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新闻生产方式变迁

技术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新闻生产方式变迁作者：杨保军李泓江来源：《新闻爱好者》2018年第08期【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新闻活动处于不断的演进变动之中。

与此同时，中国的新闻生产方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迁。

从新闻生产的社会角度观察，中国新闻生产形成了职业新闻生产与非职业新闻生产的二元化结构；从新闻业角度看，职业新闻生产方式也在新闻生产主体、新闻生产资源、新闻生产工具、新闻产品形态、新闻生产关系等多个维度发生改变甚至变革。

以技术作为切入口，从历时性的角度分析当代中国新闻生产方式的变迁，可以揭示新闻生产活动相关要素的演化与结构性变动。

【关键词】新闻生产方式；传播形态；职业新闻活动作为话语的“新闻生产”正逐渐渗入到新闻研究领域的中心地带，在中国学术网络出版总库（“中国知网”）中以“新闻生产”为主题词，以“新闻与传媒”学科为检索域，仅2012年至2017年这5年间，就有1421篇相关期刊论文发表；而在“百度学术”中，以“新闻生产”为主题词，以“新闻传播学”为检索域进行检索，2000年以来，已有超过200本相关著作出版，较有代表性的有芮必峰的《新闻生产中的力量博弈》（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田秋生的《市场化生存的党报新闻生产：〈广州日报〉个案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等。

这显示出，原本作为经济学术语的“生产”“生产力”“生产方式”等基本范畴，正成为人们理解、分析、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重要概念。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关于“新闻生产”“新闻生产方式”的研究有两种基本取向：一是注重时下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兴媒介与新闻生产之间的关系；二是强调视线的聚焦，更多地将新闻生产放置于职业新闻活动领域之内审视。

尽管不乏富有见地的研究，但在某种程度上又缺乏历时性、整体性与系统性的视野，少有将新闻生产活动放之于历史流变和社会环境中进行把握的统观性视域。

基于此，本文尝试在技术视野下，以历时性的角度审视、分析和探讨改革开放后中国新闻生产方式的变迁，揭示新闻生产活动相关要素的演化与结构性变动。

一、新闻生产方式：基础内涵与变革因素本文探讨的核心范畴——生产方式，其实是源自政治经济学领域里的基础性概念。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通常而言，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1]，因此，理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把握生产方式的前提和基础。

在马克思看来，“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2]，而生产关系则主要指人们从事生产活动所相互结成的特定关系，“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3]。

以此来看，在相对细化的层面上，生产方式至少包含着生产者、劳动对象、生产工具、劳动产品、生产关系等基本要素。

“新闻生产方式”某種程度上来讲，可以视为上述意义上的“生产方式”在新闻领域、新闻活动中的相应延伸。

新闻生产方式也实际包含着新闻产品、新闻生产主体、新闻生产资源、新闻生产工具、新闻生产关系等结构性要素。

这些要素，是任何新闻生产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基本要素，而从逻辑上讲，只要具备了上述要素，便可构成微观意义上完整的新闻生产活动。

“现代科学技术处于一切生产力形式、过程和因素中的首位，现代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相对独立的要素，是生产力诸因素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主导因素”[4]。

现代技术对生产方式变革的影响是伴随性的，这种伴随性集中体现在重大的、革命性的技术变化，往往会推动生产方式向更高层级的革命性转变，“每每出现技术的革命性更新，人类社会也随即进入一种全新的形态，即社会能够发生整体上的结构变换：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均会随之因应”[5]，就像马克思所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6]。

具体到新闻传播领域，技术尤其是媒介技术对新闻生产方式的影响亦是深刻的。

古登堡的印刷术开启了全新的媒介时代，使报纸成为新闻流动与传播的通道；19世纪，美国造纸术与印刷术的提升使“便士报”成为可能，推动了报纸向大众化报刊时代的转变；电气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电报、广播、电视等新的新闻传播方式；互联网的诞生又成为新闻得以呈现的“万花筒”。

媒介技术的更迭与演进，造就了新闻传播史上不同的媒介时代，也导致了新闻活动面貌的改变与更新。

技术尤其是媒介技术的革新与演进，很多情况下对于新闻活动的影响是直接且根本性的，其改变了媒介的基本形态，决定与变革了新闻生产的核心环节与要素，形塑了人类新闻生产活动的基本面相。

也正因为此，在历史视野中审视新闻生产方式的变迁，技术是基本的、不可或缺的分析尺度和切入视角。

二、当代中国新闻生产活动的演化历程当我们以媒介技术为视角进行历史观察，会发现改革开放这40年的新闻活动，表现为一种时期比较分明却又紧密联系的过程。

而将之放在人类媒介整体发展的视野中，又会发现，这几十年的演变就像人类新闻演进活动的“压缩版”。

报纸与广播延续了历史的优势，成为改革开放后在新闻传播活动舞台最先占据主导地位的媒介形态。

但改革开放之前的报纸与广播，严格意义上来讲，更多的是一种宣传意义上的媒介形态，其核心职能甚至可以说全部职能都是用来为政治宣传服务的。

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思想的解放与新事物的涌入，使得“媒介再也无法回避它的产业属性了，像过去那样单向的宣传，已经不会再有人爱听”[7]。

