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关公文化现象成因

论关公文化现象成因关公生前只是刘备手下一员战将，然而在死后一千多年时间里却日趋走红，被历朝历代统治者不断推崇，赐爵加号，到清朝光绪为止，所赐爵号竟达26字之多。

爵号之多之高之尊，居然超过“大行皇帝”孔子，溢美之词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上自朝廷，下至民间都尊崇其为“关帝圣君”。

清代关羽庙无处莫有，香火之盛前所未有。

关羽不仅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英雄，甚而被奉为消灾除病的神灵。

在官方大力推崇和民众尊崇礼拜下，关羽从生前的战场步入了民众的家庭；从生前的虎威将军逐渐加封为“协天大帝”、“三界伏魔大帝”、“关帝圣君”；从人被崇拜为神；关羽形象从古时的荆楚大地生发升起，到享誉天下，并伴随华人的足迹走向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

由传播关羽、尊崇关羽、仿效关羽、礼拜关羽而形成的一系列文化现象成为中华文化长河中一条奔腾激越的溪流，成为中华文化史上一道独具魅力的风景线。

如此种种由关羽形象而生发、表现的文化形态，本文称之为关羽文化现象。

面对这一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特有现象，人们不禁要问：它何以生成?何以发展?何以鼎盛?总之，其成因是什么?关公文化兴起的历史根基任何文化现象的出现都有着历史的、现实的，官方的、民间的，民族的、个体的，物质的、精神的等多种原因。

关公文化现象也不例外。

客观地说，关公文化现象的出现，首先，得益于历史赐予。

倘无汉末纷争至魏晋统一这段特殊历史的客观存在，岂有三国故事及关公文化?正是由于三国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存在，才为史学家陈寿著作《三国志》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其次，得益于陈寿这位历史的书记官记录下这段珍贵历史，撰写了著名史书《三国志》，从而为后世民间文学和纯文学家提供了艺术创造的原始素材，又以极简约的文笔给创作者留下了充分发挥想象的艺术空间。

从而使以三国历史及关羽生平为素材的民间传说、平话艺术、杂剧表演、小说创作等既有史据可依，又不拘泥于史据。

倘史书写得太详反易局限后世各种艺术创作者的思维空间，束缚其想象的自由度。

《三国志·关羽传》及其他人物传记中涉及关羽的文字计约九百余字，而后世无论是民间文学的平话、杂剧，还是小说《三国演义》，哪怕是关羽的一个故事、一个情节也不止如此少的文字篇幅。

关羽文化现象的出关羽形象达到熠熠生辉、光彩夺目的完美程度大体经历了原始素材的自然流传，民间文学的理想化处理和纯文学《三国演义》的完善化创造三个阶段。

与关羽形象理想化、完善化口头文学的传播：口耳相传的原始故事丰富了民间艺术的创作素材，也为关羽文化现象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如同古今中外许多大规模战争结束后一样，除了引起史学家的关注，产生一些史书外，便会以口耳相传的形式，自然而然地产生许多传说和故事。

如欧洲古希腊特洛亚战争结束后就在民间流传有许多关于特洛亚战争双方英雄人物的传奇故事。

后来民间艺人就根据这些民间传说整理创作了著名长篇英雄史诗《伊利亚特》、《奥得修纪》。

而中国这场长达百年、规模空前的纷争混战结束后，也无例外地在民间流传着许多包括关羽在内的三国故事。

据有关资料记载，早在晋代和南北朝时期，三国故事已在民间广泛流传。

南朝宋人裴松之为陈寿史书《三国志》作注就采用了许多传闻轶事。

隋唐时期依然流传不衰，至晚唐三国故事已在民间讲唱，连儿童都很感兴趣。

此由李商隐的《骄儿诗》(850年)可作印证。

诗曰：“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

刘知几说三国故事“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

①宋代说话艺术中已有了“说三分”的专门科目和专业艺人，②被毛宗岗父子评为“三绝”之一的“义绝”关羽自然就在三国故事广泛流传中而声名远扬了。

这些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为后来民间文学的理想化加工提供了比史籍远为丰富的素材，同时也为关羽文化现象的出现奠定关公文化兴起的文学基础(一)那些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三国故事，经过一个时期传播，已经不能满足民众求新好奇、喜新厌旧的欣赏需求。

