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核问题

朝鲜核问题积极参与第二次朝鲜核危机的“国际管理”是中国外交史上一次有转折意义的事件。

在此之前的半个多世纪，中国外交总体上遵循“不干涉”原则，较少主动参与外部事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是遵循邓小平提出的“和平共处”外交原则，“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1]，尤其要“少管别人的事”[2]。

据此，中国对国际危机一般避免直接介入。

即使对1994年爆发的第一次朝鲜核危机也是如此。

但是，对2002年10月以来爆发的第二次朝鲜核危机，中国却打破常规，采取了“积极介入”姿态。

中国为什么对第二次朝核危机采取“积极介入”政策?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外交理念与政策有了根本变化?如何评估中国参与管理朝核危机的得与失?朝核危机及中国有关朝核问题的政策将如何发展、演变?本文拟结合历史与现实，对这些国内外学术界及决策界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之功。

一、中国积极参与朝核危机“国际管理”的驱动因素要全面、正确地理解中国为什么打破常规，在对外坚持“不干涉”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对第二次朝核危机的“国际管理”，不能不综合考察中国与朝鲜半岛特殊的历史联系、朝核危机对中国战略利益的冲击、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责任”诉求等因素的影响。

首先，从历史因素考察，中国与朝鲜半岛具有特殊的历史联系，因而很难对朝鲜半岛事务保持绝对“超然”姿态。

周恩来总理生前针对这种特殊的历史联系，曾生动地描述说:中国与朝鲜半岛是“唇齿之邦，唇亡则齿寒”。

[3]国际上也有人认为朝鲜是中国与其他力量之间的“缓冲带”。

[4]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曾利用中朝国力虚弱之机，先发动甲午中日战争打败清王朝，控制了朝鲜，而后又以朝鲜半岛为跳板，入侵中国东北、华北，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之祸。

[5]1950年10月，当侵朝美军不顾中国警告，越过“三八线”向中朝界河鸭绿江进逼时，中国因担心美国“继承日本军国主义的衣钵，沿袭着甲午战争以来的历史，走吞并中国必先占领东北，占领东北必先占领朝鲜的老路”，被迫起而应战，在与美方实力对比极为悬殊的条件下投入了抗美援朝战争。

[6]在那场历时三年的战争中，中国军队损失兵员42.62万人，其中阵亡11.4万人，因伤病致死3.46万人。

[7]冷战结束后，国际战略环境、人们的地缘政治观、国际观及中国的安全观与战略观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方面，因世界潮流趋向于“和平与发展”、中国核力量对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制约能力及中国与美日等传统敌国的关系已大幅调整，敌对国家大规模武装入侵中国的危险性已经“微乎其微”;另一方面，退而言之，即使万一出现敌国大规模侵华的情形，因中国经济与战略重心的南移及现代海空技术与战力的空前发展和战争样式的革命性变化，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将首当其冲，敌国对中国发动大规模地面战争，“沿袭着甲午战争以来的历史，走吞并中国必先占领东北，占领东北必先占领朝鲜的老路”的历史循环很难再现。

由此导致的一个直接战略影响是，朝鲜半岛对中国的战略“门户”作用，无论是客观现实还是主观考察，都已大幅下降。

然而，无论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如何论证追求现实利益是国家行为的“根源”，都不应、也不能完全排除理念、感情等因素对国家行为、尤其是对大国行为的驱动作用，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历史感情对国家行为的驱动作用。

尽管朝鲜半岛对中国的战略“门户”作用在下降，但历史上朝鲜半岛曾对中国兴衰运祚产生过重大影响、中国几代战略家视朝鲜半岛为战略门户的传统战略理念、以及中国军队曾在朝鲜半岛打过仗、流过血，取得过近代以来与列强抗争少有的巨大胜利的光荣，所有这些，仍然是驱动中国在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后，打破常规，以少有的积极姿态，直接介入对朝核危机的“国际管理”的重要原动力。

其次，按国际政治理论的现实主义观点考察，中国直接介入第二次朝核危机的“国际管理”，不仅受历史感情驱动，更是因为朝核危机如何发展、演变，直接关系到中国的诸多重大现实利益甚至是根本利益。

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观认为:“国家外交政策应当为本国的国家利益服务，也就是为保持、扩大和显示国家权力服务。

”[8]中国积极参与对朝核危机进行“国际管理”也不例外，也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实际上，中国在应对朝核危机时注意维护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历史联系及中国对朝鲜半岛的历史感情与信念等，不仅是一种感情与信念需要，也是一种具体的利益需求。

因为感情与信念涉及国家的信誉、荣誉和威望，因而也涉及活生生的国家利益。

要而言之，是否参与及如何参与朝核危机的“国际管理”，不仅涉及中国的历史感情与信念，更涉及中国的经贸、政治及重大的安全与战略利益。

就经贸利益而言，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中国就取代前苏联成为朝鲜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从1991年到2002年，尽管朝鲜外贸总额从每年40多亿美元降至20亿美元左右，降幅达一半，但中朝贸易额却稳中有升，年度贸易总额长期保持在5亿-7亿美元左右，占朝年度外贸总额的约30%。

[9]2003年，中朝双边贸易额首次突破10亿美元，约占当年朝鲜外贸总额的43%。

[10]2005年，中朝双边贸易额进一步扩大到15.8 亿美元。

[11]在中朝贸易中，中国有大量的贸易顺差。

中朝贸易额虽然只占中国外贸总额的约1%，但维持中朝贸易不断扩大对中国东北地区保持繁荣与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从朝鲜进口铁矿砂等矿产品及原木和各种稀有金属对中国也有一定的战略意义。

