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工艺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工艺美术
青釉龙柄鸡头壶（南朝）
第五十九页
南朝 越窑青釉莲瓣纹鸡首壶
第六十页
东晋青釉褐斑羊头壶，
第六十一页
第六十二页
青釉双龙柄鸡首壶
泰州博物馆
青瓷莲花尊
C.莲花尊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艺术性的造型，设 计别致，意匠新颖。
尊体以腹为中心，下部 塑饰向上的莲花瓣，上部塑 饰向下的莲花瓣。又名仰复 莲花瓷尊。
第六十三页
黄釉贴花莲瓣纹尊（北齐） 高20厘米，口径11厘米，山 西省寿阳县出土，山西省博物 馆藏
第四十一页
东晋婺窑双复系盘口壶
第四十二页
婺州窑瓷器装饰简朴，均为刻划花纹，风格文雅大方。产品造型上与 越窑类似，但婺州窑有自己独特的造型。如三国时的人形互联，三圆柱形 足水盂，西晋时雕贻龙纹盘口瓶等。瓷器特征： （1）三国时期的胎普遍呈浅灰色，断面较粗，没有完全烧结；西晋以后，一部 分产品改用含铁量较高的红色粘土作坯，胎色泛红。 （2）三国时期釉色一般呈淡青色，也有呈青灰或青中泛黄的。釉层厚薄不匀，
虎头罐、扁壶、圈足唾盂、三足盘、平底盘、长方形多格盘、镂 孔香熏、熊形或兔形水注；
冥器，有谷仓罐、羊形器、神兽尊、熊形尊、灶、犀牛形镇 墓兽、鸡笼、狗舍、猪圈、男女俑、部族家丁形象等瓷塑。
第五十页
西晋对比汉、三国
西晋青瓷的胎质比汉、三国制品细腻，体薄精巧，颜色浅灰。
装饰方法流行在器物上印出一条不宽的装饰带，内印、刻 细小斜方格纹、菱形纹、联珠纹，或粘贴范印的铺首；在器物 上捏塑鸡、羊、虎、龙(多在器物的柄上)；在香熏等器物上有 楼孔装饰。
第三十六页
第三十七页
②浙江窑系分布：越窑（曹娥江地区）、瓯窑（东部瓯江地区）、 婺窑（衢地区）、德清窑（北部东苕溪地区 黑瓷产地）
魏晋南北朝时期科技 (2)
魏晋南北朝时期科技1. 引言魏晋南北朝时期（220年-58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科技发展对中国古代科技史有着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科技发展，并分析其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2. 农业技术的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农业是中国经济的基础，农业技术的发展对整个社会的进步起着重要作用。
在这一时期，农业技术出现了一系列创新。
首先是种植技术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前，中国的农业主要是以传统的直播种植方式为主，而在这一时期，种植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人们开始采用间作和轮作的种植方式，有效地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
此外，还出现了新的种植工具，如犁和锄头，使得耕作更加高效。
其次是灌溉技术的改进。
魏晋南北朝时期，水利工程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人们开始修建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如运河、水坝和灌溉渠道等，使得农田得到了有效的灌溉，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
此外，还有农业科学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对农作物的栽培方法和育种技术进行研究，通过选择性培育和改良，改善了农作物的品质和产量。
这些农业技术的发展为中国古代农业的繁荣和粮食的丰收奠定了基础。
