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政治经济学派
7、批判理论的兴起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

精神文化产品像任何其他资本主义工业一样具有以下特征:使用异化劳动,追求利
润,依靠技术、机器提供的优势,主要致力于生产“消费者”等等。这就是“文化工 业”。文化工业的产品,是一种适合于大众口味的、方便面式的精神文化消费品。今天 流行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畅销小说、商业电影、通俗电视剧、流行歌曲、休闲报刊等,
著名的文化工业理论,则被视为大众文化研究的经典和理论基点。不难发现,在当代的 文化评论中,批判理论的踪迹随处可见,结构主义、符号学、意识形态理论、女性主义 和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中都可以见到它的影子。它们对大众传媒与国家、个人的关系, 消费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问题,从各自的视角出发,作出了新的理解和阐释。
动范围)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它凸显了公民在政治过程中的互动。
哈贝马斯的定义: 所谓公共领域,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
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向所有公民开放这一点得到了保障。在每一次私人聚会、形成 公共团体的谈话中都有一部分公共领域生成。然后,他们既不像商人和专业人士那样处 理私人事务,也不像某个合法的社会阶层的成员那样服从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限制。当 公民们以不受限制的方式进行协商时,他们作为一个公共团体行事——也就是说,对于 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务有聚会、结社的自由和发表意见的自由。在一个大型公共团体中, 这种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来传递信息并影响信息接受者。今天,报纸、杂志、广播和电 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当公共讨论涉及与国务活动相关的对象时,我们称之为政治的 公共领域,以相对于文学的公共领域。
一、法兰克福学派和批判理论的兴起
1、法兰克福学派
当代西方的一种社会哲学流派,以批判的社会理论 著称。是以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中心”为中 心的一群社会科学学者、哲学家、文化批评家所组成的 学术社群。由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领导成员在20世纪 30~40年代初发展起来,其社会政治观点集中反映在霍 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J.哈贝马斯等人的著作中。 在西方社会科学界,法兰克福学派被视为“新马克 思主义”的典型,并以从理论上和方法论上反实证主义 而著称。批判理论与社会学 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在历 史哲学、社会理论和社会认识上都与现代社会学具有紧密关系,它的社会理论观点被看 作是批判的社会学。作为一种社会理论观点的批判理论,本身就是“工业社会”理论的 一种特殊形式,其中包含着一个现代人如何看待这个社会以及如何行动的具体纲领。作 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一般批判,批判理论涉及意识形态的起源、形成和社会功能等诸多知 识社会学问题,它本身又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知识社会学体系 。
传播政治经济学欧洲学派评介

278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X1传播政治经济学欧洲学派评介陈月飞摘要G+和欧洲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两座重镇,研究成果最为突出。
本文依据这一流派分野,通过文献研究,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为何大多出自欧+、欧洲学派代表人物为何少于G+学派,探讨欧洲学派兴起的政治经济背景特别是国际传播格局演进,在F基础上介绍欧洲学派学术重镇英国及其主要代表人物戈尔丁、默多克等人,'及经历独特、关注第三世界传播现状的阿芒•马特拉等人,综述欧洲学派典型人物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思路和格局。
关键词传播政治经济学欧洲学派戈尔丁默多克马特拉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欧洲学派代表人物少于欧洲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英、法、意大利、&学者开始关注传播学研究。
代表有•哈洛伦、彼得•戈、格雷厄姆•默多克、-加、阿芒-:1\,传播,经学欧洲学派兴于学派,其代表量也相对较少。
介洲学派典型人物前,对这一现象作个探究可能更有助于作者简介陈,男,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新华_全媒体时政新闻部主任。
研究:新媒体、新闻业务。
**************。
传播政治经济学专辑279理解他们的学术观点。
传播学是关于&和历史变革的研究也就是说,这一学术思于传播,其兴起与当时政形疑就有很大关系。
为人熟知的是,传播学究的提出来自加拿大•斯迈思。
1948—1949年,斯迈思率先诺伊大学开设了第一门传播政治学,使传播学正学院体制。
传播•经学这一学术思潮2040年代逐步兴起,尔后延伸至第三世界。
一种学术思潮的萌芽或许是某个学者灵机一动,但史语,传播学的诞生与发展具有深厚的现础。
国内传播学“启蒙”研究者赵认为,传播学是在2060年代学者批判现代化后果的世界体系和依附&步势力和第三世界对国际和文化不平等的质疑的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为标志的“新左派”的兴发来的3。
