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
民国时期《大公报》三巨头
民国时期《大公报》三巨头◊王小梅《大公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张颇 有影响的报纸。
它创刊于1902年，“文 革”开始后不久停刊。
本文所说的《大公 报》，指民国时期的《大公报》，即1926年以后新记公司接办的《大公报》。
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是接办的主 力，社内社外视为《大公报》的三巨头。
1926年，英敛之（英若诚的祖父）创 办的天津《大公报》难以为继，决定停 刊。
早有建立新闻托拉斯设想的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组建新记公司盘购，股本总额5万元，由吴鼎昌一人投资，胡、张作为人力股，不负盈亏。
当时发行量不 足2000^，每月亏损4000多元；次年5月发 行6000份，收支才得平衡。
此后，三巨头 锐意经营，《大公报》声誉日隆。
吴鼎昌（ 1884—1950),字达铨，青 年时留学日本，辛亥前中商科进士，任翰 林院检讨，以后从事经济工作，成为金融 界知名人士。
盘购天津《大公报》时，他是盐业银行总经理兼“小四行”联合机构 主席（“小四行”指盐业、中南、大陆、金城四家银行，以与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行相区别）。
作为新记《大公报》社长，他白天主持金融业务，晚上与胡、张议时局，写社评。
他们三位一体，大事 共同商定，小事各负其责，自行作主。
以社评为例，论财政者多吴氏手笔，论外交 者多为胡氏之作，论内政者又多出张氏之 手。
张季鸾写得最多，但社评主要论点实 为三人讨论结果。
他们三人还订立君子协 定，三年内不兼任政治上有酬的职务。
这 与《大公报》续刊时公开提出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主张和道德准 则有关。
不过吴鼎昌本人是国民党员，与 胡、张不同。
1935年底，吴弃商从政，继 陈公博为实业部长，便辞去《大公报》社 长之职。
1948年底，作为总统府秘书长，他登报声明辞去董事，与《大公报》脱离 一切关系。
应该提到的是，抗战胜利后，建议蒋介石邀约毛泽东到重庆谈判的，就 有吴鼎昌。
国民党政府崩溃前，吴看出蒋 有意抛弃他，赶紧辞职，到香港做了寓 公，直至195_8月逝世。
百年《大公报》研究综述
第9卷第7期Vol.9 No.799百年《大公报》研究综述涂嘉瑜 罗新澔（广西大学，广西 南宁 530003）摘 要： 《大公报》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报纸，极具研究价值。
笔者对于百年《大公报》的历史演进过程以及学者对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不同专题的研究进行了学术史回顾，总结了学术界对《大公报》的研究成果，以期帮助后人更好地了解这份我国发行时间最长的报纸。
关键词： 《大公报》；学术史；社会发展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18）07-0099-01一、《大公报》简介《大公报》于1902年由英敛之在天津创刊，是我国发行时间最长的报纸，是我国近百年社会发展的缩影。
自创刊之日起，其就以“反奸官误国，又反帝国主义入侵”的鲜明立场著称，以“文人论证”为主要特征，始终以爱国主义作为自己办报的宗旨。
无论是对新闻出版史，还是对近代社会的研究，均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学术文献回顾（一）专著1992年以来，有关《大公报》报史的专著，有周雨的《大公报史》，还有方蒙主编的《大公报与现代中国》。
吴廷俊所著的《新记〈大公报〉史稿》和《新记大公报史事编年》主要研究了新记公司时期的《大公报》的政治倾向、业务和言论，并纠正了之前对《大公报》研究的一些偏颇，可谓严谨深刻。
贾晓慧的《〈大公报〉新论》以《大公报》天津版时期作为研究对象。
任桐所著的《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政治改良言论评述（1927-1937）》考察了1927至1937年这一时段《大公报》的言论导向。
侯杰所著的《〈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则选取中国近代历史时期，研究社会文化于《大公报》上体现出来的特征与变化。
王芝琛所著的《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则详尽地描述了《大公报》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情况。
（二）关于《大公报》的细化研究近年来，报刊史是学界研究的一个热门领域。
除了对《大公报》展现出来的新闻特点和政治态度进行深度分析和综论性研究外，还有分时间、分专题、分领域的细化研究，且研究成果几乎涵盖了各个方面。
大公报
大公报四不方针体现了大公报的自由主义精神，实质当然也是这个，媒体人要坚持自由主义理念，保持客观公正的独立立场。
至于意义，它的自由主义精神昭示着媒体人的真正价值所在，作为媒体人都应该像大公报一样，公正客观地坚守媒体人的良知，告诉世人真相。
第一不党。
党非可鄙之辞。
各国皆有党，亦皆有党报。
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
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今者土崩瓦解，国且不国，吾人安有中立袖手之余地？而各党系皆中国之人，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
