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评北大历史系诸先生
北大中文四老和清华国文四老
“北大中文四老”季镇淮、吴组缃、王瑶、林庚并称“北大中文四老”。
林庚（1910-2006），字静希。
现代诗人、古代文学学者、文学史家。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春野与窗》、《问路集》、《空间的驰想》等六部诗集及《中国文学史》、《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天问论笺》、《诗人李白》、《唐诗综论》、《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享年97岁。
现代诗人废名曾说，“在新诗当中，林庚的分量或者比任何人都要重些……”他笔耕不辍，90岁高龄时还新出了一本诗集。
2004年，他还牵头组建了北大诗歌中心，并担任主任。
由诗人而学者，林庚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独树一帜，其中楚辞和唐诗研究是他的“双璧”。
他对唐诗作出了“盛唐气象”、“少年精神”等经典概括，被学界广为接受。
20世纪40年代以来，他曾三度撰写中国文学史，其中《中国文学简史》作为高校教材流传至今。
”他说自己是“教书为业，心在创作”，先是诗人，后是教授。
从上世纪50年代初院系调整至今，他一直在北大中文系任教。
对于学生来说，他是出色的诗歌启蒙者和文学引路人。
在唐诗研究方面其成果汇集在《唐诗综论》里。
燕园三老指的是北大的张中行、季羡林和金克木，都是很了不起的学者（此三人与邓广铭合称“未名四老”）。
北大“未名四老”之一国学大师张中行季羡林在燕园曾经住着4位老先生，季羡林、金克木、邓广铭、张中行。
人称“未名四老”。
1.季羡林：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
他精通12国语言，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副校长主要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印度简史》、《罗摩衍那初探》、《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简明东方文学史》、主要译著：译自德文的有马克思著《论印度》、《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译自梵文的有著名印度古代大史诗《罗摩衍那》（七卷）、印度名剧《沙恭达罗》等。
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2.张中行（1909-2006）：河北香河人，原名张璇, 193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世界文明史》阅读心得
《世界文明史》阅读心得发布时间：2023-07-13T08:19:14.317Z 来源：《中小学教育》2023年第503期作者：周燚[导读] 《世界文明史》一书按照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把文明的发展与演进划分为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的兴起以及工业文明在全球的扩展三个阶段。
湖北省荆门市龙泉中学448000今年暑假本人认真阅读了著名历史学家马克垚先生主编的《世界文明史》一书。
期间有颇多收获和感悟，现分享如下：《世界文明史》一书由北大历史系十余位知名学者共同编写，建基于北大历史系深厚、严谨的治学传统，是北大历史系教授们多年科研和教学的结晶，展示了国人视角下的人类文明史。
全书共三编二十八章，从人类文明演进的角度出发，以全球史的视野鸟瞰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时间上贯通古今，从古代农业文明论及现代工业文明在世界范围的扩展。
空间上跨越各文明，兼顾各文明的独立演进与彼此交融，揽括人类文明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维度。
《世界文明史》一书按照人类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把文明的发展与演进划分为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的兴起以及工业文明在全球的扩展三个阶段。
