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慎对今文经学的批判与吸纳
“许慎文化”刍议
“许慎文化”刍议摘要：近年来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升温，有些学者明确提出了“许慎文化”的概念。
经过近年来的研究、倡导和宣传，“许慎文化”已经得到学界的认可和重视。
“许慎文化”的核心是许慎精神，即求真务本、兼容并包、发展创新的学术精神；“许慎文化”内涵的重要内容是汉字学和汉字文化研究。
许慎通过《说文解字》为中华经典的传承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对支配中国人思想的五经有重要贡献。
在当代中华文化建设上，“许慎文化”仍然会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许慎；许慎文化；汉字学；中华文化中国文字学会和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于2005年和2010年在河南漯河举办了第一届和第二届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
两次会议都有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就“许慎文化”与《说文解字》进行学术研讨。
经过近年来的研究、倡导和宣传，“许慎文化”成为河南乃至中国的一张文化名片。
在河南文字学会会长王蕴智教授提出“许慎文化”概念并大力倡导中原家乡进行许慎文化资源开发建设后，也有部分学者加以响应并撰写了有关文章①。
关于如何理解“许慎文化”的内涵、如何利用“许慎文化”强化河南文化建设乃至中华文化建设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本文拟就上述两方面内容提出自己的一些观点并加以简单论述。
一、“许慎文化”的提出许慎用数十年心血完成的《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不仅在汉字学史上为奠基之作，而且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说文》自产生以后几乎成为读书人的必读之书，历朝历代研治《说文》者大有人在。
至有清一代，更是大家层出，学者们对《说文》的推崇更是达到顶峰。
“家有洨长之书，人习《说文》之学”②，《说文》获得了崇高的地位。
历代注疏之学，多得益于《说文》，历代工具书大抵是直接或间接祖述《说文》。
今天，《说文》仍是我们认识汉字、分析形义关系所必需借助的工具书，也是我们弄懂其他古代文献的锁钥与研究甲骨文、金文的桥梁，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核心地位是无可争议的。
正是由于《说文》的重要地位，后来形成了所谓的“《说文》学”或称“许学”。
经学与汉代语言文字学的发展
经学与汉代语言文字学的发展两汉时期，我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即所谓小学得到进一步发展，而这种发展又是与儒家经学的独尊和繁盛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二者彼此渗透，相互促动，相得益彰。
特别是经学，在汉武帝独尊儒术、表彰六经之后，迅速跃居统治思想和正统学术的地位，成为各种学术门类建设、发展的理论依据和至上权威，语言文字学更是如此。
汉代语言文字学的内容非常丰富，经书训诂本身就在其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由于它们与经学的关系极其明显，笔者在本文中不再涉及，而主要以几部专门的语言文字学著作为考察线索和研究对象，展开分析、论述。
不妥之处，尚祈方家教正。
一通过儒家经典，可以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窥见我国(这里主要是指汉族地区)语言文字学的萌芽和早期发展情况。
像汉字的产生，前人依据《周易·系辞下》之说，将上古结绳而治或伏羲作八卦与文字的起源联系起来。
这尽管是一种传说，但并非空穴来风、向壁虚造。
结合近年来的考古发现特别是大汶口文化陶器文字的发现，完全可以证明，我国文字的起源，正是在传说中的伏羲氏、神农氏时代。
再者，不少经书还论及语言文字问题，特别是《论语》中孔子的有关论述更多。
《先进》记有孔门四科，其中“言语”是仅次于“德行”的一科。
《子路》则记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1]正是本着这一原则，孔子十分注意字词的斟酌，力求恰如其分，并在整理六经尤其是修《春秋》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孔子在鲁国旧史的基础上修《春秋》，注重正名，讲求微言大义、一字褒贬，这种《春秋》笔法不仅在中国史学史、文学史上影响巨大，而且对传统语言文字学的发展也颇多沾溉。
胡适先生曾经特别强调《春秋》及其体现出来的孔子正名思想在“语言文字上的影响”，指出：“孔子的‘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一句话，实是一切训诂书的根本观念。
