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视域下我国信任危机产生的原因

现代性视域下我国信任危机产生的原因

近几年，信任危机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事实。早在25年前，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就对现代性社会的信任问题做出了精辟分析。本文以其《现代性的后果》一书为引，将书中所阐述的内容加以归纳概括，认为信任危机的产生具体包括四个方面的原因，即时—空分离、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制度性存在的乏力以及个人存在的孤独，在简要分析各个原因的基础之上，结合我国现实社会状况，加以剖析我国社会信任危机发生的根源所在。

标签：现代性；信任；信任危机

毫无疑问，最近几年，随着我国社会生活中一系列失信行为的出现，信任危机这个新词悄然而至并为现存社会不良现象盖棺定论。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让人们对与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产生信任危机，“南京彭宇案”的发生让我们反思道德信任危机，而社会中大量“李刚们”的出现则触及了我们对政府的信任危机。这些出现在不同维度的信任危机不禁让我们反思，在当代中国的现代性社会中，为什么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信任危机现象？就我认为，究其根本在于我国现代性社会进程中发生的“断裂”。

所谓断裂，作者吉登斯给出的解释是指现代的社会制度在某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其形式上异于所有类型的传统秩序[1]3。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的经济生活方式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制度正经历着现代性转型的阵痛，人们的社会文化也进行着现代性的变迁，而这些变化交织在一起，难免会使人们在思想上出现怀疑情绪，在行动中生发失信行为。

一、时—空分离

在前现代社会，“什么时候”一般总与“什么地方”相联系。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生活的空间维度都受“在场”的支配[1]16。而在现代性社会中，时间从空间中分离出来，社会生活更多地表现出“缺場”的情境。也就是说，前现代社会中的空间充满着实践，一个微小的空间就可以对人们的身体乃至情感和心理产生约束作用。而在现代，地点变得捉摸不定，我们更多看到的是通讯、信息，特别是新媒体在现实环境中的无所不在。这种在时—空分离基础上形成的，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的现象，我们称为脱域。当脱域一旦再嵌入机制，就会形成由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两种类型组成的社会抽象系统。这一抽象系统，不仅从根本上动摇了“在场”这种传统熟人社会的交往方式，而且让作为信任基础的承诺本身也发生着变化，即从前现代性的当面承诺更多地变成了现代性社会中的非当面承诺。

当面承诺更多表达的是传统社会中有限的熟人交往关系。这种承诺不仅有“在场”作为保障，更有熟人社会中的传统、风俗、习惯为依托，因而人们会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是一种值得信任的承诺。而时—空分离所带来的非当面承诺，使得

先前这种承诺的约束和监督机制的作用得不到任何的发挥，从而必须要寻求一种新的可靠的监督机制来保证非当面承诺的可预期性。这时专家或其代理人的联系，在现代社会中就显得尤为重要。但人们不禁要发问：我们有什么理由要信任专家系统？专家系统里的专家的道德品质是否全是为善的？除此之外，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专家系统尚未完善，人们对于专家的信任度仍未达到很高的标准，例如在许多盛传的流言中，专家系统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甚至可能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但是时—空分离所产生的距离又让我们失去了对熟人社会的安全感，信任被逐渐消磨，而新的信任机制却尚未深入人心，从而信任危机就会在社会中弥漫开来。

二、全球化带来的冲击

现在，全球化这个概念对于我们而言并不陌生。但是，在25年前，在那个还是依靠广播、电视和报纸联系的年代，作者就在书中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的全球化加诸我们所处的社会生活的种种机遇和挑战，准确得如同洞悉未来的预言家。作者认为全球化可以被定义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所发生的事情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反之亦然[1]56。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时—空分离，如果没有被分离时空的融合重组，就不可能出现全球化活动。当然，当我国进行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时，就已经将自己牢牢嵌入了世界体系之中，我们与世界体系共享收益、共担风险。我国现代性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信任危机，则是全球化所带来的风险之一。

