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什么_ 米歇尔·福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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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福柯的社会学思想

5.福柯的社会学思想
的关注,对知识背后的各 种实践条件的考察。 (5)超现实主义者与新文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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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之死在法国知识界造成了 一个巨大空白。在现代历史上, 没有任何一个思想家像他那样对 历史学、哲学、文学和文学理论、 社会科学乃至医学产生如此之大 的影响。”
——克利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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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识考古方法论
《知识考古学》是一种追根溯源地研究现实生活的 新社会学。亦称为历史社会学。考古学研究在方法 论上,注重研究主体是如何以历史的方式在知识之 内被构成的。
离开人体到处传染。 (2)症状医学 法国大革命期间,受统一的政治信念和价
值要求,以及按照统一追求剧烈变化的现 实,有力地推动着医学实践的深刻变化。 症状医学认为,疾病是动态的非实体,是 各种症状的综合表现。“注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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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临床医学(解剖医学)
在当时的科学话语,即关注各种现象内在 结构的科学知识的作用下发生了由表及里 的变化的标志。
疯人的处置:麻风病院、愚人船。 欧洲人对疯狂的体验:悲剧性的疯狂体验
(放荡、骚扰、危险);被理性驯服的日 常疯狂体验(愚蠢、狂妄、贪婪、自恋、 迷幻等非理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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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古典时期
非理性范畴之外的情感品性,人的非人的 兽性表现。
处置:把疯人同穷人、罪犯不加区分地禁 闭在一起。(1657年法国总医院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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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话语的深层结构
《临床医学的诞生》论述的核心问题:科 学话语如何制约或构造着人们的感性经验。
话语一定要在特定历史条件中展开,变化 着的历史条件必然制约着话语对感性经验 的关系,或者说话语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中 构造感性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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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临床医学诞生过程
(1)18世纪的分类医学 认为疾病是可以同人体分离的实体,可以

米歇尔·福柯:灵魂是身体的监狱

米歇尔·福柯:灵魂是身体的监狱

米歇尔·福柯:灵魂是身体的监狱▲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和“思想系统的历史学家”。

他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尤其在法语国家中)、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尤其医学史)、批评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有很大的影响。

米歇尔·福柯)灵魂是身体的监狱。

出自: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变态是符合人性却背离理性的行为。

出自: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在没有船的文明里,梦想会干涸。

出自:米歇尔·福柯疯癫的策略及其获得的新胜利就在于,世界试图通过心理学来评估疯癫和辨明它的合理性,但最后它必须首先在疯癫面前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因为充满斗争和痛苦的世界是根据上述得出的结论。

出自:米歇尔·福柯《疯颠与文明》正如死亡是人类生命在时间领域的界限,疯癫是人类生命在兽性领域的界限。

出自: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吸引力,并不依靠任何魅力。

它不会打破个人的孤寂,或者去建构任何确实的交流。

吸引力只能处于裸露而无深度、无保护或保留的外界之外。

它只在任何封闭之外无限地展开,作为缺场而尽可能远离自己。

它只能提供一个女人在窗前的姿势,一扇半开之门,被禁入的门囗警卫的微笑。

它是献给死亡的凝视。

出自:米歇尔·福柯知识变得越抽象复杂,产生疯癫的危险性就越大。

出自: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这种危机使疯人与自身的意义相冲突,使理性与非理性相冲突,使人类的精明诡计与疯人的盲目相冲突。

出自: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人的终结、时代的终结都带着瘟疫和战争的面具。

威胁着人类生存的是这种万物都无法逃避的结局和秩序。

甚至在此岸世界都感受到的这种威胁是一种无形之物。

但是在该世纪的最后岁月,这种巨大的不安转向了自身。

对疯癫的嘲弄取代了死亡的肃穆。

人们从发现人必然要化为乌有转向戏虐地思考生存本身就是虚无这一思想。

规训与惩罚(福柯)

规训与惩罚(福柯)

