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史与专史 民国史写法小议
民国学术史
资料、研究和方法有所创新新资料的发现推动学科的进展。
考古发现、出土文献、古文书、墓志、族谱等大量涌现，尤其是清华大学战国简、北京大学藏汉简、岳麓书院藏秦简、走马楼吴简等简帛资料的出版，促进了相关领域研究。
大量文献和考古新材料的出土，为重新认识上古史提供了新的契机。
在加强古文献与古史研究的同时，史学界也追本溯源，试图重建中国上古历史。
新领域和新学科得以开辟、拓展和建立。
环境史、海洋史、城市史、区域史、灾异史等新领域得到拓展，为认识中国古代史开辟了新途径。
古文书学、形象史学等扩大了历史学研究范围，为认识历史提供了新视角。
新研究方法得到更广泛的使用。
考古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相互渗透，碳14、金相分析、铜同位素、锶同位素、DNA、大数据、网格化等运用到研究中，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和结论。
新研究方式逐渐推广。
继以前资料收集和整理的电子化、网络化之后，著作的发布方式也开始网络化。
学科多平台、多中心的构筑以及协同创新方式的出现，改变了以前平台少、单中心的局面，使同一领域或主题的交流日常化，大大促进了学术研究的进步。
横向扩展方面取得进展中国古代史研究越出中国史范围，注重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和互相交流。
中国古代史横向扩展研究在不同阶段、不同领域呈现不同的特点，中外比较研究、中外交流史与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史是三个重要主题。
总体而言，在早期历史尤其是文明与国家起源以及先秦思想与社会等方面，侧重于中外比较研究，将中国文明与欧洲文明、南亚文明和东亚文明进行对比，探索人类历史的共同规律以及文化传播途径。
在汉代以后的横向扩展研究中，则侧重中外交流史的研究，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成为主要研究对象。
比往年更进步的是，许多学者开始从全球视角下考察中国古代史，评估中华文明在世界史上的独特地位及其影响。
横向扩展研究还包括周边文明与中原文明、古代汉族与周边民族等课题。
在研究方法上，由原先重中原文明的传播和周边民族“汉化”，转向关注多种文化之间的互动、少数民族对汉族文化的影响，对各文化之间的互动做更全面的解析。
民国写作教学观及其启示
民国写作教学观及其启示作者：尹逊才来源：《语文建设·上半月》2019年第07期古与今、过去与未来是互通互融的，“今天在场的事物背后隐藏着昨天的不在场的事物;昨天在场的事物背后隐藏着尚未出场的后来的事物”。
民国写作教学可谓是传统与现代写作教学的交接处，二者相互“隐藏”，相互激荡，如同泾渭交流。
对这一时期的写作教学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认识传统写作教学解构的过程和原因，以及现代写作教学建构的过程和内容。
有关这一问题，历来不乏研究成果，但总体来看多偏重某一人物或某一事件，宏观的、整体的研究偏少，因而有必要对民国写作教学作一个整体的审视。
历史事件的解释和意义，永远是基于现代视角的，“过去的东西的真实意义要在后来和现在中展开”，“后人比前人更能理解前人，读者比作者更能理解作者”。
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被后世认可的研究才具有研究价值，因为它们蕴含了现代因素，代表了未来发展趋向。
基于此，笔者遴选了民国时期八本中学写作教学研究的著作（见表1），试图整体反映民国学人对写作教学的认知与水准。
筛选基于以下标准：经典性，即依然能对当下写作教学有启益;教学性，即侧重于写作教学法而非纯粹作文作法;涵盖性，即以十年为一个单位，“新文化”运动以来每个单位都涵盖。
寫作教学要探讨的，无非是“为什么写、写什么、怎么写、写得如何”四个方面的内容，即目的、内容、过程和评价。
在实际分析的过程中，内容和过程不好切分，因而将二者合并。
此外，探讨写作教学与阅读教学的关系也是民国学人的一个重要话题，因而在文章最后予以专门论述。
一、写作教学目的观考察八本著作，其中七本对写作教学目的有明确的论述。
综合这些论述，其核心观点有二：第一，写作教学是培养学生将自己的情思传递给他人的能力，“文章的作用，在把自己的思想传递给别人”;第二，中学写作教学不是培养学生的文学创作能力，“初中学生，不是研究专门文学”。