故《公羊》、《谷梁》，都含有字典气味。
……大概孔子的正名说，无形之中，含有提倡训诂书的影响。
历史趣闻文字家家许慎在文学方面做出了哪些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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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世人都知道《说文解字》，而这本闻名于世的巨著的作者就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他在经学方面的研究堪称中国之最，此外他
世人都知道《说文解字》，而这本闻名于世的巨著的作者就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他在经学方面的研究堪称中国之最，此外他对于文字方面做出的贡献也是历史上少有人能及的，被后人尊称为“字圣”。
许慎，也称许叔重，是如今的河南漯河人，他性格敦厚、温和、质朴，自永平九年起就开始研习六书，开始了漫长的经书典籍的学习之路，他广泛阅读各种诗书李易春秋以及诸子百家等著作。
至78年开始，许慎初入仕途，后来担任五经博士、校书东观，他认为当今各家对于五经的解析十分混乱，且评价不一，于是特意作了一本《五经异义》，到了88年，许慎被推为孝廉。
许慎在担任校书期间，阅读面更加广泛，对于知识的涉猎也更为全面，于永元十二年，他初步完成了《说文解字》。
当时他的研究日益精深，虽然创作已经完成，但是许慎始终没有定稿，一直在坚持不断地修改，并且加入许多新的知识要点与收获，使之更加完善。
直到建光元年，许慎最终完成定稿，将这本巨著《说文解字》献给朝廷，从此以后，许慎便退仕了，一直在家乡附近的村落之间教授经书、文字，最终病逝于建和三年。
许慎尽献毕生所学，致力于弘扬、发展中国传统文化。
在经学方面，他自始至终都立足于古文经学的立场，为古文经学最终能够在与今文经学的竞争中取得胜利做出了难以泯灭的贡献。
许慎故事
生活常识分享。
历史学专业基础综合论述题专项强化真题试卷11(题后含答案及解析)
历史学专业基础综合论述题专项强化真题试卷11(题后含答案及解析)题型有：1.1．论述15世纪以后美洲作物在中国和欧洲的传播及影响。
(2013年统考真题)正确答案：(一)美洲作物在中国的传播。
(1)传播时间与路线。
明中叶，花生、甘薯、玉米等美洲作物传人，在沿海与边疆地区引种。
清代中期甘薯、玉米等耐旱、高产作物已在全国普遍种植。
马铃薯、烟草在清代逐渐成为重要的作物。
(2)新作物对中国的影响。
一是新作物改变了农作物种植结构，增加了粮食总量，丰富和改变了人们的食物结构，是明清时期人口骤增的重要因素。
二是新作物促成山区的迅速开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态环境。
(二)美洲作物在欧洲的传播。
(1)传播时间与路线。
马铃薯先在西欧种植，后逐渐传播到欧洲各地，成为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主食。
可可、烟草风靡欧洲，玉米、番茄也成为欧洲人的重要食物。
(2)新作物对欧洲的影响。
美洲作物改变了欧洲人的饮食结构和消费习惯，推动了经济发展与洲际贸易。
涉及知识点：世界近现代史2．列举中国近代史上五种报纸，并简评之。
(南京大学2008年中国近现代史复试真题)正确答案：(一)《申报》。
1872年4月30日在上海创刊。
1909年，《申报》由美查公司转入国人之手。
买办席子佩接手后，由于经营不善，于1912年5月转让给张赓、史量才、应季中、赵竹君等五人，由史量才任总经理。
此后20余年，史量才作为中国最大的报业资本家，孜孜于经营《申报》。
1911年创办的《自由谈》是它的著名副刊。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停刊。
《申报》是近代中国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中文日报。
(二)《国闻报》。
1897年10月创刊于天津，严复为主编。
主要刊登国内各省要闻，译载重要政论及名著，最有影响的是严复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等。
在维新运动中影响很大，成为维新派的重要宣传阵地。
1898年停刊。
(三)《国粹学报》。
1905年在上海创办，主要撰稿人有章炳麟、刘师培等。
《国粹学报》在该刊《略例》中声明：“本报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不存门户之见，不涉党派之私。
许慎《五经异义》的经学贡献
许慎《五经异义》的经学贡献
儒学研究《驳五经异义》
《驳五经异义》是经学著作，东汉郑玄著。
汉代的经学，出现了今古文之争。
今文经用汉时通行的隶书抄录，古文经用古代篆文抄录。
除此而外，两派所据经书的字句、篇章以及所记事物和人物也都有不同之处。
双方各持己见，形成学派之争。
至东汉，著名学者许慎以“五经传说，减否不同”，故撰《五经异义》，论述古文经与今文经的不同。
许著问世之后，郑玄不同意许慎的看法，即著《驳五经异义》，对许慎之说进行反驳。
两书均已失传。