3. 工艺技术的进步魏晋南北朝时期，工艺技术的进步对中国古代工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中国出现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工艺技术创新。
首先是陶瓷技术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陶瓷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陶器的制作工艺更加精细化，陶瓷作品的质量得到了明显提高。
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瓷器种类，如青瓷和白瓷，它们的瓷质更为细腻，釉色更为鲜艳，成为中国古代陶瓷技术的重要成果。
其次是纺织技术的进步。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纺织技术进行了改进和提高。
他们研发出更为高效的纺织机械，如纺锤、织机等，使得纺织产业得到了飞速发展。
同时，人们还在纺织工艺方面进行了创新，如对染色和织造技术的改良，使得纺织品的质量得到了明显提升。
此外，还有冶金技术的进步。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冶金技术进行了一系列改进，如高炉冶炼技术的应用，使得铁产量大幅增加。
2、夏商周秦汉魏晋部分
商周处于青铜时代，铸铜工艺影响到陶瓷的烧炼技术和工艺制作。 商周处于青铜时代，铸铜工艺影响到陶瓷的烧炼技术和工艺制作。模 刻花的装饰方法代替了彩绘装饰。纹饰成衰退趋势， 印、刻花的装饰方法代替了彩绘装饰。纹饰成衰退趋势，陶器出现各 种新品种。春秋战国时期（即东周）， ），受漆器影响出现了以漆来装饰 种新品种。春秋战国时期（即东周），受漆器影响出现了以漆来装饰 的彩绘陶，这种彩饰的陶器至汉代还相当盛行。 的彩绘陶，这种彩饰的陶器至汉代还相当盛行。 灰陶：商代早期及中期的灰陶器，是继承龙山文化黑陶发展形成的。 灰陶：商代早期及中期的灰陶器，是继承龙山文化黑陶发展形成的。 印纹硬陶：用含氧化铝高的粘土制作，表面拍印几何图案的陶器，其 印纹硬陶：用含氧化铝高的粘土制作，表面拍印几何图案的陶器， 烧成温度比一般陶器偏高，温度高的烧成后呈紫褐色， 烧成温度比一般陶器偏高，温度高的烧成后呈紫褐色，低的呈灰褐色 或黄褐色。始见于江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商周之际得到较大发展。 或黄褐色。始见于江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商周之际得到较大发展。 白陶：是空前绝后的品种，仅在商代后期中发现，为期很短， 白陶：是空前绝后的品种，仅在商代后期中发现，为期很短，却发展 的很快。 的很快。 原始瓷：商代后期出现了釉陶，釉色成黄褐色或姜黄色， 原始瓷：商代后期出现了釉陶，釉色成黄褐色或姜黄色，这种釉陶由 于和南方早期越窑青瓷在成分上比较接近，也被称为原始瓷。 于和南方早期越窑青瓷在成分上比较接近，也被称为原始瓷。
东汉时期还制造出一种黑釉瓷器。这种黑釉瓷对原料要求不严格， 东汉时期还制造出一种黑釉瓷器。这种黑釉瓷对原料要求不严格，胎釉质 量及工艺都不如青瓷。正因为它较粗陋， 量及工艺都不如青瓷。正因为它较粗陋，在民间有广泛的发展前途 汉代砖瓦发达，画像砖是具有高艺术性的一个品种，在当时广泛应用， 汉代砖瓦发达，画像砖是具有高艺术性的一个品种，在当时广泛应用，除 供宫室用外，还被居民所用，大量应用于墓室。 供宫室用外，还被居民所用，大量应用于墓室。
三国两晋南北朝工艺美术
石雕工艺制品大量表现为石窟雕刻的 石佛，以及陵墓前的各种石兽、石柱 等
著名的石窟有山西大同云岗、河南 龙门、河北响堂山、南京栖霞山等。 这些石的造像不仅数量多，而且规 模宏大，这是集体创造的艺术结品，
也是古代雕刻史上的明珠。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石佛特征是:顶有肉髻， 花冠珠饰，袒胸、露臂、足、细腰歪身，佩珠挂 璧，立像少而坐像多。石兽多为天禄、辟邪。天 禄有角，立于墓前右方;辟邪有翼而垂舌，立于 墓前左方。石柱以南京肖景墓前的为代表。身有 校,宛如希腊殿柱。柱顶有莲瓣，上立辟邪。
