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作者-功能”说及其理论基础
论福柯作者观中文本书写的审美之维
论福柯作者观中文本书写的审美之维摘要：法国文论家、美学家米歇尔・福柯，在作者批判中，以知识地质学的方法，通过话语分析揭示出有，话语陈述主体就是权力主体，理性主义的作者概念是知识与权力关系的，作者的实质是话语传播特征的外部。
这样，作者不是统属文本话语的陈述陈述主体，意味着书写就是作者在文本中会无缘的缺席或称“死亡”，在不同的条件下表现为不同的话语功能。
因此，在米歇尔・福柯的文学视域，“作者死了”之后，文学书写就可以成为书写者心灵的和平主义游弋与自我呵护。
关键词：福柯；作者；书写；审美文学是在人与世界的双向结构中向人而创生的一种审美价值形态。
其存在形态既不缘于天神的掌控，也不是一种单纯的客观事实，而是人与物交互感应方式的显形。
文学创生的力量是由女孩子发出的，人就被视为喻为文学活动的主体。
中所对于人在散文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的认可方式和程度的不同，就造成对于“作者”及其对应的文学书写所刻写进行解释的每种观点。
米歇尔・福柯，批判西方传统文论将主体与作者按同意语词来代替，以形而上学的哲学思辨了连续性的作者概念。
他认为，作者只不过是在文本的外形线上，标志话语传播特征的功能；因此，书写可以成为一种类似于古希腊时期的自我技术，即自我自由选择的写意诗意化生存方式。
一、从作者批判透视话语陈述中的其二与作者分离以神秘主义作者理论为批判的靶子，福柯揭示出，在后现代主义的操控下，作者在特定时期突变为一种指代的概念，文本书写就就是以赎罪的技术规训主体的过程。
进入十六世纪是基督教化深入地发展，随着基督教的深化，权力的审查程序在强化，突显出神甫权力将作者视为实施书写主体并对作者书写进行绝对控制。
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正是如法炮制地，将作者主体化并置其于只要必须接受权力规范的检查机制，翻译者成了受审查的对象，文本便成了“一大批按人头和时间详尽汇集的详细档案”，“检查不仅使人进入监视领域，也以使人置于书写的网络中。
……一种‘书写权力’作为规训机制的一个必要部分建立起来。
第6讲 福柯的社会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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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考察的是在特定条件、特定环境和特定关系中 的话语实践，研究的是人们说出来的话语。 语词、陈述、 话语、档案、文体等是讨论的主要内容。在讨论的基础上， 建立了以语言为对象而展开的社会学理论。揭示了语言是 如何构造事物之间的关系的，以及语言所指的物与物之间 的关系是怎样被语言建构起来的，又是怎样在语言的控制 下存在、断裂和异变的，福柯称之为“话语实践”。因此， 福柯的语言学研究是由语言触及人的社会行动或社会实践 的社会学研究，是在社会学视野里展开的语言学研究。 • 要在话语实践中揭示现在人们面对的 各种理论和知识 形成的基础和先决条件，就要对蕴含着哲学认识论和科学 发展史的“档案”进行审理。这一过程就是所谓的对现在 各种思想观念和科学知识的“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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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权力首先是生产性的实践，而不仅仅是压制性的外在控制。 权力并不仅仅具有消极否定的作用，还有积极性的一面。它是一 种生产性的实践或者说生产性的网络。作为生产性网络的权力，不断 创造出社会成员关系之间的崭新联系，在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之间建 立新的相互作用线。（比如，文化大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之后的权力） 4) 权力与知识之间存在着微妙复杂的关系。（话语权） 在现代社会，知识与权力决不是敌对的。知识是在权力的制约中 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没有脱离权力关系的抽象知识；权力离不开知识， 不仅权力在特定的知识背景、知识结构中形成，而且知识本身就是权 力；权力同知识不可分，只有在权力与知识的联系中才能把握权力的 实质与作用。
