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开题报告
贵州省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实证研究
贵州省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实证研究作者：令狐雨薇朱淑娟来源：《现代企业文化·理论版》2012年第02期早在1949年库兹涅茨就提出一个国家国民收入的度量必须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去衡量，而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又是由其生产方式所决定的。
现代经济发展规律表明，经济增长除了依靠资本、劳动和其他要素外，更重要的是依靠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本文主要建立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模型，以及产业结构与生产要素效率的关系模型，分析贵州省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影响本文研究1990年以来贵州省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选取贵州省地区生产总值GDP、第一产业的产值S1、第二产业的产值S2以及第三产业产值S3 作为观测指标，1990—2008年的观测值作为指标值，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回归结果如下：该回归方程各参数T值显著，调整后的R2为0.99，F值为13409.29，说明第一、二、三产业对地区生产总值有整体的解释意义, 各个系数在5%水平下的t检验显著，但是此回归模型D-W统计量值为0.41，说明回归方程存在着严重的序列相关，因此考虑带残差项一阶自回归方程，对回归方程估计得：该回归方程调整后R2为0.99，F值为67097.14，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各个参数估计的t检验显著，且D-W统计量为1.88，5%显著性水平时此回归方程已不存在序列相关，参数估计在统计意义上可信。
从上述模型可知，贵州省的三个产业除对现期的地区生产总值有影响外，对未来一期的总产值也会产生影响，也就是说现期的总产值不仅受到现期的三个产业的产出量影响，还受到滞后一期的产出量的影响。
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增长1%，会使贵州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0.33%；带动贵州省地区产值增长0.39%；使贵州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0.36%。
2008年，贵州省第一、二、三产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分别为15.1%、38.5%、46.4%。
贵州省产业结构的现状、制约因素及其优化对策研究报告
贵州省产业结构的现状、制约因素及其优化对策研究贵州省要加大金融业改革力度，把金融资源重点投资投入到烟草业、旅游业、白酒制造业、中医药苗药制造业、能源电力业和特色旅游食品产业的开发上。
一、贵州产业结构的现状及变动趋势经过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和调整，贵州产业结构出现了显著变化。
三次产业结构实现了由“一、二、三”型向“二、一、三”型再向“二、三、一”型的转变，产业结构逐渐向合理的方向转化。
第一产业。
牧业发展较快，林业、渔业均有小幅上升，初步扭转了过分偏重种植业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单一传统生产格局，初步实现了农业经济多种经营、综合协调发展，但一产内部结构调整变化不大，种植业比重仍然较大。
第二产业。
在工业内部结构中，轻工业比重不断上升，重工业有所下降，非公有经济发展加快，非国有经济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大幅提高，贵州省加快了对工业结构的调整，在加强建设能源原材料工业、机械电子等传统产业的同时，加快了以卷烟和饮料酒为主的轻工业的发展。
在巩固“两烟一酒”等支柱产业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电力、铝和铝加工、冶金、汽车零部件工业等新的支柱产业。
第三产业。
贵州省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层次较低，仍以传统商业、服务业为主。
近年来，金融、保险、房地产、旅游、文化、体育尤其是房地产业稳步增长，所占比重逐年增大，上升势头强劲，同时，商业、饮食业快速增长，持续保持了第三产业中主导部门的地位，运输、邮电行业也有一定的发展，近几年，我省旅游业、房地产业迅速倔起，高科技信息产业发展很快，新兴产业不断涌现。
贵州省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最大、产业结构调整初见成效的时期，表现在：一是农业基础进一步牢固，粮食生产实现了基本自给的历史性跨越，畜牧养殖业比重有所提高，非农产业发展加快；二是第二产业年均增长速度在三次产业中最高，是推动全省国民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两烟一酒”、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旅游业、生物药业等优势产业发展较快，形成了一批有较强实力的企业集团和有竞争力的拳头产品，但工业产品中的主流产品仍集中在初级产品加工业和能源、原材料工业等基础工业，而机械、电子类产品所占比重还很小，产品结构层次仍然很低；三是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得到提高，有加速增长之势，第三产业的新兴产业迅速倔起，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证券、技术、信息产业等已具一定规模，旅游业发展迅速，尤其是房地产业增长势头强劲，比重不断上升，已成为扩大就业、吸纳剩余劳动力的重要渠道和推动城镇化的重要力量。
开题报告--贵州区域经济差异
陈和弗莱舍（1996）运用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利用中国1952—1993年的数据，进行了回归。研究发现1952—1978年间，我国地区人均GDP呈发散趋势，1978—1993年间，中国各省份人均GDP存在着条件趋同，认为改革开发以后中国地区之间的差异有缩小趋势。