画像砖
1.邓县画像砖
该墓是一座前有甬道的单室券顶砖墓，全长 9.8米。墓室及甬道均用带莲花等纹饰的花纹 砖砌成，并嵌砌模印加彩的画像砖，地面也用莲花图案小砖平铺。
2.南京“竹林七贤和荣启期”砖画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模印砖画由200 多块古墓砖组成，分为两幅，嵇康、阮籍、山涛、王戎4 人占 一幅，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4 人占一幅。人物之间以银杏、槐树、青松、垂柳、阔叶竹相隔。8 人均席地而坐，但各呈现出一种最能体现个性的姿态， 士族知识分子自由清高的理想人格在这块画像 砖上得到了充分地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石窟边缘常雕饰卷草花纹， 这是六朝时期流行的一种装饰纹样卷草纹 的枝干成二方连续的卷曲状，主要由叶子 组成，叶子的变化和组织丰富多样，响堂 山石窟的浮雕卷草图案是其代表。这种卷 草花纹还应用在佛光、石碑边侧，并大量 应用在敦煌的藻井图案中
感谢观看
肆 漆器工艺
夹贮
概述:
夹纻又称夹纾、挟纻。是一种古 老的中国传统手工技艺。作为漆 塑像的方法，先用泥塑成胎，后 用漆把麻布贴在泥胎外面;待漆 干后，反复再涂多次;最后把泥 胎取空，因此又有“脱空像”之 称，用这种方法塑像不但柔和逼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遗产和历史文物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遗产和历史文物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该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几个连绵不断的政权转换时期之一。
这一时期的文化遗产和历史文物不仅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辉煌和精髓，也为后世的文化遗产和历史文物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源。
本篇文章将从几个方面介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遗产和历史文物。
一、艺术和文学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最繁荣的时期之一。
该时期诗歌、词曲、小说、绘画等艺术形式均有不俗的发展。
比如，王羲之创立了“八分书法”，并享有非常高的声望；王献之绘制了“洛神赋图”，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经典之作；曹操、陶渊明、王勃等几位文学巨匠更是在中华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此外，一些文学经典和艺术创作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中走红，并被后来的人们所传颂。
例如《世说新语》、《左传》、《离骚》等，这些文学经典及其作者不仅在艺术史上有重要地位，同时也在古代社会、思想文化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二、建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建筑艺术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主要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官方建筑风格和建筑的功能发生了转变；二是皇家园林和私人庭院的建设在此期间愈发繁盛。