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勉附清议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区区之愿，在于是矣。
第二不卖。
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
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
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第三不私。
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所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
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第四不盲。
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
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
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这一所谓四不方针，是具有百年历史的《大公报》之最终的办报宗旨。
之所以说是最终的办报宗旨，是因为创刊于1902年的《大公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不是很自由主义的，那时的大公报，也称不上是新型报纸。
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手老大公报，创办新记大公报，从那时候起，大公报开始创造和秉承了自由主义之精神。
《大公报》的主办者三人，似有双重性。
既承继了汉、明士子的遗绪，本身又是留洋学生。
身上的旧传统与近代的新思想兼而有之，应说是“半新半旧”、“既新也旧”的人物。
他们实是半个“帝王师”加半个新报人，所办的报纸，也是一种新旧交替过程中的过渡性“公共物品”。
抗日战争期间《大公报》篇目索引
13 日
14 日
论东京御前会议
国家战时军治化
,
15 日 16 日
今后的国家教育 建国与E 国
吴其昌
z
1 日 2 日 3 日 4 日 5 日 6 日
月
7 日 8 日 9 日 10 日 11 日
知彼知己
反侵略运动
新加坡的会操
保护难民的迫切问题 悲愧奋力② 三论川事
中国青年
英美日海军问题
难民伤兵 敌军纪律问题之本质观
23 日
24 日
特别对英美政府一言
中国与德义③·
勉空军将士
8 日
9 日
10 日
美国声明日本违反两公约
论北线战事
国庆之辞
25 日
沪战形势的说明
11 日
天空轰炸平民问题 一一从国际法上观察天空轰 炸平民之非法 陶描
26 日
27 日
28 日
全国更需要切实团结
勉北战场各军
沪局与国民的觉悟
12 日 13 日
14 日
之志趣>>，载 1926 年 9 月 1 日天津版《大公报衍。 抗战期间， <<大公报》也象当时中国其他各项事业一样，饱尝了战争 的创痛，"颠沛流离，随倒随迁，随起随建，亘逾八年，. ( <<大公报八年
来的社难)) ，载 1946 年 7 月 7 日上海版《大公报>> ) ，先后发行有天津、上
海、武汉、香港、重庆、桂林等版。本目录索引只选取了《大公报》在
翻检之苦，提供一个参考利用的工具。
1937 年(天津版)
7
1 日
2 日
月
3 日 彻查投机之发展
本报科学奖金征文揭晓②
大公报
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大公报》大力宣传国家方针政策，报道 祖国建设伟大成就。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公报》为香港的平稳过渡、顺利 回归发挥了舆论先导作用。 香港回归后，《大公报》与港人同呼吸、共命运，忠实地 记录了“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为香港繁荣稳定作出了 积极贡献。
经 营 模 式
抗战时期
七七事变后，《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 天津版、上海版分别于1937年8月5日、12月14日停刊。抗战期间， 《大公报》辗转迁徙，财产损失严重，但由于经营管理得法，报馆依 旧获得长足发展，渝版、港版、桂版一度同时发行，在规模和舆论影 响力上，国内报纸难望其项背。
英敛之强烈反对清政府压制言论的做法，一再发表文字，争取新 闻自由
。 在呼吁新闻自由的同时，也公开痛斥不良报纸，报人和报风，提倡新闻道德 一曰真实，二曰正直，三曰公平
----辛亥革命时期
创刊时的《大公报》为书版式，用国产毛边纸单面印刷，日 出8个小版块。 栏目：除了邸抄，上谕，论说，时事要闻、中外近事等栏目 每天都有外，其他如，附件，录件、译件等栏目不定期出现， 这样使得版面丰富灵活。 大公报屡次改版力图精益求精。就1905年而言，该报就有过 大小两次版面改革。1916年元旦开始，大公报使用白报纸两 面印刷，向现代报刊方向又迈进了一步。
真 正 的 新 闻 纸
以多从 论种一 说多开 最样始 为：就 重如十 要言分 ，论重 相、视 当闲评 于评论 今、工 日附作 的件， 论等评 社等论 。，形 其式 中也
代 表 报 纸 风 格 的 评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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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大公报》张季鸾“四不”方针于当下报业之启示
