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周公思想及其对先秦儒家的影响_商国君
春秋时期的周公制度与思想文化
春秋时期的周公制度与思想文化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时期。
在这个阶段，周公制度和思想文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周公制度的背景与特点周公制度是春秋时期周王朝的一种行政管理制度，其背景是周朝从西周向东周的转型期。
它的主要特点有以下几点。
1. 封建制度周公制度是一个以封建制为主要特征的行政管理制度。
周公时期，各地领袖都要向周王朝朝贡，并被授予封号。
这样就在中国国土上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封建制国家体系。
2. 分封制周公制度还是一个以分封制为主要特征的行政管理制度。
周公时期，周王朝把国家的领土分封给了诸侯，每个封地就像是一个独立的小国家。
这样可以确保各地诸侯的权力，也可以避免他们的反叛。
3. 周公的“三公制”周公制度还包括了周公的“三公制”。
周公曾经设立了三个官职：中官、卿官和大官。
这三个官职其实就相当于现代国家中的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
二、周公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除了周公制度，周公还对中国思想文化做出了终身贡献。
他的思想文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下是周公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
1. 仁爱之道周公认为，人类之间应该互相关爱，互相帮助。
他主张“以仁爱万物”。
这种思想影响了中国的道德观念，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的教育理念。
2. 尊王攘夷之道周公主张尊重王权，并通过反抗异族入侵，在国家的安危中维护王权。
这种思想的影响对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也非常重要。
3. 道德观念周公的思想中还强调了“性本善”的观念，认为人性本善，希望人们守正道以保全个人的道德。
三、周公制度与思想文化的影响周公制度与思想文化的影响不仅是在春秋时期，也在以后的历史中得到了广泛的发扬。
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中，儒家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
周公的思想和文化影响了儒家文化，并通过儒家文化影响了中国的政治、道德、法律和教育领域。
总的来说，周公制度和思想文化都是中国文化历史上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重新认识周公“制礼作乐”的历史贡献和现代意义
重新认识周公“制礼作乐”的历史贡献和现代意义——谈古论今话管理之六十六武王克殷三年后（约公元前1043年），周武王驾崩，武王的儿子周成王姬诵继位，周公摄政，为了巩固周王朝的统治，周公推行分封制，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政治机构，并营建新都洛邑，并对周初的政治文化体制实行了全面革新，特别是“制礼作乐”，从礼仪到道德规范，从道德规范到典章制度等，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礼仪典章制度，实行了礼乐、文化和制度上的大变革，开创了后来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周朝礼乐文化体制，并孕育了先秦的儒家思想。
周公“制礼作乐”不仅确定了周朝的礼乐制度，而且还开了中国古代礼乐教化之先河，这对于中国早期文化由对神的崇拜转向对人的重视起了关键作用。
周朝礼乐思想的影响广泛而深远。
春秋时的孔子十分敬仰周礼文化，表达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感慨。
孔子之所以赞叹周礼，这是很有道理的，与殷商相比，周朝所制定的礼乐制度对于政治和社会管理来说，确实具有更大的优势，周朝重视宗法血缘关系与政治体制的结合，重视礼乐教化，重视伦理规范和典章制度，重视人伦纲常等，这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虽然说在战国时期，由于列国纷争、战乱频发，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局面，周公所制的礼乐受到了巨大冲击，孔子等执着于恢复周礼在当时显得不合时宜，但是，战国时混乱局面对周朝礼乐的冲击，并没有能完全阻止礼乐的影响，周公“制礼作乐”在后来的影响仍是巨大的。
“制礼作乐”不仅让礼乐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在文化制度、思想教化和治国智慧等方面对后世都有重大影响。
在当代，周公“制礼作乐”仍然值得深入探讨，对其历史贡献和在现代的意义，应该有更深刻的认识。
制礼作乐首先，周公“制礼作乐”的历史贡献主要表现为下面几个方面：第一，周公“制礼作乐”使周朝形成了严格而有秩序的礼乐制度。
