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周济的词学思想

浅论周济的词学思想
摘要：本文通过阐述周济的词学思想，来了解周济的词学观，并对其进行分析与批评。

关键词：周济词学思想批评
周济（1781-1839）字保绪，一字介存，号未斋，晚号止庵。

苏荆溪（今江苏宜兴）人，清朝词人及词论家。

为学重经世济用，好读史及兵书将略，著有《晋略》八十卷，自负有济世伟略而不能用。

更寄情于艺事，推衍张惠言词学，谭精研思，持论精审，为常州派重要的词论家。

谈到常州词派，则不得不提张惠言。

张惠言（1761-1802），字皋文，号茗柯，进士及第，受翰林编修。

作为常州词派的创始人，张惠言师承桐城派，主张以经解词，即以治经学的方式去治词，由此评点词作。

张入仕前任私塾先生，因授课需要编《词选》，却导致常州词派的产生。

张惠言编《词选》时，选词极为严苛，而《词选》也是第一个明显体现、贯彻词学观念的选本。

但张惠言对词的解读方式难免过于单一与失之片面，虽然影响深远，但仍被后人批为牵强附会。

而我们也不难看到张的词学观乃是：植道于词。

张惠言创建一个新的流派，而周济则将它发扬光大，影响力也显得更强。

周济始受浙西词派影响，后结识张的外甥董士锡，受常州派影响并成为词派的代表。

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周济表露出自己的词学思想。

首先是他的寄托入出说，所谓“有寄托入，无寄托出”。

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他写道：初学词求空，空则灵气往来，既成格调，求实，实则精力弥满。

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周济的初求空，可以看出他对词的审美要求，那即是“灵气往来”，词之具备灵气成为作词的基本要求。

周济此论可能与词本身的特点有关。

被称为“诗余”的词，注重意内言外，必然会形成含蓄蕴藉的特点，而具备灵气无疑赋予词以灵魂，所以周济要求初学者求空。

形成风格之后，周又提到求实，这与求空并无矛盾，这里的求实是在手法空灵基础上的言之有物，也就是他提出的有寄托，文学不能无病呻吟，而词这样的体裁最容易陷入空洞虚幻，周的求实是很有其意义的。

在“寄托”问题上，周同样分两个阶段。

初学之有寄托是为了让主题鲜明，文章易懂，凡初学者须脚踏实地，不可贪多，这样写出的作品才能获得认可，当手法成熟之后，则可以追求意在言外、回味无穷的效果，即无寄托。

这里的无寄托可以从接受学上去理解。

谭献曾说：作者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

一个作品问世之后，和作者似已没有多大联系了，读者的解读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作品的又一次加工。

又是那句名言：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在周济看来，作者就是负有
让自己的作品具有千万种解读可能的使命，这里的无寄托其实是一种多寄托、大寄托，它看似无欲无求，其实野心勃勃。

但无寄托这个问题也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威力无穷，用得不好自废武功。

所以周济要求初学者有寄托，循序渐进，然后达到无寄托之境。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周济要求初学者求空求有寄托，自成一家之后求实求无寄托。

也就是说初学者应手法空灵而主旨明确，不可陷入一味的空，但也不可浅显的实。

在第二阶段，手法上回归纯朴，放弃修饰，但却能产生无限意味，令读者遐想万千。

这样的理论其实透露着周济言之有物的词学观，词须具备思想，与“诗言志”的正统文学观一脉相承，也是对张惠言的植道于词的发展延伸。

关于寄托说，周济又言：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

一物一事，引申触类，意感偶生，假类必达，斯入矣。

万感横集，五中无主，赤子随母笑啼，乡人缘剧悲喜，能出矣。

这段论述又可再次看出周济对词的审美趣味，是对“出”与”入”效果的阐释。

写词须含主观意志，表达出来时却能产生丰富的效果，这大概就是周济寄托出入说的要义所在。

接下来谈谈周济的词学批评。

周济称苏轼“天趣”殆成绝诣，而苦不经意，完璧甚少。

苏作词犹如李白作诗，行气如虹，行意若空。

而称稼轩则沉着痛快，有辙可循。

可以看出，这一段周济已将自己的词学观运用到具体的词学批评之中。

他批评苏轼的不经意，就是责备他没有入，没有寄托，手
法可以空，但寄托必须要有。

周济觉得苏轼似无寄托，所以在赞他有天趣的同时，内心也是不无遗憾的。

而周济对辛弃疾的态度却显得亲切，说他有辙可循，换言之，周济在辛的词里找到了寄托。

在褒扬稼轩的同时，周对姜夔、张言也提出批评。

很显然，在周看来，白石空有形式，而缺乏经世意识，没有将实物写入词中，显得没有着落。

其次是周济对柳永的翻案，以及对周邦彦的极力推崇。

周济谈到柳永时说：耆卿为世訾謷久矣，然其铺叙委婉，言尽意远，森秀幽淡之趣在骨。

而谈到周邦彦时则说：清真词多从耆卿脱胎，思力沉挚处往往出蓝，然耆卿秀淡幽艳，势不可及，后人摭其乐章，訾为俗笔，真瞽说也。

柳永词长于书写羁旅行役之情，也多描绘歌妓生活和城市风光之作，其词常有颓废情绪。

周邦彦词格律谨严，追求典丽，多写闺情、羁旅。

其实这二人与白石相较，风格上、创作内容上似无大差异，但周推崇前者而贬低后者，似暗含门户之见。

张惠言以治经学的方式去治词，并由此点评词作，在评温庭筠的菩萨蛮是“感士不遇也”，篇法仿佛长门赋，而用节节逆叙。

菩萨蛮第一首下阙四句有离骚初服之意。

而在周济看来，既有屈原以男女之情喻君臣之义，那么写闺怨的词人也可以有寄托，所以周邦彦多写闺情，不但未遭周济冷眼，反倒是如获至宝，倍加推崇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但正如况周颐所说，如果都只是感士不遇，一味发感慨，那么也未免无趣。

可以说周济于词学理论上非常完备，但个人词作却不尽如人意，大多数作品过于强调寄托和不露痕迹，晦涩难懂。

词学家吴梅批评说：止庵自作词，亦有寄旨，唯能入而不能出耳。

如《夜飞鹊》之海棠、《金明池》之荷花，虽各有寄意，而词涉隐晦，如索枯谜。

这只能说周济理论中的词学境界实在太高，高到连他自己亦不能达到。

之前将寄托说比成双刃剑，在这里得到印证，理论与实践确实不是可以轻易转换的。

由此可见，周济的理论过于理想化，再加上其对词有着存经存史的要求，过于要求词的寄托、意境，使得他将常州词派发扬光大的同时，也留下了理论上的缺陷。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肯定周济在词学上所做的贡献，他同张惠言等人一样，赋予词以使命，使得词在发展的道路上又多了一种可能性。

参考文献
[1]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
[2]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
[3] 吴梅.词学通论[m].
（作者单位：安庆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