,发现有大型石锄、陶罐以及成排的房屋遗址,它说明兴隆洼先民们已经开始栽培农作物,这比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流域开始栽培农作物早了近千年。
这里出土的我国最古老的石雕人像被考古界称作“中华老祖母”。
在赤峰市发现的距今5000年的石围墙聚落和距今4800年的老虎山石城址聚落群,与郑州西山夯筑土城址为同一时代的遗迹,都是迄今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城址。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跨入文明门槛的重要一步。
在距今5000—4000年前,北方草原上的先民已经在创制人类最早的文字。
赤峰市小河沿文化的先民就已经把原始的象形文字刻画在陶罐上。
经学者对20世纪80年代初出土于翁牛特旗石棚山一件大口深腹陶罐上所刻象形文字的释读,认为这是对远古时代一次流星或陨石雨的纪录。
可见,这里的原始文字较之与它同期或稍晚的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中的原始文字符号更加进步。
考古工作者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发现的祭坛、女神庙、大型方台、金字塔式巨型建筑、特点鲜明的积石冢群以及成组的玉质礼器,则反映了早期人类祖先崇拜、等级社会的状况。
它表明早在5000年前,红山文化就已率先由氏族社会跨入“古国”阶段,早期城邦制国家诞生了。
而在1000年后,中原地区才相继跨入“古国”阶段。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认为,红山文化同中原以及中国其他区域相比,在文明起源史上处于“先走一步”的前导地位。
追寻北方草原新石器时代先民们的足迹不难发现,中华民族许多文化传承的源头也都可以追溯到这里。
在赤峰市查海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石块摆塑龙距今已有8000年,而在河南濮阳及湖北黄龙考古遗址中发现的摆塑龙距今6000多年。
1971年,在距今6000—5000年的三星他拉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雕刻精美的玉龙,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雕刻的玉龙,被称为“中华第一龙”。
20世纪80年代后,红山文化遗址中又有玉龙陆续出土。
这说明北方草原是龙的故乡,是龙崇拜观念的发祥地。
伴随着玉龙出土的成批玉器,更引起学者们对红山文化的重新审视,认为红山文化的“玉文化”和晚于它的长江流域良渚文化的“玉文化”共同构筑了中华民族的早期玉文化。
翁牛特旗赵宝沟文化遗址距今约6800年。
2004年,在这里发现了一件凤鸟造型的红陶杯,有学者将其称为“中华第一凤”。
从这里似也可以看到中华凤文化的滥觞。
小河沿原始文字的解读,还“找到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原始记录”。
因为红山文化的先民中有玄鸟族,他们与后来的商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所以,商族的起源神话可以通过小河沿文字的记载得以冰释。
在中原地区进入青铜器时代之前,北方草原并不晚于中原地区开始使用青铜器。
在赤峰市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发现的青铜器,属于青铜器时代早期,是北方草原早期文明的又一个标志。
在鄂尔多斯市以及邻近地区发现的大口二期、朱开沟等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有以动物纹样为主体图案的饰牌、游牧生产生活用具、铜短剑、铜戈、铜镞等,显示出北方游牧民族的特色。
在夏家店上层文化遗址除了发掘出为数众多、工艺精致、造型美观的青铜器外,还发现有古代铜矿炼炉遗址。
北方草原青铜器文化特色浓郁,是商周至战国时代北方游牧民族创造的重要文化财富。
综上所述,北方草原是中华大地上人类活动最早的地域之一,是中华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之一。
北方草原的早期文化既扩展了中华文化起源的地域,又把中华文明的开端推向了更为久远的历史,无疑是中华文化最早的源头之一。
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草原文化不仅是中华文化的主源之一,而且还以其丰富又独具特色的内容、不间断的历史发展,构成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草原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中,既在许多方面与中原文化有相同相似的成分,又始终保有独特、迥然的文化内涵和风格。
新石器时代,黄河文化以粟作农业为经济基础,长江文化以稻作农业为经济基础,两者都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
而草原文化多以农业兼渔猎业为特色。
进入青铜器时代后,草原文化逐渐转向以游牧业为经济基础。
由此,在古代中国,形成了三大类型的经济文化区,即北方草原游牧经济文化区,秦岭、淮河以北的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秦岭、淮河以南的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
