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的办报理念和办报特色
大公报
大公报四不方针体现了大公报的自由主义精神，实质当然也是这个，媒体人要坚持自由主义理念，保持客观公正的独立立场。
至于意义，它的自由主义精神昭示着媒体人的真正价值所在，作为媒体人都应该像大公报一样，公正客观地坚守媒体人的良知，告诉世人真相。
第一不党。
党非可鄙之辞。
各国皆有党，亦皆有党报。
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
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今者土崩瓦解，国且不国，吾人安有中立袖手之余地？而各党系皆中国之人，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
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
勉附清议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区区之愿，在于是矣。
第二不卖。
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
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
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第三不私。
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所固有之职务外，并无私图。
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第四不盲。
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
夫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
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这一所谓四不方针，是具有百年历史的《大公报》之最终的办报宗旨。
之所以说是最终的办报宗旨，是因为创刊于1902年的《大公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还不是很自由主义的，那时的大公报，也称不上是新型报纸。
1926年，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接手老大公报，创办新记大公报，从那时候起，大公报开始创造和秉承了自由主义之精神。
《大公报》的主办者三人，似有双重性。
既承继了汉、明士子的遗绪，本身又是留洋学生。
身上的旧传统与近代的新思想兼而有之，应说是“半新半旧”、“既新也旧”的人物。
他们实是半个“帝王师”加半个新报人，所办的报纸，也是一种新旧交替过程中的过渡性“公共物品”。
简要评述新记《大公报》的办报方针。
简要评述新记《大公报》的办报方针。
新记《大公报》的办报方针可以总结为“客观、公正、独立、
负责的守望者”。
首先，新记《大公报》追求客观性，努力提供准确、真实的新闻报道。
在报道过程中，严格遵循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如实际情况、真相以及各方观点的平衡呈现。
通过客观的报道方式，新记《大公报》致力于为读者提供全面的信息。
其次，新记《大公报》强调公正性，确保报道不偏不倚。
无论新闻事件涉及到何方利益，新记《大公报》都力求遵循公正原则，不偏袒任何一方。
通过坚持公正，新记《大公报》体现了对新闻报道的职业道德和责任感。
第三，新记《大公报》追求独立性，保持独立的立场和观点。
不受任何政治、商业或个人势力的干涉，新记《大公报》致力于保持独立的思考和判断力。
这样的独立性使得新记《大公报》能够提供不受影响的报道和评论，为读者提供独立的观点。
最后，新记《大公报》强调负责性，对社会和读者负有责任。
在新闻报道中，新记《大公报》注重社会效益和公共利益，积极承担起守望者的责任，为社会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观点，引导公众对重大问题进行思考和辨别。
综上所述，新记《大公报》的办报方针体现了客观、公正、独立和负责的守望者精神，致力于提供客观真实的新闻报道和独立的观点分析，为社会和读者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申报》《大公报》比较分析
《大公报》与《申报》的新闻理念分析《大公报》与《申报》是近代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两大报纸。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百年老报《大公报》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侧影，它以一张民营报纸的超然姿态，秉持民间立场，祈望以新闻舆论影响中国社会进程，并由此形成自己的办报风格，其中尤以“文人论政”最为典型。
同样是百年老报的《申报》其办报实践较为明显地体现了自由主义及新闻专业主义新闻理念。
文人论证与新闻专业理念看似不同，但都是发挥报纸舆论监督作用的重要手段，其目的都是启迪民智，监督政府从而使社会更加民主繁荣。
这对今天的报业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大公报》的文人论证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时代始于1895年，此时的中国社会发生诸多方面的制度性突破，其中现代报业的兴起是一个标志性的大事。
