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早期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在中国传播的
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新式学堂的出现和大批青年学生出国留学，出现了人数众多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他们在国外广泛接触了各种各样的西方政治思想，其中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说。
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力。
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封建思想的正统地位，掀起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使人们能够用较为开放的心态来审视和对待西方各种政治学说。
马克思主义学说在19世纪40年代创立以后，在长时间里，其影响主要限于欧洲。
孙中山、朱执信、梁启超等人虽也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不过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并没有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
1917年俄国爆发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动中国的先进分子把自己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中俄国工人、农民、和士兵群众的广泛发动并由此赢得胜利的事实，给与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推动他们去研究这个革命所遵循的主义。
社会主义开始在中国形成为一股有相当影响的思想潮流。
不过，在开始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还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
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是李大钊。
十月革命后，他于1918年7月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认定资本主义文明“当入盛极而衰之运”。
在同年11月、12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中，他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确信“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9月、11月，他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称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并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做了比较系统的介绍。
这表明，李大钊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五四运动前，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还只是李大钊这样个别的人物。
马克思主义是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才在中国传播开来的。
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Ａ．李大钊在北京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Ｂ．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④翻译马著 ⑤经常演讲 3、特点: 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许多青年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 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 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 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 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 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 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 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 著。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 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 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 克思主义者了。”
（3）马克思主义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民主主义革 命思想的转变
２、意马义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 本①原使理中和国中人国民革找命到救与国建救设民的的实理际论情武器况相结合，从 而②得为出中适国合共中产国党国的成情立的奠社定会了主思义想革基础命和建设道路。
【学习思考】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吸引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
5、中国几千年来对美好社会和大同理想的追求，为近代先进的知 识分子奠定了文化心理基础。
6、马克思主义具有先进性、科学性和革命性
最根本的是中国革命实践的客观需要。
探究：前期和后期新文化运动的比较：
同：①都是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
②领导人都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人。 ③都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 异： 性质：旧民主主义思文运动—无产阶级新民主主义性质 领导：资产阶级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领导——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
②新文化运动为各种思潮的传入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2、代表人物：
梁启超（改良派）：较早介绍马克思主义，并称马克思是社会 主义 的鼻祖
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传入中国的
2018年第07期老年人史林一叶1848年，年轻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撰写了划时代的著作———《共产党宣言》。
1899年，一个外国传教士在上海的《万国公报》上，首次提到了马克思和他的学说。
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这个名字。
之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梁启超和革命派的朱执信，都对马克思的学说做过零星的介绍。