黑暗更能有效第捕捉囚禁者。
六 监狱的诞生
2.全景倘视主义
由此产生了全景倘视建筑的主要后果:在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 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这种 建筑成为一个创造和维系一种独立于权力行使者的权力关系的机 制。
边沁提出了一个原则:权力应该是可见的但又是无法确知的。所 谓“可见的”,即被囚禁者应不断地目睹着窥视他的中心瞭望塔 的高大轮廓。所谓“无法确知的”,即被囚禁者应该在任何时候 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被窥视。
,有自己的法律、自己规定的罪行、特殊的审判形式。规训分割 了法律所不能染指的领域。
五 规训的特点与手段
3.规训的手段 (2)规范化裁决。 规训处罚所特有的一个处罚理由是不规范,即不符合准则。规训
处罚具有缩小差距的功能,因此它实质上应该是矫正性的。 奖—罚二元体制,对行为和表现的定义基于善与恶两个对立的价
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各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
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
一端。然后,所需要做的就是在中心瞭望塔安排一名监督者,在每个囚室
里关进一个疯人或一个病人、一个罪犯、一个工人、一个学生。
六 监狱的诞生
1.全景敞视建筑

通过逆光效果,人们可以从瞭望塔的与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观察四
1.人体成为规训的对象 人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肉体是“驯顺”的,可以被驾驭、使
用、改造和改善。 其中心观念是“驯顺性”。规训制造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
;规训既增强了人体的力量(从功利的经济角度),又减弱了人 体的力量(从服从的政治角度)。
五 规训的特点与手段
2.人体规训的技术 (1)分配艺术。对空间的分配:封闭、分割、定位、分类、等级 (2)对活动的控制。时间表、动作的时间性规定、肉体与姿式的

从《作者是什么》中看福柯的作者观

从《作者是什么》中看福柯的作者观

从《作者是什么》中看福柯的作者观-权威资料本文档格式为WORD,若不是word文档,则说明不是原文档。

最新最全的学术论文期刊文献年终总结年终报告工作总结个人总结述职报告实习报告单位总结摘要:《作者是什么?》是福柯最具影响力的短篇论文之一,其中对作者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做了深入地研究。

福柯赋予了作者问题别是一家的观点,以及最有贡献的“作者—功能”理论,对于文学的发展和文学理论的研究有着深刻的意义。

关键词:福柯;“作者—功能”;作者;话语D9 A 1006-026X(2013)2-0000-01随着福柯《作者是什么?》这篇文章的发表,“作者”这一个问题再一次以崭新的含义出现在西方文学批评的舞台上。

罗兰·巴特在1968年提出了“作者之死”的观点,引起了学者们的纷纷讨论,福柯在这些论争中脱颖而出,开创了属于自己的话语理论以及作者观。

一、《作者是什么?》产生的理论背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尼采的哲学思想风靡法国学术界。

福柯深受影响,并把尼采看着是认识到语言重要意义的第一人,随后在他的著作《词与物》中重点探讨了语言本质的问题以及人作为主体被消解的问题。

在书中,福柯试图改变人和主体性占据人类思想中心地位的传统。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福柯并没有否定主体,他认为主体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主体的权威已经受到了挑战,已经受到了威胁。

但是,“作者”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词与物》中并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引起众多的误解,福柯也关注到这些问题。

于是,在1969年2月22日的法国哲学学会发表了《作者是什么?》的演讲,目的是为消除对于作者问题的误解,随之“作者—功能”这一理论在文学研究领域广泛的运用起来,为文学作品的研究提供了一套话语分析方法,对于当今文学研究也具有深刻的意义。

二、福柯的“作者—功能”理论福柯在《作者是什么?》认为“作者之死”这个观点需要重新审视,对于抛弃“作者”这个概念给予了否定,他认为,在这里出现了某些意图想要取代作者的权威地位,却实际上又保留了作者这种特权,例如“作品”与“写作”两个观念。

疯癫与文明各章总结

疯癫与文明各章总结

疯癫与文明各章总结全文共四篇示例,供读者参考第一篇示例:《疯癫与文明》是一部由法国哲学家、文学家米歇尔·福柯所著的著名作品,该书探讨了人类历史上关于疯狂与理性之间的关系和冲突。

书中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观点和思考,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和演变提出了许多启示。

以下将对书中的各章节进行总结和分析,以期更好地理解其中的思想和观点。

第一章:关于疯癫的定义和解释书中第一章主要讨论了疯狂的概念以及疯狂与理性之间的关系。

福柯认为疯狂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概念,而是随着历史变迁而不断改变的。

他探讨了不同文化、社会背景下对疯狂的定义和看法,强调了疯狂是由人类社会制度所决定的。

他认为,疯狂并非简单地指一个人的精神状态,而是人类文明所赋予的一种标签。

第二章:疯狂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第三章:文明与疯狂的辩证关系第三章是全书的核心部分,福柯在其中深入探讨了文明与疯狂之间的辩证关系。