三大经济文化区的形成主要是自然地理环境造成的,同时也是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结果。
草原文化在经历匈奴、鲜卑、突厥、契丹、蒙元、满清、现当代几个高峰期的发展以及与中原文化的长期碰撞、交流、融合后,今天已经演变成为以蒙古族文化为典型代表的、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文化体系。
这个体系已经融入中华文化的大体系之中,使中华文化成为一个包容工业、农耕、游牧、渔猎等生产方式在内的多元一体的文化体系。
受自然环境、气候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在古代历史上北方草原先后兴起的民族基本上都以游牧经济为主业。
在游牧经济中,草原生态环境、牲畜、人和游牧文化组成相互依存、和谐发展的共同体。
游牧经济与农业经济的不同在于,游牧经济的基本生产资料是牲畜,牲畜只有经常在草原上移动才能获得足够的食物,因此游牧民族强调有规律地游迁。
而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是土地,土地需要兴修水利和精耕细作,因此农业民族强调安土重迁。
在我国历史上,中原地区的农业与北方草原的游牧业长期接触共存,经常发生矛盾冲突,又相互依存和补充。
正是在这两种经济类型的相互作用中,北方草原民族与中原汉族形成了不可割断的经济联系以及在文化方面的相互交融,在个别情况下这种经济文化的交流联系,甚至采取政治、战争的手段得以延续。
就是在这种交流联系的过程中,历史上北方诸多民族不断参与中华文化的构建与发展,在中华文化中的历史作用不断凸显出来,并且在经济文化的交流联系当中,碰撞出、创造出中华文化发展的新的因素。
在中原地区进入春秋战国、秦汉时期以后,在中原地区建立统一农业区政权的同时,北方草原上的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也相继建立了统一游牧区的政权。
自战国时代到秦汉时期,匈奴族在北方草原崛起,建立了统一北方草原的强大政权。
西晋以后,居于大漠之北的草原民族向中原内地迁移并建立政权,我国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期。
在东晋时期,鲜卑族逐渐壮大,入主中原,建立了北魏政权。
五代之际,契丹族统一北方,建立了辽政权。
此后女真人在北方崛起,推翻了辽、北宋政权,建立了金朝。
在元、清两朝,蒙古族、满族不仅统一了北方草原地区,而且建立了包括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疆域空前广阔的统一政权,巩固了统一多民族的国家,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发展。
这些北方民族政权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或雄踞于北方,或入主中原,特别是当中原封建王朝腐朽没落的时候,北方民族取而代之,重振中华文化,重新焕发中华文化的生机活力,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增添新的活力,得以延续和发展,充分显示了草原文化的进取开拓、奋发有为的风貌。
游牧经济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物质、精神、制度层面上的文化,是草原文化所具有的重要内容。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北方草原各民族创造了豪放壮美、雄浑飘逸、丰富多姿、熠熠生辉的灿烂文化。
如遍布北方的以狩猎、游牧为内容的岩画,展示着早期草原民族的历史风貌。
以蒙古族的《江格尔》为代表的众多英雄史诗和历史文学巨著《蒙古秘史》等历史文献,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清代雍和宫的建筑形式和建筑格调汇聚了满、蒙、藏、汉等民族的文化因素,融多民族艺术为一体的雍和宫“三绝”,更是驰名中外。
蒙古族科学家明安图《割圆密率捷法》及呼和浩特市五塔寺蒙古文石刻天文图是草原文化在数学、天文学方面取得新进展的重要标志。
满族文学大师曹雪芹的《红楼梦》是我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文学巨著,流传至今,蜚声中外。
蒙古族著名文学家尹湛纳希创作的《一层楼》等多部长篇小说,推动了草原文学的发展。
游牧民族创造的有利于保护自然生态的游牧经济文化,蕴含了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进步理念。
还有以“长生天”为核心的哲学观念,纵横驰骋的军事战略和艺术,星罗棋布的佛教召寺、佛塔和石窟,记录表现不同民族语言的突厥、回鹘、契丹、女真、西夏、蒙古等十几种文字,蕴涵着豪放气势、委婉情怀的音乐歌舞艺术等等,都无可置疑地说明北方草原文化是中华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华文化丰富、博大内涵的创造与贡献,也是草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独树一帜、自成一元的特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