进而以此将全书分为三编：在农业文明时代，该书重点谈论古代四大文明，并专门论述了不同农业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
在工业文明的兴起阶段，该书在论及原工业化时期亚欧诸农业文明的嬗变后，从科学革命、现代民主政治、工业革命、早期工业化时期的思想文化等几个方面深入探讨了西方文明转型的复杂历史经纬。
在工业文明的扩张阶段，则分述了欧亚工业文明的演进以及工业文明在亚非拉的扩展，把世界文明的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紧密结合起来，以历史的方法解读世界文明的多重性。
纵观全书，十多位北大教授把自己多年教研中积累的精华倾囊相授，视野宏大、内容精深，看起来好像离高中历史教学很远，但实际上阅读此书对我日常教学大有裨益。
首先，《世界文明史》一书以全球史的视野鸟瞰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能让我站在更高的维度看待高中历史。
“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
钱穆：“一生为故国招魂”的史学大师２００９年８月８日，国学大师钱穆、傅斯年墨宝在香港拍卖。
其中钱穆的信札，用行书写就，字体飘逸、秀雅。
信中钱穆写道，“今日之国运，吾侪从事学术教育工作者皆不得辞其咎”。
短短一句话，可见一代国学大师“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
钱穆，字宾四，江苏无锡人，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
其《国史大纲》被公推为中国通史最佳著作之一。
１９４９年秋，任香港亚洲文商学院院长；１９５０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使流亡学生得以弦歌不辍，也使我们今天得以拨开时间的迷雾，在岭南的文化版图上寻找这样一位文化宗师的身影。
乡教十年，苦读奠定学术基础“东南财富地，江浙文人薮”，钱穆的故乡在江南水乡无锡的七房桥。
父亲钱承沛考中秀才后，因体弱多病，无意科名，但对两个儿子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读书入仕。
钱穆7岁那年，被送到私塾读书。
12岁时，41岁的父亲撒手尘世。
孤儿寡母，家境贫困不堪。
母亲宁愿忍受孤苦，也不让孩子辍学，她说：“我当遵先夫遗志，为钱家保留几颗读书的种子……”于是钱穆得以继续就读。
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是辛亥革命前无锡开风气之先的一所典型的新式学校。
学校师资力量极佳，既有深厚旧学根底的宿儒，又有从海外学成归来具有新思想的学人。
当时的体操教师是21岁的钱伯圭，曾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思想激进，系当时的革命党人。
他见钱穆聪敏早慧，就问他：“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穆作了肯定的回答。
老师便借此教诲道：“此等书以后不要再读。
此书一开首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之类的话，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
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
我们当向他们学习。
”此番话给年仅十岁的钱穆以极大的震动，日后他在回忆此事时说：“此后读书，伯圭师言常在心中。
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
”世事多变，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求学不久，就爆发了推翻满清王朝的武昌起义。
学校停办，钱穆被迫辍学。
傅乐焕的学术经历和师友对其之影响
傅乐焕的学术经历和师友对其之影响李亮生摘要：傅乐焕在１９３２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四年的学习使他具备了扎实的史学基础，并确定了宋辽金史的研究方向。
１９３６年毕业后，他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这十多年期间的学术成果奠定了其在宋辽金史研究领域的地位。
１９４７年，傅乐焕选择出国留学，这段经历使其学术能力和视野更加开阔，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回到大陆工作。