例如，灵鹫宫、云龙寺、虎丘、灵岩寺等知名景点都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修建的，并至今保存完整，成为了后人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建筑艺术的重要资料。
此外，悬空寺、保国寺、佛国寺等也是此时期出现的具有代表性的建筑。
三、青铜器和陶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青铜器和陶器手工艺得以发扬光大。
文化交流的成功和经济的繁荣共同助推了这一领域的发展，而这些青铜器和陶器从艺术价值、工艺技术和历史价值等方面都具有重大意义。
例如，山西的晉侯墓出土的《四牛图》就是魏晋时期青铜器制作技术的高峰之作；同一时期出土的红土陶、黑土陶及其他各种精美的陶器，也是这一时期文化的一个重要元素。
四、汉画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中国绘画发展的重要时期。
较早的汉画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是表现从单一的写实风格转向更注重表达情感、形象及色彩的感性方式。
魏晋南北朝的雕塑、工艺
魏晋南北朝的雕塑魏晋南北朝是古代雕塑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
雕塑制作规模之巨大、传世作品数量之多、艺术技巧成熟，以及雕塑艺术对广大民众精神生活的影响都超过了前代。
以汉族为主体的国内各族人民，在雕塑艺术领域中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各民族的文化互相交流、融合，有力地促进了雕塑艺术的发展和提高。
主体地位，成就是最为突出。
吸取、借鉴外国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佛教雕塑中，经过众多雕塑匠师的创作实践，丰富了中国雕塑的艺术语言。
在帝王和贵族的陵墓建筑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型纪念性雕刻，和供帝王及上层人物陪葬用的陶俑等雕塑品也出现了新面貌和新成就。
第一节东晋南朝的雕塑名家和绘画相同，东晋至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第一批知名的雕塑家，由于他们有较高的文化、理论修养和努力钻研的实践，在雕塑艺术发展史上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而大量遗存在无名工匠所创造的艺术品则为人们展现出绚丽多彩的古代雕塑艺术发展的风貌。
雕塑家中最负盛名的戴逵（约326—约396年），字安道，谯郡轾县（今安徽宿县）人，徙会稽剡县（今浙江嵊县）。
东晋著名画家，也是最有影响的雕塑家、哲学家、音乐家。
工书画，博学而有才气，终生遁世不仕。
在绘画方面，擅长表现人物、故实、佛像及山水。
顾恺之认为他画的《七贤图》，人物形象和意趣超过了前人（前面讲绘画时所看的竹林七贤砖画，或许其底稿即出戴氏所为）；谢赫列其于第三品，与顾恺之相同，评论他的作品为“情韵连绵、风趣巧拔。
善图圣贤，百工所范”。
他的作品对民间创作有很大影响。
戴逵尤以擅长佛教雕塑著称，他努力探索和完善铸造、雕刻的技法表现，改善国外传入的佛像式样而创造出为当时民众易于接受的佛教雕刻形象，为外来佛像样式的本土化改造做出了极大贡献。
“自汉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至逵始大备”。
在为灵宝寺造丈六无量寿佛和男相端净的菩萨木像时，潜藏于帷帐中听取观众的褒贬，详加研讨，积三年时间方才制成而受到好评。
又以十年精力制作五躯佛像，此像与顾恺之画维摩像、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进献的玉佛像并称瓦官寺三绝。
魏晋南北朝的建筑艺术
魏晋南北朝的建筑艺术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它相当于是孔孟之道和佛教思想相互融合的时代。