《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收入此书，而至《宋史·艺文志》则未见，故两书可能在唐宋之间散佚。
新、旧唐书著录此书，称《五经异义》十卷，许慎撰，郑玄驳。
《四库全书总目》据此认为“盖郑氏所驳之文，即附见于许氏原本之内，非别为一书”。
《驳五经异义》的一些内容散见于各种经书的注疏及《太平御览》等类书之中。
明代有题为王应麟编的辑本。
清修《四库全书》时，认为该本“错杂相参，颇失条理”，故重新厘正，以义、驳两全者汇列于前，仅存义或驳者，则附录于后，成《驳五经异义》一卷。
另将清代学者朱彝尊和惠栋所辑佚文，删重去复，选定五十七条，别为补遗一卷附于其后。
此外，《驳五经异义》还有清王复、孔广森、黄奭、袁钧等多人的辑本，分见于《榕园丛书》、《艺海珠尘丛书》、《通德堂遗书所见录》、《汉学堂丛书》、《郑氏佚书》等丛书之中。
清末有皮锡瑞《驳五经异义疏证》。
试论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性质
试论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性质黄丽丽(汉语大词典编纂处,上海200001)提要: 今古文经学的对立是学术体系的全方位对立,它们在学派宗旨、学术内容、治学方法、学术渊源和思想资料等诸方面有很大的歧异。
这两大学派斗争的性质是学术成分参杂着政治成分。
在阶级社会中学术是脱离不了政治的,但学术有其独立的价值所在,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一种学术或学派衰朽了,自有另一种学术或学派兴起以矫正其弊病或取而代之。
今古文经学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斗争和融合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关键词: 汉代;今文经学;古文经学;斗争;性质中图分类号: I20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07)02-0094-08一、目前学术界的六种意见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是我国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也是世界文化史上一个极予人启迪的经典个案。
前贤时哲对此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探讨,建树甚多。
但在这两大学派的斗争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上,则见仁见智,观点至今仍有分歧。
目前主要有六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是学术观点之争。
如清季廖平认为今古两派学术观点截然不同,各自为家,今文学派宗奉孔子,以 王制为本,谓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政治家;古文学派宗奉周公,以 周礼为本,谓孔子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史学家,故两派壁垒森严,势如水火、阴阳!。
第二种意见认为是政治斗争和政治利益之争。
如蒋逸雪说:∀汉代今、古之争,自来视为学术论难,今观武帝之于河间献王,光武之于桓谭、尹敏,以及经师之作伪篡易,是属于学术问题者少,而属于政治问题者多也。
#∃范文澜也指出:∀今文经学反映着统治阶级当权部分的政治利益;和它相对立的古文经学,反映着不当权部分的政治要求,就是要求古文经学也作为入仕的一条道路%%争斗的结果,由于得势部分的腐朽无能崩溃下去了,原来不得势的部分一方面与某些崩溃中的得势部分相混合,一方面取得了胜利成为得势者。
#&孙筱则认为今文学派是维新派,其观点是王权专制政治的反映;古文学派是守旧派,其观点是宗法政治的反映,代表了两汉时诸侯王国和豪门世族的要求;今古文之争是汉代各种政治斗争的表现。
略论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
略论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与融合作者：曲宏实来源：《商情》2014年第27期两汉的今古文经历了斗争和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受政治影响很大。
在政治和学术的共同影响下，今古文经走向了统一。
在今古文经的融合中，许慎和郑玄发挥了重要作用，而郑学的出现是汉代传统经学改造和融合最终完成的标志。
两汉今古文之争融合许慎郑学一、斗争西汉哀帝之前立学官五经皆为今文经，当时古文经未出，故“古今文经”名称未立，无所谓争论。
大胆地系统地提出各种古文经《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毛诗》等，要求立学官，以与今文十四博士相抗衡者是刘歆。
但刘歆的建议遭到今文博士抵制，至此始有今古文之争。
就史书记载看，较重要之斗争有四次，第一次发生在西汉末年，其他三次发生在东汉初年。