上述目的观，从对传统写作教学的解构来说，突出强调了三个关系范畴。
民国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与发展空间_朱英
真正的国际化应该始于工业革命以后，蒸汽机的出现和国际航路的开辟，尤其是近代大工业的出现和世界市场的形成。
历史的经验证明，闭关锁国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都是有害的。
自清雍正元年（1723年）开始闭关锁国的110余年间，正是西方世界进步最快的时期：蒸汽机的发明、工业革命的兴起、航海技术的发展。
而中国仍然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兜圈子。
闭关锁国使中国逐渐衰落，无法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生产力和技术，无法融入世界的现代化潮流。
对于1840年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过去只强调其侵略与掠夺的消极面。
但我们忽略了这样一种思考，即中国为什么会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我们对于1840年以来的历史应该有新的认识。
鸦片战争所显现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同中国封建主义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差距，从而形成了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挑战和冲击，这体现在中国人观念上发生的急剧变化上。
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开始重视西方思想文化，西方新思想、新思潮如火如荼地传入中国，且受到人们的推崇，在知识界深入人心。
尤其是有关民权、民主、宪政、自由、平等等思想为知识分子所广泛接受。
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生产方式的输入，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外国资本的输入，摧毁了中国封建专制制度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
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在城市出现了一批从事近代经济和商业贸易的社会群体，他们有的是买办、有的是归国华侨、有的是从地主或旧式商人转变而来、有的是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
随着中国社会开始从封建王朝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随着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尤其是经济力量的壮大，他们已经不适应束缚其发展的上层建筑，要求进行政治上的大变革。
我们可以说，20世纪是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100年，中国人试图建设一个不同于封建王朝的新型现代民族国家，并实现其国富民强的理想。
国际化对中国近代发展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共和制度的建立和政党政治的出现。
民国三大丛书编印过程再思考
《 四部丛刊 》追求不 同， 《 四部备要》追求适用性 、群
民国八年 （ ９ ９），商务 印书馆 张元济等人 倡议 众性、完备性 ，经 、史 、子 、集各部所收集的古籍均有 １１
编辑一部综合 性丛书 ，其后 以商务印书馆 名义陆 续出 所择取 ，字体排版较一般书局所 出书籍远为精美可观。 版 ，至１ ３ 年 出齐 。丛 书以经史子集为纲领 、按 《 ９５ 四
本 、手稿本 ”。川 这就是为国内大多数人们所 熟知并常 十大类 ：总类 、哲学类 、宗教类 、社会科学类、语文学
用来考 订整理古籍 的 《 四部丛刊 》。 目前 研究我国古 类、自然科学类、应用科学类 、艺术类 、文学类 、史地