《大公报》适逢其时，于1902年6月17日创办于天津，直接参与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
《大公报》并不以简单发布“消息”为满足，它始终抱有一理想，即“形成真正之舆论”，而真正的舆论，必须“集全国最高智识之权威，而辩论，而研究之；最后锻炼而成之结晶体，始为舆论。
”《大公报》践履这一理想的手段之一，就是倡导“文人论政”。
所谓的“文人论证”，《大公报》在1940年5月10日的社评里道出其中精义：“今日中国知识文化中心之一的上层知识分子，必须脱去沉默旁观态度，坚握当前的政治责任，发为声音，造成独立健全的舆论，方能与政治相辅相成，并轨前进”，这段话提示《大公报》追求两方面的主张：第一，文人（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感；第二，舆论的独立健全。
第一方面指示，《大公报》以文人的社会参与为舆论基础，而实际也形成一个文人圈子为其提供舆论资源；第二方面指示，《大公报》始终怀抱新闻自由主义期待，而实际上这种期待尽管略显尴尬，但毕竟造就了它的舆论品格，使其享誉报林。
2、《申报》的自由主义与新闻专业主义在早期的新闻学中，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是作为同义语来使用的。
大公报
大公报评价：《大公报》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它创刊于1902年。
它是一种民间报纸，在历次政治事件中都有明显的观点和态度。
它的政论闻名报界，其社论是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重要史料。
一百多年来，《大公报》以“坚持宣传正义声音”为宗旨，以立论中肯、报道详实为特色，在国际上建立了良好声誉。
历史：清末，由英敛之于1902年6月17日在天津法租界创办。
其办报宗旨是“开风气，牗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
”英敛之主持《大公报》十年，政治上主张君主立宪，变法维新，以敢议论朝政，反对袁世凯著称，成为华北地区引人注目的大型日报。
民国，王郅隆接收了《大公报》，之后聘请胡政之担任主笔兼经理，随后他就对《大公报》的版面进行了改革。
新文化运动期间，胡政之在主政时掌管言论，在张勋复辟、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大公报》发表过不少有分量的文章。
1926年—1949年期间是大公报最辉煌的时期，即所谓“新记”大公报时期，“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最为出名。
张季鸾、胡政之等优秀报行，《大公报》正式成为一张名副其实的全国大报。
抗战时期，七七事变后，天津、上海相继陷落。
《大公报》力主抗战，表示“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天津版、上海版分别于1937年8月5日、12月14日停刊。
1941年4月，《大公报》收到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来函，被认为是“《大公报》刊行悠久，代表中国报纸。
”“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
”“《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
”这是中国报纸第一次获得最佳报纸称号(密苏里新闻学院奖是新闻界内很高的荣誉，先前亚洲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时报》得到过这个殊荣)。
当日重庆新闻界隆重集会，以示庆贺；《大公报》发表《本社同人的声明》，概括《大公报》的成功经验为“文人论政”和“商业经营”。
简要评述新记《大公报》的办报方针。
简要评述新记《大公报》的办报方针。
《大公报》是早期中国重要的报刊之一，创办于1902年。
它的办报方针可以简要概括如下：
1.主张立宪政治：《大公报》主张建立宪政制度，推动政治
改革和民主发展。
它在报纸中倡导法治、民主和人权观念，呼吁实现政治体制的改革和社会进步。
2.反对封建社会：《大公报》积极批判封建社会的保守观念
和制度，呼吁推翻封建统治，倡导平等自由的现代社会。
它报道社会不公和封建压迫现象，揭露社会问题，推动社
会改革。
3.积极推广现代科学知识：《大公报》重视科学知识的普及
和宣传，通过报道科学发展、技术进步，向读者传递现代
科学的思想和观念。
它呼吁推动科学教育和知识的普及，
提升国家和社会的整体素质。
4.倡导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大公报》关注社会进步和文
化发展，报道新思潮、文化变革和文学艺术成就。
它倡导
开放包容的文化观念，推动文艺创作和文化繁荣，为社会
发展和民族复兴奠定了文化基础。
《大公报》以其立宪政治的主张、反对封建压迫的态度以及对科学知识和文化的推广，成为新时代精英的声音和窗口。
它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起到了积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为广大读者提供了开阔的视野和思想启示，塑造了中国现代新闻媒体的典
范。
新记《大公报》：闪烁新闻专业主义光芒的中国近代报刊先行者
新记《大公报》：闪烁新闻专业主义光芒的中国近代报刊先行者作者：王夏露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2期摘要：新记《大公报》的办报理念和实践一方面闪烁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光芒，主要体现为：“国家公器”的媒体功能定位；“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宗旨；“职业报人”的从业者角色定位；“充实而精粹”的新闻报道和“勇敢而锋利”的社评；“服务公众”的服务意识。
