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中国的影响

在公元1世纪前后，印度佛教开始由西域传入中国。

自从中国有了佛教之后，中国的宗教、哲学、伦理、建筑雕刻、语言文学以及生活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大的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

有关佛教传入中国的各种传说，多将佛描绘成为头顶金光、轻举飞升的神仙。

例如“明帝感梦”的记载即是如此：“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

或曰：…西方有神，名为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金黄色。

‟帝于是遗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

”明帝梦见金人，形象高大，头顶有日月一样的光芒。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表明当时流行的神仙方术在人们头脑中有很深的印象；明帝以此询问群臣，就有人将明帝梦中的形象与佛联系起来，体现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有了比较快的发展。

在哲学方面，佛教哲学的基本点是否认现实世界的存在而设想出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西方极乐世界”。

佛教各派都从不同角度、用不同证据来论证客观世界的虚幻性，同时又千方百计地论证主观精神世界的绝对性，因此佛教哲学属于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

这一种唯心哲学对我国原有的哲学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宋朝时期的朱熹把这一理论渗入到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之中。

佛教的三论宗主张“诸法性空”，又称法性宗、空宗。

该宗以真俗二谛为纲，以“无得正观”为基本思想，认为一切万有都是因缘和合而成，是无自性的，也就是毕竟空无所得，但为引导众生而以假名说有，这就是“中道”。

该宗通过重重否定的“四重二谛”，表明佛所说任何言教不过是权教，只有忘言绝虑才能真正体悟佛说的真理。

而佛教的其它体系还有“性具实相”、“三谛圆融”等等学说，大大丰富了中国的哲学体系。

在宗教方面，佛教输入了新的观念、新的教义，形成了新的教派，而且对道教和儒教也有重大的影响。

佛教作为外来的宗教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受到儒、道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本土传统文化的影响，在与儒、道的交融互动中，最终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化佛教。

佛教以其特有的教义教导人们要空灵、空寂、空无，不要怨怨相报，忍耐人间百般苦，以求西登极乐世界。

另外，佛教以其浩如烟海的宗教文献和其宇宙论及其精密的宗教仪规，大大地扩展了中国人的精神领域。

道教和儒教在很多方面也学习了佛教的一些思想。

而在佛教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内地之时，道教也逐步形成，双方同时面临在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环境中如何传播的问题，造成了佛、道互争高下的局面；魏晋以后，佛教的发展逐渐达到影响整个社会生活的程度，于是导致了思想层面和制度层面上与儒、道的争辩。

西晋道士王浮与僧人帛法祖争辩屡败，遂编造《老子化胡经》以贬损佛教。

它称佛教是老子西行为教化凶顽的胡人而设，这也就是著名的“老子化胡”说；到东晋时佛教方面侧出现了《清净法行经》予以回应，它提出“三圣东行”说，即老子、孔子和颜回分别是佛的三个弟子摩诃迦叶、儒童菩萨、光净菩萨所化现，以证明佛教高于道教。

在其后更是进一步将道教中的伏羲、女娲也看作是宝应声菩萨和宝吉祥菩萨。

《清净法行经》的出现标志着佛教与道教之争的发展，至南北朝时期佛道之争更是激烈。

尽管它们之间的争斗十分激烈，但作为在同一地区发展的宗教，必将趋于融合。

慧远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提出了三点：一是区别了“在家”、“出家”修行所应遵循的不同规范；二是指出了佛教的特点在于“不存身以息患，不顺化以求宗”；三是认为佛儒相互融合、互为补充的根据在于“内外之道可合而明”。

佛教与名教、如来佛与儒家圣人唐尧、孔子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是相互影响，最后的目的和归宿是一致的。

随后，三教逐渐开始融合，在道、儒的书籍上经常出现佛教的专有名词，并且接受佛教上的众神。

在西汉时期，儒家的董仲舒对儒家文化进行改造，就是吸收了一部份的佛教思想进行改造，从而将儒教改造成为中国第一大教，成为中国的正统；在宋朝时期，名儒朱熹再次吸收包括佛教在内的思想将儒教进行改造，确保了儒教的统治地位。

就这样，佛教和道教、儒教再也不是绝对独立的宗教，而是相互融合，相互发展。

慧远直接将儒家的“忠”、“孝”引为佛教信徒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是故悦释迦之风者，则先奉亲而敬君；变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顺动。

若君亲有疑，则退求其志，以俟同悟。

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资生、助王化于治道者也。

论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故位夫内外之分，以明在三之志。

”在家信佛者，首先应当伺奉双亲，礼敬国君；想要出家修行者，必须等待君亲的同意，遵行他们的意愿而后行。

这也表明了佛教顺从儒家的统治地位。

在伦理方面，佛教加强了中国人传统道德的若干特点，包括仁慈及重视人命在内，并且使这些特有的德性更进一步，而力主重视一切有生命之物。

所有中国的教派和学派，诚然都是劝导我们应该仁慈及爱好和平。

但每一学派都有一种显著的人性上的缺点。

在佛教进入中国之前，孟子是被认为唯一感到杀生是一件残忍的事情的人，但是孟子也并不弃绝肉食，这样他只能提出一个“君子远庖厨”的主张来杜绝杀生，有点像“掩耳盗铃”的作法。

然而，自从佛教传入了中国，中国的伦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在杀生这一方面，佛教主张众生平等，万物皆生命，认为杀生不仅是一件不人道的事情，更是神所不允许的事。

在佛教的经文上留传着这样的一个故事，佛陀遇见老鹰猎食，因不忍老鹰吃掉兔子而从自己身上割肉喂鹰，以致身死，而终不悔。

要这样的一则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佛是宁可牺牲自我，也不愿看到其它生命的流失，由此可见，佛的教义是怜惜生命的。