籍 的各研究 机构 、专 家学者 几乎人人藏有 此书的纸质 类。虽未按原计划出齐 ，但其内容丰富，分类科学 ，当 版或 电子版。
１ ０ ｌ编辑之友 ・ ｄｏａ ｒｍ Ｉ ２ １ ． ２ Ｅｉｒｌ ｉ ｌ ０２５ ｔｉＦｅ １ 史 料
之无愧地成为近代古籍丛书中的佼佼者。
二 、三 大 丛 书 特 点 及 后 人 评 价
商务印书馆 、中华书局均是近代中国民间著名出版 陷 ，但亦提供 了一个相对完整、科学的文献典籍 体系 ，
１０ ，去其重复 ，共收图书４ ０ ０部 ０ 余种 （ 有人批评这套丛 包工 ）；中华书局的 《 四部备要 》，辑录重要经史子集
典籍包括二十四史 、 《 十三经注疏 》等，共收书３ ７ 。 ４种
《 丛书集成 》又名 《 丛书集成初编 》，商务印书馆 库全 书 》顺序 ，分三编出版 ，仅初编便收书３ ３ （ ２ 部 不 辑印 。原计划收书６０ 种 ，１３ 年开始 出书 ，１３年抗 ００ ９５ ９７ 含二十 四史 ），８ ４ 卷 ，２ ０ 册 ，采 用新 式印刷术影 战全面爆发 ，日寇进犯上海时被迫中断 。 《 ５８ １０ 中国大百科
陈平原 文学史的史识 体例与趣味
不要说整个学界，就连我们课题组内部，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同看法。《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出版后，我们内部开过一个小会。会上，我主要谈了三个问题(小说史体例、小说史写作的重心、小说史研究的方法) ，并特别推崇鲁迅的借典型文学现象展开论述的思路，反对那种巨细无遗、眉毛胡子一把抓的论述策略。严家炎、洪子诚、钱理群等先生对我撰写的第一卷，有赞赏，也有批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行文太紧，即便给专家读，也都很吃力；“消解大家”，在晚清可以，五四以后不合适；论的成分大，史的性质弱；附录太小，何妨干脆扩大，变成独立的作家论[ 6 ]286 - 297。同时期发表的众多书评，大都就书论书，不若我们内部讨论，关注“著述体例”背后各自不同的文学史想象。
我的基本思路是：文学史确实属于“专史”，但在具体的撰述中，有无“通识”、能否在史料的精细甄别以及事件的精彩叙述中，很好地凸现史家特有的“见地”，以至“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将是至关重要的。撰写文学史，无法完全抛开具体的作家作品；否则，再精微的论辩，都成了七宝楼台。可在具体的撰述中，如何协调具体的作家作品与普泛的文体、风格、流派、思潮等，是个难题。有各种解套的办法，其中之一便是：在文学史撰述中兼容纪传、编年与通论，让这“三驾马车”相得益彰。
说白了，就是嫌以往的文学史太罗嗦，纠缠于众多人所共知的“常识”，不得要领，淹没了史家独有的“洞见”；因而，希望把必不可少的史料考辨以及人物介绍等，甩到附录中去解决。这样的处理方式，属于枝节性的，学界没有多少异议。争议较大的是，写文学史，是否可以不给作家排座次，转而“注重进程，消解大家”。
“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厘清和审视精品文档6页
“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厘清和审视近年来，出于学科的发展需要，“民国文学史”被提出并成为当前学术研究一个热点命题。
随着研讨的深入发展，许多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和建议，因而有关“民国文学史”概念的理论维度也就亟待厘清，而对此所存在的局限和问题也需要加以审视和反思，意在促进现代文学史编写更好的发展。
一、“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厘清“民国文学史”这一学术命题从提出到现在，学术界仍停留在理论层面上的讨论和分析。
“民国文学史”概念的内涵、外延、逻辑框架以及价值评估等等，都还没有具体明确的结论。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这些问题的争论一直居高不下，内部依然存在着诸多不确定的因素。
当下，张福贵、秦弓、丁帆、等学者，都对此问题进行了详细辨析和热烈讨论，大声呼吁建构“民国文学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但是，部分问题依然处于一种搁置争议的状态，没有最终形成彼此都完全认同的结论。
其实，“民国文学史”概念在大陆很早就被提出。