另一方面它与严格意义上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存在差距。
关键词：新记《大公报》；新闻专业主义；办报理念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2-0190-02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于1926年在天津成立“新记公司”，接办《大公报》，提倡“文人论政”，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史称“新记《大公报》”。
新记《大公报》致力于新闻客观、言论公正、经营独立，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独特的办报理念。
虽然“新闻专业主义”概念是一个“舶来品”，新记《大公报》的主持人也从来没有把自己独特的办报理念表述为“新闻专业主义”，但从今天新闻专业主义的定义来看，新记《大公报》的办报实践和理念与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有着很多共通之处，新记《大公报》的办报理念和具体实践闪烁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光芒。
一、“國家公器”的媒体功能定位新闻专业主义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新闻媒介是社会公器，必须为公众服务，其从业人员必须承担起社会责任。
新记《大公报》续刊之初就把自己定位于“国家公器”，以此区别于完全着眼于“宣传”的政党报纸和完全着眼于“赚钱”的商业性报纸。
胡政之在《在重庆对编辑工作人员的讲话》中指出：“自我们接办了《大公报》以后，替中国报界辟了一条新路径。
”[1]胡政之认为中国报人办报多是两种目的，一种是商业性质的，与政治没有多少联系，主要以赚钱为目的，以不问政治为标榜；另一种是政治性质的，与政治联系紧密，办报人的办报目的就是通过报纸为某一党派进行政治宣传。
《大公报》《泰晤士报》辛亥革命报道对比分析
媒介观察130 新闻研究导刊 Journal of News Research一、辛亥革命发生的历史背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进一步加深，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加剧，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横征暴敛，促使阶级矛盾空前激化。
同时，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壮大并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迅猛传播，并推动民主革命运动的到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爆发起义，随后在全国各地都爆发了革命。
二、研究意义辛亥革命作为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伟大的历史性变革，成功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
报纸作为时代的记录者，从报纸入手研究这段历史对深刻认识辛亥革命有重要意义。
清末时期报纸的发展已具有一定规模，报纸成为文人议论朝政的一大阵地。
与此同时，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对中国的政治事务格外关注，报纸成为他们在华引导舆论的主要方式。
分析和比较中外媒体对辛亥革命的报道文本，能用更全面的视角去解析这段历史，为后人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些许有价值的参考。
三、《大公报》与《泰晤士报》的概况（一）《大公报》的概况《大公报》由英敛之于1902年在天津创刊，在创刊号上英敛之发表的《〈大公报〉序》中，说明了报纸“大公”一名意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办报宗旨是“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
由此奠定了《大公报》“以公正之心来启迪百姓，评击时弊”［1］的言论立场。
《大公报》一直以来以“敢言”著称，言论激切，成了“清末华北地区最重要的大型中文报纸”。
作为《大公报》主笔的英敛之，曾经是康梁维新改良运动的一分子，一直坚持保皇立宪，从1902年《大公报》创刊一直到1912年都由他主持，《大公报》俨然已经成为英敛之发表政治言论的重要阵地。
（二）《泰晤士报》的概况《泰晤士报》作为英国一份极负盛名的报纸，曾一度是发行量最高的报纸，在国际上影响深远。
桂林版《大公报》抗战舆论宣传特色及其影响
《大公报》是近代新闻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华文报纸，学界早已充分关注，其历史价值一直以来都是新闻史学界研究的热门课题。