• (1) 传统权力理论的两种模式 • 1) 利益-冲突模式：关注的是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其基本模 式是两个人之间的支配关系。 • 2）权威-合法化模式：权力是通过符号化实现的一般化媒介，并且权 力是合法化的，即通过符号化和合法化两个过程，权力转化为权威， 从而成为一种更有效的权力。 • (2) 福柯权力分析的基本思想 • 1) 权力是多形态的，而不是同质的。 • 在现代社会中，权力浸透到社会的各个不同的局部领域，使用灵 活多样的策略来运行，而并不是在家庭、国家、教育和生产关系中都 采用同样形态的权力。 • 2) 权力是作为关系出现的策略，而不是所有物。 • 在权力分析中，策略是一个中心概念。权力既不是财产，也不是 媒介，而首先是策略。权力之所以具有多种形态，正是因为权力在运 作的实际过程中，使用了各种不同的策略。
福柯话语理论探要
福柯话语理论探要在当代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中，福柯的话语理论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本文将概述福柯话语理论的主要观点和理论框架，并深入探讨其中的几个关键概念，以期读者能更好地理解福柯的思想及其在现代社会研究中的价值。
福柯话语理论主要的是话语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话语不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还是一种社会实践，它能够生产、再生产和改变社会现实。
在他的看来，话语是权力的表现形式，也是权力的基础。
权力通过话语渗透到社会中，同时，话语也通过权力对社会进行规制和形塑。
福柯对话语与权力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他指出，话语是权力的工具，也是权力的产物。
权力通过话语赋予某些人以特权，同时限制其他人的发言权。
这种权力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而是一种复杂的关系网，它由一系列的话语实践构成。
在这些话语实践中，权力关系不断地被生产、再生产和改变。
福柯的话语理论对于我们理解社会现象具有重要的启示。
首先，它提醒我们话语在社会中的重要性。
在福柯看来，话语不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还是一种社会实践，能够生产、再生产和改变社会现实。
其次，福柯的话语理论使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了权力与话语之间的关系。
他指出，权力并不是简单地通过话语来行使的，而是通过一系列的话语实践来生产和再生产的。
最后，福柯的话语理论启示我们社会中权力关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在福柯看来，权力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关系网，它涉及到一系列的话语实践，而这些话语实践又是不断地被生产、再生产和改变的。
总之，福柯的话语理论是一种深刻而富有启发性的理论。
它使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了话语与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并启示我们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在今天的社会研究中，福柯的话语理论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通过对话语和权力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社会现象的本质和规律，为构建更加公正、平等和开放的社会提供有力的思想武器。
引言德语话语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发展历程深受不同理论和思想的影响。
福柯话语权力理论下文学经典建构的理论和实践
福柯话语权力理论下文学经典建构的理论和实践作者：邓波来源：《文教资料》2018年第09期摘要：文学经典与建构它的权力之间是一种相生相融的关系。
一方面，文学经典的发展有规律，文学经典是文化历史积淀的结果，是相关民族心理集体记忆的集中体现，应当从文化传承发展的角度考察其经典性内涵。
另一方面，文学经典建构的过程是各种话语权力共同循环往复作用的过程。
文学经典对社会话语权力的相互印证和维护起着重大作用，并引导文化和文学的良性发展。