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刘歆提出为《古文尚书》、《逸礼》、《左氏春秋》、《毛诗》立学官的建议遭到太常博士反对。
刘歆为古文经立博士理由有二：一、今文经因遭秦火而残缺不全，古文经则较完备，可补今文经之缺。
如《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十六篇，又如《礼古经》（古文《逸礼》）比高堂生之《仪礼》多三十九篇（这三十九篇即《逸礼》）；二、古文经较今文经可信。
以《左传》为例，左丘明为孔子同时代人，亲见夫子，好恶与圣人同，而公羊、榖梁等人则在“七十子”之后，传闻之于亲见详略不同，可靠性亦不同。
博士们一方面辩解说今文经是完备的，另一方面攻击古文经是伪造的。
另有一些博士“不肯置对”。
刘歆求助于孔光，孔光亦不肯帮忙，刘歆在一气之下写成一封著名之信《移让太常博士书》（见《汉书·刘歆传》）：“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
”因言辞激烈引起众博士大哗，“诸儒皆怨恨”，当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辞职相抗议，大司空师丹亦大怒，奏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
”刘歆因得罪掌权大臣，恐诛，请出外任。
第一次古今文经学的斗争以古文经失败告终。
直到王莽执政，重用刘歆，扶持古文经学，《古文尚书》、《礼》、《春秋左氏传》、《毛诗》、《易》及《周礼》都立了学官，古文经学才第一次取得合法地位，但“新”朝短命，古文经博士又都随之废除了。
经今古文之争名词解释
经今古文之争是中国清代经学中的重要派别之争。
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本是指经书的文字和篇章结构，并没有什么政治内容。
但到西汉末年，两种经学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东汉的古文经学家贾逵、许慎等认为刘歆将“左氏传”、“毛诗”、“周礼”等归入官学是“颠倒五经”，“离其宗旨”，并指责刘歆“非毁先帝，嫉害圣人”。
东汉末年，郑玄兼采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著《六艺论》批评“今文师说立于学官，而古文之学，至郑犹不绝”。
清初学者黄宗羲、朱权、毛奇龄等都是明末清初的学者，他们反对明末的空疏学风，提倡经世致用。
他们认为，今文经学注重阐发义理，古文经学注重训话名物，两者有互相补充的作用，不应互相攻击。
但是到了康熙后期，清代中叶以后，王阳明学说流派占据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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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卷 第3期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46 No.32006年5月Journal of Hen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May.2006许慎对今文经学的批判与吸纳康国章(安阳师范学院《殷都学刊》编辑部,河南安阳455000)摘 要:许慎以古文经学家的身份,在反对今文经学的斗争中,撰成了《说文解字》,成为批判今文经学的锐利武器。
同时,许慎又以其博大的胸怀,并不完全拘泥于古文经学,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今文经学的成果,为古今文经学的融合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关键词:许慎;经学;《说文解字》中图分类号:I209;H16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242(2006)03-0099-03 收稿日期:2006-02-06 作者简介:康国章(1970-),男,河南商丘人,安阳师范学院《殷都学刊》编辑部副教授。
《说文解字》的形成是基于两汉经学大的学术环境之下的。
许慎是东汉古文经学阵营中最为重要的一员,其《说文解字》是汉代古文经学的结晶,也是与今文经学斗争的有力武器之一,这一论断为大多数学者所公认。
近些年来,不少学者注意到,两汉经学在其发展的历史趋势中,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的斗争经历了由壁垒森严到逐步融合的趋势,这种融合最终完成于东汉的郑玄,而两者融合实肇始于东汉建初四年(79)的“白虎观会议”与那个时期学者对于古、今文经学的兼收与并取,而许慎尤为典范。
关于此说,如寇养厚、杨天宇、王承略、姚文铸等都曾论及。
但许慎对今文经学的批判与融合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许慎在批判今文经学的前提下是如何包容今文经学的,目前尚无人专门论述与总结。
笔者不揣愚陋,试作此探讨。