桂林版《大公报》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这份报纸在国共两党合作的大背景下，充分利用桂林独特的政治生态和新闻环境，以“国家利益”为宣传理念，敢于开展舆论监督，积极发表抗战言论，在中国的新闻事业史上，特别是抗战新闻事业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多年来，关于《大公报》的新闻史研究，天津版、上海版、重庆版和香港版都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然而，围绕桂林版《大公报》的相关研究却相对匮乏和滞后，留下的学术空白较多。
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料整理和个别相关性问题的探讨上。
多年来，笔者已围绕桂林版《大公报》的新闻通讯、言论、副刊、广告经营和报人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分析，归纳总结出了它们各自的特点和成因，形成了《〈大公报〉（桂林版）言论选题及其特色》《抗战时期徐铸成在桂林的新闻实践初探》《〈大公报〉（桂林版）新闻专电的特色》《〈大公报〉（桂林版）的广告经营特色》等系列论文。
但综合来看，关于桂林版《大公报》的系统性研究尚未全面展开。
尽管如此，桂林版《大公报》中蕴含的丰富文献资料极具研究价值，有必要继续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发掘。
一、桂林版《大公报》的研究已经取得较丰硕的成果《大公报》作为中国百年历史的见证者和报业的领军者，备受学界关注。
探讨《大公报》沿革、新闻学史等层面，众研究者贡献著作颇丰。
2002年，《大公报》创刊一百周年时，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包括《大公报一百年新闻案例选》《大公报一百年社评选》《大公报历史人物》等在内的《大公报》系列丛书。
这套丛书记述了《大公报》历史上重要的新闻、评论、报刊人物、特约专家文选等。
同年，《大公报》香港馆也完成了《大公报一百周年报庆丛书》的精心编撰与发行。
而在此之前，关于《大公报》的相关史料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的《新闻研究资料》、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新闻界人物》等，都刊载了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和回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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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的办报理念和办报特色
《大公报》从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客观记录了民族的苦难历程和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呼唤幵祈盼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大公报》是中国历史上除了古代封建官报以外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也是中国新闻史和全球华文传媒史上唯一拥有百余年历史的报纸。
《大公报》的历史进程
1937年7月28日日寇进攻天津8月5日，天津沦陷，毅然停刊。
1937年12月13日面对日寇新闻检查的无理要求，主要干部一致表示“不投降”1931年“九一八”事变，另觅新址。
11月8日，天津事件，停刊搬家。
11月16日在新址法租界恢复出版。
1935年2月，张季鸾向吴、胡提出创立上海馆的建议。
8月统一思想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1月11日，上海版复刊。
12月1日，天津版复刊
1948年3月15日《大公报》香港版复刊。
抗日战争胜利后，《大公报》彻底结束了它的“流浪生活”。
《丌投降》（王芸生）我们是报人，生平深怀文章报国之志。
在平时，我们对国家无所赞襄，对同胞少所贡献，深感惭愧。
到今天，我们所能自勉兼为同胞勉者，唯有这三个字——丌投降！
文人论政概念
“所谓的文人论政，其出发点是文章报国，是知识分子对国家兴亡的关注，和他们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襟怀和抱负”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知识分子都有清议的
传统，清议指公正的议论政治，评骘人物的言论。
作为一种“公众”的（实则为士的）舆论形式，自清议产生之后，就成为士发挥政治主动性，干预朝政的一种武器，同时也成了士群自我监督不内部净化的制度性手段。
“论政不参政”是其中最特别的一个，因为新记《大公报》报人努力遵循着“论政不参政”而实际上又难逃政治的魔杖。
公正客观理性论政不从政，公开批评而不介入权力之争富有责任感勇于负责感人至深的爱国情怀，笔锋常带感情。
文人论政具有的特征
“文人论政”的表现形式深厚的爱国情怀独立的报刊品格鲜明的舆论倾向王韬张季鸾坚持经济独立，议政不参政，坚守民间立场，具有独立报格。
“文人论政”报刊具有战斗力、影响力和吸引力的根本原因。
《大公报》著名的“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方针是其“文人论政”办报思想的具体化，“文人论政”是实现“四不”方针的出发点和归宿。
“文人论政”最后一个高潮的《观察》，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个政治斗争的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