主要参考书目：《张季鸾与〈大公报〉》王润泽《传媒“乱象"与“把关”》周建青2010《新记〈大公报〉四不主义”办报方针及其现实意义》程正团2010浅谈《大公报》张季鸾“四不”方针于当下报业之启示公共管理学院本科一年级岑芳园2011200491 我国报刊业历经了一段困难重重的发展之路，它“起源于1815年传教士创办第一批中文报刊”①，19世纪50年代起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创办国人自己的报纸……而到了如今21世纪，一个媒体狂欢信息爆炸资讯过剩的时代，虽然受到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冲击．报纸依旧有着其不可替代的存在重要性和必要性，仍然是阅读率最高的文字媒体。
（据09年中第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②）显而易见，社会的进步，经济的腾飞，科技的发展为报业提供了更充足的资金，更多的专业人才，更现代的运作模式，更先进的印刷技术，更广大的受众，更宽松的舆论环境……但此刻的我们是否已经真正享受到了精神文化世界的飨宴？很遗憾，答案是否定的。
与报纸业在物质方面发展的饕餮大餐相比，精神领域的我们食不果腹，头脑空空。
文化快餐时代，报纸似乎也不可避免感染了某些令人诟病的症状。
在报纸上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耸人听闻喧嚣浮夸的标题，越来越空洞无物俗不可言的内容，猎奇炫富成为一种受人追捧的风尚，庸俗媚俗低俗化正在一路高歌猛进，夸大其词虚构捏造已不足为奇，“白纸黑字”都须得再三思量。
在报纸热衷于铺天盖地报道名人隐私社会晦暗来满足人们阴暗的窥探心理的时候（“艳照门”事件可谓典型），缺乏清醒的头脑和冷静的思索，只知盲目地追逐所谓热点爆点来哗众取宠的时候（如“华南虎照”事件之纷扬），甚至记者丧失职业操守收受金钱沦为企业大亨高位权贵者的发声工具的时候（河北蔚县矿难竟有10余名记者收取封口费）……夸耀现代报业在设备上的先进，销量的惊人数字诸如此类已经毫无意义，因为，以把自己卖出去为根本目标的报纸同时出卖的还有自己的灵魂，而以金钱、地位和名气为职业生存目的的报人也已不再具备存在的真正价值。
大公报
“大公报"，注意反映下层社会的疾苦。
因主张变法维新﹐《大公报》遂在北 方言论界初露头角。《大公报》突出 新闻特性﹐编排醒目美观﹐注重培养 人才。尤其是社评﹐力求言之有物﹐ 见解独特﹐对时政有所批评﹐很快名 闻国内﹐《大公报》也一跃成为全国 最著名的报纸和舆论界的代表之一。
“四不”方针
1948年后因立场有所改变受到当局 迫害，重庆版一度被强行接收。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公报》重庆 版、上海版先后停刊。天津版改名 《进步日报》，旋又恢复原名，迁至 北京出版，主要报导财政经济和国际 问题，1966年9月10日停刊。香港版 出版至今。2013年4月18日香港大公 报刊登的《北京的哥奇遇：习总书记 坐上了我的车》一文，经核实，此报 道为虚假新闻。
早期 大公报创刊号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首次 出版，其创办人是英敛之（同时也是辅仁大学倡 议者之一， 《大公报》属清末保皇党）。英敛之在创刊号上 发表《<大公报>序》，说明报纸取大公一名为 “忘己之为大，无私之谓公”，办报宗旨是“开 风气，牗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 英敛之主持《大公报》十年，政治上主张君主立 宪，变法维新，以敢议论朝政，反对袁世凯著称， 成为华北地区引人注目的大型日报。 创刊时的大公报一直是书册式，一个整版直排， 分上下两栏，栏之间留一空白，每栏都加了边框， 对折以后即可装订成册(右图所示)。
国共内战时期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着手停刊各版的 复刊工作。1945年11月1日、12月1日，上 海版和天津版相继复刊。1946年元旦，在 上海成立大公报社总管理处。总管前主笔 张季鸾 理处由总经理胡政之主持，总揽各馆。
基本介绍
清末﹑民国时期著名日报之一。1902年 6月17日满族正红旗人英华在天津法租界 创刊保皇派报纸，创办人英敛之﹐富商 王祝三(郅隆)为主要经济资助人。该报有 代派处65个，除国内大中城市外，在南 洋、美洲、日本等地也有代销点。日印 四、五千份，是当时华北地区一份最引 人注意的大型报纸。
简要评述新记《大公报》的办报方针。
简要评述新记《大公报》的办报方针。
《大公报》是早期中国重要的报刊之一，创办于1902年。
它的办报方针可以简要概括如下：
1.主张立宪政治：《大公报》主张建立宪政制度，推动政治
改革和民主发展。
它在报纸中倡导法治、民主和人权观念，呼吁实现政治体制的改革和社会进步。
2.反对封建社会：《大公报》积极批判封建社会的保守观念
和制度，呼吁推翻封建统治，倡导平等自由的现代社会。
它报道社会不公和封建压迫现象，揭露社会问题，推动社
会改革。
3.积极推广现代科学知识：《大公报》重视科学知识的普及
和宣传，通过报道科学发展、技术进步，向读者传递现代
科学的思想和观念。
它呼吁推动科学教育和知识的普及，
提升国家和社会的整体素质。
4.倡导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大公报》关注社会进步和文
化发展，报道新思潮、文化变革和文学艺术成就。
它倡导
开放包容的文化观念，推动文艺创作和文化繁荣，为社会
发展和民族复兴奠定了文化基础。