（2）就省际之间来看，刘卫东(1997)认为1952—1995以来的省际绝对差异呈现不断扩大、相对差异不断缩小的长期趋势；魏后凯认为1978—1990的省际差距是缩小的；覃成林(1998)则认为，在1978—1992年间，省际绝对差距是不断扩大的，特别是90年以后迅速扩大，而相对差异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呈不断缩小趋势90年代后又出现扩大势头；周玉翠，齐清文(2002)以人均GDP为测度指标，对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均GDP的标准差、标准差系数等进行定量分析，得出在1990—2000年10年间，省域经济的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都是逐年扩大的。
国内研究方面，其一，区域差异、经济差异，对省内的研究较少，国内的研究尺度主要是集中在三大地带和省际之间的然而省内的区域经济差异并不亚于全国地区间的区域省内区域经济差异的缓和有利于缩小全国的区域经济差异。其二，在对区域经济差异研究的指标和方法上，主要集中在对绝对差异(极差、标准差)和相对差异(变异系数、加权变异系数等)的研究方面，本文在借鉴这些指标的基础上提出了综合指标体系对区域经济差异进行总体分析，将区域差异分析更深一层。其三，国内学者在对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方面也逐渐趋向于动态分析，以经济增长收敛性理论为基础分析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及其收敛性中的作用。这对本文分析贵州区域经济差异影响因素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贵州省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研究
贵州省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研究贵州地处中国西南，是一个多山丘陵的省份，但是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交通设施的完善和政府经济政策的倾斜，贵州的经济发展在近几年来有了可喜的进步，尤其是在一些新兴产业领域，如数字经济、大数据、互联网+等方面，贵州展现出了强大的发展潜力和增长动力。
不过，贵州省仍然面临一些诸如西部大开发带来的副作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和文化传统、资源禀赋等方面的问题，因此，贵州省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和促进开放的大背景下，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发展，全力推进贵州经济迈向更高水平。
一、贵州大数据产业的挑战近年来，贵州与大数据息息相关，得到了许多产业发展新的增长点。
但是，贵州在大数据产业发展中仍面临一些挑战。
首先，贵州的大数据企业发展速度较慢，高端技术人才的短缺是制约发展的瓶颈。
如何吸引和培养大数据产业及其衍生产业的高端人才是提高贵州大数据产业水平的关键问题之一。
其次，贵州大数据产业缺乏完善的产业发展体系和风险管理机制，因此，政府和企业应通过建设合理配套产业链，加强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提高大数据安全性，增强行业自律和透明度，形成一系列完善的政策、法律和风险管理措施，以确保发展的稳步和健康。
二、贵州生态环境建设的局限性随着政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贵州省的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但贵州在此方面仍面临一些局限性。
首先，贵州地势复杂，多山丘陵，土地荒凉，这些大大制约了包括资金、技术和人力等要素在内的生态环境建设的发展。
那么政府应继续深化改革，促进绿色增长，推进环保产业发展，重视环保部门和相关企业的人才培养和技术攻关等方面的工作。
其次，污染问题依然突出。
贵州生态环境治理难度较大，污染物释放、非法排放等问题时有发生。
因此，政府要进一步完善污染处置体系，加强监管力度和制度改革，在绿色审批、绿色消费等方面助力互联网+环保产业的发展。
三、加速贵州农村经济转型升级贵州是我国农业特色发展的省份之一，农业经济发展占据了贵州省的主导地位。
贵州省经济发展研究
贵州省经济发展研究贵州省经济发展研究[摘要]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简要阐述了贵州经济的发展现状，然后简要介绍了制约贵州经济发展的因素，最后对如何促进贵州经济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发展特点制约因素建议贵州地处我国西南部的云贵高原东坡，东接湖南，北连重庆、四川，西与云南毗邻，南与广西接壤，是一个典型的内陆省份，拥有着丰富的生物资源是全国四大中药材产区之一。
2012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贵州的发展前景一片光明，但是贵州的发展仅仅依靠政策扶持是不够的，还需要从自身特征出发，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方向。
一、贵州省经济发展现状（一）贵州省经济发展横向比较从全国来看，贵州省的经济发展极为落后，而与西部地区12省相比，贵州省的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均为倒数第三位。
（二）贵州省经济发展特点通过将贵州同全国各省市以及西部各省市进行比较，不难发现贵州省粗放且不均衡的经济发展特点，分析下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粗放的经济增长和相对封闭的投资环境。
1、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贵州省农业经济基础依然薄弱，而逐步降低的第一产业比重则可表明贵州省已初步摆脱完全依赖农业发展的阶段。
而贵州省的第三产业生产总值略高于第二产业，但从绝对值来讲仍然低于其他地区处于落后水平，因而要加大第三产业的发展。
2、粗放的经济增长贵州省具有丰富的资源，但优越的区位条件，也使贵州省的发展依赖于资源型产业，形成粗放的经济增长性格。
贵州省的资源利用并不合理，甚至产生较大的资源浪费。
3、相对封闭的外资投资环境无论从全国范围比，还是仅与西部地区相比，贵州省的外资投资仍然处于相对落后水平，投资环境相对封闭。