他认为,疯狂和理性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

文明的发展离不开疯狂的存在,而疯狂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文明。

福柯通过历史案例和哲学思考展示了文明与疯狂之间的复杂关系,引导读者对人类文明的本质有更深刻的理解。

第四章中,福柯将关注点转向了当代社会中的疯狂现象。

他探讨了现代社会中疯狂的表现形式以及与历史疯狂的异同。

他指出,现代社会中的疯狂往往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科技发展所导致的,反映了社会的不平等和压迫。

福柯呼吁人们关注和反思当代社会中的疯狂现象,探讨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并寻求改变和解决之道。

第五章:疯狂与抵抗最后一章中,福柯展示了疯狂与抵抗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疯狂不仅仅是对社会规范的违反,同时也是对社会权力结构的挑战。

他探讨了疯狂如何成为一种抵抗的形式,为社会变革和进步带来新的动力。

福柯呼吁人们认识到疯狂与抵抗之间的关系,勇敢地面对社会现实,积极参与社会变革,实现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

总结:通过对《疯癫与文明》各章节的总结和分析,我们深入了解了福柯对疯狂、文明、社会和权力的思考和观点。

规训与惩罚

规训与惩罚

规训与惩罚
《规训和惩罚》是法国著名思想家、结构主义大师米歇尔·福柯(1926~1984)的代表作之一,于1975年问世。

福柯视其为“我的第一部著作”,包括他自己都对此重视有加。

本书论述关于现代灵魂与一种新的审判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历史,论述现行的科学—法律综合体的系谱。

在这种综合体中,惩罚权力获得了自身的基础、证明和规则,扩大了自己的效应,并且用这种综合体掩饰自己超常的独特性。

在对我们的时代进行诊断的哲学家圈子里,福柯是对时代精神影响最持久的。

本书的名字由起先的法文书名“Surveilleretpunir”,(直译为监视与惩罚),在福柯本人建议下改为了“DisciplineandPunish”。

这里的“discipline”即可做名字亦或做动词,具有纪律、教育、训练、校正、训诫等等多种遗憾。

其实这是他在书中立主诠释的一核心概念,也是其所创之新术语。

同时,福柯利用它的多词性和多义性,赋予它新的含义,用以指近代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既是权力干预、训练和监视肉体的技术,同时又是制造知识的手段。

米歇尔福柯

米歇尔福柯
著有《疯癫与文明》《性史》《规训与惩罚》《临床医学的诞生》《知识考古学》《词与物》等。
1984年6月25日,福柯因艾滋病在巴黎萨勒贝蒂尔医院病逝,终年58岁。
人物生平
早年生活 作为法国文化代表
撰写博士论文 走进法兰西学院
最后的著作
思考权力的深层结 构
因艾滋病逝世
米歇尔·福柯1926年10月15日出生于法国普瓦捷的一个乡村家庭,其父保罗是一个内科医生。他的原名是保 罗-米歇尔·福柯,后来他将名字中的保罗放弃了,这可能和他同他父亲之间相当紧张的关系有关。他一开始的成 绩中上,但当他进入耶稣会办的一个中学后,他的成绩十分优秀。在这段时间里,普瓦捷属于维希法国,后来被 纳粹德国占领。战后,福柯进入了法国最负盛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这是法国传统的通向学术生涯的门户。
福柯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私人生活并不快乐,他患有严重的忧郁症,甚至企图自杀。他受到一个心理学家 的看护。虽然如此,或者正因为如此,他对心理学非常感兴趣。因此他不但得到了哲学的教育,而且还得到了心 理学的教育,他甚至参加了这门学科的临床实践,在那里,他与路德维希·宾斯万格尔(Ludwig Binswanger)等 思想家接触。
福柯后来在美国待了很久,首先在水牛城大学,后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福柯在旧金山的同性恋社群中, 尤其在BDSM社群中的活动使他染上了艾滋病,因为当时人们还不知道这种病。1984年6月25日,福柯因艾滋病 逝世于巴黎,一开始一些他的朋友和家庭成员否认他死于艾滋病,终年58岁。
福柯
社会学观点
米歇尔·福柯 福柯主要从历史发展的维度,关注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权力怎样通过话语权表现出来,并配 合各种规训的手段将权力渗透到社会的各个细节中去,比如监狱制度、性问题等。福柯的思想对当代社会学发展 产生了巨大影响。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读书笔记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之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学科考古学》(1966)一、作者简介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20世纪法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其思想在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哲学、历史哲学、知识社会学等领域产生了广泛地影响。