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民国文学”的概念即被提出并运用在研究中，出现了《中国民国文学史》等著述。
[1]1999年，陈福康借助史学界的概念，建议中国文学的现代/当代之名不妨“退休”，代之以中华民国文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之谓。
[2]但概念在提出的当初却没有得到学界足够的注意。
2003年，张福贵指出，以“民国文学”取代“现代文学”意在“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
他认为，“文学史的命名，不同于文学评论，也不同于文学史本身，应该获得最大限度的认同。
从这一点来说，作为一种存在事实的陈述，文学史因为尽量淡化命名的倾向性，而突出中间性。
时间概念又具有中间性，不包含思想倾向，没有主观性，不限定任何的意义评价，只为研究者提供一个研究的时空的边界。
”因而，他建议突破单一的历史局限，将现代文学的命名从现代的意义框架还原于时间框架，以时间概念的无限包容性、丰富性、可能性为其重新命名，以社会意识形态的转型为背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命名进行重新的梳理和辨析，把 1949 年以前的文学称“中华民国文学”，1949 年以后的文学称谓“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
各种中国通史点评
各种中国通史点评吴天墀中国史籍，浩如渊海，初学入门，莫知所从，故通史之作尚焉。
近年以来，应此需要以专纂著者，不乏其人，兹就最流行者数种，稍加撮述，着其梗概，以为介绍。
庶于读者需择之际，不无裨助，是则述作此文之意也。
一、《中国古代史》(夏曾佑著)本书原名《中国历史教科书》，撰于清光绪季年，乃供中学教本之用。
上册止于隋代，是即本书，下册未成，商务印书馆列为大学丛书，改称今名。
清末西洋新史学观念输入我国，此为著者本此见地编纂之第一部通史。
筚路蓝缕，虽未臻于理想，然其观点、取材及编制诸方面，迄今仍不失其为优长也。
本书分我国从古至今为三大时代:自草昧以至周末为上古之世，自秦至隋为中古之世，自唐至清为近古之世。
又细分为七小时代:由开辟至周初，为传疑之期;由周中叶至战国，为化成之期;由秦至三国，为极盛之期;由晋至隋，为中衰之期;唐室一代，为复盛之期;五代宋元明，为退化之期;清代为更化之期。
每时代之中，于其特别之事加详，而于普通之事从略，盖欲“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以供社会之需也。
如言古代，即详于神话，周则详于学派，秦则详于政术。
此种分期及详略方法，可谓开我国史界之先导。
著者之述国史，极具时代眼光，如称清代为更化期，其释曰:“此期前半，学问政治，集秦以来之大成;后半，世局人心，开秦以来所未有。
此盖处秦人成局之已穷，而将转入他局者，故谓之更化期。
”识见可谓锐敏!又本书不受前人成见之拘束，选择史料颇为精审;而尤以能用综合方法治史为最可贵。
如辨桀纣之行事一一相同，必出于附会是也。
著者又第二篇凡例中，言其所重:“总以发明今日社会之原为主。
文字虽繁，其纲只三端:一，关乎皇室者，如宫廷之变，群雄之战，凡为一代兴亡之所系者，无不详之;其一人一家之事，则无不从略。
……一，关乎外国者，如匈奴、西域、西羌之类，事无大小，凡有交涉，皆举其略，以为代表。
一，关乎社会者，如宗教、风俗之类，每于大变化时详述之，不随朝而举也。
执此求之，则不觉其繁重矣。
_中华民国史_与民国派系政治研究_刘维开
新成果与新希望：《中华民国史》出版笔谈《中华民国史》的编纂，实际面临同样的问题。
汪朝光曾阐明：“所谓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是中国史学的宝贵财富，但是，毕竟时代不同了，今后可能也不再会有当年那样的二十四史了，至少二十四史那样的体裁，有许多方面不适合现在及未来的史学研究。
比如，帝王的本纪不再会成为历史叙述的主体或最主要的方面，甚至根本就没有本纪这种体裁存在的必要。
因此，从20世纪新史学在中国诞生以来，所谓二十四史的传统或许就不再会延续了。
我们这套民国史实际也没有自比为二十四史那样的体裁，而是适应了现代要求的史学样式。
”参与该书编纂的金以林更是直截了当强调该书并非“官修史书”：“虽说中国古代有官方修史的传统，但我们编纂的这套《中华民国史》，完全是由一个学术单位负责组织协调，团结了国内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共同编写，不存在个别台湾媒体所说的这是官方修史。
