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秦俑与希腊雕塑来看中西美术比较的发展

结合秦俑与希腊雕塑来看中西美术比较的发展班级：08研美术学姓名：李海梦学号：2008120104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第八大奇迹,中国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曾令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同样,作为欧洲文明起源地的希腊的写实性雕塑,也是艺术史上不可多得的珍贵范本。

这两朵中西艺术的奇葩，在给予人们无尽美感的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许多富有研究性的课题。

秦俑和希腊雕塑二者作为人类历史上杰出的文明创造，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两者均为古代写实性雕塑的优秀范例，同样服务于宗教目的，造型上以逼真再现对象为主；但在艺术表现效果、具体形体的处理方法、再现手法上却不尽相同，显现了东西方美术各自所独具的魅力。

从总体上来看，任何美的事物都是人类合目的性的、创造性的产物。

在《美术概论》中提出“雕塑是以物质实体性的形体塑造可视而且可触的立体艺术形象”从雕塑创作艺术目的上来看，秦俑与希腊雕塑的共同点是均服务于宗教性目的，但是，希腊雕塑力求的是一种理想化的美，秦俑则是在努力营造一种意象化的真，两者所追求的艺术效果截然不同。

马克思曾经说过：“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

”传奇的神话故事成为滋养希腊雕刻艺术成长的肥厚沃土。

在希腊神话中，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神人同形同性：神具有人的外形和人的性格、欲望，他们像人世间的普通人一样，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甚至人性超过神性，只是他们比人更有力量，能够完全主宰人类的命运。

人世间有形形色色的人物，神话中也有各种各样的神，传说中的奥林匹斯山是众神居住的地方，在希腊雕塑的初期和成熟期都主要是为了表达对奥林匹斯众神的崇拜。

在宗教祭祀中，神像成为神庙殿堂里必不可少的中心物件。

在《艺术哲学》中写道“希腊人竭力以美丽的人体为模范，结果竟奉为偶像，在地上颂之为英雄，在天上敬之如神明”原始宗教拟人性的特点，使得希腊人为了显现众神的形象，就以绝美的、理想化的人体来加以表现。

希腊人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其内在结构上的比例，美的东西是整体的各部分取得调和关系而产生的，而求得这种调和的美直接来源于人体。

希腊雕刻家一直在探索用人体的标准比例来表现理想的、和谐的美，把人体作为了大自然最诗意的表现。

他们运用几何学的数字比例去寻求人体最佳的黄金分割率。

希腊艺术古典时期（公元前5- 前4 世纪）的雕刻家波留克列特斯（Kresilas）致力于探索雕刻形式，创作出《法则》一书，系统地阐述了人体各部分的标准比例，提出了人体头与身体之比为1:7。

古典后期的留西波斯（Lysippus）继承和发展了波留克列特斯的理论，创立了新的人体标准，提出了人体头与身体之比为1：8，他认为这样的比例更合适、更优美。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希腊雕塑所追求的正是一种程式化和理想化的美。

秦俑是中国古代灵魂不灭、生命轮回这种宗教观念的产物，中国古代人们相信前生和来世，认为灵魂不灭是真实的事实，所以特别注重丧葬，“事死如事生，礼也” 。

人们相信死后灵魂不灭，来世托生，逝去的人可以和生前一样，在彼岸世界重新生活，所以这才有了各种各样殉葬的物品。

为了物资的极大占有，要求尽量把生前的所有一切带入地下，凡不能带入地下的，便尽可能的模拟和仿制。

秦俑作为秦始皇的殉葬物，按照“事死如事生”的这种原则，要求在造型上尽量真实再现，力图同现实生活中的秦军一模一样，以便更有效地为始皇帝服务，作他地下的禁卫军。

为了充分表现这一意象，秦俑的设计者和营造者煞费苦心，利用众多直立静止体的不断重复，排列成面向东方、威武雄壮的军阵场面，在总体布局上给观者造成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