二、贵州省经济发展制约因素贵州省经济发展所呈现出来的劣势，再加上教育水平不足，而卫生医疗保障又不完善，人才流失容易导致人力资源相对匮乏、科技水平较低等，除此以外，贵州省想要开放投资环境以及开发文化资源都需要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作为你基本保障，因而交通基础设施有待提高、人力资源相对匮乏以及科技水平有待提高成为贵州省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贵州省农业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二、计量模型实证分析 （一）方法的选取。本文拟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模 型进行回归，为了保证 OLS 回归结果的有效性，需要对各时间 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只有当各序列均为平稳时间序列或 非平稳序列均为同阶单整序列且存在协整关系时，才可以运用 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进行回归。 １、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由于非平稳时间序列回归分析容易 产生伪回归，有必要对选入模型的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 文选用迪基-富勒（ADF）检验来对各变量及它们的差分序列进 行单位根检验。（表 １）由表 1 可知，各原序列在 10%的水平下 均为不平稳序列，而二阶差分后在 10%的水平上均平稳，所以 这些序列都是二阶单整序列，因此可以对其进行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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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解释力较弱，有待进一步考察其原因。 １、异方差检验。运用怀特（White）检验法检验模型是否存
在异方差性。结果见表 4。（表 ４）由表 4White 检验结果中统计 量 Obs*R-squared 的 P 值可知，其值大于正常显著性水平 0.05，即应该接受模型同方差的原假设，表明模型不存在异方 差性。
（四）加大政府扶持力度，设立食用菌专项基金。食用菌产 业作为河北省的新兴朝阳产业，政府应该给予高度重视，可以 设立食用菌专项基金，对食用菌的生产给予资金和设备方面的 补贴，使菇农和生产企业受益，增强食用菌的生产积极性，促进 食用菌产业的长远发展。
贵州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影响因素
贵州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影响因素本文通过分析全国31个省市近几年经济发展速度，从东、中、西部地区分别挑选出经济发展连续保持在两住数以上的三个省市，即福建省、湖北省和四川省。
然后将各省的生产总值为因变量，与经济发展有关的8个影响因素为解释变量，根据各省的数据资料采用主成分回归分析方法，找出各省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
最后结合贵州省的数据资料，认为全社会固定投资、高储蓄率和大量的从业人员是拉动贵州省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与上述三省作对比，找到贵州省经济发展所缺乏的因素，分别是固定资本投入不均、消费动力不足劳动就业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一、引言贵州省由于自然、经济和历史发展等各因素的制约，生产力落后，资源开发与转换能力薄弱，对外开放程度较低，然而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其经济也取得较快的发展，地区生产总值较高，但人均GDP水平较低，因此，贵州省的经济发展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找到拉动其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关键。
二、东中西部省份经济发展影响因素分析通过分析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最快的三个省找出促进其经济发展的因素，这对贵州的经济发展有借鉴意义，再与贵州的实际情况作对比，找出贵州经济发展的差距和不足，突破经济发展瓶颈，实现贵州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整个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仔细考察该地区10省市，2008年之后持续保持两位数以上发展的有江苏省、福建省和天津市。
天津市其滨海新区经济发展飞快，仅2012年就同比发展20．1％，其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因此不具有代表性，本文选取平均发展率最快的福建。
中部地区6个省份经济发展虽放慢脚步，但除山西外都保持在两位数以上的增速，本文选取湖北为研究对象。
西部地区的12个省市经济发展都保持良好的势头，本文选取与贵州一样同为人口输出大省的四川作为研究对象。
本文依据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及主成分回归分析各省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在指标的选择上除应用宏观经济学理论和吸收现有研究成果之外，还注重变量数据选取的全面性和可获得性，共选取8个变量为影响因素，变量数据均来自2000～2012年的各省统计公报和《中国统计年鉴》，指标体系设计见下表1：表1：经济发展影响指标研究结果表明驱动福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产业结构(第二产业增加值)、消费习惯(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及对外开放程度，驱动湖北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有投资影响即固定资本投资、产业结构的影响和消费习惯(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而影响四川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增加值)、劳动者数量和消费习惯主要是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这几项影响因素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达到90％以上。
贵州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贵州省经济与环境概况1.经济概况贵州省位于我国的西南的东南部，地处云贵高原，全省地貌主要为高原、山地、丘陵和盆地，其中高原山地居多。