《大公报》以其立宪政治的主张、反对封建压迫的态度以及对科学知识和文化的推广，成为新时代精英的声音和窗口。
它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起到了积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和思想启示，塑造了中国现代新闻媒体的典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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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
评价：
《大公报》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它创刊于1902年。
它是一种民间报纸，在历次政治事件中都有明显的观点和态度。
它的政论闻名报界，其社论是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史料。
一百多年来，《大公报》以“坚持宣传正义声音”为宗旨，以立论中肯、报道详实为特色，在国际上建立了良好声誉。
历史：
清末，由英敛之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创办。
其办报宗旨是“开风气，牗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
”英敛之主持《大公报》十年，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变法维新，以敢议论朝政，反对袁世凯著称，成为华北地区引人注目的大型日报。
民国，王郅隆接收了《大公报》，之后聘请胡政之担任主笔兼经理，随后他就对《大公报》的版面进行了改革。
新文化运动期间，胡政之在主政时掌管言论，在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大公报》发表过不少有分量的文章。
1926年—1949年期间是大公报最辉煌的时期，即所谓“新记”大公报时期，“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最为出名。
张季鸾、胡政之等优秀报
行，《大公报》正式成为一张名副其实的全国大报。
抗战时期，七七事变后，天津、上海相继陷落。
《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天津版、上海版分别于1937年8月5日、12月14日停刊。
1941年4月，《大公报》收到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来函，被认为是“《大公报》刊行悠久，代表中国报纸。
”“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
”“《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
”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获得最佳报纸称号(密苏里新闻学院奖是新闻界内很高的荣誉，先前亚洲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时报》得到过这个殊荣)。
当日重庆新闻界隆重集会，以示庆贺；《大公报》发表《本社同人的声明》，概括《大公报》的成功经验为“文人论政”和“商业经营”。
二次国共内战时期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着手停刊各版的复刊工作。
1945年11月1日、12月1日，上海版和天津版相继复刊。
1946年元旦，在上海成立大公报社总管理
处。
1948年3月15日，香港版复刊。
言论方面，基本上是呼吁和平，反对内战。
对中共，发表《质中共》等社评，受到《新华日报》抨击，称其“小骂大帮忙”，是“法西斯帮凶”。
对国民党，不满和抗议其镇压学生运动和实行文化专制政策，国民党《中央日报》称王芸生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发起“三查王芸生运动”。
在国共争夺权力的白热化时期，大公报发表《自由主义者的信念》社论，主张中国走“第三条道路”，“文人论政”的大公报处境尴尬。
1948年11月10日，港版发表《和平无望》，宣布改变立场，开始左转。
新中国成立后
《大公报》在中共领导下，在香港继续出版发行。
与《香港商报》、《文汇报》构成香港左派（中资背景）报纸的阵地。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大公报》经过公私合营，在其基础上创办《重庆日报》，成为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
天津《大公报》改组，由毛泽东亲自易名为《进步日报》，归天津市委宣传部领导。
上海《大公报》归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最初未作大的调整。
1953年1月1日，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迁京，报名仍叫《大公报》，作为全国性报纸，报道分工是国际新闻和财经政策。
"
“文革”中，《大公报》于1966年9月14日停刊，改名为《前进报》，但是只办了103天，也停刊了。
20世纪60年代初，《大公报》作为新中国财经战线专业报，创办一个周刊作为经济理论研讨的园地，刊名定为《经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