以报纸、广播为代表的中国新闻媒体在20世纪80到90年代“经历了一个急速转型的时期”“大多数政党机关报已经从党和政府手中获得了经济自主权，并旨在成为以营利为目标的商业经营实体”[8]，传媒产业开始获得飞速发展，报纸、广播逐渐迎来其在改革开放之后生命历程中的“黄金时期”。

在这种语境下，新闻不再单纯的是思想宣传的工具，开始成为一种可以贩卖的“商品”，而只有当新闻具备商品属性时，在逻辑上才更适合纳入“生产”“生产方式”的考察视域。

尽管1958年5月1日，标志着中国电视事业诞生的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就已开始试播，但一直到80年代，电视几乎是以极少量的、零星的面貌散见于中国社会，很难称得上是一种社会性的大众媒介。

80年代之后，电视逐渐“飞入寻常百姓家”，1982年，中央决定将重大新闻的发布时间从过去的20点提前到19点，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变更为中央电视台，确立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这一栏目发布重大新闻的权威地位，并培养了无数观众每天19点打开电视机的收视习惯。

随着社会的整体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事业的不断推进，电视台、电视节目也开始以几何级的方式增长，逐渐呈现百花齐放的景观。

1985年，电视广告营业额占全国广告营业额比例首次突破10%，开始高速增长，至1990年，这一比例就达到了22.4%[9]，电视成为中国新闻活动的主要载体之一，并在新闻生产方面进行了不少创新性探索。

电视、报纸、广播蓬勃发展的90年代中期，一支新兴的媒介力量也在悄然崛起，并为日后改变整个新闻传播样态乃至重塑社会结构积蓄力量。

1994年，中国迈入互联网世界的大门，逐渐有报纸开设网络版；1998年，商业网站介入新闻传播领域，“从1998年下半年起，为了向‘门户网站’转化，一些商业网站开始把‘新闻’作为其业务的增长点，许多网站开辟了‘新闻中心’或‘新闻频道’”[10]。

此后，由于获取信息的便捷性和免费性，互联网逐渐成为人们获取新闻信息的主要渠道，“以新浪、腾讯等为代表的商业门户网站，以东方网、南方网为代表的重点新闻网站和以人民网、新华网为代表的媒体新闻网站，已经成为主流媒体版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1]。

当然，互联网的发展绝不仅仅停留在占领传媒行业市场份额上，而是于无形之中从基础层面改变人类社会的关系结构。

互联网对新闻生产方式的影响是内在的、根本的、革命性的，其从新闻产品形态、操作手段、生产流程和生产关系结构等方方面面重塑着新闻生产、新闻活动。

及至当下，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正向纵深发展。

根据《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CNNIC”），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7.5%。

这一数据显示，以手机为代表的互联网移动终端已成为内置于人们日常生活场景中最重要的信息工具和对外部世界认知的窗口，社交类媒体以及新闻类APP也已成为各类新闻信息最重要的集散地。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新兴技术融入新闻活动领域，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VR与AR、电子游戏等技术，不断拓展、延伸着新闻活动的范围和边界，新闻不仅仅在传播渠道和信息收受层面上形成了时空性的蔓延与扩展，在生产层面上也发生着融合、延展、变异等趋向和态势。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新闻活动经历着传播形态上的迭代，但这种迭代并非断裂性的，不同媒介形态也并非互斥性的、零和性的。

相反，每一種由新兴媒介技术催生的传播载体的涌入，所带来的都是新闻活动扩张性的升级。

新兴传播载体的涌入，当然会对旧有的传播模式造成相当程度的冲击和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旧有传统载体的消亡。

经历深度“磨合”之后，新的传播载体会与旧有载体形成一种共生性的结构关系，不同传播载体下的新闻报道模式之间会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并一齐推动新闻生产方式、新闻传播活动的变革与演化。

技术驱动语境下，改革开放后中国经历了从“（传统）新闻业时代”向“后新闻业时代”的转换[12]，从主体角度来看，新闻活动的显著变化在于新闻生产主体的结构性改变。

报纸、广播和电视为主要新闻传播载体的时代，制作新闻、从事新闻报道的是专业化的新闻媒体，新闻生产作为一种兼具象征意义与实际价值的权力和资源被牢牢掌握在职业性的新闻机构手中。

在互联网技术的赋权机制下，“消费者的需求动机得以扩展，参与文化生产和消费的意愿性以及利用各种媒介进行制作和传播的可能性均大为提高”[13]。

这意味着包括普通公众在内的其他类型的传播主体也参与到新闻生产活动之中，进而形成了一种由职业新闻传播主体、民众个体传播主体和非职业、非民众个体的组织（群体）传播主体组成的“三元”共在性主体结构[14]，从更简化的意义上讲，在大众新闻传播视野中，可以说形成了职业新闻生产主体和非职业新闻生产主体的二元化结构。

在此语境下，新闻生产活动分化为职业新闻生产和非职业新闻生产两种基本形态，并且产生了一种职业新闻生产越来越多地吸纳、汲取非职业新闻生产元素和非职业新闻生产专业度不断提高、越发趋近职业新闻生产的融合性的方向特征。

三、当代中国职业新闻生产方式的变迁（一）新闻产品形态从逻辑上看，产品的生成是任何生产行为的直接目的所在，所有生产行为均是围绕产品制造而展开的，因为只有生成了产品，才可投放市场，进而产生价值。

从这个意义上说，产品之形态、属性影响着生产过程的方方面面。

新兴媒介技术于新闻活动中的适用，所产生的最明显和直观的改变，就在于新闻产品形态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