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精英话语权力、读者与传媒话语权力，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文学经典建构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三者处于一种相互制衡、既斗争又妥协的状态。
关键词：福柯话语权力文学经典文学经典是经过各个阶段历史潮流的冲击而淘洗出来的精品。
一方面，文学经典的发展有自身的规律，文学经典是文化历史积淀的结果，是相关民族心理集体记忆的集中体现，应当从文化传承发展的角度考察其经典性内涵。
另一方面，文学经典建构的过程是各种话语权力共同循环往复作用的过程。
文学经典对社会话语权力的相互印证和维护起着重大作用，并引导文化和文学的良性发展。
从历史上看，古今中外对经典的讨论与质疑从来没有停止过。
对文学经典质疑的问题是在当代社会民主化、大众文化和文化多元等现象不断涌现之后所出现的，它出现在文学场内外发生震荡和动摇，文化氛围和立场出现转换和转型的大背景下。
文学经典在当代受到挑战与质疑，正是文学在当代逐渐边缘化的表征之一。
因此，文学经典的命运是文学命运最集中的体现，传统文学经典危机的背后蕴藏着诸多重要的社会文化问题。
一在福柯看来，话语本身是一种事件和历史，“作者”不是固定和永恒的，而仅仅是一种文化体系上的一种功能，文本是由无数个在特定文化语境下的“作者功能”所完成的，随着历史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我们的文化里，作者的名字是一个可变物，它只是伴随某些文本以排除其他文本：一封保密信件可以有一个签署者，但它没有作者；一个合同可以有一个签名，但也没有作者；同样，贴在墙上的告示可以有一个写它的人，但这个人可以不是作者。
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分析
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分析作者：徐军义来源：《文教资料》2010年第35期摘要：福柯是欧洲20世纪从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过渡的重要哲学家。
他从知识考古的角度，对话语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提出知识、真理是权力的形式，权力离开了知识、真理也就不成为权力。
文学话语是不同知识、真理表达沟通的自由领域，因此，它是显示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权力规律的主要方式。
关键词：福柯话语知识权力话语权力理论一米歇尔·福柯（1926—1984）是法国从结构主义向解构主义过渡的哲学家，《不列颠百科全书》把他称为“结构主义哲学家”，但他自己从不承认自己是结构主义者，1983年，57岁的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简单的说，我是一个尼采主义者。
借助于尼采著作，我试着尽最大可能在许多方面看看在这个或那个领域能够做些什么。
”［1］从福柯的一生来看，福柯对尼采的哲学思想并没有多大兴趣，更多的是秉承了尼采向传统挑战的反叛精神，极力去研究被传统所排斥在外的如“疯癫”、“性”的领域，探索它们之所以被“理性”所排斥的规则。
这样，通过研究，福柯填补了以往学术历史上的空白，为人们观察和认识事物提供了新的视角。
而他的权力话语，只是其学术体系中的一部分。
福柯处于西方哲学上从认识论向语言论转化的时代，重视语言在生活中的作用。
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符号和语言的世界。
……许多人包括我在内都认为，不存在什么真实事物，存在的只是语言，我们所谈论的是语言，我们在语言中谈论。
”［2］福柯强调语言对人的制约，只有遵循语言系统自身的规律，人们在生活中的表达和沟通才能有效，否则，就是痴人说梦。
在他看来，不是人在说话，相反，是话在说人，这样，传统中关于人创造、占有、支配和使用语言的主体性被解构，是语言建构了人的本质。
所谓的历史，是由人们“这样说”或“那样说”所决定的，不存在真实的历史，只是语言反复的被言说，就构成了历史的“真实”和人的“本质”。
另外，语言有自己的规则，但人们为什么“这样说”而不是“那样说”，在表达言说的背后是否还有更为本质的力量，同一事实的不同言说，到底是什么发生了变化？这种连续的追问，就形成了福柯的话语理论，以探索语言、知识、真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
话语与权力
话语与权力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进行了媒介化社会转型，媒介文化影响人们的生活、塑造人们的价值观。