”①诚哉斯言。
我们完全可以猜想，如若不然，其所引发的争议或许会更为激烈。
不过，“写什么”与用什么样的“体例”，并非一回事。
袭取“正史”之“体例”，固难为现在所接受，但必须看到的是，问题的关键并非体例，而是写什么的问题。
金先生建议应该有“志”这一部分，最基本的是希望中华民国史能结合“通史”与“专史”，使民国史所包含的内容更广泛。
当然，这或许是编纂中华民国史的“下一个任务”。
现任中国史学会会长的张海鹏先生即提出，除考虑补“志”的部分，今后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更重要的还是中华民国史的史料建设。
“今后应该把中华民国时期史料的收集整理、编辑出版放到未来中华民国史研究的日程上来，重新编辑民国时期的综合史料，包括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档案资料。
”②两位前辈在言说中，多少表达了对未来编纂中华民国史的期许。
或许这是需要通过国家工程才能完成的工作，我们也有理由期待作为中华民国史编纂工作的“下一个任务”早日启动。
《中华民国史》与民国派系政治研究刘维开（台北，政治大学历史学系）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主持之《中华民国史》12卷本的完整出版，应该是近年来中国大陆民国史研究的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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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史”与“专史”：民国史“写法”小议章清2012-10-12 12:20:17 来源：《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期编纂时间历时40 年之久的《中华民国史》，在辛亥百年之际全部出齐，自然值得特别祝贺。
因为工作关系，近些年有机会了解主持此项工作的李新先生及众多作者为此付出的辛劳，深知这套大书得以全部出版，殊属不易。
政治上触及“易代修史”的敏感性，以及学术上遭逢“史料丛出”的时代，都为该书的完成增添了重重困难。
无论如何，在民国史研究上，这套书籍的出版无疑构成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在民国史实重建上取得的成绩自是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它促使相关领域的研究者进一步思考中华民国史的“写法”。
私意以为，编纂《中华民国史》，最大的挑战是确立具操作性的编纂架构，即解决如何“写”的问题，这既是编纂者面临的问题，也是检讨该书得失的枢机所在。
这其中，“通史”、“专史”的编纂架构如何更好配合，即构成问题的关键。
所谓总结既往，开拓方来，正其时也。
民国史作为一门新的学科领域，诸如研究对象的确定、研究主题的设置、研究时段的划分等重大问题，乃至名词术语的定名、历史资料的考辨等具体问题，都需要认真面对。
就“写法”来说，《中华民国史》大致确立了以重大历史事件为核心的编纂体例，并且按“中华民国的创立和南京临时政府统治时期”、“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历史时段，分为12 卷16 册。
换言之，主要是按照“通史”的思路勾画民国的历史。
配套出版的《中华民国史大事记》( 全12 册) 、《中华民国史人物传》( 全8 册) ，则试图弥补可能的“遗漏”。
《大事记》吸取编年体史书的优点，以“大事突出，要事不漏”为取材原则，逐年、逐月、逐日编排1905 年至1949 年间发生的历史大事。
《人物传》则选取民国年间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领域的代表人物近千人，撰写人物简传。
编纂者的良苦用意，由此也不难揣度。
这是承袭了民国史学所确立的“通史”与“专史”的架构，试图尽可能反映这一时期历史的方方面面。
只是这样的设想未必能完全实现，其得与失，于此也有较为充分的体现。
编纂民国史配合着民国时期史学发展的基本趋向，无疑是值得重视的一面，对此略加说明，或也能更好检讨《中华民国史》在编纂体例上的“得失”。
检视20 世纪中国史学，不难获悉史学书写传统发生转变的诸多迹象。
最突出的是，撰写“通史”与“专史”构成了20 世纪中国历史书写蔚为大观的一幕。