贵州人口以少数民族居多，教育条件相对落后，由于地理环境等因素，导致贵州省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2016年，贵州省生产总值是11734.43亿元，相比2015年增长10.5%，增速高于全国（6.7%）3.8个百分点，至此，贵州的经济增速已经连续六年居于全国的前三。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为1846.54亿元，增长6.0%；第二产业增长值为4636.74亿元，增长11.1%；第三产业增长值为5251.15亿元，增长11.5%，人均生产总值达33127元，比上年增加3280元。
2.环境概况贵州省的地貌以喀斯特地貌（岩溶地貌）为主，这种地貌极不稳定，是一种较为脆弱的生态区，在这种地形地貌的影响下，贵州省的水土流失较为严重，水资源下渗的情况也十分常见。
贵州省作为我国矿产丰富的省份之一，具有大量的煤、铝、锰、锑、金、汞、磷等大量矿产资源，其中数煤矿最为丰富，素有我国“西部煤海”之称。
因此，大量矿产资源的开发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也较为严重，导致贵州省土地、大气和水资源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三废”的处理也成了贵州省主要的环境治理问题。
近年来，贵州省通过环境治理，努力在发展和生产之间找到环境生态的平衡，已经取得一些良好的效果。
数据显示，2016年，贵州省的森林覆盖率提高到了52%，空气质量数据统计表明，市中心优良的天数比例达到了96.6%，县级以上城市的污水处理率达到90.5%，集中式饮用水源达标率稳定在100%，已经初步形成可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增长。
3.贵州省经济发展对资源型企业的依赖从贵州省总的经济增长速度与人均经济增长速度对比来看，虽然贵州省经济处于持续增长的总体趋势，尤其近年来的表现尤为突出。
2005-2010年之间，贵州省的人均GDP 增长率在10%以上，并保持持续增长的趋势，但是由于贵州基础薄弱，人均收入水平依然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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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燕杰（2010）发表《我国经济增长多因素模型实证研究——基于主成分回归分析》 一文，利用主成分回归分析实证研究了资本、劳动投入、制度和产业结构4个因素对我国 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测度了它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弹性和贡献。研究结果表明:促进我国 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资本投入,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81%;其次是制度因素, 其贡献率为19.03%;产业结构、劳动力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10.55%、9.61%。最后基于研究 结果, 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胡雪萍，李丹青(2011)发表了《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一文，该文利用 索罗模型对 1978～2009 年中部地区的产出和资本、劳动、全要素生产率（TFP）三者的 关系进行了计量回归，得出了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并在此基础上对各要素的增长率 和贡献率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1978～2009 年间中部地区产出的大部分贡献来源于资 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比较小。因为这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是 不可持续的，所以中部地区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逐步实现集约型增长，实现“中部 崛起” 。 对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西方经济学家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探索，产生了许多有价值 的理论成果。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在 1776 年出版 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他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 技术进步，资本是增加生产性劳动者人数，促进分工和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力的重 要因素。 美国经济学家阿林·杨格(1928)发表《报酬递增很热经济进步》一文，认为经济增长 的最重要的基础是劳动分工的关系演进的结果，这一关系的最基本特点是报酬递增。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 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分别提出了各自的经 济增长模型，但由于这两个经济增长模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十分相似，因而被合称为哈 罗德-多马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认为，长期中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是实际增长率， 有保证的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相一致。 索洛(1956)发表《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 ，讲凯恩斯的总量分析和新古典主义 的边际生产理论融合在一起，认为哈罗德模型的假设前提是“生产是在不变的要素比例 的前提下发生的”是缺乏依据的，由此提出资本和劳动是可以互相替代的观点。索洛的 重要贡献是发现了“索洛余值” 。 