但是，在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既没有得到正确的阐释，也未为人们所重视，即使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少数知识分子，也仅将之作为西方的一个学术派别来看待。
1915年9月，从日本回国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新时期，各种学说一时间涌入中国，这里面就有马克思主义。
正是新文化运动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思想条件。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这是后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一种通俗说法。
从总体上讲，这是符合当时的情况的。
中国的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良策，并由此产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仰，确实是十月革命之后的事情。
但这并不是说，在十月革命之前，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就是一无所知，也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是从苏俄直接传入的。
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最早渠道是日本。
20世纪初，到日本留学的中国人很多。
留学人员出国的动机并不完全相同，有的是为谋生计，有的则是为了探求救国救民的道理。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成员中，李大钊、陈独秀、李达、董必武、李汉俊、陈望道等，都曾去日本留过学，在那里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
法国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第二条渠道。
赴法勤工俭学是当时的一股潮流，1919年至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学生达到1600人，他们中包括周恩来、蔡和老年人2018年第07期史林一叶1917年11月7日，列宁宣布苏维埃政权成立（油画）森、蔡畅、向警予、陈毅、邓小平、李立三、王若飞、李维汉等。
试述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试述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国开(中央电大)本科《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基于网络终结性考试试题及答案说明：1.适用于国开(中央电大)本科所有专业学员基于网络的终结性考试。
2.该资料为基于网络终结性考试试题及答案，考试通过国家开放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终结性考试系统()完成。
试题：试述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答：中国的先进分子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是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探索之后的选择。
1917年俄国爆发的十月革命，促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把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研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研究社会主义。
一、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正当新文化运动与西方意识形态发生激烈碰撞的时候，“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国的先进分子发现，比资本主义高明得多的第三种文明就是马克思主义。
对中国人来说，马克思主义是进入中国的诸多西方思想流派中较晚的学说。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作的《共产党宣言》，石破天惊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新坐标，从此，全世界被压迫阶级、被压追人民的解放斗争有了共同的思想理论基础，有了自己的旗帜。
十月革命前，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侧重于经济学和公有制，还常将其与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相混淆。
当时，中国面临两种可供选择的道路：要么封建主义，要么资本主义。
然而，封建主义不行，资本主义也走进了死胡同。
资本主义文化本是封建文化的对立面，但在中国它因殖民需要而与封建文化相勾结成为反动同盟。
况且，列强用坚船利炮送来的资本主义文化不可能具有反帝的功能。
十月革命改变了这种看法，促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把目光转向俄国，转向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先进分子最大的影响在于，它提供了一个社会主义由理论而实践、由理想而现实的可操作的“范式”，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即列宁“一国革命首先胜利”的理论。
所以，毛泽东说：“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十月革命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比较研究
十月革命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比较研究作者：陈宁来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03期摘要：伴随着传播语境的不断变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实现了由十月革命前的最初传入及初步传播向十月革命后的广泛、深入传播的转变，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思潮并成为各种社会思潮的主流。
十月革命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无论是在传播主体、传播对象、传播内容，还是在传播目的、传播媒介、传播路径、传播过程上都有着重大转变。
这种转变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由自在传播阶段向自为传播阶段转变的过程。
关键词：中国；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识码：A任何一种思想的传播，都离不开与之相应的传播语境。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有着重要影响力的思想，从西方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广泛传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伴随着传播语境的不断变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也发生了较为深刻的变化。
从1848年马克思主义诞生，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传播迅速，影响巨大，但在中国传播缓慢，影响甚微。
这期间的中国，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根本任务依旧是救亡图存。