尽管他不喜欢自己被归类,但还是被视为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标志性人物。

福柯的代表作有《疯癫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1961)、《死亡与迷宫:雷蒙·鲁塞尔的世界》(Death and Labyrinth: The World of Raymond Rousse, 1963)、《诊所的诞生》(The Birth of Clinic, 1963)、《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1966)、《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1969)以及《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prison,1975),等等。

《词与物》一书是要将思想从“人类学的沉睡”中唤醒,驱除笼罩在现代人的思想观念和知识形式头上的人本主义的迷雾,从而重新思考人类知识的可能性。

而人类学主体主义正是自康德以来的现代思想的核心问题和知识基础,福柯试图批判的正是这一传统。

但是福柯并没有将自己的视角仅仅局限于康德及其之后的思想,而是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古代,并从文艺复兴开始了自己这种独特的人文科学考古学。

二、认识型之所以做这种人文科学考古学,是缘于福柯的一次有趣的阅读。

福柯在阅读博尔赫斯的某部作品的时候,其中有一段引用“中国某部百科全书”写到,动物可以分为奇怪的十几种,这些分类让人看了不可思议,这令福柯哑然失笑,但笑声之余,福柯发现,这种分类之所以不可理解,是因为它超出了阅读者自己的思想的限度,超出了他的习惯性的理解和常识,因而会觉得令人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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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什么?米歇尔·福柯逢真译1在提出这个稍显奇怪的问题时,我意识到需要某种解释。

直到今天,就其在话语中的一般作用和就其在我自己著作中的作用来看,“作者”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说,这个问题允许我回到自己著作的某些方面,它们现在看来有些粗心和令人误解。

就此而言,我想提出一种必不可少的批评和重新评价。

2举例来说,在我的《事物的秩序》里,我的目的是分析作为话语层次的词语群组,它们处于熟悉的一本书、一部作品或一个作者的范畴之外。

但我在照一般方式考虑“自然历史”、“财富分析”和“政治经济”时,我忽略了对作者及其作品作类似的分析;也许是由于这种疏忽,我才在这本书里以天真的、常常是粗糙的方式运用作者的名字。

我提到了布封、古维尔、里卡多1[1]和其他一些人,但却没有意识到我使他们的名字模糊地发生作用。

这证明我陷入一种尴尬的处境,因为我的疏忽帮助提出了两种相关的否定。

3人们论证说,我未曾恰如其分地说明布封或他的作品,按照马克思思想的整体性我对马克思的论述也极不充分。

2[2]虽然这些否定明显地合乎道理,但它们忽视了我为自己设定的任务:我无意说明布封或马克思,也无意再现他们的陈述或蕴含的意义;坦率地讲,我是想确定构成他们作品中某些观念和理论关系的规则。

此外,人们还说我创造了一些怪异的家族,因为我把一些纯属不同类型的人弄到了一起,如布封和利瑙斯3[3],或者把古维尔的名字置于达尔文之后,不顾最明显的家族相似性和自然联系。

这种反对看来也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从未试图建立一个关于杰出个人的系谱表,也不想构成一幅关于17:18世纪学者或博物学家的理智的达格尔式画像。

事实上,我不想构成任何家族,不论是神圣的还是邪恶的。

相反,我是想决定具体话语实践的作用条件——一项非常朴实的任务。

4那么,在《事物的秩序》里为什么我要用作者的名字呢?为什么不完全避而不用或者少用?为什么不限定运用它们的方式?这些问题看来完全合乎道理,而且在不久即将出版的一本书里4[4]我也力图测定它们的含义和后果。

这些问题决定了我要努力安置综合性的话语单位,例如“自然史”或“政治经济”,并为界定、分析和描述这些单位确定方法和手段。

然而,在思想、知识和文学历史里,或者在哲学和科学历史里,作为一种特殊的个人化的阶段,作者的问题要求一种更直接的回答。

甚至现在,当我们研究一种观念史、一种文类史或一种哲学分支的历史时,对于作者及其作品的稳固和基本的作用,这些问题也表现为一种相对软弱和次要的地位。

5 为了这篇论文,我将不去对作为个人的作者和在这个语境里值得注意的许多问题作社会历史的分析:在我们这样一种文化里,作者如何被个人化;例如当我们开始研究真实性和属性时,我们赋予作者什么地位,包括作者在内的辅助体系是什么;或者何时英雄的故事让位于作者的传记;形成系统表达“人及其作品”的基本批评范畴的条件是什么。