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杰出的艺术家，建筑师也是其中之一。
他们在设计和建造建筑物时，融合了不同文化的特点，推动了中国建筑艺术的发展。
建筑设计南北朝时期，建筑设计越来越注重美学，建筑物的外观和内部装饰都变得更加讲究。
同时，人们逐渐认识到建筑的功能性和实用性，例如在庙宇和城墙的建设中，要考虑到防御和仪式上的需求。
南北朝的建筑风格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
北方的建筑多采用砖石结构，形态简洁大方，而南方的建筑则多采用木结构，形式优美，叙事性强。
建筑材料南北朝时期，建筑材料在种类和用途上都有很大的发展。
砖、石、木、泥等材料被广泛使用，使建筑美化和永久性方面都得到了较大改善。
其中砖和石材的使用更加广泛，不少建筑场所用石材做出了精美的石刻和雕塑，木材方面表现出了更为鲜明的特点。
泥土饰面也得到了极大的利用，塑胶性好，可降防风雨。
纤维素野制作护菜、盆景、壁画等。
建筑形式南北朝时期建筑的形式也日趋丰富。
书院，刻石斋，塔楼和寺庙建筑都营造出了不同的气氛。
另外，雕塑艺术和壁画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建筑不再是简单的外部结构，而是在内部和外部都展现了豪华和精美。
雕刻艺术南北朝时期影响建筑设计的一个主要因素是雕刻艺术。
雕刻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石雕、木雕和浮雕都在建筑上得到广泛应用。
雕刻艺术在建筑工艺中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其中石雕非常具有代表性。
南北朝时期，雕刻艺术的创作手法越来越多元化。
艺术家更加注重将社会现实与文学情感融入作品中。
建筑上的装饰与雕刻，也从简约逐渐向富丽堂皇方向发展，欣欣向荣，志在创造造型新意的美人美物。
总之，南北朝时期建筑艺术融汇了多元化的文化要素，在设计、材料和形式上都有显著进步。
这种创新的精神为后来的中国建筑艺术奠定了基础，影响深远。
魏晋南北朝工艺品-其它门类
三、铜镜和玉器
铜镜—— 概况： 延续东汉后期的低谷 种类： 神兽镜、变形四叶纹 镜、夔凤镜、瑞兽镜 生产： 南盛于方，浙江绍兴、 湖北鄂城（孙吴前期都 城） 影响： 日本仿铸神兽镜
玉器—— 概况：萎靡不振，大多欠精彩 种类：殊少新意，礼器、葬具
镂空龙纹白玉带头（南朝宋，长19.5 厘米） 宋简文帝御用，原嵌物已脱 落。铭文说，造它“用工七百”。
山西大同北魏司马金龙墓（484年）出土石柱础
装饰 题材：马、羊、牛、鹿、神兽 技术：掐丝镶嵌，东汉传入中国，源头西亚、南欧
镶珠宝金饰（北齐，残长15厘米） 嵌物有珍珠、玛瑙、蓝宝石、绿松 石、贝壳、玻璃等。其中的蓝宝石、玻璃已非中国所产，玛瑙应也不是。
容器—— 西方输入：中亚、波斯、东罗马 原因：北朝上层对西方文明爱慕 出土：北方或西北，入土时代基本在北朝 所得不足20件，多半被确认来自西方 本土制作 《洛阳伽蓝记》：河间王元琛 “以银为槽，金为锁环” 北魏和平二年（461年）秋作黄金合盘十二具 赞皇李希宗夫妇墓（544、575年）：银碗产地有争议
彩绘鸟兽鱼纹漆槅（三国 吴，高4.8，长25.4厘米） 到两晋，这样的器物已很 流行，由于颇便实用，今 日仍时时出现。古人的智 慧实在令人赞叹。
彩绘瑞兽纹漆攒盒（东晋，高3.5、上弧长11.5，下弧长4.5 厘米） 攒盒的制作也见于今日。图示者已非全套，全套的， 可单只使用，也可几只一组，紧密地拼为某种几何形。
意义—— 融汇：中国传统、北方草原、西方文明 后世：唐代辉煌创造条件
西方金银器