傅乐焕在宋辽金史研究领域有如此卓越的学术成就，一是凭借自身刻苦努力，二是得益于傅斯年的引导和其在求学期间所遇师友——胡适、姚从吾、邓广铭等人的影响。
傅斯年决定让傅乐焕学习历史，他的学术风格、治史思想和治史方法深深影响了傅乐焕。
关键词：傅乐焕；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大史学系；宋辽金史中图分类号：Ｋ０９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６９１６（２０２０）２３－００８２－０４傅乐焕（1913～1966年），山东省聊城县北门里人，辽金元史学家，与冯家升、陈述并称为“辽史三大家”，其人生经历及学术研究与傅氏家族特别是其堂叔傅斯年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傅氏家族是聊城一个有着良好教育和文化传统的科举家族，明清时期有诸多家族成员在朝或地方任职者[1]。
到了民国时期，又出现了著名史学家傅斯年。
1936年，傅乐焕完成了大学毕业论文《宋辽交聘使研究》，修正和补充了前人的一些错误和缺漏。
1942年，他发表了论文《辽代四时捺钵考》，此文奠定了其在宋辽金史研究领域的地位。
1947年6月，他到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并于1950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捺钵与斡尔鲁朵》。
傅乐焕在博士毕业后并未同其堂叔傅斯年一起前往台湾地区，而是回到大陆继续从事史学研究及教学，参加了民族识别、地图编绘以及古籍整理等工作。
傅乐焕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备受摧残，于1966年5月23日投陶然公园湖水自尽。
对其学术经历进行系统梳理有助于全面认识傅乐焕的学术成就，也有助于全面认识二十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中国宋辽金史研究情况，本文主要从傅乐焕的学术经历和师友对傅乐焕的影响这两方面展开探讨。
醉心北大精神的史家
醉心北大精神的史家陈来不知不觉之间,邓广铭先生已经仙逝三年了。
纪念邓先生的这部《仰止集》,去年我曾从友人处借来读过,不久前又承小南教授亲赠一册,再读之后,更添怀想,邓先生的音容,跃然眼前。
其实,邓先生去世之后,我也曾接到纪念集的约稿信,因为穷忙和出国,无暇动笔;又思邓先生门下,史学前辈如云,我的专业不算是史学,似无资格侧身其中,终于未敢应命。
然而事过之后,总觉遗憾,这次获赠此集,不仅给了我一个重新学习邓先生为人为学的机会,也正好给了我一个弥补的机会。
《仰止集》所载,都是邓先生友人、学生所写的纪念和回忆文章,十分生动有趣,读后对邓先生一生学问和为人,可有更为具体的了解。
而尤使我感兴趣的,是他早年问学过程中与当时学问大家的交往因缘,和其中留下的不少佳话。
在这些大家当中,从时间上数,首须一提的是周作人。
邓先生是山东人,乡音到老不改,故张中行称他为“山左史家”。
他一九三一年从山东到北京,当年考北京大学而未取,遂考入辅仁大学英文系。
次年再考,得如愿而入北大史学系。
就在这一年九月,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出版,该书版权页写明:讲校者周作人,记录者邓恭三。
邓先生字恭三,他在山东省立一师读书时,就以记忆力强、思维敏捷、反应快,见誉于同学,故一师校内名人讲演,多由他做记录。
据周作人在此书的小引中说,一九三二年三四月间到辅仁大学去讲演,“所讲的题目从头就没有定好”,“既未编讲义,也没有写出纲领来,只信口开河地说下去就完貌,公之于众。
我相信公之于众是最妥善的保存。
但愿我这办法,“死者如生,生者无愧”。
二○○一年五月四日76了。
到了讲完之后,邓恭三先生却拿了一本笔记的草稿来叫我校阅,这颇出于我的意料之外。
再看所记录的不但绝少错误,而且反把我所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这尤其使我佩服”(9页)。
以周作人的文名和地位,这一番说话自然使年轻的邓广铭在青年学子中广为人知了,金克木、张中行都是因此书而知道邓广铭其人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书出版后,周作人将稿费送给了邓先生,初入北大史学系的邓先生便用这笔钱买了一部二十四史,他的史学生涯,从此开始。
北大历史系读书体验
北大历史系读书体验
作为中国顶尖学府之一，北大历史系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学习环境。
