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绪尔语言学思想综述

[摘要]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是公认的现代语言学之父和结构主义先驱之一。他的语言学思想对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对索绪尔语言学思想产生的背景、主要观点以及局限性进行了综述。目的在于全面了解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

[关键词]索绪尔；语言学思想；语言和言语；共时语言学和历史语言学；能指和所指；句段和联想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是公认的现代语言学之父和结构主义先驱之一。从索绪尔的学习、生活和工作经历来看，他的语言和言语、共时和历时、能指和所指、句段和联想、内部和外部等二元哲学思想以及系统观、符号观、符号任意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形成过程中，之前或当时各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研究成果都从各自不同的路径影响着他对语言本质问题的深邃思考和潜心研究。索绪尔作为一名语言学家，他首先要了解的就是之前或当时的语言学研究的方法、内容和成果。对索绪尔的语言哲学思想的形成影响比较大的语言学家主要有辉特尼、洪堡特和赫尔曼·保罗。索绪尔在很多公开场合承认美国历史比较语言学家辉特尼对欧洲语言学的影响，并高度评价他对语言学的贡献：“为了强调语言地地道道是一种制度，辉特尼正确地坚持符号的任意性，这样就把语言学纳入了正确的轨道。”辉特尼发现了符号的“任意性”，但没有给它一个明确的地位，索绪尔最终发展了他的理论并把“任意性”确定为符号的基本原则，所以，索绪尔符号任意性思想的理论基础是辉特尼的语言观。

索绪尔在德国学习了五年的时间，对他语言哲学思想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语言学家是德国洪堡特。在对语言系统问题的探索上两者有很多相似之处。对索绪尔语言哲学思想产生影响的另一位语言学家是德国的赫尔曼·保罗，他的《语言史原理》中提出的“状态与历史的差别”被认为是索绪尔共时观的直接来源。索绪尔把二元对立的偶值性看作是语言系统无处不在的基本结构原则，他以一系列的二分思想来构建他的整个理论框架，所以人们称他的语言学理论是内涵意义上的语言哲学。一般来说索绪尔的学说又被叫做“符号学”。语言哲学、分析哲学的哲学基础是亚里士多德哲学，康德是亚里士多德的接续者，所以索绪尔的语言学哲学思想和康德哲学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索绪尔德国的留学生涯使他全面、系统而又深入地了解了历史比较语言学，并开始思考语言学的本体问题。1880年他离开德国前往巴黎并任教于巴黎高等研究学院，在这一时期，他开始梳理和整合他的普通语言学思想并透出雏形。在思考语言本体问题时，他受到了法国社会学的奠基人迪尔凯姆等人的启发。迪尔凯姆对“社会事实”这一概念作出了明确的解释，认为社会事实是一种行为，它对每个人都有“外部制约”。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理论是当时的主要思潮之一，索绪尔无疑是在迪尔凯姆社会学理论的启发下提出的“语言也是一种社会事实，一种行为”这一语言观的。在法国学术界，索绪尔被公认为法兰西社会心理学的奠基人，他认为：“语言中的一切，包括它的物质的机械的变化，比如声音的变化，归根到底都是心理的。”因此，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和心理学就有了不解之缘。从他心理观的形成来看，有三种

路径：一种可以追溯到德国早期的青年语法学派，一种来自格式塔心理学前期思想的影响，一种来自他同时代的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影响。索绪尔在德国的求学岁月，正是西方经济学领域新、旧经济学派和边际效用学派为研究方法而激烈辩论的年代，因此，同时代的欧洲经济学思潮对其语言学理论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这是索绪尔语言学思想产生的语言学背景、哲学背景、社会学背景、心理学背景、经济学背景。[1]

索绪尔提出把语言当作一个共时的静态的符号结构系统来研究的语言思想，扭转了语言学的历史走向，开拓了现代语言学的新格局，从而使语言学在20世纪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由他的学生根据他讲课的笔记整理而成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现代语言学的一部经典著作，这部称之为语言学“圣经”的著作以它新颖独特的思想引起了广泛的影响，索绪尔也因此被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在语言学发展史中是一位划时代的巨人，他提出的心理论、新原则和新概念为现代语言学大厦的建立奠定了基石。

一、语言和言语

索绪尔首先从语言展示的两种基本表现形态即语言和言语来考察整个语言现象。他指出：“把语言和言语分开，我们一下子就把什么是社会的，什么是个人的；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从属和多少是偶然的分开来了。”这就是索绪尔语言思想的第一个岔路口，即语言活动分为语言和言语。索绪尔认为语言和言语是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的。没有语言，言语就失去了统一的系统，因此不能被人理解，其效

果也无法验证。没有言语，语言也不会建立起来。同时，他也认为语言和言语作为言语活动的两个方面是统一的。[2]

二、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观

索绪尔作为近代符号学的创始人，首次正式提出并确立符号学这门学科。索绪尔对符号学的贡献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首先正式提出符号学这门学科。第二，明确提出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的本质差别。第三，对语言符号的符号特性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在索绪尔看来，语言是一个有机的符号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语言符号都具有形式（能指）和内容（所指）两个方面，用什么样的符号形式表示什么样的语义内容，是任意的，是由社会共同约定的。然而一经约定之后，就具有了强制性，任何个人不得随意改变。语言符号本身的物质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同其他符号之间所形成的区别和联系。也就是说，语言符号的价值不是由语言符号本身的物理性质决定的，而是由符号之间的关系构成的。基于这种理论，索绪尔认为语言学面临着第二个岔路口，这就是言语活动中的语言又分为共时态和历时态。因此，索绪尔主张区分两种语言学：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其中，共时语言学更为重要。在此基础上，索绪尔着重阐述了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他认为，在语言的机构中，一切要素都以“关系”为基础，而这种关系不外乎两种，一是组合关系，一是聚合关系。组合关系指的是语言单位先后排列的横向关系；聚合关系指的是语言单位间可以相互替代的纵向关系。这两种关系是语言系统中的两个根本关系，是我们观察、分析、归纳错综复杂的语言现象的一把总钥匙。虽

然，他对符号、能指和所指的定义是针对语言符号做出的，但启示了所有的现代符号学家。因此，人们也称索绪尔是符号学的奠基人。[3] 索绪尔对语言学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但是，他的语言观也是有着局限性的。自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问世以来，语言学界普遍接受了他的语言思想，并根据他的主张，倾注全力对语言系统内部各种结构关系进行共时的静态的研究和描写，以求达到“就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科学”目的。在索绪尔的语言世界里，他着重的是结构、形式、法则、共性、模式、系统，这使语言研究走上了一条排斥人文因素，离开社会环境，离开使用语言的人的路子。作为一种“科学的语言学”，索绪尔应当有它一定的历史地位，而且完成了相应的历史使命的。问题是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不应把索绪尔所建立起来的语言学模式看作是唯一可能存在的语言学，而应“突破原有观察语言现象的视野，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地考察语言现象，以求更全面地把握语言这一复杂事物的整体，建立起更为科学的多维视野语言观，而不要固守一点、一线、一面的认识”。[4]

北京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王文元站在汉字的角度，从语言起源、音响与音位、语言与思维批判了索绪尔的语音中心主义学说。

从语言起源上说，索绪尔认为：“事实上任何社会，现在或过去，都只知道语言是从前继承来的产物而照样加以接受。因此，语言的起源问题并不像人们一般认为的那么重要。它甚至不是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是一种已经构成的语言的正常的、有规律的生命。一定的语言状态始终是历史因素的产物。正是这些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