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词派

“衰世”中的呐喊——应势而起的常州词派摘要：常州词派是清代继浙西词派之后产生影响最大的词学流派，其词学思想作为清代词学的一座重镇，可以说是此前历代词学的集大成者。

根据常州词派的产生发展过程，后世学者多将其认为由张惠言开派，董士锡、周济发扬光大。

常州词派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它所蕴含的不仅仅是它本身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和韵味，还包含了当时特定时期的文化背景、社会思潮、文人心态等多个方面。

关键词：常州词派张惠言幽微善感意内言外寄托比兴正文：“百年复几许？慷慨一何多！子当为我击筑，我为子高歌。

招手海边鸥燕，看我胸中云梦，蒂芥近如何？楚越等闲耳，肝胆有风波。

生平画。

天付与，且婆娑。

几人尘外相视，一笑醉颜酡。

看到浮云过去了，又恐堂堂岁月，一掷去如梭，劝子且秉烛，为驻好春过。

”——《水调歌头、春日赋示杨生子谈》张惠言常州词派诞生于乾嘉年间，兴起于嘉道时期，绵延至清末明初，不局限于常州一地，主要是以张惠言，周济二家的词学思想为基础，围绕词的美学特质进行理论探讨和创工作实践的一个词学流派。

从张惠言同时至光绪二十二年间，可考词集者多达二百八十三家之多，多数词人都身处于社会动荡、民心浮动、危机四伏的清末年间，洞晓清代中后期的社会矛盾与词风变化，在创作上多表现沉郁顿挫、跌宕起伏的情感，在理论上则强调“寄托比兴”的内容和方法，因此可以说，常州词派是因时势而起，因世事而名震。

一、常州词派的产生背景历史是一种循环，也是一种延伸。

从清军入关建立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到道光二十年的鸦片战争，再到宣统三年的辛亥革命，侵略和战争使沉浸在天朝上国梦中的人们开始清醒。

文学不再是单纯的一种艺术和审美情趣的代表，它更多的隐含了文人志士对国家命运的堪忧和无奈。

常州，一个历代人文荟萃之地，一个词学悠久之地，一个政治敏感之地。

明清易代之后，常州的之地的文人痛定思痛，不少士人都以遗民自居，不与清朝统治着合作，以轻狂放遗、愤世嫉俗的态度处世，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的烙印和地域的影响。

从清朝初年崛起于词坛影响于后世的阳羡派到浙西词派盛行时的风格独具的常州词人史承谦，常州之文学一直都不曾让人轻视。

张惠言作为常州词派之宗主，也可谓是改变一个时代词风的人物。

虽然大多说常州词人地位低下，远离政权中心，如张惠言的“前后七试礼部而后遇”，中进士不到三年即归山，钱季重的“屡举不第，浪游四方”等遭际频出，但也正是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使他们有了自己的“感士不遇”之音，他们将逆境与不幸看作对自己意志的磨练，寻求一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之思想。

乾嘉年间是清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嘉道以后内忧外患更为严重，社会动荡加剧，此时的常州词人再度遵循“诗教”之观念，变被动逆来顺受为主动的忧危念乱思想，积极投身变革，寻求救世之策，呈现出了强有力的外向型心态，将此前“升平”时期为词人所标榜的“清空”、“典雅”所取代，表现出了一种沉郁顿挫、起伏跌宕的情感。

张惠言认为词之内蕴贵在传达出贤人君子不能名言之“感士不遇”和“忠爱之忱”的情意，而此种观念正顺应了当时的社会需要。

常州词派的兴起是继于浙西词派之后。

清朝前中期民间词派多是以“尚雅”为理论核心，强调文雅精致而忽略了词作为文学作品最根本的情感因素，另一方面，浙西等词派过于推崇南宋词之风韵，只取清空醇雅之皮毛，而不讲求立意，因此造成了词学创作意旨空泛治病，词学发展至此，寻求变革、突破，成为一种大势所趋。