以下是我在北大历史系读书体验的方面：
1. 学术氛围浓厚：北大历史系拥有众多优秀的教授和学者，学生可以接受高质量的学术指导和教育。
在这里，你可以与同行交流，参加各种学术活动，了解最新的历史研究动态和前沿理论。
2. 课程设置丰富：北大历史系的课程设置非常丰富，涵盖了世界历史、中国历史、史学理论等多个领域。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求选择不同的课程，接受全面的历史教育。
3. 研究机会多样：北大历史系为学生提供了多种研究机会，如学术科研项目、历史博物馆实习、历史档案研究等。
这些机会可以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历史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提高研究能力和实践经验。
4. 学术交流平台广阔：北大历史系拥有广泛的国内外学术交流平台，如学术会议、研讨会、海外交流等。
这些活动可以让学生接触到更多的历史学者和研究成果，拓展学术视野和交流机会。
5. 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在北大历史系读书，学生需要独立思考和探索，进行自主研究和学习。
这种学习方式可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
总之，北大历史系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学习环境，为学生提供了全面的历史教育和研究机会，培养了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
在这里读书，你将获得丰富的学术体验和人生经验，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国宝级”大家田余庆先生的身影、最后一天的书桌
“国宝级”大家田余庆先生的身影、最后一天的书桌中古史大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田余庆先生12月25日晨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田先生在去世前一天，仍伏案工作。
田先生的家人和学生整理了田先生的一些照片，授权澎湃新闻（）发表，以怀念先生。
另附田余庆的学生、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教授阎步克12月25日撰写的《田余庆生平》，澎湃新闻经授权发表。
家人布置的田余庆先生灵堂，桌上放着他生前用的手杖、看书用的放大镜、眼镜和最后一天读的书。
田余庆的学生、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教授罗新微博（@罗昕PKU）写道，“这张照片是2010年6月6日在北大拍的，田先生最喜欢，多次说将来要在告别仪式上使用，说这样才“走得潇洒”。
熟悉田先生的人都知道，潇洒二字跟他的性格至少表面上是难以沾边的，但他心里还是在追求一种潇洒的人生。
回过头来看，他的人生真是完美且潇洒，足以让我用十辈子的时间来效仿。
”田余庆去世前一天还在伏案工作，摊开的书中，左边是严耕望的《魏晋南北朝佛教地理稿》，右边是先生自己的《拓拔史探》。
田余庆先生和夫人1999年在大觉寺的合影。
1990年代初，田余庆先生在博士生陈爽的读书报告上写的批语（右边黑色手迹）。
田余庆先生2010年写在照片背后的字，潇洒人生是他心底的追求。
1987年夏，时任历史系主任的田余庆先生与北大历史系1983级本科生的毕业合影。
第二排坐者右七为田余庆先生。
【延伸阅读】阎步克撰写的《田余庆生平》田余庆先生，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祖籍湖南湘阴，1924年2月11日生于陕西省南郑县（今汉中市）。
先后就读于湘雅医学院（贵阳、重庆）、西南联合大学政治系（昆明），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
历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助教，历史系助教、讲师、教授，历史系主任，系学术委员会主席等职，对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发展，尤其是对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创建，做出了突出贡献。