不仅如此，中国还是朝鲜的主要投资国。

到2003年末，中国累计向朝鲜投资项目35项，累计金额为1060万美元。

尽管总额不大，但增速与前景可堪乐观。

[12]在应对朝核危机时，中国不能不首先考虑到这些经贸利益是否会受到严重冲击。

就政治利益而言，中国与朝鲜在历史上一直命运与共，两国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在朝鲜战争中共同对美作战。

两国意识形态相似，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同时，两国1961年签订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在法律上依然有效。

在中国的“睦邻”政策和“大周边战略”中，朝鲜占有突出地位。

朝鲜如在外部压力下遭受政治经济失败或崩溃，对中国的国际信誉、政治威望也会产生巨大冲击。

这也是中国在应对朝核危机时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

就安全与战略利益而言，朝鲜核问题如何发展、演变对中国利益的影响极为复杂。

一方面，如果听任朝鲜开发核武器、突破核门槛、成为“核拥有国”，韩国、日本甚至台湾都有可能跟进，从而在东北亚地区掀起一场竞相开发核武器的国际竞赛，从根本上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从而破坏中国追求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努力。

[13]另一方面，如果对朝核危机管理不当，反应过度，比如，像某些美国“鹰派”人物主张的那样，对朝鲜方面一味强硬，采取包括军事打击、全面制裁、“政权颠覆”之类的对策，将引发半岛更严重的动荡、甚至导致局部战争。

[14]这也不符合一直渴望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与繁荣的中国的利益。

如果朝鲜因不堪重压而崩溃，将有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涌入中国东北，极大地损害中国东北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而且，中国也不能完全排除和忽视美军乘机再次越过“三八线”进驻朝鲜的可能性及其战略后果。

[15]不仅如此，如果跳出朝核问题本身，从更广阔的视野看，朝核问题如何解决对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发展更是至关重要，而东北亚地区对中国不仅具有传统地缘政治意义，也有着全球战略意义，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重要基点之一。

第三，中国之所以积极参与对第二次朝核危机的“国际管理”，除了受历史感情与诸多实际利益驱动外，还受不断增长的“国际责任”的驱动。

冷战后，中国的国际观出现了一系列变化，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在重视中国的安全与发展利益时，也确认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必须承担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繁荣的“国际责任”。

[16]随着中国加速发展及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直线上升，国际社会也普遍要求中国承担“负责任大国”的责任。

甚至连美国也要求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害相关者”，与国际社会一起共同应对“21世纪的新挑战”。

[17]第二次朝核危机爆发后，鉴于当时紧张的局势，国际社会，包括半岛事务的“主要玩家”美、日、俄、韩等在内，都不约而同地把化解危机的希望与责任寄之于中国。

[18]中国由此认识到，以积极姿态参与第二次朝核危机的“国际管理”，不仅符合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也是中国的一种“国际责任”，因而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

正是综合上述历史情感要求、经济政治与安全利益及“国际责任”需求三大方面的考量，中国对第二次朝核危机采取了积极介入姿态，争取“有所作为”。

而这些考量也要求中国在介入朝核危机管理时谨慎为之，只作“有限介入”，并没有、也不可能脱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规范的外交总框架。

二、参与管理朝核危机考验中国的外交能力与战略智慧在确立了积极参与朝核危机的“国际管理”的政策后，以何种方式参与“管理”，使之达到最佳效果，就成为对中国外交能力与战略智慧的重大考验。

就战略决策的挑战性而言，虽然参与管理朝核危机的严峻性和危险程度不能与当年下决心参与朝鲜战争相提并论，但其复杂程度却较之当年参与朝鲜战争尤甚。

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军队虽然装备与技术处于劣势，但中国共产党人有过从事20多年国内外战争的丰富军事经验，一旦政治上定下了参战决心，军事上如何决策、如何部署就有较大的活动空间。

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直接主导一场严重国际危机的“国际管理”却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没有前例与经验可循。

尤其困难的是，朝核问题堪称是当今国际政治中最复杂的热点问题之一，从20世纪90年代迄今为止的十几年间，朝核问题一波未平，一波继起，危机不断，在经历了种种反复之后，“仿佛又回到了原点”。

[19]酿成朝核危机的背景与根源及由其牵扯出来的各种安全与战略问题和东北亚国际关系极为复杂。

首先，美国与朝鲜作为朝核危机中的主要当事方，相互间的安全与战略利益和目标诉求尖锐对立，很难相互让步、妥协，这是导致朝核危机爆发并沿升级路线发展的根本原因。

从朝鲜方面看，受美在朝鲜战争期间及在1994年第一次朝核危机期间多次威胁要对朝使用核武器，美并在韩国部署过核武器;韩国综合实力大幅超过朝鲜，使朝方在半岛南北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等因素影响，朝“具备了强烈的拥核意愿”，[20]开发并获得核武器因而成为朝解决安全问题的“撒手锏”和既定国策，朝因而很难如国际社会所期望的那样轻易放弃核追求。

[21]从美国方面看，作为冷战后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追求单极霸权，反扩散及在全世界推广美国的民主体制和价值观是美国谋建单极霸权的主要内容。

朝鲜因开发核武器，在政治上奉行社会主义体制，因而成为美国霸权政策的主要打击对象，美国也据此把朝鲜定位为“无赖国家”和三个“邪恶轴心国家”之一。

[22]早在第一次朝核危机期间，美国就曾考虑过对朝进行军事打击。

[23]美虽在1994年与朝签署了《核框架协议》，但美从一开始就未打算认真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