本文探讨媒介文化的意义生产机制，从话语学的理论出发，对大众媒介的意义呈现方式予以分析。
关键词：话语学权力商人话语一、福柯与话语学理论米歇尔·福柯，法国哲学家，作为一位影响深远的学者，福柯对文学理论、哲学、历史学、医学史、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都有很大的影响。
福柯提出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对研究传播问题很有启示，他的理论观点其实也深受索绪尔影响。
福柯认为话语的实践不同于传统的语言实践，话语分析必须放置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等结构的相互联系之中，也就是说，意义分析必须结合具体的语境。
各个时代提供的关于知识的“真理”的话语，其实受制于人类社会深处隐藏的权力关系，关注知识与权力、话语与权力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成为福柯话语学的理论基础。
“如果没有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发挥功能的话，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起来和得到巩固。
我们受权力对真理的生产的支配，如果不是通过对真理的生产，我们就不能实施权力。
”1福柯的观点启示人们思考话语与权力的关系问题。
福柯认为，所谓“话语”，实际上是“一组陈述，这组陈述为谈论或表征有关某一历史时刻的特有话题提供一种语言或方法。
”2“话语涉及的是语言对知识的生产。
”3在福柯看来，话语界定生产了各种知识对象和言谈方式，话语采纳了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谈论一个话题，同时也就限制、排除了其他的言谈方式，换句话说，话语是各种机构通过一种界定和排斥过程运用其权力的手段。
特定的话语就某一个话题所能说的内容进行界定，这个界定机制由一系列未成文的规则体系构成，它企图对某个特定领域内可以写、可以想并付诸行动的东西进行规范。
对福柯来说，重要的问题与其说是人们叙说了什么，不如说是人们为什么这么叙说，什么制约着他们的叙说。
换言之，谁说和说什么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机制如何决定了“说”。
论福柯的话语、知识理论
论福柯的话语、知识理论在⼆⼗世纪六、七⼗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盛⾏，⼏乎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都受到其影响。
⽶歇尔·福柯是当时有位著名的⼀位后现代主义思想理论家，他在其⼤量著作中阐述的后现代思想对今天都极具重要意义。
其中，在他的知名著作《知识考古学》中阐述的关于话语、知识的理论尤为显著，对当代西⽅⽂论的影响迄今不衰。
在⽶歇尔·福柯之前，索绪尔和巴尔特就已经对话语有了特定的研究，⽽福柯转变了他的研究⽅式，开始从“语⾔”转向“话语”，“他要论证的是在‘话语之外，事物没有任何意义’，意义和意义的实践因⽽是在话语的范围内被建构的。
”作为话语分析理论，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以⼀种独特的⽅式理解、陈述话语，包含着⼀套完整的话语分析和陈述描述⽅法。
《知识考古学》是基于解构主义的话语理论，可以说是对结构主义的反叛，提供了福柯解构主体的认识基础。
下⾯就以《知识考古学》为基本参考，就福柯独特的话语知识理论作简单阐述。
（⼀）福柯的知识观福柯和其他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有着很⼤区别，就话语⽽⾔，福柯指出，话语涉及通过语⾔对知识的产⽣，因⽽他的分析⽬标就包括了在特定⽂化环境中的产⽣机制。
可以说知识是⼀种话语实践活动，知识实践是社会整体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
他还认为，知识并不是主客观相符合的范畴，知识和科学的标准都是历史性。
⽽知识不是主体的产物，⽽是历史实践的过程，主体和客观倒是被知识实践所作⽤、改变和建构。
知识考古学关注的是科学存在的“事实”⽽不是探讨赋予其“权利”的特殊意义和原因，否认科学的产⽣和先验主体的创造，相反，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是“⼀个历史实践的过程”。
在福柯这样独特的知识观指引下，其关于话语、知识的理论也⾃当别具独致。
（⼆）话语理论——话语和陈述福柯作为“怀疑的⼀代”中较为杰出的思想家，他的知识观念其实是与话语实践的概念紧密结合在⼀起的。