还曾兼任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古籍整理与出版规划小组成员等职务。
点评华东师大历史系诸先生
点评华东师大历史系诸先生在华师大交流学习一学年，有很多事物是我难以忘怀的。
比如阅读体验上佳的图书馆、富于特色和学术气息的园丁书局、时常有白鹭出没的樱桃河，当然，最难忘的是闵大荒的蓝天白云，还有勤奋开朗的同学和智慧风雅的老师们。
这些情景我难以一一重现，只想从我有幸从之问学的各位老师中选择一些我印象深刻的，以列举条目的方式做一概要点评，来回顾我在华师大的学习经历。
以下为正文1 孟钟捷研究方向：世界史（德国史）简评：孟老师在大二一学年为我们讲授世界通史第三卷。
虽然没有一以贯之地讲完所有内容，但是他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孟老师治学严谨精勤，论文、专著、译文都比较丰富，讲课时注重事件的逻辑分析，极富条理，而且注重史学理论的分析框架建构，他在第二学期开课时讲述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几种理论和在学术前沿讲座上讲的“历史记忆与历史遗忘”理论，都很有启发性。
孟老师上课也不拘成论，常常给出一些相互冲突的观点让大家分析。
对作业要求比较严格，曾经针对读书报告系统地讲过三种写作模式，并对论文的注释规范多有强调，我从中受益不少。
孟老师作为男神级别的人物，相貌英俊，精力异常充沛，早晨第一节课从来毫无倦容，而且略带江南腔调的普通话十分悦耳。
个人以为，在华师历史系如果说男神的话，孟老师应该是第一位的。
2 郑寅达研究方向：世界史（德国史）简评：郑寅达老师是孟钟捷老师的研究生导师，也是华师历史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副会长，是中国德国史研究领域的一位权威。
我选过郑老师开设的纳粹德国史研究这一选修课，印象中老师很和蔼，而且同样讲课富于条理，能够将复杂的德国人名、众多的党派名称、诡谲的纳粹德国内外政局分析清楚，没有多年的研究积累难以做到。
通过郑老师的讲述，我也了解到了纳粹德国、纳粹体制的许多另面，可以说是大开眼界。
老师在上课过程中，时常展示他实地拍摄的纳粹时期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农场、工厂、集中营的照片，可见郑老师有很强的实践意识，而且经历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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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北大历史系诸先生范美忠北大让我失望是一步步的，是随着自己看书的增多，眼界的扩大和对它了解的加深而最终彻底失望并放弃读研究生的想法的。
首先让我失望的是本系的教授。
应该说我第一次坐在教室里边听北大老师讲课，真的有种很异样的感觉，首先开一大堆书的书目让人觉得很新鲜，有否定了好多中学时当作绝对真理记住的结论，的确有些新鲜感。
后来看书渐多，涉猎了一些西方史学的理论，比如兰克的客观主义学派，柯林伍德的新历史学派，布罗代尔和布洛赫的年鉴学派的理论等等，总之，西方的理论虽不完美（哪有完美的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不完美呢？），但就象西方人在文学绘画等领域一样新见迭出，，令人大开眼界。
而我们那帮老师还在讲乾嘉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死抱着制度史不放，毫无新意可言，既无独到的理论又缺乏趣味，所以他们的讲课就成了最好的催眠曲了，尤其是大一时我上朱龙华和张衍田先生的课是肯定要睡觉的，别误会我是一个混日子的学生，我泡图书馆看的书真不少。
后来我看了《史记》和《剑桥中国史》和《万历十五年》这些书，则从实践上否定了他们的水平。
因为他们写的书我是从来提不起兴趣看的。
下面点评诸位先生，我在看历史书时一直为中国从古至今虚假的历史书写感到头痛，所以这里我也就不为尊者讳了。
中国先秦史，吴荣曾先生，他总是在校园里骑着一辆破烂的过时的加重自行车。
应该承认，如果不以大师的标准衡量，他的学问还是扎实的，他是翦伯赞的学生。
但问题不在这里,北大老师里面可能有三分之一是混混，但一般大学混混的比例可能是三分之二，所以比较而言，北大文科老师的功底还是扎实的，态度还是严谨的。