我想暂时使自己局限于作者和文本之间单一的关系,即文本明显指向这个在它之外并先于它的人物的方式。

6 贝克特指出了一个方向:“谁在说话有什么关系,某人说,谁在说话有什么关系。

5[5]在这样一种差异里,我们必须承认当代写作中基本的道德原则之一。

它不仅因为表示我们说和写的方式的特征是道德的,而且还因为它是一种固有的规则,虽被不断采用但却从未被充分运用。

作为一种原则,它支配着作为一种不断发展实践的写作,并轻视我们习惯上对完成产品的注意。

为了便于说明,我们只需考虑它的两个重要主题:第一,我们今天的写作摆脱了“表现”的必然性;它只指自己,然而又不局限于内在性的限制。

相反,我们在其外部展开中对它认识。

这种颠倒使写作变成了符号的一种相互作用,它们更多地由能指本身的性质支配,而不是由表示的内容支配。

此外,它包含一种行为,这种行为总是检验它的规定性的极限,侵越并颠倒某种它接受并运用的秩序。

写作像某项运动那样展开,不可避免地超越它自己的规则,最后把规则抛开。

因此,这种写作的本质基础不是与写作行为相关的崇高情感,也不是将某个主体嵌入语言。

实际上,它主要关心的是创造一个开局。

在开局之后,写作的主体便不断消失。

7 第二个主题甚至更熟悉:这就是写作与死亡之间的密切关系。

这种关系颠倒了希腊叙事或史诗的古老概念,即它是用于保证某个英雄不朽的概念。

英雄接受一种早死,因为他的生命通过死亡的奉献和赞美变成了永存;而叙事偿还了他对死亡的接受。

在一种不同的意义上,阿拉伯故事,尤其是《一千零一夜》,把这种战胜死亡的策略作为它们的动因、它们的主题和借口。

讲故事的人把他们的叙述继续到深夜,阻止死亡,推迟人人都陷入沉默的不可避免的时刻。

施赫拉查德的故事拼命将凶杀转化;在所有那些夜晚,它努力从生存圈里排除死亡。

作为防止死亡的这种说或写的叙事概念,已经被我们的文化改变。

写作现在与奉献和奉献生命本身联系在一起;它故意取消在书中不需要再现的自我,因为它发生在作者的日常生活之中。

凡是作品有责任创造不朽性的地方,作品就获得了杀死作者的权利,或者说变成了作者的谋杀者。

福楼拜、普鲁斯特和卡夫卡是这种转变的明显实例。

此外我们发现,这种写作与死亡之间的联系,还表现在作者个人特点的完全消失;作者在他自己和文本之间产生的矛盾和对抗,取消了他独特的个人性的标志。

如果我们今天要了解作者,那就要通过他不在的独特和他与死亡的联系,而这就使他变成了他自己写作的受害者。

虽然这一切在哲学里和在文学批评里都是熟悉的,但我不能肯定从这种消失或作者之死所产生的后果已经得到充分的探讨,或者这种事件的重要性已经得到正确的评价。

具体地讲,我觉得必定取代作者所得到的特权地位的主题,只是用于抓住真正转变的可能性。

对于这些,我想考察看上去特别重要的两点。

8 首先,关于一部作品的论点。

一般认为,批评的任务不是重建作者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也不是通过作者的作品重构他的思想和经验,进一步说,批评应该关注作品的结构,它的建构形式,通过研究它们了解它们固有的内部关系。

然而,怀疑作品观念的语境怎么样呢?简言之,作品这个术语所表示的奇怪的单位是什么呢?如果一部作品不是由某个称作“作者”的人写的东西,那么什么是构成它的必需的东西?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提出问题,各个方面都会出现困难。

如果个人不是作者,那么对他写的或说的那些东西,对他留在纸上或与别人交流的那些东西,我们会构成什么?难道不正是一部作品?例如,在萨德被承认为作者之前,他的文稿是什么呢?也许不只是一些他在监狱时不断说明自己幻想的纸卷。