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中国社会各有识之士积极奔走呼喊，倡导广开门路，加紧向西方学习，推进国内变革，造成中国近代社会各种社会思潮汹涌迭起，先后形成了“洋务思潮、维新思潮、民主革命思潮”[1]等几大思潮，在经历了地主阶级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戊戌变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辛亥革命等相继失败后，社会现状每况愈下，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陷入极度的彷徨与苦闷之中。
伴随着国内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产业工人队伍进一步壮大，中国社会结构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正当中国人民苦于救国无门之时，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于五四运动后形成传播热潮，并逐步成为各种社会思潮的主流。
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特点
这里应该指出一点， 即有学者认为， 马克思的 名字最早在中国出现，是在 1898 年夏上海出版的
［4 ］ �泰西民法志� 一书中 ， 20 世纪 90 年代的研究著
作中， 已有学者采纳了这个观点 . 如钟家栋, 王世根 编著的 �20 世纪：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 周子东等人 编著的 �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 等， 有学者认为， " 这样， 最早出现马克思主义介绍
富室竟一筹莫展 . 此举动， 较之用兵鸣炮， 尤为猛
［2 ］ (p34) 励. 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 英人马克思也 . " 当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不始于十月革命和五 四运动， 毛泽东所说的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中国 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是就中国人开始用马克 思主义来观察中国革命而言的， 他接着指出： " 十月 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 用无 产阶级的宇宙观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 重新考虑
［2 ］ (p361) 论今之资本， 真无毫发之不当也 . " 但朱执信并
几乎与此同时， 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开始了对马 克思主义的关注， 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马君武与朱执 信 .马君武 1903 年发表了 �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 较� 一文， 指出： " 社会主义者， 发源于法兰西人圣西 门, 佛礼儿， 中兴于法兰西人鲁意伯龙 , 布鲁东， 极
［2］ (p391) 之耳. " 朱执信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也有所提
，
认为， " 今之德国， 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 一曰麦 咯士之社会主义 , 二曰尼志埃之个人主义 " ， 并简要 介绍了马克思的思想： "麦咯士谓今日社会之弊， 在
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他以《新青年》 和《每周日报》等为阵地相继发表《法俄革命之 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 胜利》等讲演和论文，阐述十月革命的重大意义， 歌颂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成为最早在中国传播 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先驱。1918年底和陈独秀创办 著名的《每周评论》。1919年主编《晨报》副刊， 同时协助北京大学学生创办《国民》和《新潮》 杂志。5月，积极支持和参与五四运动。
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在 1905年创办同盟会后，鼓励 激进革命青年朱执信写《德 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并 发表在1906年初的《民报》 第2号上。文中在记述马克思 和恩格斯生平时，第一次介 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写作 背景、中心思想和历史意义， 并逐句翻译了《共产党宣言》 第二章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 的十项要求，还作了解释。
旗必的试 的将环看 世是球将 界赤，来
李大钊在北京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十月革命 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 （彼得格勒武装起义） 背景：1917年3月，“二月革命”推翻 沙皇专制统治（之后 临时 政和 工农 代表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 ① 执政的临时政府继续执行反人民的对 外政策，并试图扑灭国内的革命火焰。 ② 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列宁回来领导 革命。 主力：工人赤卫队和工兵(无产阶级）
－－翟
秋白
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人-------李大钊
李大钊（1889－1927 ）字守常， 河北乐亭人。1913年赴日本留学， 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科，开始接触社 会主义思想。1914年组织神州学会， 进行反袁活动。次年为反对日本灭 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以留日学 生总会名义发出《警告全国父老》 通电，号召国人以“破釜沉舟之决 心”誓死反抗。1916年5月回国，在 北京创办《晨钟报》，任总编辑。 旋辞职，任《甲寅日刊》编辑，推 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是把马克思 主义全面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
（2）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 上提到“麦喀士(马克思)，日尔曼人， 社会主义之泰斗也”。
（3）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 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 部分地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和 《共产党宣言》、《资本论》 的一些要点。
（4）1912年孙中山在《社会主义派 别及其批评》中，称赞马克思“发阐 真理，不遗余力”。
（2）在唯物史观的论述中，瞿秋白同样也有不少精辟见解。
比如关于唯物史观与多元史观的论述；关于历史发展中客观 规律与意志自由的论述；关于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非决定论的论述； 关于历史的自由与必然的论述；关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论述等。