他曾指出：“知识通过话语实践形成，话语实践通过知识得到描述。
”我们看到，福柯定义下的话语是陈述的整体，这个语句的整体不形成某个修辞的，或者形式的，可⽆限重复的单位和我们能够指出它在历史中的出现或者被使⽤的单位；它是由有限的陈述构成的，我们能够为这些陈述确定存在条件的整体。
福柯的“话语与权力”及其传播学意义
福柯的“话语与权力”及其传播学意义传播学当下是一个“建构话语体系”的时代，逢“话语”必谈福柯。
在以《话语与社会变迁》而闻名的英国话语分析学者诺曼•费尔克拉夫看来，福柯对话语概念及其分析方法的普及做出了贡献，他“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话语'概念的流行，话语分析作为一种方法的流行，可以部分地归因于这种影响。
”①不过，由于福柯的研究存在着阶段性一一前期的考古学更多强调话语形成的规则性与条件一一后期的系谱学更关注话语历史性中权力的作用，致使诸多对福柯话语理论的引用只关注话语的“话语实践”特征, 把话语看成一个生产主体和社会现实的机器，而无视“权力”对主体性和社会现实的微观建构。
本文将采用历史实证主义的方法，通过对福柯的“话语与权力”思想的文献分析，强调福柯的话语和权力是不可分离的，“话语和权力”的互动是理解现实秩序建构的关键。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是福柯的思维理路；第二是福柯话语的界定与分析；第三是福柯权力的界定与特征；第四是福柯的“话语与权力”关系；最后是福柯“话语与权力”思想的传播学意义。
一、福柯的思维理路（一）哲学的作用康德的《什么是启蒙?》是福柯“当下哲学”的重要依据。
在康德看来，启蒙就是人类用自己的理智摆脱自己所加之于自身的不成熟状态。
福柯认为，“康德的作品是第一次一个哲学家从内部紧密地把自己作品的认识意义、对历史的反思与特殊时刻的特殊分析联系在一起。
对作为历史差异的‘今天’的反思以及把'今天'作为一种特殊哲学任务主旋律的思考是‘什么是启蒙’的新颖之处J②早在1967 年，福柯在尼采的影响下就指出，“哲学的作用是分析作用。
实际上，哲学已经不是去喜欢说永久存在的东西。
［现在］,哲学拥有更艰难和难以捕获的任务：去说发生的事情。
”③于是在福柯处，哲学的任务不但是要分析过去被我们合理化的现实，而且还要超越这种合理化过程所带的限制，生产新的主体。
福柯所做的批判“不是去寻找具有普世价值的形式结构，而是对一些事件的历史研究，这些事件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成为我们的所做、所思与所说东西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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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作者-功能”说及其理论基础在巴特喊出“作者死了”之后不久,福柯就提出了“作者-功能”理论,深入推进了对作者问题的研究。
与巴特等人论述“作者死亡”不同的是,“作者-功能”说的理论基础是福柯的考古学方法,它与福柯对主体进行的批判紧密相连,它是福柯主体批判的一部分,或者更确切点说,它是后者的一个具体化、一个例证。
福柯的“作者-功能”理论对当今的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具有深刻启示。
标签：话语;作者-功能;考古学;陈述;主体1968年,巴特喊出“作者死了”的口号,这立刻引起了众多思想家的激烈争论,《作者之死》发表后仅仅一年,福柯就在一次演讲中评论了“作者死亡”说,并提出了他的“作者-功能”理论。
与巴特等人不同的是,福柯的“作者-功能”理论以考古学方法为方法论基础,并与他的主体批判紧密相连,是主体批判自然而然的结果,是主体批判的一个具体说明或例证。
“作者-功能”理论对当今的文学研究有着深刻启示,例如,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分析文学作品的话语分析方法。
一、“作者-功能”理论福柯认为,虽然作者已经消失或者说死了,但是,又出现了一些意图替代作者特权地位的观念,这些观念实际上保留了这种特权,这些观念中最重要的两个就是“作品”和“写作”。
首先是“作品”,现代批评不再去揭示作品与作者之间的关系,也不再通过一个文本重构一种思想或经验,而是分析作品的结构、内在形式等。
但是,问题在于:什么是一部作品呢?经过考察,福柯发现,并不存在一个关于作品的理论。
这说明,撇开作者而只研究作品是不妥的,因为,“如果有人为了方便而避开作者的个体性或他作为作者的身份而集中于一部作品,那么,他将不能正确地评价存在同样问题的‘作品’一词以及它所指定的那个整体”。
[1]其次是“写作”,“写作”这个观念使经验性的作者变成了一种先验的匿名性,而使写作处于先验地位就隐晦地保留了作者的特权地位。