《民国时期总书目》( 1911—1949) 的“历史•传记•考古•地理”卷，中国史之“通史”，收书就有80 种。
而有关“专史”的著作，更是远远超过“通史”之作，到了难以统计的地步。
20 世纪中国之历史书写之所以展现出这样的特色，原因必多，最基本的即在于“历史之范围”较之过往有了较大拓展，对历史的认知逸出了传统范畴，重新提出了“历史是什么”的问题。
梁启超20 世纪初年发表的《新史学》，对此就有所说明: “欲创新史学，不可不先明史学之界说。
欲知新史学之界说，不可不先明历史之范围。
”[1]所谓“史学之界说”以及“历史之范围”，明显是立足于“学科”意识生发的问题，意味着伴随史学在晚清作为现代学科的成长，也致力于探讨书写历史新的方式。
“一部十七史，何从说起?”有着悠久史学传统的中国，一直为这样的问题所困惑，往往通过新的书写样式化解由此产生的“紧张”。
在“历史之范围”拓展为“全体之史”，甚至毫无边界可言的情形下，“通史”与“专史”的书写方式也应运而生。
而且，看起来是两种不同的编纂架构，实际却互相作用。
周予同1941 年的一篇长文，就注意到中国史学体裁上所谓“通史”包含两种意义，一是中国固有的“通史”，即与“断代史”相对的“通贯古今”的“通史”; 另一种是中国与西方接触后输入的“通史”，即与“专史”相对的“通贯政治、经济、学术、宗教等等”的“通史”。
[2]萧一山在《清代通史》“叙例”中对此也有所说明: “普通史之内容的评价，为文化、政治、生计三者: 文化在社会上占最高地位，故能指导一切; 政治握社会上最大权力，故能支配一切; 而个人之生存，社会之维持，又端赖生计，其感受性最敏速最普遍者也。
本书取普通史例，故三者亦均衡诠叙之。
”[3]这里清楚说明了“通史”的写作，往往将“专史”书写的内容涵盖其中，只不过有的是以经济为主导，有的则突出政治或文化的地位。
至于“专史”基于“通贯古今”的“通史”展开，更难以避免。
此亦意味着，“通史”与“专史”形成彼此交融的关系，“通史”内部的架构往往是各“专史”，按照经济、政治、文化等环节叙述历史的进程; “专史”所展开的线索也依从于“通史”，往往成为历史上的“专史”，而非“专史”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奠立，更凸显了这方面的特征。
这其中较为突出的便是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该书每一个单元基本都是三大板块，生产力及经济构造、社会关系、意识形态，亦即是按照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的架构进行写作。
[4]而且，三大板块之间并非平行并列的位置，而是依重要性排列，在篇幅上也是涉及社会经济史的内容极为丰富，其他的篇幅却大为压缩。
用不着特别指明，“通史”与“专史”的结合是致力于拓展书写历史的范围，其不能完全解决史家之困惑，也是可以想见的，钱穆对此的思考即颇具代表性。
钱在北大历史系最初开设的课程有指定必修课《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选修课则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从治学上说兼有“通史”与“专史”。
据余英时先生所忆，钱穆对于民国时期史学发展所面对的处境，有深切体会。
中国传统学术一方面自有其分类和流变，另一方面又特别注重整体的观点，这是“专”与“通”的大问题。
这一传统和现代西方学术的专门化趋势接触以后，引起了许多有关如何沟通和融化的困难，一时无法解决。
如果单纯地依照西方的分类，各人选一专门的范围去进行窄而深的断代研究，当然会有成绩。
但在熟谙中国传统的人看来，总不免有牵强和单薄之感。
如果过分注重“通”的传统，先有整体的认识再去走专家的道路，事实上又是研究者的时间、精力、聪明都不能允许的。
[5]钱穆之所以走向“通史”的写作，撰写《国史大纲》，多少也是基于这样的认知。
实际上，“通”与“专”同样困扰着今天的史家，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对此即不乏争议。
于今而言，“专门史”仍然是中国史学学科建制的基本特征，不仅有所谓的“专门史”二级学科，按照各“专门史”组织学术活动，也颇为盛行。
在此过程中，“写法”问题也再度成为焦点。
譬如，围绕“社会史”就产生了较大分歧———社会史是一门历史学的分支学科，还是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或角度。