甘肃靖远北魏墓出土鎏金银盘 神话故事图鎏金银壶（高37.5厘米） 出土在 北周的柱国大将军、原州刺史李贤墓。虽为西 方造，但这种造型对唐代流行的胡瓶影响重大。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第五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工艺Section Five Crafts of Wei-Jin-North and South Dynasty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促进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伴随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工艺美术，在交流融合中相互补充，使得工艺品的样式、工艺技术、品种、装饰手法等方面都发生了明显地变化。
一陶瓷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工艺美术已进入了瓷器时代。
瓷器在东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由于政权南北分裂，瓷器也渐渐形成南北不同的风格，南秀北雄，两大瓷系正式确立。
白瓷的产生，为瓷器向丰富多彩方向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三国时期，烧造青瓷的中心地区在今浙江上虞、绍兴一带。
西晋时期，江苏宜兴、均山一带制瓷技术也相当成熟。
仅宜兴周墓墩出土的青瓷就达20多种。
此外，绍兴西面的肖山和宜兴南面的吴兴，在西晋时期也开始烧造青瓷。
东晋是青瓷大发展的时期，肖山上董、德清戴家山、余姚鳌唇山、金华五珠堂，郭县小白市、浙江南部的永嘉夏瓷山等地都烧造青瓷。
到了南朝，除旧有的地点以外，又出现了一批新产地，如临河三孔岙，丽水吕步坑等地都发现了瓷窑遗址，而且相当密集。
江浙之外，湖北、河南、四川、广州等广大地区也都有青瓷器出土。
北方瓷器，西晋、北魏、十六国时期仍以青瓷为主，且发展不大。
东魏、北齐是中原陶瓷史上一个重要时期，这个时期出土的瓷器从外观、化学组成烧成温度等方面与南方青瓷有明显不同。
北方白瓷发展较快，70年代在河南宋阳北齐武平六年（575年）范粹墓中首先发现了北朝的白瓷器。
这批早期的白瓷有明显的特点是，胎料经过淘练，比较细白，没有上化妆士。
釉层薄而滋润，呈乳白色，但仍普遍泛青，有些釉厚的地方呈青色，可以见出它脱胎于青瓷的渊源关系。
青瓷和白瓷的唯一区别，就在于原料中含铁量的不同。
白瓷的产生为以后青花、釉里红、五彩、斗彩、粉彩等各种美丽的彩瓷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为瓷业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无限广阔的道路。
黑瓷也是瓷器制造中的一项新工艺。
瓷土中含少量铁成分可烧成青瓷，排除铁的呈色干扰就出现了白瓷，加重铁釉着色则可烧成黑瓷。
东晋的德清窑以烧造黑瓷著名。
青瓷虎子三国吴高15.7，长20.9，口径4.8厘米 1955年江苏省南京市赵士岗出土中国历史博物馆藏虎子的用途有两种说法，一是便溺之器，一是贮水之器。
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常见的器物，墓葬中多有出土。
青瓷虎子多作虎形装饰，或塑成虎形，堆塑、刻划兼施，有较鲜明的时代特征。
青瓷羊三国吴高23.4，长32厘米 1958年江苏省南京市清凉山吴墓出土中国历史博物馆藏这件青瓷羊虽在墓中历一千多年，仍完好如初，尤其是釉色之精，甚至可以与唐宋青瓷相媲美。
有关青瓷羊的用途，多数研究者认为是烛台，其头顶的圆孔可以插蜡烛。
也有人考证这类动物造型的瓷器是用作祭祀和宴饮的酒器，可称为尊。
青瓷兽形尊西晋高27.9，口径13.3厘米1976年江苏省宜兴县周墓墩出土南京博物院藏此尊出土的墓中有刻西晋永宁二年（公元302年）的铭文砖。
兽形尊随葬墓中，可能作镇墓祛邪之器，因其堆塑兽面狰狞，与当时的镇墓兽、辟邪风格相近。
青瓷扁壶西晋高23.2厘米 1970年8月江苏省金坛县白塔惠群出土江苏省镇江市博物馆藏扁壶在陶瓷器皿中不多见，此壶通体施青釉，造型独具特色，并有铭文，是西晋青瓷中的珍品。
青瓷釉下彩盘口壶三国吴末晋初南京市博物馆藏通高32.1,口径12.6，腹径31.2，底径13.6厘米1983年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长岗村墓葬出土办法这件盘口壶胎质灰白，通体施青釉，釉层厚薄均匀，透明度较强。