显然,仅仅重复“作者死了”这样的空洞口号是不够的,人们应该审视作者消失后留下了的空间,仔细观察它新的分界线。
如此一来,我们就要弄清由于运用作者名字所引起的问题:作者的名字是什么?它是如何起作用的?与专有名称不同的是,作者的名字并不从话语的内部转移到产生了它并处于外部的真实个人。
作者的名字划分出文本的界限,区分不同的文本,显示出文本的存在方式,它指向某些话语组的存在,并指涉这组话语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
由此,我们可以说,在我们的社会里,作者的名字是一个可变物,它只伴随着某些文本,而排除其它文本。
在这个意义上,“作者-功能是一个社会中某些话语存在、流传、起作用的特征”。
[2]既然我们认为作者是话语的一种功能,我们就需要考虑这种话语的特征,因为,正是这些特征支持着这种功能并决定了这种话语与其它话语的差别。
如果把论述限制于那些有作者的书或者文本,我们可以概括出“作者-功能”的四个主要特点。
(1)作者与决定、影响话语的司法等机构、系统有关。
例如,书或者文本是被占有的对象,这种所有权形式是一种独特的类型,针对这种所有权形式的法律编纂已于很多年前完成;仅当作者需要得到惩罚,其话语被认为违法的时候,文本、著作、话语才开始拥有作者。
(2)“作者-功能”并不以一种普遍的、连续的方式影响所有的话语。
例如,曾经有段时间,今天被我们称为文学的那些文本被人们接受、评价时,它们的作者并不为人们所关心;而自然科学方面的文本则必须有作者才能为人们所认可、接受。
到了17、18世纪时,这种情况完全颠倒了过来:科学文本凭借自身的价值得到承认,并且被置入关于真理和证实方法的匿名而清晰的概念系统,证实不再需要生产文本的个人;而文学则必须有作者才会被人们接受,如果一个文本是匿名的,人们就会想尽各种办法去寻找它的作者。
(3)“作者-功能”不是通过把某一话语归于某一个体而自发地形成的,它是一种复杂运作的结果,这一运作的目的在于构建我们称之为“作者”的理性存在。
当我们谈到某一个体的创造性力量、意图时,这个构建就分得了一个“写实的”(realistic)维度。
然而,这些我们称为作者的个体的这些方面,实际上是以下这些我们处理文本方式的投射:我们对文本进行比较,找出相关的特征,赋予连续性,排除一些东西。
(4)就“作者-功能”产生多种自我和任何人都能占据的一系列主体的位置而言,“作者-功能”并不仅仅指实际的个人。
例如,采用第一人称叙事的小说中,无论是第一人称代词,还是因那种情况而确定位置的符号,指的既不是作者,也不是他写作的时刻。
相反,它们代表着一个“第二自我”,这个“自我”与作者的相似性从不固定,他在同一本作品中的变化非常大。
这还仅仅是试图在一本书或者一系列文本的层次上去确定“作者-功能”,如果人们想要在更大的单位(例如,一组作品或者整个学科)内分析“作者-功能”的话,就需要考虑更多的决定性因素。
考虑到以往的历史变化,“作者-功能”的形式、复杂性甚至存在不会永远不变,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种文化,话语在其中散播时无需作者。
在福柯看来,“作者——或者我所说的‘作者-功能’——无疑只是种种关于主体的可能的具体说明中的一种”。
[3]由此可以看出,福柯的“作者-功能”理论与他的主体批判紧密相连,是主体批判的一个具体说明或例证。
因而,要想更好地把握福柯的“作者-功能”理论,我们就要弄清它的理论基础——福柯的考古学方法及主体批判。
实际上,福柯在《何谓作者?》的末尾已经提示人们去对“作者-功能”的分析作合理的延伸,重新考察主体的特权。
福柯认为,在对作品进行内部和结构的分析时,在界定心理学和传记上的参照时,我们会对主体的绝对性和创造作用产生怀疑。
然而,主体不应被完全抛弃,相反,我们应该重新考虑它,这并不是恢复它作为创始主体的地位,而是抓住它的功能,弄清它对话语的介入,它的从属系统。
下面我们就来了解福柯的考古学方法和主体批判。
二、“作者-功能”说的理论基础——考古学和主体批判(一)考古学方法在福柯那里,考古学指的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考古学这门学科,而主要是指考古学方法,这种方法明确地对立于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
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将人类的意识视为历史变化和实践的创始主体,它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它的目标在于建立一种整体(total)历史。
而考古学反对给予主体特权,正像福柯所说的那样,“如果有一种我确实拒绝的方法……那么它就是……给予观察的主体以绝对优先权的方法,这种方法把一种构成的作用赋予一个行为,将自己的视角置于全部历史的起源处——简言之,它导致了一个先验的意识。