经学在汉武帝独尊儒术、表彰六经之后,迅速跃居统治思想和正统学术的地位。
伴随着经学的繁荣,出现了古、今文经学两大学派。
古、今文经学的差别不仅体现在文字方面,还体现在解经方式上:今文经学主张阐发圣人的微言大义,强调经世致用,惯以唯心主义的态度去解释经学,进而用来穿凿比附时政,直接为当时的封建统治服务;古文经学视儒家经典为古代史料之书,反对随心所欲地解释经书,他们以出土和传世文献为依据,以恢复古书的本来面貌为目的,主要在语言文字上下功夫,重点解决经籍中的文字训诂等问题。
由于古、今文经学两派所据的材料不同,解经的方式不同,形成了严重的门户之见,从西汉后期至东汉末年,两派之间的斗争持续了将近200年。
在许慎生活的年代之前,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曾发生过三次大的论争:第一次是西汉哀帝时期古文经学家刘歆与今文经博士们之间的论争;第二次是东汉光武帝时期古文经学家陈元与今文经学家范升之间的论争;第三次是东汉章帝时期古文经学大师贾逵与今文经学家李育之间的论争。
一、许慎对今文经学的批判许慎,字叔重,东汉汝南郡召陵(今河南郾城)人。
建初八年(83),贾逵入京讲学;同年,贾逵奉诏授徒。
许慎正是逢此机遇,作为高才生被选为贾逵弟子,潜心研习古文经学。
除《说文解字》外,许慎还撰有《五经异义》,“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
[1]《说文解字》始作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前后历经20余年,至汉安帝建光元年(121)许慎卧病在家,才由其子许冲进上,算得上许慎的呕心沥血之作。
从经学史的角度来看,许慎撰述《说文解字》的目的是为了继承古文经学的衣钵,从而更好地把握、弘扬儒家经义。
许慎之子许冲在《上〈说文解字〉表》中云:“臣父故太尉南阁祭酒慎,本从逵受古学。
盖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据。
今五经之道,昭炳光明;而文字者,其本所由生。
自《周礼》、《汉律》皆当学六书,贯通其意。
恐巧说邪辞使学者疑,慎博问通人,考之于逵,作《说文解字》,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虫虺、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
”[2](P320)许慎自己在《说文解字・叙》中也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
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
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
”[2](P316)可见,许慎作《说文解字》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文字训诂的手段,以阐发“五经之道”。
故此,《说文解字》在说解字义时很多情况下直接引述儒家经义。
[3](P11-12)99《说文解字》的撰述,昭示古文经学与文字训诂学之间的密切关系。
正如王国维所言:“观两汉小学家皆出古学家中,盖可识矣。
原古学家之所以兼小学家者,当缘所传经本多用古文,其解经须得小学之助,其异字亦足供小学之资。
故小学家多出其中。
”[4](P376)从这个角度来看,《说文解字》既集东汉之前文字学之大成,又集两汉古文经学训诂之大成。
贯穿于《说文解字》中的文字学理论“六书”之说,早出于《周礼・地官・保氏》的“六书”,后承于刘歆、郑众等古文经学家的统绪,足见其根基之固。
《说文解字》说解时“博采通人”,其所称的“通人”,古文经学家居多,其引用的汉代名师学说,主要出自于刘歆、张敞、杜林、爰礼、贾逵等古文经学大师。
特别是对于其师贾逵,更是敬重有加,《说文解字》中17次引用贾逵的学说,并称其为贾侍中,[5](P19-20)如《说文解字・象部》:“豫,象之大者。
贾侍中说:‘不害于物’。
从象予声。
”[2](P198)联系到《说文解字》全书共引用各家成说110条,所引贾逵17条,居引各家学说之冠,足见贾逵在许慎心中的地位。
许慎作《说文解字》,显示了古文经学在文字训诂方面的优势和实绩,是古文经学反对今文经学的一种锐利武器。
许慎不仅通过撰述《说文解字》,分析9353个汉字的本义,用实践来反对今文经学对于汉字的随意比附,而且在理论上也对今文经学进行了坚决的批判。
在《说文解字・叙》中,许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今文经学家们的浅见陋识:“俗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旨。
”[2](315)许慎非常厌恶今文经学者浅陋的学风,称之为“俗儒鄙夫”,指责他们随意解经却自以为得圣人微言大义,蔽于浅习而不知博学通识,玩于野言竟不顾文字规律,拘于成见而对古文百般诋毁。
由于今文经师没有古文字的基本概念,竟把秦朝传下来的古隶书当作皇帝时代苍颉所造的文字,所以在分析字形时盲目依隶书字形为本,进而说解经书义理,造成极其荒谬的局面。
如把“长”字据隶书字形说成是“马头人”,把“斗”字说成是“人持十”,把“虫”字曲解为“屈中”,都是非常荒谬可笑的。