经济学家爱德华· 丹尼森(1962)出版了 《美国经济增长因素和我们面临的选择》 一书， 该书对美国，西欧各主要国家和日本等国战后经济增长进行数量分析，具体估算出导致 经济增长的各个源泉对增长率所作的贡献，从而反映出各个增长源泉对经济增长所起作 用的大小。目前使用比较广泛的计量经济模型 Coob-Douglas 生产函数，是丹尼森经济增 长因素分析方法的代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保罗·罗默的《报酬增长和长期增长》和罗伯特·E·卢 卡斯的《论发展规划的机制》这两篇里程碑式的论文为标志，新经济增长理论开始形成。 他们分别提出了内生技术进步为特征的知识累积模型（罗默模型）和两部门的人力资本 外部性内生模型（卢卡斯模型） 。 20 世纪 90 年代，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 ， 迁》等著作中阐述了分工演进，交易费用，产权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0der Galor(1997)发表《人力资本的分配与经济增长》一文，分析人力资本分配，技 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人力资本的构成是决定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因素， 人力资本分配额进化模式，收入的分配以及经济增长同时收国内技术环境的影响。 Wilianme.Rees(2003)从生态经济的角度阐述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认为 王燕杰（2010）发表《我国经济增长多因素模型实证研究——基于主成分回归分析》一
本课题在国内外研究状况： （文献综述,不少于 2000 字）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引进和学习，国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研究也取 得了大量的成果，在国内的经济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舒元(1993)出版《中国经济增长分析》 ，分析了中国在 1952-1990 年间国民收入的增 长主要是依靠固定资产投入的增加，其次是劳动投入的增加，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总增长 率中所占的份额较小。 中国社科院的李京文等学者著的《中国生产率变动趋势之研究》﹑《中国生产率研究 前沿》 ，分别全面的研究了中国生产率及变动趋势，定量研究了 1953-1990 年间资本﹑劳 动和生产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并在此基础上对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经济和非经 济因素进行了分析，对中国政府制定经济增长政策提出了重要的政策建议。 王金营（2001）出版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证》一书，以罗默和卢卡斯 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 构建了有效劳动模型与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的两模型比较要素 分析框架。 傅晓霞，吴利学（2003）将制度因素引入 C-D 生产函数，对 1981-1999 年中国制度变 迁与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35.2778%， 说明制度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有着巨大的影响。 孙超，谭伟（2004）构建了一个经济增长模型，将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同时内生化， 消除人口增长率对于分析经济增长率时带来的干扰， 通过对模型的最优解进行分析以及对 影响经济增长各种因素的解释， 进一步说明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决定 性作用。 杨仕辉，黄祖桃（2006）发表《论中国经济开放程度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一文， 通过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贸和投资的基本情况，得出结论，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越来 越高，外贸和外资对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外贸依存度的变化对 GDP 的影响越明显，对 经济的推动效果就会更加明显。 王琳（2008）根据长江三角洲 16 个城市的统计数据，对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动态关 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结论，长江山角洲地区的产业结构变动与就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 定的均衡协同关系，产业结构的调整能够很显著的提高经济增长的水平。 杨聪敏（2009）发表《论社会保障与经济增长——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中的分配、消费 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 一文， 探讨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形势下,我国如何扩内需,保增长。 得出结论， 其重要途径就是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建立城乡一体社会保障体系,减少 人们的延时消费负担,增强人们的即时消费能力,从而提升消费需求,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 模，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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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背景和意义： 自改革开放以来，地处我过西南腹地的贵州省经历了一个经济持续增长的时期，综合 实力得到大大提高。 1978-2010 年贵州省 GDP 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9.8% ,超过全国平均 8.1% 的增长速度,但也应注意到,贵州目前的主要经济指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2010 年,贵州人均 GDP 仅 13221 元/人低于全国 29706 元/人的平均水平,全国排名末位， 与排名首位的上海相差 5 倍。 因此,对贵州的经济状况的分析并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无疑对促进贵州经济 的发展意义重大。鉴于此,对影响贵州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分析并建立经济增长模型，可 以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对保持贵州经济持续增长提出一些建议与切实有效的对策。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开题报告