但问题不在这里，研究历史最重要的是除了真实的史料之外，关键是看你如何去诠释它，要说功底的扎实的话，清代人谁比得过，可是所谓三大考史名著有什么价值？钱穆的〈国学大纲〉有何价值？先是他给我们讲封建社会始于何时的争论，当时倒也略具新鲜感，后来一想，够糟糕，中国传统的王朝史学固然乱七八糟，但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的划分之说也根本不应该适用于中国社会，就是用封建社会来命名中国历史本身就是一个错误，他们不去创造我们自己的历史解释术语（象李泽厚在哲学史领域所做的那样），却去阐释根本就错误的毫无价值的东西。
而且讲什么田客，步曲之类，讲什么行政制度，历史有必要研究这些毫无价值的东西吗？讲秦汉史讲讲史记多有趣！当然，吴先生在古钱币研究方面的造诣是高的。
当然你的黄金时期在共和国三十年度过，也怨不得你，因为受损害的何止学术？我只是觉得北大真的已经没有反叛精神，创新精神。
世界上古史，朱龙华：我上你的课要睡觉，但在历史系我最佩服的是你，因为你通八门外语，钱钟书可能都要吓晕，乖乖龙的东，不得了，我六级都没过，一门外语都没学好。
客观的讲我对你真无可挑剔，红光满面的你满头白发，精神矍铄，穿西装永远不打领带，最具名教授派头。
更重要的是还通艺术，古希腊，文艺复兴的课我还是喜欢听的，而且你似乎的确是通世界史，最近刚在广州天河购书中心看到一本你的谈玛雅文明的书，大概埃及，希腊，古罗马竞技场，世界名胜古迹都游览遍了吧？就冲能够到世界各地游览，我差点报你的研究生，但实在忍受不了历史的枯燥，我对你无话可说，只是世界史我更喜欢汤因比的路数。
而且你上课从不点名，即使在猪头系主任强行规定以后你也毫不理睬，好！够气派！名教授！还有你从不考试，即使在猪头系主任强行要求之后，你也先把题告诉我们，叫我们到时抄上去就行了，大学哪能还象中学那样考记忆力？就冲这一点可见北大历史系多么堕落！我大学四年虽然平均分列倒数第一，但只重修一门课，其中不能不感谢你！中国历史文选：张衍田：身板厚，穿中山装，笑容满面。
据说你是校警出身，能有今天不容易，还没升为正教授吗？你讲尚书，诗经，倒还津津有味，大约你在精神上还生活在两千多年前吧？能够沉浸在学问中的人是幸福的。
你恐怕虽不如段玉裁，章太炎这样的小学大师，但能讲一个字的变迁能从甲骨文讲到现在的简化字，真令我矫舌不下，目瞪口呆，但你为何要研究这样的豆仃之学呢？真是寻章摘句老雕虫，雕雕龙多好？文字学大概也要象京剧一样行将灭绝了吧？但你为何不准我上课睡觉呢？老要叫醒我！奶奶的！还有我上你的课看〈废都〉干卿底事？把我的书收上去不说还说我看当代〈金瓶梅〉！现在找妓女都小菜呐！解放前的北大教授都逛八大胡同的妓院呢！看看淫书过过干瘾有什么要紧？何况我是出于研究的目的才看的，且不说他的书关键处留了太多的空白，如果纯从文学的和淫秽的角度出发，我才不看呢！（他完全是个欺世盗名之辈，比陈忠实都还差得远，没有一本书有价值，没有一本我看得下去，什么屁美文）没办法，要骂他，就要看他，就象余秋雨的破书文化苦旅一样。
你太迂腐啦！（待续）我还说叫你开张证明买足本《金瓶梅》呢！看来你是不愿意的了？中国古代史（隋唐以后）：张仁忠：你的讲课引用史籍原文颇多，但都不成条理，更无新奇之论，连催眠的效果都没有，我在上你的课的时候更多的是自己看书，无论是《史记》还是《全唐诗》的阅读都是在你上课的课堂上完成的。
我对你印象最深的是你烟瘾奇大，课间吞云突雾不停。
道是在最后几节课的时候你眼见只讲到清军入关，时间反正是不够了，反而放开手脚大讲雍正如何读书挨打和其他一些笑话，一直这样讲多好！不过，使我永远不能忘记你的是我在大学唯一一门没及格后又重修了的课就是你这门课。
记得那一学期期末考试前一个多月前正是94年美国世界杯，对不起，世界杯对我这个狂热的球迷来说显然远比历史系的破课重要，所以一个月黑白颠倒吗课是没上了。
其实你还算是个很好的人，最后一节课你告诉了我们要考的内容。
但我连最后的关键一课也没上，仍然在蒙头补瞌睡，同学们又没告诉我这回事，真不仗义。
弄得我拿着卷子发现全是没听说过的名词解释，胡乱做了问答题留下大量空白象文革中的张铁生一样几乎交的是白卷，我是开考后十分钟交的卷，你拿着我的卷子后冷冷一笑，我就知道完了，遇到杀手了，果然你给了我48分，最后我不得不我94级文科实验班的同学一起上课，重修是也。
重修两老师：明史：王天佑；现北大历史系系主任（我97年离开时还在任上，不知现在下课没有），你是属于工农兵一代，你自己说似乎是在甘肃的军队里呆过十一年（北大的教授由遗老，老中青四代组成，最老的一代是邓广铭，周一良，他们两是我们历史系的宝。
邓是胡适的关门弟子，胡对他还是颇为称许的，功底肯定是很厚的，虽然也不过是考据而已，据说他的宋史研究是上个世纪中国第一；第二代是五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以田余庆，祝总斌和吴荣曾等为代表；第三代就是王天佑，徐凯，宋成有‘副系主任’等人，由于该读书时都作为革命闯将在闹革命，所以学问是没有的，但现在当官的是他们，不通学术者当官，情形可想而知；第四代是恢复高考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代表人物是阎步克，第四代唯一的人物，另外，第四代还有留美归来的博士朱孝远，洋气得很，他教我们史学概论，还有所谓中国第一个历史学博士后的欧阳哲生，他是从湖南师大过来的，搞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专吃当年被我党的历史封杀了的胡适，傅斯年等倾向国民党或者中立的第三条道路文化人。