“礼乐”从字面上看，包括“礼”和“乐”两方面：“礼”主要指礼仪，而“乐”主要指乐舞。
但是，周公“制礼作乐”并不仅仅是在礼仪和乐舞方面进行变革，而是在包括礼乐、道德规范和典章制度等方面实行变革。
先秦时代的政治思想
周公把道德引入政治等思想直接影响到儒家思想。
孔子崇拜周公，周公思想是儒家思想主要来源。
中国的重民思想源头在周公。
周公名旦，周武王之弟，周公主持政务期间，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政局，巩固统治，他的政治思想以注重调节为特色，对统治思想进行重大修正，天命的赋予不是固定不变的，君德和民情在政治中具有重要作用，成功论证了朝代更替的合理性，提出民德，保民，慎罚的措施，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尚书》中的周书部分文人、士的黄金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其中一个必要条件是政治多元与文化的多元化。
儒家学派：孔、孟、荀。
中国春秋末期孔子创立的学派。
在先秦，儒家在诸子百家中为较大学派。
秦代时“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汉初崇尚黄老，儒家一度消沉。
西汉时，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对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此后，直至五四运动之前的2000多年间，儒家思想一直统治中国学术界，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延续时间最久。
基本特点儒家内部，不论在政治观点或哲学观点方面，都是有差别和对立的。
但2000多年来，作为一个学派，在思想上又有其共同特征：① 宗师孔子，视其言行如最高准则。
②以《诗》、《书》、《乐》、《礼》、《易》、《春秋》为经典。
③ 提倡仁义，以为行为准则。
④维护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伦常关系。
创立和发展创立儒家之所以称“儒”，因其早期成员以“儒”为业。
近代有的学者认为，“儒”的前身是古代专为贵族服务的巫、史、祝、卜；在春秋社会大动荡时期，“ 儒”失去原来的地位，由于他们熟悉贵族的礼仪，便以“相礼”为谋生职业。
按这种说法，春秋末期，“儒”指以相礼为业的知识分子。
孔子早年曾以“儒”为业，他除通晓养生送死的礼仪外，还具有丰富的文化知识，精通礼、乐、射、御、书、数六艺。
34 岁时，孟懿子、南宫敬叔来学礼，此后学生逐年增多。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由此形成一个以孔子为核心的学派。
后世称为“儒家”。
周公对中华文化的贡献
周公（约公元前11世纪）是中国古代商朝和西周初期的重要政治家和文化人物。
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了周朝政权：周公是周武王的叔父，他在政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帮助武王推翻暴
虐的商朝，并建立了周朝。
这一政权转变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推行礼乐制度：周公致力于推行礼乐制度，将其作为维护社会秩序、培养君子品德的重
要手段。
他编纂了《周礼》和《乐府诗集》，规范了礼仪、音乐等方面的行为和活动，对后世的儒家思想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3.奠定封建制度基础：周公设立了分封制度，将国土分封给亲信和功臣，以巩固周朝的统
治地位。
这一制度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础，影响了数千年的政治和社会结构。
4.修缮周京城：周公修复和扩建了都城镐京（今陕西省咸阳市），使之成为周朝的政治中
心。
这一行动显示了他对城市规划和建设的重视，促进了文化艺术的繁荣和交流。
总体而言，周公作为周武王的重要辅佐者，通过建立周朝政权、推行礼乐制度、奠定封建制度基础以及修缮周京城等方面的贡献，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和演变奠定了重要基础，并对后世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周公“德治”思想简论
周公“德治”思想简论黄玉顺（四川大学哲学系，成都610064）摘要：儒家“德治”思想最初是由周公提出的。
周公出于对周王朝的群体生存的关怀，提出了一种“天——王——民”相互制衡的三角结构，包括三个方面：以德配天，用德祈天，敬德保民。
而其核心就是“德”。
这后来发展为儒家的“德治”思想。
关键词：德治；儒家；周公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德治”思想和“法治”思想都相当丰富，值得我们加以批判地继承。
儒家就是主张德治的，孔子阐述过这方面的思想。
但是追本溯源，这种德治思想最初是由西周伟大政治家、思想家周公提出的。
本文讨论周公的德治思想，意在为我们今天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提供一些中国文化传统方面的精神资源。
周公（？—约前1095）姓姬、名旦。