这一观点不一起源地出发,界视野分析总结,点出了兴起的重要基础。
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关系-模板

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关系一、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史1948年,伊利诺伊大学传播研究所建立,进入研究所的斯迈思成为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批研究者,传播政治经济学也由此开始发展。
斯迈思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重新界定了商业媒体的研究,挑战主流视野中媒体与受众关系的认识。
另一个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十分重要的人物是赫伯特·席勒,他与斯迈思都把传播当成公司力量的组成部分,也就是把传播视为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重要部分,指出了传播与资本主义之间重大的隐含意义。
他们的很多观点都被看做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
20世纪60年代,斯迈思回到加拿大,积极参与政策事务的讨论。
席勒加快了与联邦通信委员会以及人权和反战媒体的。
他们的努力在那个时期影响了进步的领域,还培养了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新一批研究者。
这一批新的研究者,大多都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他们继承了早期的研究,并提出了新的研究。
其中爱德华·赫曼与诺姆·乔姆斯基为杰出的代表。
20世纪90年代,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新闻业批判的出现很引人注目,但是严重的资源匮乏,很少的机构支持,加上恶劣的政治环境,使得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开始消沉。
这时,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的争论也在尖锐的进行着。
很多学者开始反思产生危机的原因,认为是由于没有培育出可以推动该领域发展并展开创新研究的优秀学者。
二、文化研究的发展历史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是文化研究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在这个阶段,由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大众文化的攻击,谴责大众文化,认为它使消极的受众操纵了文化,并认为高等文化受到流失,他们都被看作是精英主义者,被认为夸大了文化产业对普通人的控制。
1964年,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伯明翰大学建立,标志着文化研究进入第二阶段。
这个研究中心是由理查德·霍加特与斯图尔特·霍尔一同建立的。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最开始是从事大众文化的批判研究,并且致力于保护次要群体的核心创造力。
传播学政治经济学

传播政治经济学是传播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传播作为一种经济力量对社会的影响,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机构对传播活动的控制。
它强调以一种“历史的”、“制度的”方法来研究传播现象,关注传播与社会的关系,特别是经济、政治和权力关系对传播活动的影响。
传播政治经济学一开始就放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传播研究中占支配地位的功能主义社会学,而是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为起点,提供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概念框架。
它关注传播机构与经济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传播活动中的权力问题。
在研究方法上,传播政治经济学强调从历史和制度的视角出发,关注媒介机构与其他机构的关系,并特别关注公众利益和人类的发展。
这种研究方法一直被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坚持。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北美与西欧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代表了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它对传播活动中的经济力量、社会阶级和社会权力关系进行研究,揭示了传播现象背后的经济和政治权力结构。
总的来说,传播政治经济学是一种重要的传播学研究方法,它为我们理解传播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政治经济对科学传播的影响

政治经济对科学传播的影响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传播学分析视角重要的一个理论流派,兴起于对40s占主导地位的经验学派或者说行政学派讲究效果研究和忽视媒介产业背后的所有权和资本问题的批判,以英国莱斯特大学默多克,戈尔丁,北美加拿大斯宾塞,艾森特莫斯可,美国赫伯特希勒以及乔姆斯基等为代表,在传媒商品所有权,媒体制度,受众理论多方面展开分析,试图揭开媒体中立与客观性运作表象背后的商业逻辑,在莫斯可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中把其定义为研究媒体产品生产流通消费的各个环节的学派,并提出当下传媒产业发展三个主要的概念:商品化,空间化与结构化。