褐彩装饰是其显著特征，是用一种含铁量较高的原料在坯体上绘制纹饰，然后施釉，经高温烧成，因此称之为釉下彩。
它是迄今已发现最早的釉下彩装饰瓷器，证明我国早在三国末期已掌握了烧制釉下彩瓷的工艺。
青瓷刻花壶南朝高21.5，口径11，底径12.3厘米北京故宫博物院莲花纹装饰自东晋开始流行，至南朝更盛，与佛教的传播有直接关系。
南朝青瓷莲花纹较为常见，多采用刻划手法，此器纹饰较为典型。
此外，所饰卷草纹，波状结构，循环往复，婉转流动，节奏鲜明，是已知运用于瓷器装饰的最早实例。
它与北魏云岗石刻忍冬纹很接近，有人认为是受到外来艺术影响的产物。
青瓷仰覆莲花尊北朝高63.6，口径19.4厘米 1948年河北省景县封氏墓群出土中国历史博物馆关于莲花尊的用途，有不同见解，一种认为是酒器，另一种认为是陈设礼器。
器体所饰莲花、菩提树叶、飞天、忍冬纹皆与佛教相关，而佛教是戒酒的，似乎不会在酒器上装饰复杂的佛教题材纹样。
南北朝佛教兴盛，建寺、开窟造像十分风行。
莲花尊造型庄重、气势恢宏，与当时的佛教造像神相通，而与普通的日用器皿迥然不同，将其作为佛教供器较为恰当。
黑釉鸡头壶东晋高18，口径8厘米浙江省德清县出土北京故宫博物院此壶是德清窑黑瓷的代表作。
黄釉乐舞纹扁壶北齐高19.5，口径6.4厘米 1971年河南省安阳市范粹墓（575年）出土河南省博物馆藏此壶通体施黄釉，色深光亮，经测定，属铅釉陶器。
因其制作精美，过去曾被误认作瓷器。
二书画材料――文房四宝魏晋南北朝文房四宝的改进，也是值得重视的。
自东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设立“鸿都门学”以后，书画被正式列入最高学府的必修课，书画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对书画的发展无疑具有极大的刺激作用。
与书画的发展相适应，文房四宝也得到相应的改进和发展。
两汉书画材料用丝织品绢，六朝已普遍用纸。
两汉已有纸，但纸的原料主要是破棉絮、破鱼网之类。
六朝已采用植物纤维如桑麻楮等等。
制纸漂白技术也大有提高。
六朝纸见于记载的有“侧理纸”、“茧纸”、“楮皮纸”、“由拳纸”、“藤纸”、“蜜香纸”、“凝霜纸”、其中的凝霜纸代表了当时造纸的最高水平。
凝霜纸同时亦名银光纸、凝光纸，纸质如银光凝霜，则洁白光润，实同今之宣纸。
中国造纸术从汉代经魏晋时代的改进，技术进步，又经南朝文化水准的提高，故能创造出这样高质量的纸。
史书载，南齐高帝特设有“官纸署”，为专门造纸之所。
曾造银光纸，以赐当时的书家王僧虔。
又据陈槱《负暄野录》载，东晋王羲之写《兰亭序》系用鼠须笔，乌丝栏茧纸，所谓茧纸就是棉纸，以破布、棉絮为原料，棉纸韧性大，不怕卷拆，不渗水，遇水则成窠臼状。
墨，东汉以前主要使用石墨，属矿物质。
东汉流行松烟墨。
曹植有诗说：“墨出青松烟，笔出狡兔翰。
古人感鸟迹，文字有改判。
”松烟墨材料易寻，墨色较石墨滋润，“石墨自魏晋以后无闻”（晁贯之《墨经》）是必然的趋势。
笔，两汉笔皆重外表装饰，如傅玄所云，汉末一笔之柙，雕以黄金、饰以和璧，缀以隋珠，文以翡翠。
其笔非文犀之桢，必象齿之管，丰狐之柱，秋兔之翰矣。
东晋之后笔之用场扩大，文人们对笔则多强调轻便适用，外表装饰则被推到次要地位。
如王羲之《笔经》所说；“营人或以琉璃象牙为笔管，丽饰则有之，然笔须轻便，重则踬矣。
”制笔已成职业，笔工们相互竞争，“班匠竭巧，良工逞术。
”三、织锈工艺养蚕和丝织源于中国，公元六世纪左右，中国的养蚕业才传入西方。
在此以前，欧洲欲得中国丝织品要从离中国较近的叙利亚转手，叙利亚织工往往由中国输入丝和丝织品，再转手与大秦交易，从中牟利。
后来据说大秦觉得不合算，便通过下嫁公主与瞿萨旦那（今和田）王，由公主把蚕种藏在帽子里带到了大秦，从此欧洲开始学会养蚕和制丝。
还有传说，是由两名波斯僧人把中国蚕藏在手杖空隙中带给了拜占庭帝国查立了尼皇帝。
从此，欧洲才有养蚕业和丝织业。
与中国邻近的西亚诸国，很早就学会了养蚕和丝织技术，他们的纺织技术传统是斜纹组织（当然也有平纹组织）以及以纬线起花，他们从中国学去了养蚕法和提花机，但是不仅花纹图案保留他们自己的传统，便是织锦的技术方面，也保留了他们的纬线起花和斜纹组织的传统。
