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内迁“大移民”的岁月缩写

三线建设内迁“大移民”的岁月缩写引子重庆川仪九厂是由南京内迁来渝的。

到今年六月三十日,已经度过了整整四十个春秋。

作为一个参与三线建设和扎根三线企业的内迁职工,四十年的风风雨雨留给我们这一代人太多的回忆与感慨。

时值建厂四十周年,谨撰此文聊以纪念。

前言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际局势日趋紧张。

为了应对复杂的国际政治局势以及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军事冲突,逐步实现我国生产力布局由东向西转移的重大战略决策,遵循“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最高指示,沿海许多对国民经济有着重大影响的企业乃至科研单位纷纷向被称为祖国大三线的川、黔、甘肃等省迁移。

这次的“内迁大移民”并不亚于当时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更比现今的三峡移民工程更加壮观,而且时间紧、任务重,速度还要快。

地处西南的重庆,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较强的工业基础,自然成为了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之一。

当时中央决策:“以重庆为中心,逐步建立西南的机床、汽车、仪表和直接为国防服务的动力机械工业”,提出以重庆为中心,迁建、新建200多个项目。

计划从上海地区迁入122个,从广州、南京等城市迁入20余个……。

在这种“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政策感召下,数以万计的工人、干部、工程技术人员,怀着一腔热血,满腹豪情,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大西南的深山峡谷,落户到重庆这座陌生的城市,用血肉之躯为重庆地区的三线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当时,中央提出的口号是“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身献子孙,”鼓励这些内迁的三线建设者们扎根山区,一代一代地传承这一重大使命。

今天,回顾内迁的四十年岁月,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做到了。

当时,仅重庆北碚地区就从江苏和上海迁来一二十家工厂，比较大的工厂有浦陵机器厂(上海)、宁川机器厂(南京)、红岩机器厂(无锡)、曙光仪表厂(川仪四厂<上海>)、花石仪表材料厂(川仪一厂<上海>)、四川分析仪器厂(川仪九厂<南京>)、水文仪器厂<南京>等等,估计当时迁入重庆北碚地区的内迁职工和家属就有上万人。

经历了四十年的变迁,工厂企业在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的浪潮冲击下,垮掉的有之,迁走的有之,倔强生存下来的也有之。

值得我们感到欣慰和骄傲的是,重庆川仪九厂历经千难万险,于内迁四十年后,仍然屹立在山城。

选址四十年前,中央为大三线的建设制定了“靠山、近水、分散、隐蔽”的八字战略方针和“大分散、小集中”原则。

当时号称中国分析仪器发源地的南京分析仪器厂(下称南分厂)为部属企业,第一机械工业部决定南分厂整厂搬迁。

遵照这一指示,厂领导开始选择内迁地点。

一机部规划,在湖南建湘西仪表总厂和在当时的四川重庆北碚建四川仪表总厂。

因此,南分厂的迁建只能从湖南的湘西和重庆的北碚两个地方选一。

据派往湖南湘西考察的人汇报,湘西那边迁建的地方有一小镇,一条小河,有山有景,环境不错,只可惜那里不通铁路。

且不说搬迁难度大,制约今后企业的发展是关键所在。

因为,这对原材料采购、产品销售乃至对外联络影响极大。

厂里又派人到重庆考察选址。

在北碚,先考查了三花石地区,即当时的外语学院(今川仪四厂)。

因觉得这里紧靠公路灰尘较大,环境不宜于精密仪器生产,且总面积也不敷应用。

后经川仪总厂建议,把四川分析仪器厂(下称川仪九厂)厂址选在北碚澄江镇运河边的重庆23中学高中部,抗战时期名闻遐迩的美龄堂亦在厂区范围内。

南分厂领导来渝实地考察后认为,地处缙云山下,林繁木盛,环境优美。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隐蔽性极强,即便是从高空也很难观察到厂区的面貌,符合中央“靠山、近水、分散、隐蔽”的战略方针,也符合内建的“大分散、小集中”原则。

厂区面积也大,距澄江镇较近,方便今后职工生活。

最后决定迁渝。

在得到部里批准后,于一九六六年三月成立了以付厂长为内建筹备处主任的“四川分析仪器厂内建筹备处”,选派精干力量,组建10余人的内建小分队进入川渝。

内建开始一九六六年四月,内建小分队从祖国东海之滨的石城南京,来到了祖国大西南的山城重庆,开始了艰难的内建筹备工作。

那时建房可不像现在甲方发包,乙方承建,而是事无巨细,都得亲力亲为。

基建开始首先要搞好三通一平,为此就要招募临工(现在称为民工),如石匠、木匠、泥瓦匠和大量的抬工、普工。

招工也不像现在由甲方说了算,而是先要到省城成都申请用工指标,再到江津专区的机关所在地永川,审批具体的招工地域,然后再由内建筹备处的人员拿着用工介绍信前往批准的合川铜溪、渭沱、九岭等人民公社招人。

这几个公社距合川既远且又不通公路,只有一条水路相通,往返于公社与公社之间全靠步行。

招工指标到了公社还要由公社研究后分配名额到大队,再到小队,最后落实到个人。

公社社员被选做民工也不是一件易事,因为那里的社员很少有机会外出务工,而且,每个大队都有较多的人掌握石工、木工、泥瓦匠手艺,导致有的大队不得不采用抓阄的办法来决定谁胜出。