常州词派“意内言外’“近于比兴”之表现方法在当时成为一种呐喊，一种应势而起之思潮。

在当时的时代风会的影响下，词人在心态上也趋向一致，他们共同的排斥西方文化，维系世道人心，推崇诗教，敦厚人品，反复强调“诗品出于人品”“论词莫先于品”等思想。

这一时期的词人虽然普遍对国家前途命运持有深深的忧虑之情，但他们确共同表现出厌倦仕途，无意官场，有心为师之意识，正是这多种文化因素和社会背景的影响，使得常州词派在清朝后期成为广大词人，文人所接受和认同的一种词学流派，也使得它的发展开始步入辉煌。

二、常州词派之词学思想谈到常州词派的词学思想，我们不得不联系到常州词派的创始人——张惠言所著述的《词选》一书。

《词选》最初是张氏兄弟于嘉庆年间在歙县馆金家授课时所编的词学教材，它共选录了唐五代、宋词四十四家，一百一十六首。

张惠言在他的《词选》的序言中提及了自己对与词学的看法“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曰词。

传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

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言之情，低回要眇以喻其致。

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

”此篇序蕴含了丰富的词学思想，涉及到许多词学理论的问题，被后世尊为常州词派的理论基础。

张惠言所开创的常州学派，是对之前词学的一种拓展和创新，他强调将细致精微的词人感受与精湛的儒家修养微妙地结合起来，从而为词之创作所增添一种前所未有的意境。

张惠言对词之特美体认精微，自身则具有一种幽微善感的属于词人所特有的心性特征，能够很敏锐纤细的捕捉到事物景象最为深婉曲折的特质所在，并将其以词的方式表达出来。

更为重要的还有，他从情意与形象之间感发关系这一角度来论说词的艺术表现手法，“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言指词作者在创作时，其内心中有了一种情意的爆发。

张惠言所讲的“近于比兴”之表现手法，是词之内蕴与表面所叙写的情事是一种若有若无、可感亦不可发的虚活状态。

张惠言虽然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但他对许多重要的理论问题还处于感知、体认的层面上，没有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其后继者周济作为常州词学思想的中坚人物则对其理论上的不足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完善与修正。

从张惠言到周济，常州词学思想实现了从简单框架到渐趋系统完善的演进。

周济的思想多受影响于董士锡，其“以无厚入有间”的提法就曾与董士锡相合。

周济所强调的是词之寄托，其寄托的内容主要应为与时代盛衰相关的“感慨”，此种盛衰兴亡之感要出自于词人的“由衷之言”。

在词作所表现的情感上，周济较张惠言更为广阔，他强调多角度，多侧面的反应不同人对时代大势的不同感受，“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已溺已饥，或独清独醒“，不一而足，在创作的情感指向上，周济所主张的情感是由词人自身指向外部的，具有放射性。

他还认为学词过程应有一定的程序和步骤，即“初学”和“既成格调”，怎样把“有寄托”之词写入“无寄托”之词，这才是他理想中词学创作的高级阶段。

据史料记载，常州词派在形成之后并没有马上获得词坛学界的接受和推崇，直至道光时期，才稍有反响，后至同光时期又重新崛起，在其后期以谭献和陈廷焯的成就最为突出。

谭献的词学思想与张惠言、周济一脉相承，在保持了他们二人所构建的此学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又对张、周二家的词学思想进行了改造和变通，谭献曾自谓其词学乃“衍张茗柯、周介存之学”，他提出词之内蕴重在“柔厚之旨”，强调新的历史语境下，新的创作倾向。

大家所公认的，常州词学思想最为重要的部分，是对于词之美感特质的体认和把握，谭献继承张、周二人所取得的成果，并补充其理论中的不足，从而提出了自己对于词之美感特质的见解和主张，即“幽涩”之美与“虚浑”之境。