其采邑在周地（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
他是殷周之际最伟大的政治家、谋略家、思想家。
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他一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先后辅佐父亲周文王、哥哥周武王及侄子周成王，先后灭殷平叛，封侯建国，“制礼作乐”，建立了标炳史册的丰功伟业。
在周公思想中，最核心的是关于“天命王祚的兴衰继绝”问题。
一个王朝、例如商王朝，是怎样丧失自己的王祚的？而另外一个王朝、例如周王朝，又是怎样获得自己的天命的？这个问题的意义，小而言之，只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大而言之，则是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群体生存哲学问题：对家、国的群体生存问题的思考，这就是周公的终极关怀。
这种关怀、思考的结果，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德治思想。
周公的德治思想是很有特色的，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一种“三角关系”。
这个三角的三个端点是：天、王、民。
三者之间具有如下的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天↙ ↖王——→ 民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环状结构：天决定着王，王决定着民，民决定着天。
这里，王命取决于天命，天意取决于民意。
这与殷人的观念大不相同，后者虽然也存在这样三个基本因素，但它们之间只是一种单线的联系：天→ 王→ 民。
他们没有意识到民意对天意的决定意义。
儒之始祖—周公
儒之始祖—周公“周公”是周朝时期的一个爵位，受封该爵位的人负责辅佐周天子治理天下。
但通常来讲，周公特指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他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被认为是儒家学说的始祖，是孔子*为推崇的古代圣贤之一，有“元圣”之称。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姬发的同母弟，因为被分封在周地，故称之周公。
殷商末年，兴起于今陕西的周部落壮大起来，周文王在姜子牙等贤臣的辅佐下把周部落治理得很好，并且具备了向商朝发起挑战的实力。
当时商纣王昏庸无道，天下离叛，周有望取代。
文王死后，武王即位，周公旦成为其得力助手。
公元前1046年2月甲子的凌晨时分，周武王召集各路诸侯，联合出兵讨伐商纣王，在商郊牧野举行了誓师仪式，誓词就是《尚书》中的《牧誓》。
《牧誓》为周公所作，全文分两段。
段痛斥商纣王只听妇人(妲己)的话，不仅不祭祀祖先及天地之神，甚至连自己同祖兄弟都不任用，反而重用四方逃亡的罪人，让他们鱼肉百姓，导致天怒人怨，招致殷纣王灭亡；第二段申明自己是躬行天罚，宣布作战纪律，鼓励各路战士勇猛杀敌。
在《牧誓》的鼓舞下，各路诸侯士气振奋，再加上由奴隶组成的殷商军队临阵倒戈，强大的商王朝终于崩溃了。
武王伐纣之后建立了新的王朝――周朝，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
武王在周朝建立后不久便去世，即位的成王年幼，由叔父周公辅政。
周朝初建时期，政局不稳，被武王封于邶国的纣王之子武庚发动叛乱，企图恢复商朝。
与此同时，武王的三个负责监视商朝遗民的弟弟也以周公旦摄政并大权独揽为由传播流言蜚语，并言：“公将不利于王。
”周公闻言，便对姜子牙和召公臾说：“我所以不顾个人得失而承担摄政重任，是怕天下不稳。
如果江山变乱，生民涂炭，我怎么能对得起列祖列宗和武王对我的重托呢？”周公旦又对将要袭其爵，而到鲁国封地居住的儿子伯禽说：“我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论身份地位，在国中是很高的了。
但是我时刻注意勤奋俭朴，谦诚待士，唯恐失去天下的贤人。
周公的以德辅天思想总结
周公的以德辅天思想总结周公的以德辅天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强调德治天下的重要性。
这一思想观点起源于周公旦，后来被儒家学派广泛传播和发扬光大。
周公的以德辅天思想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总结：首先，以德辅天思想强调德治的重要性。
周公认为，统治者应当以德为基础来治理天下。
只有通过自身的示范和修身养性，才能引导民众，使得天下太平。
同时，德治也要求君王具备博爱之心，以忠诚、仁爱、宽容等德行为人民服务。
其次，周公以德辅天思想提倡仁爱之道。
他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帮助，关爱他人。
只有在有爱心的社会中，人们才能和谐相处，社会才能稳定发展。
因此，周公主张君王要以身作则，率先示范仁爱之心，并通过教育来培养和传播这种价值观。
第三，周公的以德辅天思想强调仁政的重要性。
他认为君王应该以仁爱之心来治理国家，关心百姓的利益，听取民意，尊重人民的权益。
同时，周公认为君王在推行政策时应该公正无私，坚持智慧和良知，不偏袒不公。
第四，周公以德辅天思想倡导克己奉公的精神。