奔波近一个月,人员才逐步凑齐。

当时渭沱到合川还不通公路,为运送临工,由筹建处包了三条小木船,沿涪江顺流而下到合川。

这些淳朴可爱的社员们上了小木船后人人兴高采烈,会唱山歌和号子的还放声高唱帮着船工划桨。

到了合川找到旅店集中住下,每人发了一天的误餐补贴,这相当于社员近10天的劳动工分。

众人按捺不住,纷纷逛街去了。

交通与采购澄江镇距重庆市区55公里,离北碚10公里,川仪九厂到澄江镇步行需15分钟。

起初,厂区到澄江镇没有直通汽车的路,人们只有步行经过运河河坝才能到达对岸。

由于河坝的一边是水,一边是近二十多米深的河谷,河坝上又没栏杆,人在只有一米多点宽的坝上行走,真是提心吊胆。

上游涨水时河水漫上河坝,行走更是困难。

民工到达工地后首先要修筑一条厂区与外面公路连接的有两公里长的盘山公路,以便通汽车运输建筑材料。

川仪九厂的厂房和宿舍虽然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字203部队施工承建,但建房所用水泥、砖瓦、钢材、木材、沙石、钢窗等等,必须靠内建筹处材料供应组人员外出采购供应到位,部队方可施工。

在计划经济时代,采购是一项处处需要低头求人的苦差事。

首先得削尖脑袋去拿指标跑批文,有了它才能到指定的地点去采购、运输,其中的困难艰辛只有靠采购员自行克服解决。

例如当年采购木材,有了指标、批文,然后到指定的四川凉山雷波那边的一个小镇——新市镇提货。

几百立方米的木材,根根都是长2米以上直径一米左右的大原木,看着都吓人,怎么运?后经人指点,先将原木改小,请人捆绑成木排状,然后通过水路从长江运回重庆。

这一折腾至少也得花费两三个月时间。

当时的木材采购人员到新市镇出趟差,得先由重庆坐火车到内江,再转车到宜宾,由宜宾坐一天小火轮,才能到达目的地。

由此可见,交通的不便,给人带来多大的困难。

在这种困难的工作环境下,原先配备的10多个内建筹备处人员显然不够用了,只得请南分厂增援,六续从南京厂里调来政工干部、医生、汽车驾驶员、采购人员等五六十人充实内建队伍。

难难岁月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九年三年期间正值史无前例的文革时代,交通不畅,仃运罢运是经常的事,甚至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这对内建工作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一日,筹建处某中层干部从重庆菜元坝火车站坐揽车上到两路口时,突遇武斗,枪声大作,吓得他趴在地上,好容易熬到枪声平息才敢起身离开这是非之地,匆匆赶到牛角坨准备乘汽车到北碚,可车站所有车辆仃运,没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徒步走到北碚。

从早上出发,一路走走停停,到达北碚总厂时已快夜间12点了。

在那个年代,北碚至澄江镇的公交车时断时续也是家常便饭的事,人们经常从北碚走回厂区,单边走一趟,一般得花三、四个小时,最快两个小时都不一定能到。

辛苦倒也罢了,甚至有人牺牲在这块热土上。

筹备处就有一位中层领导,为了三线的建设,不幸遇难在澄镇上,同时还有一个中层负责人也在那天负了伤。

总之经过三年多的风雨历程,在全体内建筹备处人员和203部队施工军人的共同努力下,一九六九年五月,机械加工车间、工具车间、试制车间、装配车间、中心试验室等主要厂房落成,七幢家属楼和二幢单身职工楼和其它一些辅助设施也同时完工。

搬迁六月里好阳光,六月里花儿香,六月里搬迁忙,从东北搬到甘肃,从东海迁到川江,好人好马好设备,支援三线保家乡!本来一机部是按排南分厂全迁的,大概考虑到搬迁不停产等战略因素,部里决定改为半迁。

这样,哪些人迁,哪些人留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了。

其时,文革中南分厂领导被造反派罢免,尚未恢复工作,故只有在军管会(南京炮司)的领导下,成立内迁办公室,全权处理内迁事宜。

一九六九年五月底六月初,二百多名第一批内迁和随迁人员名单张榜公布了。

领导动员大家“留者安心去者愉快”。

留者当然是安心了,去者有多少人能“愉快”呢?天晓得!随后,一道硬命令下达:凡内迁人员必须在六月二十日前将家俱行李整理好,由南分厂负责统一打包随船托运。

第一批内迁人员包括家属大约有六、七百人,由南分厂包了一条东方红63号轮,在军管会的一位副职干部带领下,于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开往二千多公里外的祖国大西南山城重庆。

出发的那天,码头上一片繁忙。

握手、叮咛、祝福、拥抱孩子,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依依不舍的心情。

当沉闷的开船汽笛拉响时,许多人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心中反复呼唤着:再见吧我的金陵古城!再见吧长虹般的南京长江大桥!再见吧巍峨的紫金山!再见吧美丽的玄武湖、莫愁湖!再见吧中山陵、雨花台!再见吧夫子庙、秦淮河畔!再见吧我可爱的南京……轮船逆江而上,来到了壮丽的长江三峡。

可是人们还没有从离别的伤感中缓过气来,对于名闻遐迩的张飞庙、仙女峰、白帝城等三峡景色,根本没什么心情去欣赏,怅然若失的眼中看到的只是高山峻岭、峡江险滩,真正体会到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急水向东流。

”东方红63号轮经过七天七夜的航行,终于在一九六九年六月三十日抵达重庆朝天门四码头。

这里欢迎的队五也早早拉着横幅敲锣打鼓等候内迁人员下船。

内建筹备处包了10余辆公交车,迎接首批来渝的内迁和随迁人员,并将他们接到北碚的红岩公寓住下。

两年后的一九七一年,第二批内迁人员100多人也抵达山城。

前后两批内迁和随迁人员共有300多人,加上职工子女一共有近千人来重庆安家落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