4、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阶段
毛泽东在长沙曾通过《湘江评论》和《新民学会》 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继而创办文化书让和 俄罗斯研究会，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起了显著作用。
（1）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同各个国家的 具体实践相联系的；结合自己国家的国情，不能实行拿来 主义，照搬照用，要结合中国的国情，使其中国化，之后 用到实践中去
（2）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创立了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在毛泽东看来， （1）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中国生根开花， 不仅要把它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而且需要通过一定的民 族形式使之“中国化”。 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 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 （2）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教条必须少唱，教条 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 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辩 证地融合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吸取了中国历史上优秀 的哲学思想，对中国古代哲学遗产在理论内容上进行了改 造，并且常常借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和民间成语故事，以 及神话、寓言、谚语、俗语等来说明一些深刻的唯物 辩证法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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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不疑处有疑”——以一位伟人的一段名言为例“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
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这是一位伟人的一段名言。
长期以来，国人大多耳熟能详，且对其概述的史事一直深信不疑。
宋人张载是主张“于不疑处有疑”的，他认为只有这样“方是进矣”。
我国的一位伟大的女政治家，是否受过张载的影响，老朽不敢妄肆揣测，而她却在“文化大革命”已经发动的时际，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公开地对那段史事表示“有疑”。
宋庆龄话中有话近代史家黎澍为《宋庆龄传》写的“序言”里说：“宋庆龄是近代中国最有个人特点的政治家。
她在斗争的每个重要关头都以远见卓识做出了独立的判断。
”“她独立于国民党，……指出…国民党以反共为名来掩饰它对革命的背叛，并继续进行反动活动。
在中央政府中，国民党党员力争高位肥缺，形成私人派系，以巩固他们的地位；在地方上，他们同样剥削群众，以满足个人的贪欲。
他们和一个又一个的军阀互相勾结，因而得以跃登党和政府中的高位‟”；“她也独立于共产党。
她曾经长时期是共产党的忠诚的朋友，但不是党员。
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初期，她曾经以极大的热情歌颂革命的胜利，歌颂革命带来了群众的幸福生活。
1957年反右斗争以后，她的态度显然是有保留的。
她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紧跟政治运动。
到…文化大革命‟，更是沉默不语，保留态度更显著了。
这是一个头脑清醒的政治家的态度。
我们往往听到有人这样说，他违心地做了一些什么事。
宋庆龄不是这样，她默默地从事她的工作，决不随声附和，做些什么违心的事。
她坚持这个态度，一直到她停止呼吸”〔1〕。
黎澍的这番话，很有历史的分寸感。
宋庆龄在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进一步证实了她是独立于共产党及其领袖的。
她说：就在海外活动时期，孙中山根据他当时的理解，制定了他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他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也听到列宁和俄国革命活动的消息。
早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就对他发生了吸引力。
他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显然，宋庆龄话中有话。
她的话有着明显的针对性，她是对“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这个说法，所“做出”的“独立的判断”。
这个判断是有可信的史事为依据的。
我手边的资料中就可以找出两则：（一）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韦慕廷（C.Martin wilbur）教授1975年出版的《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2〕叙述，孙中山在１８９６年伦敦蒙难之后在伦敦“一直呆到1897年7月，他花了相当多的时日，在大英博物馆图书馆阅读钻研，在那儿，他开始接触卡尔·马克思、约翰·斯图特·密勒、亨利·乔治的思想。
他察看贫民窟，还学习了有关工会、罢工和社会立法的知识”。
另据《中国近代史词典》〔3〕介绍，孙中山在留居伦敦“其间曾访问第二国际”；（二）正是在孙中山的“敦促”和影响下，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杂志第二卷第十一号（1903年2月15日出版），发表了马君武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之比较》，其中云：“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
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
”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1905年11月创刊后，孙中山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学说，坚持只有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府，建立民主政治，中国才有前途；主张用“平均地权”、“土地国有”和“节制资本”等政策防止贫富悬殊。
朱执信、宋教仁、廖仲恺等，也先后在报上介绍《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运动情况。
1906年5月的《民报》，宋教仁以“强斋”为笔名发表《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介绍《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还谈到第二国际。
以上史事，证明宋庆龄的讲话是完全可信的。