在建筑雕刻方面，佛教的影响特别显著。

从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出现了完全源自印度的宝塔，并且随处可见。

在佛教未传入之前，我们是从来都没有这东西的，它是由印度的圆顶宝塔略加修改而成。

这一种建筑形式，大大的增加了我们山川景色的自然之美。

如佛教四大名山：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和浙江普陀山；山东省长清县灵岩寺、浙江省天台县国清寺、湖北省当阳市玉泉寺和南京市栖霞；三大石窟艺术：云冈、敦煌、龙门三处规模最大的石窟。

另外，在雕刻方面，中国古代只有石刻，在佛教未传入中国之前是没有立体的雕刻的，而佛教在这一方面却带来了立方体的雕刻。

这一种立方体的雕刻首先出现在宗庙之中，随后出现在人民百姓的生活之中，如桥上的浮雕，生活饰品的雕刻等等。

在语言文学方面，中国文字没有字母，而是属于象形性，在某一些方面造成非常的不便。

当佛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之后，他们设法以他们自己的文字来解决我们的困难，从而发明了一种应用字母的方法。

虽然它是很粗率而并未产生十分令人满意的结果，但他们藉所谓起首字母和末尾字母所作的语音分析，其后成为中国的语言文学的一部份，它并为我们作进一步的实验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另外，佛教丰富了我们的日常用语，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成语、俗语、谚语和惯用语。

如“一尘不染”，佛家把色、声、香、味、触、法叫做“六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无事不登三宝殿“、“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庙小菩萨大”、“临时抱佛脚”、“不见真佛不烧香”等等。

在生活方面，宽大的僧衣、精美的素食和各种各样的故事丰富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使得我们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

佛教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可以捉到其中的影子。

佛教的传入，使得中国的各行各业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得中国的信仰有了更多的选择，同时也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上更添一分色彩。

自魏晋南北朝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和发展，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是灿烂中华文明总宝库中光彩夺目的瑰宝，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佛教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其千古独步的思想体系对中华哲学思想体系的影响方面。

凡要影响社会、在思想界引起关注，外来文化必须在本地文化中寻找到一个共振频，以此作为契入点，例如支娄迦谶所译传的《道行般若经》之所以会在中国社会引起比安世高所译传的数息禅法更为强烈的影响，并在以后一个时期由支谦、竺叔兰、竺法护等对《般若经》一译再译，且形成颇具影响的“七家七宗”，其根本原因是他们弘传的“性空”说与魏晋玄学中的“本无”和“贵无”之说相近，形成了互补关系。

宋明理学虽标榜不好释氏之学，但在朱熹、王阳明等人的学说中，处处可见佛学的影子。

王阳明所倡导的“心外无物”之说，几乎是佛教“一切唯心所造”说的抄袭版。

佛教传入中国后，不仅对道教、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产生了重要的渗透作用，而且在隋唐时朝，各宗并畅，构建了富有中国独特色彩的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力主“心性本净”和“心性本觉”，一转印度佛教“心性本寂”的强烈出世倾向，将出世与入世的关系放在了不即不离的恰当位置，为中国士大夫阶级提供了平衡儒家“修齐治平”与道家“遁迹出世”的思想依据。

同时，也为近代人生佛教，特别是“以出世心态行入世之道”准备了理论基础。

近代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思想家，无论是章太炎、谭嗣同，还是康有为、梁启超，都不约而同地在佛教思想宝库中觅到构建学说的养料。

这一切无不说明佛教思想体系对中华哲学思想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

如今只要是有志于研究考察中国哲学思想者，就必须研究中国佛教思想，否则必定是有缺陷的、不完整的，甚至是无法把握和探究的。

佛教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又表现在其对民众心理构成的规范方面。

佛教初传中国，其传播的范围主要是在王室及主要权臣（如汉明帝之弟楚王刘英），以及有文化的知识阶层，包括士大夫及其出身于士大夫家庭的僧人。

其中，士大夫阶级起了中坚骨干作用。

而王室及权臣则起到了扶持、宣传佛教，扩大佛教在社会上的影响之作用。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表现为政府行为的王室佛教和表现为社会行为的士大夫佛教，与外来的佛教形成互动关系，推动了佛教得以扎根于中国社会文化的同化过程，并同时共同推动了民间社会对信仰的理解，导致了具有极强生命力的民众佛教的兴起与发展。

只要深入考察佛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重新认识佛教在中国的历史演变，不难发现，民众佛教是维持佛教在中国社会延续和弘传的真正基础。

因为，民众佛教以渗入国人民俗之中的佛教（近来学术界有称此为“民俗佛教”的），以及佛教的仪式、禁忌、节日等本身转化为民俗，规范了民众的心理构成，国人虽未形成全民信教的局面，但民俗影响所致，在封闭、滞粘的农业社会中，却具有全民性。

因此，尽管“三武一宗”的灭法来势凶猛，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也不同，有对佛教采取钳制和限止政策的，而其打击的结果，受到重创的是王室佛教和士大夫佛教。

至于民众佛教，由于受民俗的保护，则表现为极强的韧性。

这也是唐代武宗会昌年间灭佛之后，士大夫佛教一蹶不振，日益式微，而民众佛教却仍然发展如故的真正原因。

赵宋以后，尤其是明清两代，民众佛教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诸多民俗的重要依据。

“家家弥陀、户户观音”是当时佛教在民间流行的生动写照，各宗各派的道场殊途同归，儒释道三家合流，以及寺院经忏兴旺、频繁启建水陆，这一切无疑折射出民众的信仰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