”[4]考古学致力于揭示知识的“实证的(positive)无意识”,即一些形成规则,这些规则构成了特定时期、文化中的各种话语,而话语的使用者却意识不到这些规则,这些规则也被福柯称为“认识型”(episteme)。
与传统历史研究相比,考古学更多地谈论不连续性、断裂等,考古学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普通(general)历史”,普通历史展开的是一个散布的空间。
考古学还是一种话语分析方法①,它并不在话语下面寻找人们的想法,“而是把话语作为一个遵守某些形成、存在、并存的规则和起着作用的系统的实践,在其明显的存在中去把握它。
”[5]话语之所以就是实践,就是事件,是因为“说话就意味着去做某种事情——这种事情不是去表达个人的思想,不是去说明个人知道的东西,不是摆弄语言结构。
”[6](二)主体批判明白了考古学的要点,我们就可以来考察福柯通过考古学方法对主体进行的批判了。
在《知识考古学》中②,就主体问题来讲,福柯认为,“如果说我暂停了对说话主体的参照的话……我的目的是为了指出,差异是由什么构成的,人们如何能在相同的话语实践中谈论不同的对象,拥有对立的观点并且做出相反的选择;我的目的也是为了指出,话语实践以何种方式相互区别。
总之,我不想排斥主体的问题,而是去确定主体能够在话语的多样性中占据的位置和功能。
”[7]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关于主体问题的研究集中在话语和陈述两个层面,因而,要想了解福柯关于主体的态度,首先就要把握话语、陈述、话语形成(discursive formation)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福柯所用术语的独特涵义。
话语的完整定义是:“我们把一组陈述称为话语,只要这些陈述属于同一话语形成。
”[8]陈述指的是一个自然的(或人工的)语言基础上产生的任何符号群所特有的存在形态(modality)。
话语形成是陈述散布(dispersion)和重新分配(redistribution)的原则。
熟悉了这些术语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陈述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陈述是什么呢?怎样才能确定它呢?陈述不同于逻辑学家们使用的命题,因为标志一个命题的自律性或者完备性的标准不能用于描述一个陈述;陈述也不同于语言学家们的句子,因为不可能根据句子的语法特征确定陈述;陈述还不同于分析家(analyst)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因为言语行为与陈述的测定标准不同。
陈述与命题、句子、言语行为并不具有相同的单位,因而提到陈述时,不能参照那些标准。
“与其说陈述是众多元素中的一个、一个可被安置在某个分析层次上的区域,不如说它是一种纵向地与那些各式各样的单位并排着、并且发挥着作用的功能……”[9]陈述功能有四个特点:(1)命题有一个指涉,专有名词称呼某个人,与它们不同的是,陈述对应的不是一个与之相互关联的事物。
陈述关联的是一个“指涉属性”(referential),构成这一属性的并非“事物”、“事实”、“实在”(reality)或“存在”(being),而是在陈述中被命名、指定或者描述的对象的可能性的规律、存在的法则,被肯定或否定的诸关系的可能性的规律、存在的法则。
(2)陈述通过它与主体的特殊关系使自己不同于任何语言成分的系列。
这种主体不是说话的意识,不是表述的作者,而是在某些条件下可以由不同的个体填充的位置。
(3)如果不存在一个相连接的领域,陈述就无法运作。
此领域不是表达的实际语境,而是一个其它陈述共存于其中的领域。
(4)一个语言成分的序列如果要被作为陈述来对待和分析,它就必须有一个物质的存在。
这种物质性不是一个可感知的、有质量的,呈现出色彩、声音或固态,并且作为感知的空间被时空的观察所划分的物质性,陈述所遵从的这种物质性的规则是制度的、秩序的规则,而非时空定位的规则,这种规则确定了再铭刻(reinscription)和誊写(transcription)的可能性,而非有局限的、可毁灭的个体性。
描述陈述。
描述陈述所负载的表述功能,分析这种功能在其中发挥作用的那些条件,涵盖这种功能所设定的各个不同领域,以及这些领域被连接的方式,就是试图去揭示那些所谓的话语形成。
或者,反过来说也一样:话语形成是指统管一组文字表现的总体表述系统。
话语形成揭示出陈述的特殊层次,把一般水平上的东西分置于陈述的特殊层次;对陈述和陈述层次构成方式的描述通向话语形成的个体化:这两种做法是同样正当的,也是可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