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长卿七律送别诗创作特点

刘长卿七律送别诗创作特点刘长卿所存七律近半数是送别诗。

他的七律送别诗大多倾注了强烈的个人情绪，联系个人的身世经历体会离情别绪，作品真挚感人。

刘长卿在唐代七律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整个唐代七律的创作数量来说，除“七律巨擘”杜甫151首无人能及之外，接下来就数刘长卿七律的数量最多了。

据笔者考证，可以确定为刘长卿所作七律共有58首。

其中，送别诗所占数量最多，共28首，占总数的48%，比例相当高。

只要对中唐前期主要诗人的七律送别诗留存情况做一个粗略的统计，就会发现，刘长卿并非该时期唯一热衷运用七律来创作送别诗的人：从上表可见，中唐前期主要诗人的七律送别诗大多占其七律存诗总数的20%以上。

可见，送别是当时七律的主要题材之一。

邓仕梁先生在《刘长卿在唐代七律发展的地位》中认为“谪居为别倍伤情”(刘长卿《送卢侍御赴河北》)最能概括刘长卿七律的内容。

这个“印象式”的评价并不十分准确。

刘长卿七律之所以容易给人造成这种印象，主要是因为送别诗所占比例高的缘故。

确切地说，“谪居为别倍伤情”最适合概括的还是送别诗的内容。

“谪居为别”――客中送客引发诗人无限身世感慨。

“倍伤情”――诗人既伤别也自伤，他对自身经历的感受常常寓于送别诗当中，悲愁是送别的主旋律。

送别诗是抒情性很强的交际性诗，该抒什么样的情、怎样抒情都有讲究。

这个特点是由送别诗的传播方式决定的。

一般的诗歌可以有读者，也可以没有读者。

送别诗为他人而作，创作的目的性很强，送别对象就是诗人送别诗的第一位读者。

在唐代，士人迁调、征行频繁，送别成为他们交游的重要场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送别诗还成了交游存在、交情深浅程度的证明。

在这样的风气下，假如送别诗写得不好或不符合规矩，影响了个人诗名不说，还会影响两人的交情。

因此，当时的诗人在创作送别诗时都比较慎重，尽可能充分考虑送别对象的实际和感受，避免自说自话。

那么，刘长卿在送别诗中倾注强烈的个人情绪对送别诗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大历时期主要有两大诗人群体，一是以“大历十才子”为代表的台阁诗人，再就是以刘长卿、韦应物、李嘉佑等为代表的江南地方官诗人。