这种超越常人感觉界限的庞大规模，让人感觉到“如鼓万勇士而战之”的巨大力量，宛如当年始皇帝“振长鞭而御宇内”、“鞭笞天下，威震四海”、“横扫六合”、一统天下无敌军旅的真实再现。

在具体的车马、人物形象上，也都体现出意象化的特征。

例如马的双耳一律竖起，耳窝正面朝前，与现实中的战马有所不同，而与中国古代典籍中所描绘的千里马形象相近，异常机智、警觉。

在兵俑的总体神态上都突出严肃冷峻的表情，以显示秦军的刚毅勇猛。

由此可见，秦俑不是呆板再现现实的作品，而是充满了中国意象的划时代的群雕。

上面所说的是秦俑与希腊雕塑在追求艺术效果上的区别。

在造型上，两者均着意于刻画形象的逼真、写实，但两者在具体形体处理方法上面又有所不同，效果各异。

希腊雕塑侧重于身体及四肢的描写，而秦俑则相对偏重于面部表情的刻画。

希腊雕塑家们致力于追求人体最佳比例的和谐美，竭力使冰凉的大理石石材能够体现出生命的律动。

为了表现出众神无拘无束的自由个性，雕塑形态各不相同，尽量化静为动；而对于人体重要的面部表情，希腊雕塑却保持了一种超乎寻常的平静。

“要成为神的真实的肖像，只消把像塑得极尽美妙，表现出他所以超越凡人的那种不朽的恬静”②，“不表现面部的变化，骚动的情绪，特别与反常的现象，以便显出抽象与纯粹的形体，使端庄和平的雕像在殿堂上放出静穆的光辉，不愧为人类心目中的英雄与神明”③。

这也正如18世纪著名的德国艺术史家温克尔曼所说的“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

这种身体的动势和面部表情的平淡成为希腊雕塑的一个突出特征，强烈的身体动势与面部表情反差体现在整个古典时期，并向后延续。

比如我们十分熟悉的希腊雕刻名作米隆（Myron）的《掷铁饼者》，选取了体育竞技者即将抛出铁饼的一刹那，整个动作剧烈、突然，使我们明显感受到了运动的活力，倒三角形的构图，增强了不稳定的因素。

但就是在这样急剧的大幅度动态姿势中，人物的表情仍异乎寻常的舒缓静穆。

当然，希腊雕塑也有早期受埃及雕塑影响的，人物处于正面直立状，无论男女，都带有千篇一律的所谓“古风式的微笑”，但这种呆板的、模式化的表情实在谈不上是对人物面部表情的深入的、细腻的刻画。

而秦俑在人物造型上同希腊雕塑的侧重点刚好相背，与希腊雕塑多变的动态相比，秦俑的四肢和整个身体显得僵硬发直，与头脸部造型相比较，明显缺乏动感。

作为秦始皇陵的地下大军，秦俑是按兵种及临战队形创作出来的，为了表现出秦军的恢宏气势，整齐划一成为雕塑群整体结构的最高要求，它要求各个造像之间最大程度上的一致性，如果任由个体形象任意摆动、扭曲，势必会造成一种凌乱不堪的效果。

为了符合这种整齐一律，秦俑均身着统一厚重的棉衣，外罩盔甲，两臂紧贴在胸的两侧，大多呈直立站姿，给人以僵直紧张的感觉。

所以为了表现出俑人真实逼真的生气，只能通过外露的面部来集中呈现。

就其面形来说，大致可归纳为八类，有国字形、用字形、风字形、田字形、目字形、由字形、甲字形、申字形；其中，我们找不到完全相同的两个面容出来。

俑头五官细部各不相同、千姿百态，在这里，工匠们成功塑造了一批神态各异的军士形象：有气定神闲的将军，有面部表情刚勇的武官，有单纯幼稚的少年，也有憨厚腼腆的大汉和睿智的长者。

