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器官移植中的供体问题

有关器官移植在伦理学中的供体问题2011级针灸推拿一班
代文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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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学期的选修课，我选择的是医学伦理，并不是因为其他，而是总觉得如今的医患关系紧张，而作为一名未来的大夫，我觉得有必要去想一想该如何去做，毕竟，在成为大夫之前，我首先也是一个患者。

学习医学伦理之后，我可以感觉到，其实医患关系从有了医生与患者的时候便早就存在了的，不过如今只不过是因为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于自身利益的维护以及媒体曝光程度的加大而导致了如今看起来越来越多的医患关系紧张的事情发生，虽然其中确实是存在着医生或者患者的过失与错误，但是总的来说，其实只要凭着良心去做大夫，凭着良知去解救病人，那么，医患关系的紧张问题其实是可以缓解的。

学习了医学伦理的相关知识，也让我更加体会到，有些时候，科学的发展在一方面造福了人类，但又在另一方面不断地冲击着人类的道德与舆论的底线：克隆、试管婴儿……诸如此类。

其中，最让我感到震撼，或者说是让我感到敬佩的，却是器官移植。

器官移植，顾名思义，是将一个器官整体或局部从一个个体用手术方式转移到另一个个体的过程。

其目的是用来自供体的好的器官替代损坏的或功能丧失的器官的技术。

其中捐献器官的一方为器官移植的供体，供体可以是在世的人，也可以是刚刚去世的人。

对于肯捐献自己器官的人，不论生死，对于他们，我都保有着敬畏之情。

而显而易见的是，在将供体的器官移植给受体（也就是接受移植的一方）的时候，相应的也引发了一场科技技术与人类伦理的激烈碰撞。

器官移植技术最早是根据组织相容性原理进行手术，随着现代科技水平的提高，对于器官移植的存活率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一个水平。

但是，从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进行器官移植开始，到70年代末期的逐渐开展以来至今，我过得器官移植发展的道路却是坎坷不平的，其中不仅仅是医疗死亡率的问题，更多的还有人们道德观念与器官移植技术的矛盾。

器官移植技术在当代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来自与人体器官移植有关的医学伦理以及对于器官移植供体的相关性的道德、法律问题。

器官移植中，供体的采集一般有六个类型：1、活体供者2、胎儿供体3、尸体供者4、异种器官5、人造器官6、克隆器官。

其中，以前四种最为多见，但是也相应的，前四种器官移植供体的采集也对人的道德伦理底线做出了挑战。

活体供者，可以分为亲属活体供者以及非亲属活体供者，活体供者的最基本伦理学院则就是不能危机供着的生命，对其未来的生活不致造成大的影响。

所以，活体供体所取也只能是成对的健康器官或者是代偿能力极强的部分器官，譬如说肾，睾丸，皮肤，骨髓，肠或肝脏。

其实活体供者在医学上也是最常见的，像是白血病的骨髓移植，尿毒症的肾移植还有肝病的肝移植，这些大多是进行活体供者的采集。

而在活体供者中，相较于非亲属活体供者的采集，亲属活体供者的采集在伦理学上是最让人接受的。

在大家的主观的想法中，毕竟亲属之间没有隔阂，而且也是一种普遍的接受的观点。

而非亲属活体供者，人们最熟悉的莫过于骨髓移植手术，而非亲属活体供者的采集一般也是有偿的捐献，虽然现如今在伦理的角度人们仍然普遍难以接受这种非亲属的活体供者捐献，但是在国家法律以及舆论的严格监视下，非亲属活体供者作为一种相较之方便的方法，也正在逐渐的被人们接受，而有关此方面的伦理探讨基本趋向于共识。

但是，在这种严格监管下，仍然有一些人唯利是图，进行器官的违法贩卖，这种行为是恐怖的，是遭受法律制裁与舆论谴责的。

胎儿工体，是利用不能存活或属淘汰的活胎或死胎作为器官供体，也可为细胞移植提供胚胎组织。

已淘汰性有生命胎儿一个或多个器官的部分或整体作为器官移植的供体，关键是对严重畸胎、缺陷儿舍弃的认定。

凡认定为完全舍弃的畸胎或缺陷儿，用于器官移植工体，伦理学应予以支持，但是，也应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作为保证。