在书中，吉登斯批判了国际关系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对于全球化解释的单一性。他将全球化分为四个维度，即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民族国家体系、国际劳动分工以及世界军事秩序。如果说资本主义经济和国际劳动分工是对于经济层面而言，那么其他两个维度更多的是体现政治层面。经济全球化给我国社会带来的信任冲击不可谓不剧烈。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对于利益的渴望被束缚太久了，随着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追求个人利益重新在社会中得到肯定。而此时，随着外国资本、技术的不断涌入，国内企业缺少竞争优势，其利益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挤压。受到文化全球化的影响，追求利益至上、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价值观在社会盛行，个人的利益被不断地放大，基本的道德和规范被忽视，人与人之间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被彻底撕开，许多人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变得不择手段，如食品制造商为了降低成本而使用有毒化学成分制作食物，房地产商为了哄抬价格放出许多不实消息等等这些行为比比皆是，屡禁不止，毫无疑问，这些现象会使社会慢慢失去责任感和正义感，加剧信任危机。

三、制度性存在的乏力

在现代性社会中，由于人们对于空前复杂的社会结构与权威的空前乏力，因此希望通过制度实现对复杂社会现象的有效控制[2]。吉登斯认为现代性存在着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督和军事力量在内的四个制度性维度并且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和作用。作者在此基础之上更进一步分析认为在这些制度性维度后面，存在着现代性动力发生的三种来源：时—空延伸、脱域机制和反思特性。而这与我们

前面所分析的时—空分离所带来信任危机是相互契合的。换言之，社会抽象系统的承诺在实质上是制度性承诺，而我们对抽象系统的不信任实质上是对制度性承诺的不信任。就现代性的四个制度性维度而言，笔者认为，监督这一维度是造成我国社会信任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具体而言，可以将目光聚焦到法律规范约束的缺失这一社会制度的现状之上。追根溯源，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伦理性社会，依靠“人治”而非“法治”，因而缺乏制度信任的传统基础。现在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中，每个人的市场经济行为都是与他人息息相关的社会行为，而非孤立的个人行为。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定是法制经济。但是现实是市场经济的复杂多变使得原有的伦理性社会遭到破坏，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社会制度逐渐失去它的约束力，而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型制度模式却尚未完全建立。某些新的制度在理论上可行，在实践中却变成可商量、有不同衡量标准的政策。制度因此失去了它应有的权威性。更严重的情况是，由于没有及时建立完善的制度，人们对于决策者和管理者会产生极大的不信任，长此以往，人们低落的情绪和消沉的态度最终极易引发信任危机。

正因为如此，如果一个社会出现了普遍的信任危机，那么，首要的不一定是个体品质出了问题，而极有可能是由各种现实制度体制的不完善以及运作过程中事实上所表达出的制度性承诺出了问题。而这，是一种制度性信任危机。

四、个人存在的孤独

如果说以上三个原因是导致我国现代性社會生活中信任危机产生的客观原因，那么个人存在的孤独则是极为重要的主观原因。信任，在吉登斯那里被定义为：对一个人或一个系统之可依赖性所持有的信心，在一系列给定的后果或事件中，这种信心表达了对诚实或他人的爱的信念，或者，对抽象原则之正确性的信念[1]30。作者将信任与信心和信念相联系，人们信念的崩塌，也就代表着信任危机的产生。在《现代性后果》一书中，信任的对立状态被概括为存在性焦虑或忧虑这样的一种心态。由此我们可以领悟到信任关系实质上是一种现实存在的关系，它呈现的是人如何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并与他人进行交往的状态。书中，与信任相关，作者吉登斯又生发出“本体性安全”这一概念。他利用艾里克森对婴儿与其照料者的互动关系的实验揭示了信任不仅意味着一个人必须学会怎样依赖外在供养者所具有的同一性和连续性，而且也意味着人可以相信自己。因此，我们说现代性社会的个人信任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个体主动构建的结果，而这种建构本身又意味着一个相互开放自我、接纳他者的开放性过程[2]。

我国的传统社会是以血亲氏族为单位构成的社会结构。在这里，“家”既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也是一个相互接纳、相互信任的共同体。“家”即“我”，“我”即是“家”，我可以对家里人敞开一切。在这样的一个熟人社会之中，不存在本体论上存在的孤独问题。然而，随着现代性社会的发展，个人从“家”中独立和解放出来，陷入无“家”可归的境地：我必须独立做出选择，必须独立面对一切，必须独立承担起责任和风险。而这种熟人社会的失落以及“生存的孤独”会极易让人产生不安全之感，导致信任危机。与此同时，当人们第一次通过日常生活感受到自己拥有了自由权利时，往往会认为自由就是可以任意地为所欲为，可以将道德伦理规范、承诺信誉等品质都置之度外。而在现代性社会中由于消费主义、物质欲望的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