他认为君王在治理国家时应当自律，履行自己的职责，以身作则，不沉溺于享乐和个人私利。
君王要以公心来为民众服务，而不是利用职权谋取个人利益。
第五，周公以德辅天思想倡导和谐社会的理念。
他认为只有建立起和谐的社会关系，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社会才能和顺稳定。
为了实现和谐社会，周公主张弘扬大公无私的公德，增加社会团结和凝聚力。
总之，周公的以德辅天思想强调以德治国，注重君主的品德修养和仁爱之道，并倡导仁政、公正无私、克己奉公和和谐社会等理念。
这一思想观点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道德和道德伦理观念，同时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周公的政治理论和文化影响
周公的政治理论和文化影响周公（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10世纪）是西周时期的重要政治家、学者和文化英雄，他的政治理论和文化影响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周公提出了六德天子的政治理念，尤其注重礼乐教育、政治文化和社会秩序等方面的发展，这些思想和理论为中国历史上后来政治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周公的六德天子理论是指，国君必须具备六种德行，即仁、义、礼、智、信和勇，在政治上做到明君好事，维护社会秩序，使天下“大跃进”。
周公认为，这种政治理论可以帮助国家建立健康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稳定，确保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和稳定性。
周公提倡的礼乐教育也是古代中国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根据周公的理论，礼是指对于神、祖先和尊贵人物的尊敬，乐是指音乐和舞蹈等的表演，这是一种自我修养、自我完善和社会建设的方式。
周公认为，只有通过对礼仪和音乐的学习，人们可以内部化积极的社会行为规则，促进社会文化和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
除了政治和文化活动外，周公在其他方面的影响也非常明显。
例如，夫妇之间的关系，周公认为是一个家庭的中心和基础，夫妇之间的和睦与否对一个家庭的稳定至关重要。
周公建议男人应该尽到责任，关心自己的家庭，女人则应该关心家庭，是一个好妻子和母亲。
此外，周公还强调了天命和历史意义的重要性，他相信个人和社会的命运都是由天命和历史意义决定的。
这一理念为后来的一些王朝和皇帝提供了指导思想。
总的来说，周公的政治理论和文化影响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他提出的六德天子的政治理论，对中国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另外，周公的礼乐教育、家庭伦理和历史哲学思想等，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虽然周公提出上述思想和理论的时间已经相当长远，但这些理论和思想也仍然在现代中国的文化和政治生活中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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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卷 第1期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Vol.55,No.1 2002年1月 Wuhan University Journal(Humanity Sciences) Jan.2002,015～019 ●中国历史简论周公思想及其对先秦儒家的影响⒇商 国 君(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陕西西安710062)[作者简介]商国君(1954-),男,吉林双辽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学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
[摘 要]周公作为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位先哲,其思想确有独到之处,概要言之,即是顺天应时、适宜兴替的变革思想;借鉴历史、推陈出新的创造思想;深谋远虑、防患未然的忧患思想;一统天下、井然有序的管理思想;公而忘私、身体力行的楷模思想。
这些思想不但在殷周社会转型之际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今在一定程度上仍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周公思想;先秦儒家;影响[中图分类号]K8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74(2002)01-0015-05 周公是中国古代的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家,如从有确切而系统文献记载角度看,可谓无愧是第一人。