论文题目：贵州省经济增长因素的考察与计量分析
学 专 姓 学 院：公共管理学院 业：国民经济管理 名：_郑丽娟_ 号：_200811040108_
指导教师__王选选___
2011 年 12 月 13 日
文，利用主成分回归分析实证研究了资本、劳动投入、制度和产业结构4个因素对我国经 济增长的影响,并测度了它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弹性和贡献。研究结果表明:促进我国经 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资本投入,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81%;其次是制度因素,其 贡献率为19.03%;产业结构、劳动力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10.55%、9.61%。最后基于研究结 果, 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胡雪萍，李丹青(2011)发表了《中部地区经济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一文，该文利用 索罗模型对 1978～2009 年中部地区的产出和资本、劳动、全要素生产率（TFP）三者的 关系进行了计量回归，得出了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并在此基础上对各要素的增长率 和贡献率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1978～2009 年间中部地区产出的大部分贡献来源于资 本，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比较小。因为这种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是 不可持续的，所以中部地区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逐步实现集约型增长，实现“中部 崛起” 。 对于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西方经济学家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探索，产生了许多有价值 的理论成果。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亚当·斯密。亚当·斯密在 1776 年出版 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他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于劳动分工，资本积累和 技术进步，资本是增加生产性劳动者人数，促进分工和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力的重 要因素。 美国经济学家阿林·杨格(1928)发表《报酬递增很热经济进步》一文，认为经济增长 的最重要的基础是劳动分工的关系演进的结果，这一关系的最基本特点是报酬递增。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 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分别提出了各自的经 济增长模型，但由于这两个经济增长模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十分相似，因而被合称为哈 罗德-多马模型。哈罗德-多马模型认为，长期中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是实际增长率， 有保证的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相一致。 索洛(1956)发表《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 ，讲凯恩斯的总量分析和新古典主义 的边际生产理论融合在一起，认为哈罗德模型的假设前提是“生产是在不变的要素比例 的前提下发生的”是缺乏依据的，由此提出资本和劳动是可以互相替代的观点。索洛的 重要贡献是发现了“索洛余值” 。 经济学家爱德华· 丹尼森(1962)出版了 《美国经济增长因素和我们面临的选择》 一书， 该书对美国，西欧各主要国家和日本等国战后经济增长进行数量分析，具体估算出导致 经济增长的各个源泉对增长率所作的贡献，从而反映出各个增长源泉对经济增长所起作 用的大小。目前使用比较广泛的计量经济模型 Coob-Douglas 生产函数，是丹尼森经济增 长因素分析方法的代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保罗·罗默的《报酬增长和长期增长》和罗伯特·E·卢 卡斯的《论发展规划的机制》这两篇里程碑式的论文为标志，新经济增长理论开始形成。 他们分别提出了内生技术进步为特征的知识累积模型（罗默模型）和两部门的人力资本 外部性内生模型（卢卡斯模型） 。 20 世纪 90 年代，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 ， 迁》等著作中阐述了分工演进，交易费用，产权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0der Galor(1997)发表《人力资本的分配与经济增长》一文，分析人力资本分配，技 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认为人力资本的构成是决定经济发展模式的重要因素， 人力资本分配额进化模式，收入的分配以及经济增长同时收国内技术环境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