莫斯可认为商品化是资本主义市场利润驱动下的必然结果,媒体为了盈利必须加入工业化大生产的浪潮,在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道路上不断复制文化与信息产品,以菲斯克互文性的再造手段扩大规模,为了降低成本控制从而加大在流通环节的渠道控制,但由于传媒产品的独特性,知识产权成为产品获取权和媒介接近权的垄断保护,同时,产品流动与辐散甚至全球市场开拓导致传媒机构的空间化扩张,为了获得受众更多的时间,家庭消费成了竞相角逐的场域,莫斯可受到马克思二元论的影响,认为媒体机构的权力集中受到制度和文化环境,资本等各方面影响。
斯麦资提出受众商品论的观点,认为媒介机构通过提供信息这种免费午餐获取受众注意力和收视率转而卖给广告公司,对于收取频道费用i的受众对象更是成为传媒机构二次售卖的牺牲品,赫伯特·希勒在他的《文化帝国主义》中对与这种全球化文化殖民逻辑下的媒介机构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批判,认为以西方资本主义传媒巨鳄企图在全球推广其媒介产品时不仅推销了自身的意识形态,并使发展中国家文化主体性丧失辨识能力等方面对当下或日渐沦为政府舆论调控和喉舌,或在资本驱动下成为波兹曼娱乐至死浪潮的推手中都起着重要的警惕作用。
同时,为传播业在危机与混乱中更好的处理和理清发展方向起着借鉴作用。
传播业是指从事信息采编,新闻生产与流通的媒体组织机构的集合,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一元体制二元运作模式下传播业公共角色的丧失一元体制:主导意识形态的灌输,对伤痕文学与亚文化的召唤,二元体制:菲斯克垂直纬度、水平纬度的文化产品再造,媒介事件,假新闻现象,媒体权力寻租现象—公权力威信丧失,陷入塔西陀陷阱,新闻专业主义受损。
传播学名词解释必背

传播学名词解释必背经验学派经验学派主要指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传统学派,在传播学研究中占有主流地位。
经验学派多从行为主义角度进行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注重经验材料和实证考察,在方向上坚持实用主义的研究目的,在指导思想上则坚持多元主义的社会观。
主要代表学者有拉斯维尔,拉扎斯菲尔德,霍夫兰,克拉帕,施拉姆等。
主要研究领域和理论有:传播过程模式研究、说服与态度改变研究、"传播流"研究、先有倾向理论、选择性接触理论,补强理论、意见领袖与两级传播理论等。
由于该学派的主要理论观点强调大众传播效果和影响的有限性,又被称为"有限效果理论"。
70年代以后该学派受到了批判学派的激烈批评,研究视角有所改变,提出了"议程设置功能"等较为强调传媒影响力的理论。
记忆思路:总述内容+代表人物+研究理论批判学派批判学派萌芽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开始兴盛,80年代成为传播学研究中的主流之一。
起源于欧洲,是对欧、美等国持不同于美国实证分析、经验研究派别立场,坚持批判观和方法进行的研究的总称。
主要组成部分是法兰克福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社会文化研究、语义批评和当代女性主义批评。
其核心是在社会和文化的境遇里分析与理解传媒的内容、运行机制及其效果。
这一学术传统反对功能主义和自由多元的意识形态,强调现代社会的矛盾对抗性,批判现代社会的霸权统治,揭露传媒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大众商业文化之骗人虚幻的实质,鼓吹激烈的反叛行为,在计划对抗冲突中解决社会矛盾。
记忆思路:时间+总括+组成部分+核心+内容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于美国的社会学学派,其学术活动的开展以芝加哥大学为中心,代表着社会学在美国的一次繁荣。
在美国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潮影响下,芝加哥学派开展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从而使这个学派总体上具有重视经验研究和以解决实际社会问题(特别是城市问题)为主的应用研究的特征。
传播政治经济学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者: 赵月枝(Zhao Yuezhi)邢国欣(Xing Guoxin)内容提要:西方的传播学研究主要有两大传统,以美国的经验主义为主导的行政研究,以及发韧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研究。
传播政治经济学以其对社会权力关系与传播生产、流通、消费的相互构建的研究在批判研究中占据独特的地位,并在整个传播学领域独树一帜。
本章论述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和发展,梳理该理论流派关注的焦点问题,分析其研究模式和主要论点,并评介欧美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和他们的学术观点。
结尾部分论及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地位和发展趋向。
关键词:媒介结构,社会权力,资本,国家,市场,信息传播与全球化引言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学研究可以说是异彩纷呈,流派有别。
起源于美国的经验学派,重点在于媒介分析、受众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等层面,它在北美传播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在欧洲一些国家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也由于美国的学术影响而拥有很大的影响力。
然而,就像美国的商业广播电视制度并不能代表世界广播电视制度的多元模式一样,美国的经验学派并不代表世界传播学研究的全部。
事实上,它只是西方传播学研究的一个流派。
起源于法国、主要研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和语言的象征表现功能理论的结构主义派别,起源于德国、集中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商业化体制下的文化工业以及资本的文化统治本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及起源于加拿大、主要关注传播技术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多伦多学派,都对传播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传播政治经济学是西方传播学研究中另一个独特的流派。