作为一位思想上的先觉者和政治上的实践者,他既为周一代革故鼎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1](第16页)。
他不但具有卓越深邃的思想方面的真知灼见,而且能将之贯彻实施于政治实践之中,形成可以操作的相关制度。
他的思想来源于丰富的社会实践,是在实践中的理论升华,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付诸于政治实践。
他的思想及具体政治实践,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先秦儒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并通过儒家的传播与履践,使之绵延不绝而至当今。
笔者不揣冒昧,试图在前贤研讨的已有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思想内容的精髓,并进而简要论及其思想对于先秦儒家的影响[2](第37页)。
不妥之处,敬祈师长同仁予以斧正。
一、顺天应时、适宜兴替的变革思想周作为商在西部的一个属国,欲取而代之主宰天下的志向,文王时即已形成,经文王、武王父子两代多年苦心经营,终以“小邦周”而一举灭掉“大邑商”,成为天下的主宰。
商的灭亡,与纣及上层统治者倒行逆施、暴虐万民密切相关,从而失却民心所向,致使其最终失去统治的根基;上层统治者内部分崩离析,纣也成为孤家寡人。
然而,纣至死仍不悟,还在侈谈“我生不有命在天?”[3](《尚书·西伯勤黎》)依旧深信其“上帝”,并对“上帝”隐约表现出怨恨。
与纣截然相反,周公在事文王、辅武王灭商的实践过程中,逐渐感知“上帝”对社会兴亡治乱是鞭长莫及的,民众及其人心向背,才是社会兴亡治乱的关键所在。
没有民众的鼎力支持,“小邦周”生存都无法持续,更不可能一举灭掉“大邑商”。
面对着社会的剧变,周公在思想意识形态理论方面,针对社会实际需求,进行了顺天应时、适宜兴替的变革,从而使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宝⒇收稿日期:2001-02-16库中又增添了一份财富。
周公顺天应时、适时兴替的变革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天命无常。
商代是神权笼罩一切领域,但其骨子里仍是假借“上帝”旨意而行“王令”,目的是狐假虎威,镇慑民众及持不同意见者,久而不思辩其真伪,商人尤其是上层统治者,逐渐对“上帝”深信不疑。
关于此点,《诗经·绵》及周原出土的甲骨卜辞可以证明。
周已灭商,周公深知民心向背是国家存亡的关键,但针对商人宗教信仰及心态,以及用少数周人统御众多商人的现实,更重要的是为周在统治上创造理论依据,于是周公适宜提出“唯命不于常”[3](《尚书·康诰》)的思想,亦即是“天命无常”。
他有机地将“上帝”和“天”结合为一体,以“天”取代包容商之“上帝”,完成了思想理论上的转移。
既然“天命无常”,那么“天命”转移也就是顺理成章的。
周公对商“上帝”观念地修正及补充,较为合情理地解决了周代商的权力转移,并使“天”成为周的保护神,也在宗教信仰及心态认知上,使商人予以一定程度的首肯。
“唯命于不常”,在周初已形成一种思想意识,《诗经·文王》则明确言“天命靡常”。
《诗经·大明》则进一步言“天难忱斯,不易维王”。
由是可知,天命无常的思想认识,其更重要的价值是在于究竟怎样才能永保“天命”而不失之,也就是如何才能使周的统治得以长治久安。
因此,周公又提出了与之适宜组合的系统思想理论。
2.敬天保民。
“敬天”既是继承修正商人思想信仰,也为周人统治提供思想理论依据,同时,也含有一定意义上的自我约诫。
因为商纣王等人违背天命,因而“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3](《尚书·康诰》)。
“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3](《尚书·召诰》)。
周公在对商遗民的解释过程中,虽一再强调周代商实乃“天命”,但他确信此“天命”就是民心民力,故而在“敬天”的同时,极力大倡“保民”。
因为只有实现“保民”,才能使“天命”不移。
周公深刻意识到这绝非易事,所以他曾一再告诫康叔:“天畏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尽乃心,无康好逸豫,乃其民。
”[3](《尚书·康诰》)而要达到真正永久“保民”目的,必须在治国治民策略上进行变易,以免重蹈商亡之覆辙。
3.明德慎罚。
“明德”即是要求治国者首先加强自我克制,处身行事以“德”为规范,同时也要加强对“民”的思想教育。
周公已意识到“皇天无亲,唯德是辅”[3](《尚书·蔡仲之命》)。
“明德”除施政者加强自身修为外,还要在对待“民”中体现出来,一定要效法“古先哲王,用康保民”[3](《尚书·康诰》)。
概括言之,即要在一定程度上施惠于民。
“慎罚”思想,集中体现在《尚书·康诰》中,主要是周公在借鉴商残刑酷法教训的反思及在新形势下执法的思想原则,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周公的变革思想,归括起来,是顺天应时、适时兴替的产物,它在摆脱神学、重视民众及民事现实上,开启了思想认识的先河。
它对先秦儒家的影响是深刻的,使其“天命观”、“天人观”又向前跨进一步,虽未能完全超越历史认识局限,但毕竟在原有基础上更加崇尚人事、注重现实,进而形成系统的“德治”思想;重人重民思想也更加透彻明晰,形成“轻徭薄赋”而“保民”的传统思想。