于是，那些生活于下层的民间艺人便根据民众的观赏需求，对那些几乎处于自然形态的口头传说进行加工，作理想化处理。

这些民间艺人由于既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薰染又了解民众欣赏味口，于是便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加工创作出了一批既合于儒家传统文化精神，又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包括关羽在内的三国故事。

尤其是到宋元时期，产生出一大批单独以关羽为主人公的民间文学作品。

如：元刊本的《新全相三国志平话》中就有许多以关公为表现对象的故事。

例《桃园结义》、《关公刺颜良》、《关云长千里独行》、《关公单刀会》、《刮骨疗毒》、《水淹于禁军》等十多个故事都表现了关羽忠义、勇武、智慧、坚毅等精神品质。

此外，元杂剧表现关羽精神的就有十余种。

现存《单刀会》、《千里独行》等。

宋元民间文学平话、杂剧等对关羽形象的理想化处理，着重突出了关羽忠义、勇武精神宋元民间文学对关羽形象的理想化加工、处理主要手法是或增其所无，或张冠李戴、或生发夸大等等，意在强化突出关羽的忠义、勇武精神，使其形象更加鲜明生动、高大伟岸。

从而征服观众的欣赏心理，激发观赏兴趣，进而产生观赏、倾慕、崇拜等欣赏效果和学习、仿效、颂扬等社会效果。

经过民间文学对历史上关羽形象的理想化加工处理使关羽形象已具备了忠义、勇武、智慧、坚毅等基本性格特征；使关羽形象更丰满、情节更精彩、表述更生动、效果上更使民众喜闻乐见。

宋元民间文学，尤其是元代平话、杂据等对关羽的理想化加工及其广泛传播既为关公文化现象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又为纯文学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的诞生奠定了文学基础。

由于这时期的平话、杂剧等文学形式毕竟比较粗糙、简陋。

评书仅是当时说书人讲故事用的提纲，而杂剧也仅是供演出临时发挥的底本。

艺术上远不及后来小说、剧本精致。

为了满足观众不断提高的审美需求，必须创造出新的更精致更完美的(二)元末明初，罗贯中为了满足观众日益提高的审美需求，在广泛吸收民间文学所提供素材的基础上，以史料为依据，以儒家传统思想文化道德观念为内核，以自己的审美理想和思维定式为导向而精心创作了著名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从而对关羽形象进行了完善化创造。

使关羽形象由平面而立体，由单面而多面，由粗糙而精致，由随意而定型。

总之，使关罗贯中小说《三国演义》创作大约始于元末。

现存最早版本为明嘉靖元年(1522年)刊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一经诞生就被人们争相传阅，以先睹为快。

“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③。

清康熙年间(1662年)，毛伦、毛宗岗父子便是这种“士君子之好事者”。

他们不仅是罗氏《三国演义》的热心读者，而且是《三国演义》完善本的修订者和批评者。

由毛氏父子修订、批评的《三国演义》被史家称为毛本《三国演义》，也是清代以来最流行的本子。

毛本《三国演义》的修饰、批评强化了关羽的忠义精神，使关羽形象内含更丰富、性格更鲜明、更具艺术感染力。

《三国演义》以杰出艺术手法创造了一个既受官方推崇，又受民众崇拜的英雄型关羽形象；一个集忠义、勇武、智慧、坚毅等为一身的伟丈夫关羽形象；一个以义、勇为内核而兼具其它多种美德的人生楷模。

他以忠义事君待友，以勇武安邦济世，以智慧谋事立业，以坚毅修身养性。

在关羽身上集中了儒家传统文化所颂扬的多种美德。

从此关羽便以一个极具欣赏品位的艺术典型而发挥《三国演义》在民间文学对历史上关羽作增添删减、移植嫁接、集中突出等理想化处理的基础上，又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和情趣对关羽形象进行完善化加工创造。