赵世瑜就坚持应把社会史理解为一种新的史学范式，而不应理解为一个学科分支，这样才能避免社会史研究的庸俗化; 社会史是一种整体研究，不应被误解为“通史”或“社会发展史”。
[6] 其他的“专门史”，如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也有相似的声音传递出来。
罗志田注意到近年来各“专门史”的区分较以往更受关注，并致力于划清学科的“边界”。
他也明确表示，这些“边界”更多的是人为造成并被人强化的，史学本身和治史取径都应趋向多元，虽不必以立异为高，不越雷池不以为功;似也不必画地为牢，株守各专门史的樊笼。
[7]这当可看作经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尝试后史学新的自觉，主要体现在对“全面的历史”的追求。
在此一背景下审视目前出版的《中华民国史》，即可更好把握此书的得失所在。
很显然，《中华民国史》大体上偏重于政治、军事、外交层面的叙述，甚至可以说，因为政治压力一度考虑采用的“中华民国兴亡史”书名，更能与现在的内容相匹配。
换言之，该书从一开始就舍弃了“专史”部分的内容，主要在“通史”层面用力，并且大致按照三个时段勾画中华民国的历史。
相应的，所谓的“通史”实际成为“专史”，不免给人以民国“政治史”的感觉。
这也算有可以理解的地方，如在“通史”的基础上纳入“专史”的内容，则会面临诸多难以处理的问题。
譬如说，如在每一卷中都同样安排涉及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内容，由于各“专史”的时间线索未必完全与“政治”的演进相配合，在写作上势必困难重重，所成的书稿同样会有不少“遗漏”。
甚至可以说，《中华民国史》作为“断代史”，要寻求“通史”与“专史”的配合，殊为不易; 反倒是跨“断代”的历史书写，基于不同的“王朝”加以分割，尽管未必理想，倒是容易解决写作上的问题。
对此，该书的编纂者，对此即有所反省，只是最早出版时所确立的“基调”，制约着这样的调整。
罗志田在第5 卷“前言”中就表示: “当时的社会变迁、集体心态和思想、学术等方面的演变，其实都与政治活动关系密切”，然而，“为了不与整个《中华民国史》的体例和论述重心疏离，本卷对这些因素基本略过，偶有涉及，也仅点到为止。
”[8]汪朝光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尽管未必满意这样的编纂架构，但他还是说明: “本卷仍然以政治史为中心为记述的中心内容，旁及军事、外交、经济、社会层面的叙述。
其利在线条清晰，着重阐释历史的政治演进及其大格局，而其弊在忽略了历史的多样性及其互相影响的关系。
”[9]编撰者的“遗憾”，也正是该书出版后评论者所表达的“意见”。
原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先生即提出: “我们历来的正史是分四个部分，纪、传、表、志，每个部分都不能少，如果少的话，后人要给它补起来。
现在《中华民国史》的十二卷，相当于本纪。
《人物传》相当于列传，《大事记》相当于表，缺一个志。
《中华民国史》是要拿出来传至后代的，应该有‘志’这一部分。
”[10]很显然，金先生所持意见，最基本的是既称“中华民国史”，当涵盖更为广泛的内容。
如联系章太炎对书写中国历史的思考，则尤能体会其中的深意。
1904 年章太炎重新修订《訄书》，其中《哀清史》附录之《中国通史略例》、《中国通史目录》，也成为其书写“中国通史”的重要见解。
从具体开列的《中国通史目录》看，仍是以“表”、“典”、“记”、“考纪”、“别录”为主干，《中国通史略例》尤其还说明: “西方作史，多分时代; 中国则惟书志为贵，分析事类，不以时代封画: 二者也互为经纬也。
彪蒙之用，斯在扬确，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而已。
故分时者适于学校教科; 至乃研精条例，各为科目，使一事之文野，一物之进退，皆可以比较得之，此分类者为成学讨论作也。
”[11]就此而言，也引起了不小争议，甚至牵扯出“民国史”能否构成第二十六史的问题。
联系民国时期编纂的《清史稿》，当更能了解编纂中华民国历史具有的敏感性，引出诸多争议也在所难免。
中国向有“易代修史”的传统，清朝覆亡，民国肇建，纂修清史的工作即告启动。
后来所成的《清史稿》，其体例一如历代正史，分为本纪、志、表、列传四个部分，凡本纪25 卷，志142 卷，表53 卷，列传316 卷，共计536 卷。
尽管历代所修正史都难免遭人诟病，而像《清史稿》这般甫经出版即被“封存”的，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