中国为了满足西方市场的需要，在纹饰和织法方面，也注意吸收他们的特点，如1967年在新疆阿斯塔那北朝墓中发现的丝织物，就出现了中亚、西亚流行的纹样和在纬线上起花的新工艺。
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淖墓出土蜀锦，有很高的水平。
其织锦结构虽沿用汉代的传统，但纹样多数已是全新的了。
如采取对称循环式纹饰布局，为汉锦所未见。
蜀锦颜色丰富，即有藏青、缥青、大红、退红、大白、绛、绿、黄、蓝、橙、粉绿、海蓝、浅青、墨绿等。
纹样有狮、象、人物、树木、孔雀、鸡、羊、夔等。
动物纹锦高昌长30，宽16.5厘米 1967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八号墓（567年）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对鸡对羊灯树纹锦高昌长24，宽21厘米1972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墓葬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锦面上的灯树，显然是受西方生命树的影响，鸡、羊则又与“吉祥”谐音，已有吉祥图案的意味。
图案对称，形象写实，这是当时的新风尚。
联珠对孔雀纹锦高昌长13.5，宽20.5厘米1964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一七零号墓（558年）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胡王”联珠纹锦高昌残长19.5，宽15厘米1964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十八号墓（589年）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胡”是当时的中国人对西方、北方各族人的称呼，这应表明，此锦产在中国，那时，丝绸之路是中西交流的主要通道，通过它来到中国的西方首领及其使团络绎不绝，这片织锦展现的正是中西交流的盛况。
绞缬[xié]绢（局部）北朝残长32，宽8厘米1959年新疆于田县屋于来克故城遗址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绞缬即今日的扎染，是古代极流行的织物装饰方法，用不同的工具和扎系方法，可染出不同的花纹。
图示花纹的制作方法是，先在坯料上点好花位，再以针挑起花位，按十字折叠，以线扎系两圈，一个纹样的染前处理即告完成，待全部扎系完毕，入清水浸透，再入染，染毕晾干，拆除系线。
供养人像刺绣北魏长49.4，宽29.5厘米1965年甘肃省敦煌莫高窟105 ----106窟窟前出土甘肃省敦煌文物研究所藏这是刺绣佛像的供养人部分，原绣已残为几块。
图示的主体是五个女性供养人，题名尚存，右方为比丘尼，袒右肩，左肩低蓝绿色偏衫，身着红袈裟，其左方的四人右起依次为元嘉的母亲、妻子和两个女儿，她们头戴紫褐色高冠，身着窄袖对襟长衫，其上的花纹为红或褐色的桃形忍冬和卷草忍冬，下有绿或黄色的长裙曳地，是孝文帝改革服制前的鲜卑贵族女装。
这幅佛像是在黄褐色丝织物上以辫绣针法绣出的，针针相接，十分紧密，绣地几不可见，色彩颇丰富，用工很多。
在佛家看来，布施物越精工，信仰便越虔诚。
据研究，这幅绣像曾被供养了近三百年。
在同类作品中，是已知较早的一件。
蓝印花两种北朝上长19，宽4，下长11，宽7厘米1959年新疆于田县屋于来克古城遗址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蓝地白花。
上方的一块纹样较大，花朵七瓣，以略小的朵花组成菱形，内填稍大的朵花。
下方的一块纹样较小，以七瓣朵花和圆点交叉排列。
它们的纹样都很单纯，却具有双重的装饰效果，上方略小的朵花是相邻的菱形共用的，对左右、上下稍大的朵花都起环绕作用；下方的图案既可视为朵花组成菱形环绕圆点，又可看成圆点组成菱形环绕朵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