若将《三国演义》与元代《三国志平话》相比，就会发现作者对符合自己审美构思的材料一律采用。

如对突出表现忠义精神的“桃园结义”，表现勇武气概的关羽斩车胄、刺颜良、斩蔡阳、杀庞德，表现智勇双全的“关公单刀会”、“水淹于禁军”及表现关公坚毅刚强品德的“刮骨疗毒”等故事情节均被采用。

对有损于关公完美人格的则舍弃。

如关公随刘备、张飞上太行山落草的情节则弃之不用。

对原情节不足以尽兴表现关羽精神的则增添强化。

平话一般情节单纯，文字简约，缺少文彩和艺术感染力，小说作者就补其不足。

如关公“降曹归汉”的故事，平话极简单，而史书文字则有损于关公形象。

《三国演义》的作者则加以改造：构思一封关羽给刘备的信，不仅将关羽降曹的过失洗涮得一干二净，且合情合理。

使之不仅对关羽忠义形象无损，反有增强。

又设计出张辽劝说关羽不必死节之言。

指出关公若在彼时战死不仅无一功反而有“三罪”，而降曹不仅无罪反倒有“三便”：一者可保刘备二夫人，二者不背桃园之盟，三者留得有用之身。

张辽不愧为关羽挚友，深知关羽心思。

其变通之言果被关羽接纳。

关公立即决定暂且栖身，另作良图。

这与刘备投袁绍之举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关羽毕竟是个光明磊落的伟丈夫。

所以作者又构思出强化关羽忠义精神的“三约”：一约降汉不降曹，二约保证供给二夫人俸禄和安全，三约但知刘备去向，便当辞去。

并且表示“三者缺一但不肯降!”情节至此，一个铁骨铮铮、大义凛然的忠义之士的高大形象便巍然屹立在读者眼前。

曹操在作者笔下虽作为反面形象奸贼出现，但在爱才用贤方面却是以肯定赞赏的笔调加以描写的。

在小说这一场面的描写中既突出强化了关公的忠义精神，又真实表现了曹操善于纳才、也敢于纳才的胆识和气度。

对于关公三约，曹操虽有犹豫，但在张辽的点化下，终于答应。

此处描写可谓精彩之笔，既合于生活真实又合于艺术的真实。

而真实则是艺术的生命。

这也是关为了进一步渲染突出关羽忠义精神，作者又巧加构思，描写了在关羽降曹期间，曹操从张辽之计“更施厚恩以结其心”的情节。

为了得到关羽这个忠义之士、盖世英雄，曹操可谓机关用尽。

先是以爵位相封，拜将封侯；而后以财禄相赠，上马金下马银；再用美女宝马相赐，诱其乐不思归；甚而特意做锦囊为之护美髯等等。

然而关公在诱惑面前却全然不为所动。

真可谓富贵不足动其心，名位不能移其志。

当读者看到小说中描写的这种情景时，如何不被关羽精神、品质、气节所动所叹?在此场面描写中，作者采用以小见大的手法，突出渲染、烘托人物形象。

如当曹操见关羽将旧袍罩在自己所赐新袍之外而穿在身上时，便问其故，关羽答曰：“不敢以丞相新赐而忘兄长之旧赐”。

此言令曹操叹赏不已，曰：“真义士也!”又例：当关羽得曹操所赐赤兔宝马，喜而再拜称谢时，操不悦，不解地问曰：“吾累送美女玉帛，公未尝下拜；今吾赠马，何乃喜而再拜?何贱人而贵畜耶?”关公则答曰：“吾知此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长下落，可一日而见面矣。

”真可谓“人在曹营心在汉”!操闻之，何不“愕然而悔”④?经过对原材料利用舍弃、添加、渲染、强化等手法处理后，犹嫌不足者，作家就采用虚构手法。

如小说中温酒斩华雄，华容道义释曹操，长沙城义释黄汉升等著名情节均属虚构。

前一情节表现关羽勇武神威，后两情节则重在表现关羽知恩图报，酬恩义重的义气。

华容道义释曹操的情节，史籍本无记载，平话也只有“关羽拦住”、“曹公撞阵”等寥寥数字；而小说作者为强化、突出关羽义气，却虚构了关羽有意放曹的情节，将寥寥数字的情节浓墨重彩地描绘成500余字的重场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