为了考察刘长卿强烈个人情绪对送别诗创作的影响，我们可以将刘长卿和大历十才子的七律送别诗做个简单的比较。

先看钱起、卢纶、韩三位诗人的七律送别诗：玉柱金醉不欢，云山驿道向东看，鸿声断续暮天远，柳影萧疏秋日寒。

霜降幽林沾蕙若，弦惊翰苑失鸳鸾。

秋来回首君门阻，马上应歌行路难。

――钱起《送李九贬南阳》出山车骑次诸侯，坐领图书见督邮。

绕郭桑麻通淅口，满川风景接襄州。

高城鸟过方催夜，废垒蝉鸣不待秋。

闻说元规偏爱月，知君长得伴登楼。

――卢纶《送邓州崔长史》还家不落春风后，数日应沽越人酒。

池畔花深斗鸭栏，桥边雨洗藏鸦柳。

遥怜内舍著新衣，复向邻家醉落晖。

把手闲歌香橘下，空山一望鹧鸪飞。

――韩《送客还江东》以上三位诗人的七律送别诗数量仅次于刘长卿，皆属于“大历十才子”之列。

上举诗歌结构完整、创作技巧娴熟、辞藻华丽，但相比刘诗，内容空洞，别情更显浅淡。

再来看刘长卿的几首送别诗：南客怀归乡梦频，东门怅别柳条新。

殷勤斗酒城阴暮，荡漾孤舟楚水春。

湘竹旧斑思帝子，江蓠初绿怨骚人。

怜君此去未得意，陌上愁看泪满巾。

――《送马秀才落第归江南》若为天畔独归秦，对水看山欲暮春。

穷海别离无限路，隔河征战几归人。

长安万里传双泪，建德千峰寄一身。

想到邮亭愁驻马，不堪西望见风尘。

――《送耿拾遗归上都》长江极目带枫林，匹马孤云不可寻。

迁播共知臣道枉，猜谗却为主恩深。

辕门画角三军思，驿路青山万里心。

北阙九重谁许屈，独看湘水泪沾襟。

――《送侯中丞流康州》我们大体上能从以上三首诗归纳出刘长卿七律送别的主要模式：题目和首联交代离别事件，中间两联结合行人的身世，融情入景，尾联归结于自己的感慨。

与上举三位台阁诗人的送别诗相比，共同点在于结构上都非常注意结合送别对象的具体经历，差别就在刘诗更多地融入了强烈的个人情绪。

刘诗情绪强烈的典型表现是常给人以“逢别即挥泪”的感觉，28首送别诗有6首以“泪沾巾”“泪沾衣”等模式结尾。

刘长卿是一个比较喜欢夸张的诗人，但是，当送别之时，于众目睽睽之下，明明没有感动流涕，却强说自己“泪沾巾”，这种情形想必不大合理。

真情实感是打动人心的前提。

和台阁诗人相比，刘长卿的送别诗更加真实感人。

这是因为，诗人善于将个人的遭际、感受和送别对象的实际联系起来，拉近了两人的关系，令人感觉非常亲切。

以《饯王相公出牧括州》为例：缙云讵比长沙远，出牧犹承明主恩。

城对寒山开画戟，路飞秋叶转朱，江潮淼淼连天望，旌旆悠悠上岭翻。

萧索庭槐空闭，旧人谁到翟公门。

题目和首联交代送别对象的遭际。

王相公即王维之弟王缙。

两《唐书》云王缙性贪冒，结附元载。

大历十二年三月与元载同时得罪下狱。

元载赐死，唐代宗念王缙年事已高，免他―死，贬为括州{4}刺史。

对王缙来说，这已经是万幸了。

况且，括州属江南道，算得上是比较丰腴的地方，与许多被贬岭南、剑南、黔中等穷恶之地的左降官相比，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