二、借鉴历史、推陈出新的创造思想历史上的事非成败,永远可资借鉴。
周公在借鉴历史、推陈出新的思想及实践上,为后世树立了一个典范,这可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印证。
1.加强完善宗法制。
“禅让制”被“世袭制”或曰“传子制”所替代,中国进入“文明”社会。
由血缘为基础而形成的氏族制,逐渐发展形成宗法制。
夏、商时期宗法制缓慢发展,但人为利用自然血缘为政治服务的趋势明显增强,然而,至商灭亡,仍未能形成强制性的制度,这可从夏、商王位“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得以证实。
恰恰因为这一问题未能形成硬性制度,故此为夏、商王位继承及最高阶层权力的移交接替埋下隐患,导致“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4](《史记·殷本纪》),从而引发统治集团上层内讧,并由此而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
有鉴于此,周公利用自然血缘关系,将之人为加强改造与完善,创立了以嫡长子继承为核心,以“尊尊”、“亲亲”为原则的宗法制,从而解决了由上至下、由政治权力及经济占有的层层法定继承关系,并进而明确“亲亲”必须为“尊尊”服务,并再以此为基础前提,再进行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
·16·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55卷 2.分封建国。
这是周公以宗法制为基准原则,以血缘的远近亲疏为量度思想在治国策略中的具体实施。
被分封到各地建国(地方政权)者当然不仅限于同宗,也包含部分与周王有姻亲关系的人、部分灭商建周异姓功臣以及古代“帝王”后嗣、亡国之君王的后嗣等,但无疑是以同宗同姓为主要对象[5](《左传·公二十四年》)。
通过分封建国,完成了政治利益的再分配,同时也完善了地方政权的建设,巩固了周王天下共主的政治地位。
3.完善井田制。
这是周公经济思想的具体实施。
《孟子·腾文公上》说:“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
”由引可知,周公确对夏、商之井田制有所继承及改革,并使之成为周代的经济基础。
经过对井田制的改革完善,更加强了周代中央及地方的经济实力,在一定限度内也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推动了西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这些思想的形成与由此进一步完善的相应制度的实施,使西周在商代社会基础上,又越上了一个发展的新台阶,收到了预期的功效,它也对先秦儒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概要言之,先秦儒家的仁学文化,是以宗法之根基“孝”为出发点而形成的;政治利益的分配虽重“德行”,但更优先于“有德”的同姓同宗;至于孟子“制民之产”思想的形成,更直接的受到“井田制”理论的影响。
三、深谋远虑、防患未然的忧患思想作为一个思想家及政治家,必须具有远大目标,清醒头脑,深谋远虑并能防患于未然,不可为一时胜利及成就冲昏头脑,一定要面对客观实际,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并要虑及长远,未雨先绸缪。
周公在丰富政治实践的感性认识上,逐渐形成了深谋远虑、防患未然的忧患思想,具体从下列5件事例可以资证。
1.安抚商遗民。
周公辅佐武王灭商后,立即与武王共谋如何安抚商遗民,以期争取商遗民的支持并消弭其可能复辟。
首先,本着“灭国不灭嗣”的古老传统,封纣王子禄父(武庚)于商王畿一隅,使其延续商之余祚。
其次,对忠诚于商而以周为敌患、终又被商纣王杀害、迫害的人予以礼待,即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释箕子之囚、礼遇微子启[4](《史记·周本纪》)。
这些措施对稳定及争取上层商遗民起到了积极作用。
再次为“散鹿台之财,发巨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4](《史记·周本纪》)。
此举为争取下层商遗民之心起到了积极作用。
2.设三监。
为防止武庚的可能复辟,周公与武王决定将管叔、蔡叔、霍叔分封在王畿之内,以就近监督武庚及分别治辖王畿的商遗民,防武庚及商遗民的反叛于未然。
此举初期收到了预想目的,后因周公“摄政”而促发管、蔡等人联合武庚的大叛乱,但周公的初衷仍体现了其深谋远虑。
3.建洛邑。
周原来偏居西部,灭商后,遇到如何管辖及监控商原属的广大东部地区的新问题。
武王及周公等人为解决此问题,拟在原周、商结合部兴建洛邑。
尚未及实施,武王崩。
因成王年少,故周公“摄政”,却又引发管、蔡联合武庚叛乱,又连锁引发商原属地区的相继叛周,迫使“周公东征”。
平定叛乱之后,周公继而实施兴建洛邑计划。
洛邑建成后,成为监控东方地区及其后封国的桥头堡,为周中央政权的巩固发挥了应有的功效。
4.迁“殷顽民”于洛邑。
为防止商遗民叛乱,周公在分封建国时曾将之化整为零,分别分封给继武庚之后所封宋,鲁、卫二国也分封赐与一部分商遗民[5](《左传·定公四年》),剩余者多为具有较强反周思想的“多士”,即所谓“殷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