这个流派完全有别于美国的经验学派,它着重分析西方传播体制的经济结构和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从而揭示文化工业的复杂性和通过资本实现的文化活动对社会过程的影响。
通过对传播的所有权、生产、流通和受众消费等层面的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试图展现传播的社会权力关系。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北美、欧洲以及第三世界国家都颇有影响,它和起源于英国、着重研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众文化与社会再生产的关系的文化研究一道,形成西方传播学领域的批判学派。
传播政治经济学之我见

传播政治经济学之我见-----------------------------------------------------------------------------------郭镇之(2006-01-06 23:38:11.0)【内容摘要】与传播学的传统学派相对的,是传播学的批判研究。
活跃在批判舞台的传播学研究主要有两大学派:一个是文化批判学派;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派。
他们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联系,而与行政学派的研究思路大相径庭。
政治经济学是传播研究的一种思路,是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其宏观决策活动这种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来观察媒介及其传播行为的。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学科的母体或者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以传播媒介为核心的人类传播行为及其活动。
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上主要有三大分支:自由主义(现在的新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制度学派。
制度学的分析不仅预示了霸权产生的方式,而且指出了传播在其中的重要性——传播创造了社会环境。
【关键词】行政学派;批判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一、引子由于世界范围媒介产业和市场的巨大变化,最近,美国一些重要的高等院校传播学院正在大力搜罗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教授,并开设与此相关的课程。
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传播媒介也在积极探索这一产业的经济规律。
传播政治经济研究逐渐成为热门学科。
我对传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广播电视)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感兴趣,大约是在1993年前后。
那时候,由于邓小平南方讲话的号召,中国开始大步迈向市场经济,学者开始讨论市场经济与传播的关系。
当时我所在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研究领域主管部门——广播电影电视部政策研究室都曾召开这方面的会议。
我开始考虑广播电视的商业性问题,也做过几次发言。
但是,这些发言大多遭受了客气的冷遇——当时,媒介的商业性还是一个敏感的话题。
我还申报过研究广播电视商业性的课题,也没有获得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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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传播学政治经济学派以英国雷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的学者戈尔丁和默多克为代表。
政治经济学派主要依据马克思关于“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的论断,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媒介所有制关系的分析,揭示资本主义媒介为垄断资本服务的本质。
传播政治经济学是西方传播学研究中另一个独特的流派。
在北美和欧洲,学术界基本上将传播政治经济学等同于批判的传播政治经济学。
这个流派完全有别于美国的经验学派,它着重分析西方传播体制的经济结构和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从而揭示文化工业的复杂性和通过资本实现的文化活动对社会过程的影响。
通过对传播的所有权、生产、流通和受众消费等层面的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试图展现传播的社会权力关系。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北美、欧洲以及第三世界国家都颇有影响,它和起源于英国、着重研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众文化与社会再生产的关系的文化研究一道,形成西方传播学领域的批判学派。
传播政治经济学:学术起源和发展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分析政治经济压力与限制对传播与文化实践的影响,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是如何左右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的;二、研究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上升地位。