但是，伦理学对于胎儿供体存在着争议：一些人认为胎儿是一个潜在的人，有着免受痛苦和保持身体完整的权利，如果因为生命质量极低或者弱小而将其牺牲作为代价以提高他人的生命是一种违背道德伦理的行
为。

而另一部分的人确认为，与其让这些畸胎或缺陷儿自然、痛苦的死亡，倒不如用于医学的器官移植，使之贡献于人类，既有利于患者，又是人道主义的。

但是，在我看来，既然这些畸胎或者缺陷儿降生到了这个世界上，那么便应该给予他们生的权利，我们不能因为自己的自私而剥夺了他们的生的权利，人人生而平等，不会因为天生的情况而偏颇于他人，因此，我并不大赞同胎儿工体的采集。

尸体供体，尸体供体已经占据了器官移植总数的三分之二至四分之三，是工程器官移植的主体，而对于将来器官移植的发展，尸体供体也是最大的来源。

而尸体供体采集所面临的伦理问题也是最为复杂最为巨大的。

尸体供体的采集有四种不同的类型分别为：自愿捐献、法定捐献、有偿捐献、以及需要决定，其中需要决定是在根据拯救生命的实际需要和死者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摘取其组织与器官。

而有偿捐献以及法定捐献（又名推定捐献）在伦理学方面的问题是最大的。

在我看来，不论是何种捐献，都是值得让人敬佩的。

一方面，捐献的本人值得敬佩，因为他摆脱了传统思想的束缚而自愿去捐献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为他人的健康做出了贡献。

另一方面，作为捐献者的亲属，能够同意将死去的亲人的器官捐献给其他需要他们的人，也是一件让人感到敬佩的事情，我记得以前看过这么一篇文章，讲的便是器官的捐献，作者的父母签了一份器官捐献书，在临死的时候将自己的器官捐献了出去，作为女儿的作者十分的不理解，而作者的女儿却为自己的外婆外公感到骄傲，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多一些为这种事情感到骄傲的人，那么，我们或许在尸体器官的采集方面所面临的伦理学的阻力便会小上很多吧。

异种供者的采集，其实就是将非人的动物的活细胞、组织或者器官移植、植入或灌注人体受体，或者人的体液、细胞、组织或器官在体外与活的非人动物的细胞、组织或器官进行接触。

异种移植是解决临床供者器官来源短缺的可能途径之一。

异种移植虽说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移植方式，但是，它所面临的伦理学问题却并不少。

首先，许多人么认为动物虽然没有绝对的权利，但是它们有着自己利益及内在的价值，因此也不应该给它们施加不必要的伤害和过多的痛苦。

其次，有人认为不同物种间的生物物质的相互混杂在基本道义上违反了自然法则，降低了人的价值与尊严。

还有一些人认为，异种移植物提供了一个传染疾病尤其是病毒疾病的可能途径。

但是在我看来，异种移植对于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的器官移植手术中也是一种较为方便简单的采集方法。

而在伦理学中，一种移植的伦理框架式：不伤害人，尊重人，有益于人，公正待人，人与人之间团结互助。

而随着一种器官移植在临床上的广泛运用，它已经成为了医学、哲学、生物学、社会学、宗教界以及公众所关注的重要课题，相信不久的以后，异种器官移植一定会在伦理框架的基础上造福于人类的！
人造器官以及克隆器官这两个采集移植方法，其所面对的伦理方面的压力较之前四种要小的很多。

人造器官在进行安装前，必须要经过患者的同意，以及应当提示患者人造器官有着故障的可能以及并不能完全的替代正常人体器官的全部功能。

而克隆器官移植，应当规范有序，也应该有一个相应的克隆伦理管理条例或者是指导大纲。

以上就是我对于器官移植技术中的供体方面的看法以及个人的理解，并不代表其他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