秦俑头部丰富的多样性和生动性，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种总体上整齐一律，个体表情却不雷同的创作，正是符合了艺术多样化中统一的审美原则。

正如我国著名美术史学家王伯敏先生所说：“我国原始先民对于人体各部分的观察认识，从来就不是平均对待的，而是把注意力放在头部特别是五官部分。

把刻画面部神情作为表现人物形象的重点，这可以认为是我国美术史重视‘传神’的优良传统的开端。

”比如在商代后期的青铜器《猛虎食人卣》中，被虎噙在嘴里的人物身体躯干简单，然而头部刻画细致，五官比例准确。

由此可见，秦俑注重面部形态的刻画是由中国古老的雕刻传统所影响决定的。

秦俑对人物面部的个性化、生动化追求，是对中国人物造型传统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

由于中西美术传统的不同，造成两者在观察处理的方法上面也不一样：希腊雕塑是再现真实的直接模仿，而秦俑则是间接模仿，是对创作对象根本特征提炼加工后的主观再现。

温和的地中海气候使希腊人有了广阔的露天活动和运动的场所。

四年一度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各城邦运动员裸体竞技，健美的体魄为雕刻家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美的范本。

大多数雕刻家以奥林匹克竞技优胜者为创作范本，直接模仿。

希腊古典盛期最伟大的雕刻家——菲迪亚斯（Pheidias）曾前往竞技学校，寻找美的人体模特，并潜心研究人体肌肉的运动、躯体的曲线。

如果没有这种实时性的细致的描绘刻画，也就不可能凭空创造出这样写实性极强的人物形象。

在希腊雕塑中，我们不难找出它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原型。

例如，现存希腊雕刻中最早的独立的女裸像----《尼多斯的阿弗洛蒂德》，正是希腊雕刻名家波留克列特斯以雅典美女弗瑞尼为模特创作而成的。

与希腊雕刻直接模仿写实的方法不同，秦俑不是直接模仿写生的，他们是“观之于目，了然于心”，再加以领悟再现的产物。

正如艺术理论家孙宜生在《意象素描》中所说：“具体分析（秦俑）雕塑的表现形式，就会看出和西方的具体造型雕塑又是显然不同的，《维纳斯》与《奴隶》都以人体解剖的具体入微的刻画来造型，秦俑的兵马，没有一处是按照具体的骨骼和肌肉来造型，面部最清楚的鼻骨和上唇方形肌，也没有如实的刻画。

这只能是对现实中的人与马观察之后，靠记忆塑造的。

这种记忆中的物象，自然只是抓住大的体块特征和表面的肌理特征，以圆扁的变化来处理体积，以不同的线纹来表现肌理。

眼、眉、口、耳的细节，形成一定的程式，而发式的文理等则更加装饰化。

秦俑相对于中国雕塑传统，显出更多的写实性，而相对于希腊雕塑，则又显现出更多的表意性与主观性，这是一种间接模仿的再现，显现出特有的、明显的东方风格。

这种风格从先秦时期形成，一直传承下来。

清代画家郑板桥所谓从“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再到“手中之竹”的创作过程，清晰地表露了这一点。

另外值得提到的是，中国造型艺术倡导“以形写神”、“神超理得”、“笔不周而意周”的创作理念最终导致“得意而忘形”。

这种间接的模仿往往由于作者的主观理解，强调写意，突出夸大了物体的特征，缺乏对于人体比例的科学理解，导致形象缺乏严格的准确性和比例关系，从而与西方绘画大相径庭。

总而言之，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正是由于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才造成了艺术星空中不同星座之间的星光璀璨，交相生辉，从而也促进了这种东西方之间文化的交流。

注释：①《左传·哀公十八年》。

②[法］丹纳著：《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年版，第46、47 页。

③王伯敏主编《中国美术通史》，山东美术出版社1988 年第1 卷，第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