“幽涩”之美主要是由词内在情思脉络所形成的姿态传达出来，所以要达到这种美感，必须要求词作者在填词过程中避浅就深，避直就曲，避俗就雅，情感一波三折之式。

而“虚浑”就是指诗歌感情既超出迹象之外，又能使读者确感其存在，两者辩证统一在一起，浑成自然的一种词之情境。

从清词的发展历史来看，常州词派的词学思想是一个集历代各个词学流派所长，补其不足的，扬起优势，倚其时代而生的，它强调以立意为本，并将词之内蕴做“感士不遇”和“忠爱之忱”的限定，有利于提高词的地位，也有利于挽救乾嘉词坛普遍存在的意旨枯寂的形式主义之风，使清词在嘉庆以后又走上了比较健康的发展道路。

三、从词作看常州词派的的影响与价值常州词派作为清朝中后期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它的词学思想、创作手法、审美追求、鉴赏原则等多方面都对后世的文学诗词创作以及之前的历史的文化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下面我将对常州词派的部分词作进行一些个人的看法分析，并以此来展示表述常州词派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与价值。

《南歌子.长河修禊》张惠言云重才寻翠，风轻已试香。

桃花好在柳初黄，和着三分飞絮，便轻狂。

旧迹莺能说，新愁水自长。

只须坐石莫流觞，若到三分薄醉，耐斜阳。

张惠言的此首词是以其心灵意念作为贯穿线索的。

在词的上片描写是一种春日修禊时的喜悦之情，他以春的脚步为背景，用“才”“已”两字将春的到来写得如此轻盈和迅捷，而桃花的初绽又是一种春意的美丽。

但作者所想要表现的也许还是隐藏在柳黄与飞絮之后的旷放和委婉曲折之情。

张惠言在词作上强调的是“幽微善感”的词人心性，他的词侧重于给读者带来多层面自由联想的美感特质，以一种似秦观，类柳永的纤细敏锐融于词之创作，用细微、柔弱、纤小之景来表述其婉曲、不拘一格的生命意识。

张惠言的此种以想象中之感受为主，以真实的感受为辅，将情思寄托于朦胧细腻之物的创作手法，使词突增了一种要眇幽微之美感。

又如：《木兰花慢.游丝，同舍弟翰风作》是春魂一缕，销不尽，又轻飞。

看曲曲回肠，愁侬未了，又待怜伊。

东风几回暗剪，尽缠绵、未忍断相思。

除有沉烟细袅，闲来情绪还知。

家山何处？为春工、容易到天涯。

但牵得春来，何曾系住？依旧春归。

残红更无消息，便从今、休要上花枝。

待祝梁间燕子，衔他深度帘丝。

作者以幽微的景象传达了其婉曲之生命意识，“游丝”如婉曲缠绵的情绪，轻纤柔微、引人多思；“春魂一缕’又似多情的生命意识，以”回肠“来写“游丝”，既取其形态上的关联，同时也将人的情感与所咏之物融合为一。

一种“东风几回暗剪”的割舍离去之语是词充满了情思的暗示，为读者的言外联想提供了丰富的潜能。

类似于这样的叙写，外表虽看似轻微，但轻微中却深藏一份纤细敏锐的情思，一种细致幽微之处别具一格的感人力量。

《虞美人》董士锡韶华争肯偎人住？已是滔滔去。

西风无赖过江来，历尽千山万水几时回？秋声带叶萧萧落，莫响城头角！浮云遮月不分明，谁挽长江一洗放天青？该词的上片“韶华”二字，不仅可以说是作者自己惜时自伤之情，还可以引起读者对当时清王朝盛世不再的一种联想。

词中所写的“秋声带叶萧萧落”也正是对那个腐败而又日趋没落之政局的形象写照。

“浮云遮月”是指作者希望有人力挽长江之水，洗却浮云，使日出天青，对政治清明的无限向往之情。

此首词就是对张惠言所提出的“困厄与生意”“近于比兴”“意内言外”之创作手法的展现，使词的表层含义与深层含义之间存在距离，在神隐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一种可感亦不可感的虚活之境。

总而言之，常州词派的产生发展与流传，在清代的文学史上都是不可轻视的一笔，从嘉道时期至同光时期，常州词派在整体上都存在着理论方面陈义甚高，创作方面却难以匹配的缺憾，它的美在于飘渺幽微，它的遗憾在于厚重与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