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但它不是对这一理论生搬硬套的结果,也不是抽象学术的产物。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兴起过程中,有两个具体因素不可忽视:一、20世纪30、40年代的反法西斯主义理论与实践。
二、20世纪50、6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激进社会运动对世界不平等的经济文化体系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的挑战。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不但与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运动密不可分,而且一开始就超越了方法论民族主义的局限, 使传播研究具有了真正的全球视野。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大体包括三个阶段:(1)随着平面媒体、电子媒体和电信从中型、通常是家族控制的企业演变成20世纪工业秩序中的大企业,传播政治经济学开始分析传播业的产业结构和资本积累过程,以及大型传播公司的权力运用问题。
从传播的生产层面入手,传播政治经济学考察传播企业的扩张、广告对传媒结构和内容的影响、传播业的垄断与集中及其与更广泛的政治经济权力部门的关系。
(2)随着国家在传播中的角色扩张,传播政治经济学开始关注国家在构建民族国家体系中的角色。
传播政治经济学偏向于支持要求扩大公众介入和控制传播体系的社会运动。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以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和放松管制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兴起,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又探讨这个过程兴起的制度和结构根源和社会影响。
近来,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的不平等结果的加深,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探讨如何以公共领域、公民社会和社区传播的发展来改变传播权利不平等的问题。
(3)鉴于西方大国在传播领域的权力向世界其它国家的扩张,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世界贸易组织等全球机构在传播政策和制度的塑造方面所起的作用不断加强,传播政治经济学关注国际与跨国传播中的权力关系、传播与社会发展以及世界文化多样性、媒体全球化与民主化、市民社会的兴起与全球媒体治理等问题,而有关“文化帝国主义”的争论一直延续不断。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模式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模式解构为以下四个相互关联的主要组成部分,这四个组成部分是:(1)提供背景/语境:传播政治经济学主张去媒介中心论,避免传播本质主义,置传播现象于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大背景之下,关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积累方式的演变及传播在演变中的地位与作用,并且从全球视角研究问题。
(2)图绘:对权力场域与控制机制的图绘。
通过图绘,传播政治经济学揭示传播在社会中是如何被构建的,什么社会力量在传播渠道的形成中发挥了作用,通过这些渠道传送的信息所波及的范围有多广,传播资源的社会分配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
这些研究有助于理解资本、国家和其它结构性力量是如何对传播活动产生影响的,以及在贸易和劳动的国际分工背景下传播的结构和实践。
(3)衡量:在图绘的基础上,传播政治经济学从一定的价值观出发,对传播机构和过程进行衡量与评估。
衡量的内容包括传播业在经济中的地位, 意义的生产从属于资本积累的程度,传播产业所有权的集中/多元化程度,国家权力、传播机构、广告、市场逻辑对内容、形式和受众群体组成的影响程度,传播资源和权利在阶级、性别、种族、地区、国家间的分配形态,制度许诺与制度实现间的差距以及解放与压制的对比状态等。
(4)评估:知识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知识不应该只是一个不断提炼概念的过程,而应该是理论和实践相互构建的产物。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上述分析模式在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的学术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展示。
通过下文对这些代表人物的学术实践的总结,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模式。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奠基者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北美的开创者当属达拉斯.史麦兹和赫伯特.席勒,他们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兴起的关键人物。
在英国,科伦、戈恩哈姆、莫多克和戈尔丁等人对媒介和文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成就卓然。
达拉斯.史麦兹是加州大学经济学博士。
他的主要理论贡献之一是“受众商品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的传媒制度下,以广告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媒介所生产的商品不是广播电视节目,而是受众这一特殊商品。
节目只是提供给顾客的免费午餐,目的无非是要将观众吸引到节目上来,再把观众的眼球注意力卖给广告商。
史麦兹的最大理论贡献在于他对传媒在维护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方面所起作用的分析,尤其是对加拿大对美国的传播依附关系的批判。