中国的先进分子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虽然没有“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但他们都是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前，就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就知道《共产党宣言》，就知道马克思主义，而且，按照他们当时的理解，提出了“三民主义学说”，这个学说后来成为了国共两党两次合作的政治基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以前，中国知识界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的颇不乏人其实，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以前，中国知识界知道并关注且宣传过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的，颇不乏人。
其中，就有后来反对孙中山的革命、宣传改良、主张保皇，又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的梁启超。
梁启超在1902年2月创刊的《新民丛报》（半月刊）上，积极撰文介绍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民主主义的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鼓吹民权，批判封建专制制度，萌生反清思想，为时达三年半之久。
《新民丛报》第十八号（1902年10月28日）上，刊登了梁启超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此文中提到马克思。
他说：“麦喀士，日耳曼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
”“今之德国，有最占势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麦喀士之社会主义，二曰尼志埃（即尼采）之个人主义。
麦喀士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多数之弱者为少数之强者所压伏。
尼志埃谓今日社会之弊在少数之优者为多数之劣者所钳制。
二者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1903年2月至10月，梁启超去加拿大和美国旅游，与美洲的社会主义者有了接触。
同年冬，以所见所闻写了《二十世纪之巨灵托拉斯》，其中又提到马克思，称他为“社会主义之鼻祖，德国人，著书甚多”。
后来在1904年发表的《新大陆游记》中再次提到马克思，他写道：“吾所见社会主义党员，其热诚苦心，真是令人起敬，墨子所谓强聒不舍，庶乎近矣。
其麦喀士（德国社会主义之泰斗）之著作，崇拜之，信奉之，如耶稣教人信新旧约然，其汲汲谋所以播殖其主义，亦与彼传教士相类。
”同年２月写的《中国之社会主义》就更有趣了，它开始联系中国社会的实际。
梁启超说：“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
概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源泉。
麦喀士曰：…现今之经济社会，实少数人掠夺多数人之土地而组成者也。
‟拉士梭尔曰…凡田主与资本家皆窃也盗也。
‟”他进而认为“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交脚点”。
可惜，1905年8月以后，《新民丛报》和它的创刊人转而反对革命，也反对传播社会主义，而着力宣传改良，主张保皇了。
除上述之外，1908年无政府主义者的《天义报》、1912年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的《新世界》杂志也先后刊载过介绍《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学说的专文或译文，这里就不必赘述了。
马克思是何时经哪国人传入中国的那么，马克思究竟是何时经哪国人传入中国的？真是个值得考求的问题。
这要回溯到一百一十年前的前后。
遥想当年，那些在外患内忧熬煎下致力于维新变法的志士们，鉴于“中国风气未开”，深感有“开民智”的必要，“开民智”的传统方法之一就是“讲学”。
而“凡讲学莫要于合群，盖以得智识交换之功，而养团体亲爱之习。
自近世严禁结社，而士气大衰，国之日孱，病源在此。
故固欲破此锢习，所至提倡学会，虽屡遇反对，而务必达其目的然后已”〔4〕。
由是，逐渐突破清王朝统治者“严禁结社”的“锢习”，建学会，办学堂，创报刊一时间蔚然成风。
据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的《近代中国史稿》下册第519页载：自1895—1897年间，维新派在全国设立的学会至少有三十三个、学堂十七所、报馆九家、书店两所。
此风所及，不属维新派创办的学会和报刊也先后出现，据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汤志钧著的《戊戌变法史》说，1895—1898年期间，全国新办的学会不少于五十一个，报刊不少于三十一家。
这些新生事物的涌现，对于革旧图新，转变风气；揭露时弊，宣传变法；传播西方与政治理论和自然科学知识，张扬平等、自由思想，恢宏救亡图存的爱国情操，都产生了积极而且确实有效的影响，使维新变法的社会基础为之扩大，而且在国内形成了第一支具有自觉意思的民主力量。
当此时际，上海的英、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于1894年，将1884年设立的“同文书会”改组为“广学会”（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使之成为清末在华传教士、外国领事和商人组成的出版机构。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任第一任董事长，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先后任总干事，主要成员有慕维廉、艾约瑟、林乐和、丁韪良、李佳白等。
其出版物用汉文字，为了阐明“广学”之含蕴，标榜“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可谓用心良苦；它还在北京、奉天、西安、南京和烟台等地设立机构，开展会务；编译出版宗教、政治等方面的书籍，发行《万国公报》，宣传宗教、西方各种政治学说，鼓吹改良，对维新派的影响甚大。
此中，李提摩太和《万国公报》值得特别一提。
李提摩太是英国威尔士人，1870年（清同治九年）三十五岁时，受英国浸礼会差会派遣来到中国，先后在山东、东北、山西等地传教，与清政府官僚和知名人士多有结交；后又应李鸿章之邀到天津，任《时报》主笔。
1895年10月，在北京与康有为会晤，并参加由康联络、帝党赞助、文廷式出面成立的强学会；康在北京创办的《万国公报》（不久改为《中外纪闻》）就与李提摩太有着直接的关系。
梁启超还当过李提摩太的中文秘书，光绪皇帝对李出版的书报颇为喜爱，曾赐予他三品顶戴，用现在的话说，大概是享受三品官的待遇吧。
早年的孙中山，也与李提摩太有过联系，孙写给李鸿章的信《上李傅相书》，就是先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
由此可见，李提摩太在当时的名望是一般传教士不可企及的。
《万国公报》原名《教会新报》，1868年（同治七年）9月由基督教会创办于上海，周刊，由于只谈教中事，销售量并不大。
1874年9月，易名为《万国公报》，成为以时事为主的综合性刊物，出了四百多卷就停刊了。
1889年（光绪十五年）2月复刊，是为前面述及的“广学会”的宣传刊物，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期间，更深受读者欢迎，其发行量由每期二三千份陡增到三万八千四百份。
我曾在一份报纸的一篇专文的引述中看到，说当时的《万国公报》介绍过马克思和《共产党宣言》，但语焉不详，不敢轻信，于是拜托中国传媒大学博导雷跃捷教授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寻求，惜未觅得；他就转托其同事、现在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康远清教授，终于在上海图书馆找到了，大喜，衷心感谢他们二位。
从寄来的复印件上知道，1899年2月至4月间的《万国公报》上连载了一篇长文《大同学》，是李提摩太节译、上海蔡尔康（字芝绂）用汉文撰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