9假定我们是在谈一个作者,那么他写的和说的一切,他所留下的一切,是不是都包括在他的作品当中?这既是个理论问题又是个实际问题。

例如,如果我们想出版尼采的作品全集,我们在什么地方划定界限?毫无疑问,一切东西都应该出版,但我们能对“一切东西”的含义一致吗?当然,我们会包括所有他本人出版的东西,以及他的作品的手稿、他的警句安排和他页边的注释与修改。

但是,如果在一本充满警句的日记里,我们发现某种参照符号,某种关于约会的提示,某个地址或一张洗衣帐单,那么这其中什么应该包括进他的作品?一个人在他死后会留下千百万线索,只要我们考虑一部作品如何从干百万线索中提炼出来,这些实际的考虑便无休无止。

显然,我们缺少一种理论包括由作品引起的问题,而那些天真地承担出版一个作者全集的人的经验活动,则因没有这种架构而常常受到阻碍。

而且还有更多的问题。

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一千零一夜》、亚里山大的克莱蒙6[6]的《斯特罗梅茨》或狄奥尼斯·雷厄提斯的《生话》构成作品?这样的问题只是开始提出我们困难的范围,而且,如果有人觉得它适于绕开作者的个性或他作为作者的地位而集中于作品,那么他们对同样有争议的“作品”一词和它所表示的统一性的性质便不可能作出正确的评价。

另一种论点阻滞我们对作者的消失作出充分的评价。

它避免面对具体的事件,而具体事件不仅使它成为可能,而且以一种微妙的方式继续保持作者的存在。

这就是“写作”(écriture)7[7]的概念。

严格地讲,这种概念不仅应该使我们防止对作者的参照,而且应该使我们确定作者最近的不在。

按照最近运用的情况,“写作”的概念既不关心写作的行为,也不关心在文本内部作为征兆或符号对作者意义的表示;相反,它标志着一种详述一切文本条件的非常深刻的尝试,既包括文本在空间分布的条件,也包括它在时间里安排的条件。

10 不过,按照当前应用的情况,似乎这个概念只是把作者在经验上的特点转变成一种超验的匿名。

作者经验活动中极其明显的标志被抹掉了,从而使宗教或批评表现特征的方式在平行或对立中发挥作用。

事实上,在赋予写作以一种原始地位时,难道我们不是仅仅以超验的方式,重写神学上对它的神圣始源的肯定,或者批评上对它的创造性质的信念?如果按照写作使之成为可能的独特的历史,说那种写作服从于遗忘和压制,这是不是以超验的方式重新引入关于隐在意义的宗教原则(这需要解释),重新引入关于隐含的意义、无声的目的和朦胧的内容(这引起评论)的批评设想?最后,写作作为不在的概念,难道不是把一种固定而连续的传统的宗教信念,或者声称作品的生存乃是一种超越作者之死的、对作者的奇妙替代的美学原则8[8],转变成超验的形式?11 这种“写作”的概念,通过维护演绎推论保持了作者的特权;形成作者独特形象的表现作用,在一种灰色的中性里得到延伸。

作者的消失——自马拉美以来我们时代的一个事件——受到超验论的控制。

有人相信,我们可以继续把我们现在的不连续性置于19世纪的历史和超验传统当中,也有人正在做出巨大的努力,使自己一劳永逸地摆脱这种概念的结构。

在这两种人之间难道没有必要划一条界线?12 显然,重复一些空洞的口号是不够的,如作者已经消失,上帝和人共同死去。

9[9]相反,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作者消失所留下的空的空间;我们应该沿着它的空白和错的界线,仔细观察它的新的分界线,仔细观察这个空的空间重新分配的情况;我们应该等待由这种消失所释发的流动易变的作用。

在这种语境里,我们可以简要地考虑运用作者名字所产生的问题。

作者的名字是什么?它如何发生作用?我也不想提供一种答案,而是想指出与这些问题相关的一些困难。

13 作者的名字提出了有关专用名称范畴的所有问题。

(这里我特别指约翰·西厄尔的作品10[10]。

)很明显,专用名称(包括作者的名字)不是一种单纯的指称,它具有指示作用之外的作用。

它不只是一种表示,一种指某人的符号;在某种程度上,它等同于一种描写。

当我们说“亚里士多德”时,我们是在用一个词,指一种或一系列属于这个符号的确定的描写:“《逻辑分析》的作者”或“本体论的创始者”,等等。

11[11] 此外,专用名称还有表意之外的作用:当我们发现兰波并没有写《精神的追求》时,我们并不能坚持说专用名称或这个作者名字的意义已经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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