赫伯特.席勒是美国传播学者中乃至美国整个知识界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著作《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
他关注资源分配问题,尤其是社会中非同一般的传播资源。
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尤其深刻。
他认为文化帝国主义导致公司控制的加深以及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的减少。
戈恩哈姆,英国人,他关注服务和技术领域生产的结构和象征性内容的消费。
他的兴趣在于对“新”、“旧”媒介的研究,以对正在兴起的社会结构、权力等级及合法性作出解释。
他的核心观点在于大众文化的生产与销售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
通过重新思考文化与经济状态的关系,他试图既解决文化研究有关意识形态和自主性的问题,又保留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汲取。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地位与学术前沿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批判研究中占据独特的地位,并在整个传播学领域独树一帜,其发展对传播学研究的整体演变意义深远。
更重要的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民主问题的关注决定了它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强势就在于它关注宏观议题,针对有关媒介和传播体系之间关系的性质以及其所处的社会结构背景方面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全球传播体系中政治经济权力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尤其是新自由主义传播政策对各国和全球传播体系的构建以其对民主、参与、公平、公正这些社会基本价值的影响越来越引人关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正在被进一步认识。
传播政治经济学发展到今天, 既不断汲取其它研究方法的成果, 也坚持本学派的特征。
虽然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下的阶级权力仍然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焦点,但是学者们也在不断思考如何拓宽研究领域,以便更全面地理解阶级、性别、种族、民族国家等各种权力纬度在具体的传播机构和过程中复杂的构建关系,并努力探索新问题和新方法。
在方法论方面,在如何使宏观全球政治经济分析与中观的传播组织机构研究和微观的观众接受、个人主体性塑造和意识形态认同相连接等方面,也成果颇丰。
与此同时,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社会运动的参与、对传播政策的研究和介入、及其对另类传播实践的关注则对传播政治经济学只重批判,不重建设的批评是最好的反驳。
结语传播政治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整体中来考察传播体系的,它与广告、公关、受众分析等应用型传播研究截然不同。
同时,也不可以把它与政治传播、媒介经济、健康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等以传播领域划分的传播学分支相提并论。
作为一种研究取向和方法论,传播政治经济学可以用来分析整个社会传播过程和各个具体领域和环节。
它是对传播理论中的工具理性的超越。
传播政治经济学结合价值和道德哲学准则来理解传播的结构和历史,并且评判传播过程是否有助于民主、平等、参与、公正和正义。
它从全球政治经济的背景和视角考察传播所体现的各个组成部分、国家和政策干预以及公民社团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
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尖锐地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他们审计西方民主的“赤字”,指出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体制”未能兑现政治参与的扩大和公民权利的有效享有。
在“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推动下的传播垄断和兼并导致传媒更进一步市场化和商业化,从而使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公共领域”不断受到侵蚀。
在国际层面上,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不但以他们从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对“文化帝国主义”和国际传播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的持续批判而著称,而且在80年代以来对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传播全球化是否会推动民主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他们认为,跨国传媒公司在全球的扩张可能加剧信息和传播的不平等现状,而不是促进政治民主化,这是跨国资本控制新市场的自身逻辑所决定的。
因此,传播政治经济学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取向的最有力批评者,也是建立国际传播和信息新秩序和使全球媒介治理更趋民主化的最有力倡导者和推动者。
要全面了解西方传播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不可或缺;同时,它是帮助我们争取建立合理和平等的国际传播秩序的有力知识支撑。
/Article/Class17/201105/23107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