刘长卿有过被贬南巴{5}的经历，曾到过今天的湖南、广东一带，深知那里环境的险恶。

因此他在开篇就劝慰道：“缙云讵比长沙远”，意思是说能够出牧江南道的括州，而不是像元载一样被处死，真是皇帝开恩了。

中间两联描写前往括州行旅的艰辛和凄凉，尾联则想象王缙到贬所后寂寥孤独的生活，体会王缙的悲凉心境。

这首送别诗，从方方面面体察送别对象的遭遇和心情，足见诗人的真诚和体贴，真情实感顿时体现。

再如《陨上送韦司士归上都旧业》：前朝旧业想遗尘，今日他乡独尔身。

郧地国除为过客，杜陵家在有何人。

苍苔白露生三径，古木寒蝉满四邻。

西去茫茫问归路，关河渐近泪盈巾。

这首诗作于刘长卿刺随州之时。

送韦司士归上都勾起了诗人浓浓的羁旅愁恨和思乡之情。

刘长卿是洛阳人，自天宝末年逃难到江东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就一直没能再回去。

他和那些南渡的中原游子一样，时刻都在怀念在战火笼罩之下的故土、亲人，哪怕自己的故里已是一片荒芜：“旧国无家访，临歧亦羡归。

”写这首诗的时候，诗人已过花甲之年，离开家乡有三十多年了，但是当他遇到得以北归的朋友时，他还是感慨万千。

他在诗中怜惜韦司士在战乱后只身归乡，替他想象故乡的荒芜冷寂，设想韦司士“关河渐近泪盈巾”。

很难说这不是诗人思乡情结的写照。

正是相似的遭遇使他能如此真切地体会朋友的心情，从而写出真挚感人的诗歌。

刘长卿和钱起等诗人在送别诗创作上的这些差异，正体现了江南地方官诗人和台阁诗人在创作特点上的差异。

这些差异，归根到底，是由两个诗人群体不同的人生态度、生活环境等现实因素造成的。

第一，生活环境影响两派诗人的诗歌内容。

台阁诗人生活内容单调，范围狭窄，相同的题材难以写出新的内容。

江南地方官诗人的交游范围相比更加广泛。

以刘长卿为例，身为转运使留后期间频繁出使鄂岳各个州县，需与当地的大小官吏进行接洽;任地方长官之时，常常要迎送往来官吏。

他所接触的人物形形色色。

即使在诗歌结构呈现程式化的情况下，丰富的生活依然能够保证诗人有足够新鲜的内容来填充。

第二，送别对象的身份影响送别诗的创作。

台阁诗人出入王公贵族府第，陪侍燕饮，所交多为达官贵人。

这就使得他们在下笔之时不免自矜身份，以华丽的辞藻掩饰情感的贫乏，形成了雍容典雅的风格。

地方官诗人由于交往对象形形色色，其送别诗的内容、形式，情感表现的方式也是多样的，和台阁诗人相比，更显率性和真诚。

第三，不同的生活态度是造成两派诗人送别诗风格迥异的根本原因。

以“大历十才子”为代表的台阁诗人由于依附于权贵，在酬唱送别之际，专事逢迎，为文造情，难以写出有生命力的感人作品。

江南地方官诗人首先是地方官吏，然后才是诗人。

储仲君先生发现包括刘长卿在内的一批大历诗人，在刘晏所主持的战后王朝经济秩序的重建工程当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工程，刘晏需要有十分得力的助手。

在选用人才方面，刘晏是绝不含糊的。

“凡所任使，多收后进有干能者。

”“当时权势，或以亲戚为托，晏亦应之，俸给之多少，命官之迟速，必如其志，然未尝得亲职事。

其所领要务，必一时之选。

”而这“一时之选”中，我们发现，有不少是后来著称于世的大历诗人。

张继自然是一个。

……刘长卿是一个。

当时天下财赋仰给江淮，刘长卿则作为转运使判官驻守淮南，其作用自不可等闲视之。

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称长卿“有干吏”，显然是他在江淮任职期间功效卓著，有充分的表现，也正因此他才得以升任鄂岳转运留后。

{6}储仲君先生在文章中所列举的这些诗人不少都是江南地方官诗人的代表人物，例如张继、刘长卿、戴叔伦、包佶、窦叔向等。

他们关注现实，直面王朝的衰蔽，切实投身到国运攸关的财经活动中去。

正是因为他们扎根、立足于现实，和“大历十才子”等台阁诗人相比，他们就更为独立，更有魄力和骨气。

因此在诗歌当中，他们就能肆意地抒发自己的情感，宣泄自己的情绪，把难舍难分的送别场合，当成交流情感的机会，诗歌自然真情流露。

刘长卿在七律送别诗中所体现的强烈个人情绪，反映了诗人内心的孤独寂寞和对友情的珍视。

刘长卿早年频繁来往于京洛之间。

入仕之后，两遭迁谪。

任转运使判官、转运留后等职时，频繁出使辖区各州县。

可以说诗人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奔波行役之中，饱受羁旅之苦，所以诗人特别渴望亲情和友情的慰藉。

但是大历、贞元之际正是唐朝历史上战争最频繁的时期，战乱和藩镇割据造成交通不便，诗人及其周围的人际环境多处在频繁转移之中，相聚实属不易。

早在他入仕之初就发出过“故老相逢少，同官不见多”(刘长卿《谪官后却归故村将过虎丘怅然有作》)的感慨。

因此，对于短暂的相聚，诗人向来十分珍视，对于重逢，往往怀着近乎绝望的心情。

这就使得送别之时不论是送者还是别者，皆相顾凄然。

大历诗人面对离别的这种情绪是时代的产物。

遥想大唐全盛日，“仗剑去国，辞亲远游”(李白《上安州裴长史》)是少年的壮举。

“时物堪独往，春帆宜别家。

辞君向沧海，烂漫从天涯”(常建《闲斋卧病行药至山馆稍次湖亭二首》之二)则是一派轻松潇洒的风度。

在送行时，哪怕在歧路稍有感伤：“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也会旋即自行为之振起：“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盛唐人少年般英气勃勃的风貌和大历人小儿女般泪洒作别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照。

一场安史之乱，摧毁的不仅是唐帝国如日中天的国势，更摧毁了一代人的朝气和信念。

同样的别离，两代人的体验完全不同。

刘长卿等江南地方官虽勤勉王事，恪尽职守，但是令人失望的现实却难以激起他们勃然的热情，豪迈的气概。

萍飘蓬转的羁旅行役让他们倍感艰辛，贬谪、流放等坎坷的经历对他们的信念更是毁灭性的打击。

即便如此，他们也不会放弃仕途，因为，仕宦是封建文人实现自我的前提。

他们别无退路，只得继续被鞭赶着在夹缝中前行。

人越是在孤苦之际，越是需要亲情和友情的慰藉。

但是对亲情友情的渴望和这种渴望难以充分满足之间的矛盾，造成了他们对相聚和离别怀有强烈的悲痛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