），他因为有满口大牙又有个大嘴，而我们又都知道《绝代双骄》里有给人叫李大嘴，于是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做王大牙或曰王大嘴，古龙说过，一个人的名字可能会起错，但外号是不会叫错的，我们也觉得还比较贴切。
但与虽无学问却颇有学者风范的前任何芳川相比，明显缺乏学者风度，我们私下都认为有损北大历史系的形象。
但我对他还是比较感激的，并不是因为他的明清史造诣比得上吴晗或者本系的博导许大龄，他的课我一节课都没听。
但一个人的性格很多时候优劣并生，正是因为他做学位不投入，所以他并不迂腐，知道对于我们这种注定不会做学问的人来说，给我们过不去没什么意思（而对真正对历史感兴趣并且立志做学问的人来说，那样的考试又太小菜了，所以你说大学的考试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慷慨地让我过关了，这里遥致感激之情。
徐凯，重修清史老师兼中国史学史教师：据说他在文革中是风云人物，所以学问也就没有，不过照办一些别人的结论，毫无真知灼见。
（如仓修良和尹达的中国史学史，和本系名教授祝总斌的著作）但他是所有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中最讲究穿着的一个，总是西装革履，（这在北大文科教授中非常少见，因为文人积习，多是不修边幅）有点象胡适一般，但这是他们唯一的相似之处，我说过，名教授是不在乎学生是否缺课的，倒是水平越差的越虚弱，就因为我曾缺过他的几次课，他大为恼火，差点取消我的重修考试资格，好在王主任主持考试的大度。
所以我对中国古代史学史的知识是从《史通》《文史通义》和黄宗羲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以及梁启超钱穆的《近三百年学术史》和梁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来的，不是问道于盲，是无人可问道。
中国近代史：郭卫东，恢复高考后的一代，据说他下乡的时候是和陈凯歌一起，而现在陈发达了见到他爱理不理的，唉，人一阔就变脸呐！世态炎凉啊！人家好歹也是北大讲师，可见中国教授地位之低，尤其历史系教授，谁还愿意做学问呢？投入产出太不成比例了。
他有一个大啤酒肚，倒颇气派。
他讲课往往讲到自以为可笑处自己先笑了起来，而我们有时则毫无反映，显然，他讲笑话的水平并不高。
他的讲课我比较喜欢听，我早就说过，在中国的大学中，真正厉害的是30到50岁那批教授（如现在的朱学勤，秦晖，何清濂等，连李泽厚都过时了，他在美国和刘再复对话都说些什么啊，真实老糊涂，世纪新梦，我看他真是在做梦）。
但我认为他其实一般，但由于年轻人容易接受新思想，所以他的课我还是比较喜欢听，后来我一看《剑桥晚清史》，哦！哦！原来天下文章一大抄。
我以为新鲜的论点全在上面呢！但不要紧，省得我通读。
从他那里，我知道了研究义和团的周锡瑞。
（的确不错，观点独到，不愧为加州伯克利的教授，普通话说得比我还好，惭愧，记得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问题我还向你提了两个问题。
为此我的班主任张建华还嘲笑我呢，他说你胆子挺大的，那么多名教授面前敢提问，那种总是仰视别人的人永远没出息。
何况我不认为现在的北大历史系包括中国整个文科领域甚至文学领域有什么大师，北岛和李慎之勉强吧。
）还有太平天国和戊戌变法的有趣过程。
不错，不一定非要是大师，扎扎实实积累点新东西就不错，自己不能创造，输入新知也是可以的，严复和胡适不都这样吗？鲁迅说，别求新声于异帮，如果不是辜鸿铭那种怪物，谁都知道中国老一套是毫无价值的。
打开我了我眼界，感谢！中国现代史，刘一皋（我们给你取了一个外号叫牛皋，决无不敬之意。
可怜未老头先白，做学问的真掺，都瘦得一根藤似的，哪象当官的肥头大耳的，满肚子民脂民膏，杜甫是“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做诗苦。
”你们是做学问太苦，在中国不值得为学术献身，轻松点罢，当时为什么不跟我们出去踢踢足球呢），说实在的，你的课我几乎每节课都认认真真地听了而且认真做了笔记，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