这种不良的风气在当时流毒甚深,以至于当时的尉吏讲刑律,也凭着拆析隶书字形来决断刑狱。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叙述了文字发展的历史,总结出文字造字的规律,完善了“六书”理论,以篆书为基本字形,联系“古文”,把所收的9353个字形分成540部,“分别部居,不相杂厕”;许慎更是把“六书”理论贯穿于对9353个汉字的字义说解当中,建立起完备的汉字形音义系统,从根本上打击了今文经师们穿凿附会的解经之弊。
许慎选择用古文经学家所熟知的文字训诂手段与今文经学派进行斗争,可谓是切中了今文经学派的要害,揭穿了今文经学派自欺欺人的伪谬,沉重地打击了今文经学派的气焰,提高了古文经学派的地位,对于古文经学最终压倒今文经学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二、许慎对今文经学成果的吸纳在古、今文经学的斗争中,许慎坚定地站在古文经学阵营之中,但他并不像今文经学家那样偏执一端,而是博采众长,在一定程度上吸纳了今文经学的学术成果。
许慎批判今文经学家“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2](315)自己也从中汲取了教训,打破了狭隘的门户之见,博通群经及今古文经学,对今文经学的包容体现了他作为一代宗师的博大胸怀。
许慎对于今文经学的包容与吸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今文经书及经解的引用鉴于文字训诂与经学的密切关系,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一方面借文字证经书,另一方面用经书考文字。
《说文解字・叙》云:“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左氏》、《论语》、《孝经》皆古学也。
”[2](P316)许慎列出的经书,其中的《易》孟氏就是今文经。
段玉裁指出,许慎所据的《礼》,实际上也是今文经《仪礼》。
《说文解字注》说,当时“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许不言谁氏者,许《礼》学无所主也。
古谓之《礼》,唐以后谓之《仪礼》,不言《记》者,言《礼》以该《记》也”。
[6]在《说文解字》的字义说解中,许慎引用的今文经学派的著作主要有《公羊传》、《谷梁传》、《鲁诗故》、《齐诗故》、《韩诗故》、《五行传》、《春秋繁露》,等等。
对于汉代名师成说的引用,《说文解字》虽多采古文经说,但也兼采董仲舒、京房、欧阳乔、王育等今文经学家的说法。
在很多情况下,许慎所借鉴、吸收的经学之说,有些已很难判然区分古今。
值得注意的是,许慎对于今文经说的引用,多是集中在关乎社会政治、伦理道德问题的一些文字的解释上。
[7]如对于“王”字的解说许慎就引用了董仲舒的说法:“王,天下所归往也。
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
”[2](P9)(二)对于声训方法的采用今文经学的治学方法从整体上来说是荒谬的,但也并非一无是处。
在文字训诂上,今文经学派所广泛使用并得以张扬的声训形式,虽然很多情况下带有牵强附会色彩,但却包含着一定的合理成分。
许慎在与今文经学派作斗争的同时,却能吸纳声训这一释义方法,从而丰富与完善了汉字的释义方式。
《说文解字》中对于声训的使用,可谓比比皆是,但到底占据多大比重,很难作出准确的统计。
(三)对于阴阳谶纬的折衷阴阳谶纬思想在汉代非常盛行,今文经学家更是把它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
尤其是经由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后,阴阳谶纬与儒经融为一体,成为封建统治者维护其社会统治的思想工具。
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整001个汉代的学术思想,无不打上阴阳谶纬的烙印。
作为古文经学大师,许慎在撰述《说文解字》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阴阳谶纬思想的影响。
《说文解字》始一终亥的编撰体例,实际上就是阴阳谶纬思想的体现。
以“一”部开头,意在“惟初太始,道立于一。
造分天地,化成万物”,[2](P7)源自于《易纬》“天本一,而立一为数源”[8](P871)的理论;以“亥”结尾,意在“亥而生子,复从一起”,[2](P314)仍是阴阳循环的易学思想。
在《说文解字》的文字说解中,在涉及阴阳谶纬与政治、伦理道学说的基本概念时,许慎往往放弃学术原则,用今文经学的方法比附阴阳谶纬思想。
如《说文解字・土部》:“土,地之吐生物者也。
二象地之下,地之中,物出形也。
”[2](P286)这种对“土”的解释,实际上出自《春秋纬・元命苞》的“土之为言土也。
子成父道,吐精气以辅也”。
[9](P42)许慎的《说文解字》之所以打上了阴阳谶纬思想的烙印,实为那个时代所致,特别是许慎把文字看成是“经艺之本,王道之始”,[2](P316)出于维护王政,他固然不能无视王政思想支柱的阴阳谶纬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