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图形一背景理论的基督教隐喻翻译研究——以《哈姆雷特》为例

基于图形一背景理论的基督教隐喻翻译研究——以《哈姆雷特》为例摘要：由于中西文化差异，《哈姆雷特》剧中众多基督教隐喻的丰富文化内涵难以被译者完全移植，从而造成译本和原作的翻译差异。

从图形—背景理论视角对基督教隐喻进行翻译，需要同时关注语篇层面的类比转移和基督教隐喻的英汉句式转换，其有效翻译不仅可以缩小双语文化间的差别，深化对作品的整体认识，而且可以促进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的传播。

关键词：图形—背景理论；基督教隐喻；《哈姆雷特》；翻译文学作品中基督教词汇与隐喻的有机结合给人以博大精深的文化享受，其含义深刻，奠定了文学作品的主要情感基调、文化特色和社会氛围。

众所周知，莎士比亚戏剧中带有浓厚基督教色彩的隐喻颇多，而《哈姆雷特》堪称莎剧隐喻的集大成者，凸显了主人公难以决断但最终采取复仇行动的原因：哈姆雷特笃信基督教，从骨子里、到头脑里乃至行动上无不映射出基督教隐喻的背景、思想与准则。

然而，宗教差异以及隐喻理解的难度往往会导致基督教隐喻为译者忽视，其内涵在翻译过程中流失。

因而，译者如何有效传译基督教隐喻的内涵，不失其宗教色彩，颇具研究价值。

一基督教隐喻翻译的现状研究国内外学者认为人们使用隐喻是为了用隐喻思维，对于基督教隐喻翻译的研究集中于基督教的基本概念域和文化特征，相关隐喻的生成机制、认知机制以及基督教隐喻的翻译等方面。

关于隐喻及隐喻翻译的观点主要有：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１９３６）指出“隐喻不仅是词语之间的类比，而且是思维之间的借用与转换”；Ｌａｋｏｆｆ和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９８０）认为“隐喻的实质就是通过另一类事物来理解和经历某一类事物”；认知心理学家ＥａｒｌＭａｃＣｏｒｍａｃ解释“人脑能够合并不太相关的概念而形成新的概念，在分辨两个概念的相同与不同的过程中，新的理解就产生了，用语言来说这就是隐喻。

”（转引自Ｗａｌｔｅｒ：１２５）另一些学者则坚持“隐喻是用一个范畴的认知域去解释或建构另一个范畴”，“当人们用基督教的基本范畴去表达和解释其他认知域的范畴时，便形成了基督教隐喻认知。

”如徐莉娜（１９９９）围绕张力与语境、系统与生成、源语文化与母语文化问题，探讨了隐喻语翻译的原则。

她建议从语用角度出发，综合考虑隐喻语的诸特征和动态技术处理，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译文的语用价值。

武柏珍、沈荃柳（２０１０）则建议“根据语言环境和说话者对事物的态度以及作家所要表达的感情并结合汉语表达习惯来确定翻译对策”。

笔者认为，这些研究已开始将隐喻视为概念域，此类概念域具有较强的心理凸显性和稳定性，与图形—背景理论的凸显性原则基本一致。

二图形—背景理论图形背景理论是基于凸显性原则的认知语言学理论，其图形—背景分离原则同时符合空间组织与语言组织的基本认知原则。

凸显性原则认为人们观察客体时，总是在未分化的背景中看到图形，不自觉地用一个物体或概念作为认知参照点去说明或解释另一个物体或概念。

如人们看到小船漂在水上时，习惯将船视为图形而将水视为背景。

因此，绝大多数人会说“水面上有一条小船”，而不说“水在一条小船的下面”。

格式塔心理学理论也认为，一些小的、运动的物体常常被识别为图形，大的、静止的物体则为背景。

最早提出图形和背景概念的丹麦心理学家Ｒｕｂｉｎ认为，图形是有完整结构、能引起自觉者注意、从其它事物中凸显出来的前景，背景是烘托前景的其他事物；图形一般比背景显著，更容易辨认和记忆。

根据突显程度，Ｌａｎｇａｃｋｅｒ建立了与图形—背景理论一致的射体和界标理论：从印象上看，情景中的图形是次结构，在感知上比其他部分更显眼。

而Ｌａｋｏｆｆ建立了”类属层”、“具体层”概念，认为隐喻无处不在，其根本属性就是相似性。

类比作为理解隐喻的常规方法，通常将不同领域的相关特性凸显作为图形，而把不相关的特性降为背景。

因此，图形—背景理论是对隐喻进行认知理解的最基本理论，对于隐喻翻译从源语向目的语映射的过程具有良好的阐释能力。

笔者通过相关理论分析与大量的翻译研究实践发现，将图形—背景理论运用于翻译符合人类共有的认知规律，能从篇章、句序凸显原作隐含的意图。

《圣经》赋予文学作品以鲜明的基督教背景，主人公的基督教隐喻在基督教背景中得以凸显，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相近的教义给读者以相似感，产生宗教的篇章隐喻义；教义的变化则隐示主人公的情感变化等。

如果基督教隐喻义接近，就可直译，图形—背景对等；如果基督教隐喻义冲突，图形—背景可随译者视域转换为新的图形，但翻译时应保持目的域读者和源域作者隐喻义的基本一致。

笔者以《哈姆雷特》为例，从篇章隐喻和句式转化两个角度探讨图形—背景理论在基督教隐喻翻译过程中的指导意义。

三图形—背景理论与《哈姆雷特》基督教隐喻翻译《哈姆雷特》以基督教为基调，对“上帝”、“神”、“上天堂”的信仰以及“人生来有罪（原罪）”、“人来源尘土，而归于尘土”等基本教义在该剧中得以充分体现。

其中的基督教隐喻不仅蕴含了丰富的隐喻意义，合理诠释了人物的思想与行动，极大地渲染了基督教背景，同时使读者感受到圣洁、看到哈姆雷特复仇力量的源泉。

笔者尝试基于图形—背景理论，将《哈姆雷特》剧中的基督教隐喻分为哈姆雷特的基督教式背景隐喻、哈姆雷特对复仇思索的基督教隐喻以及哈姆雷特复仇行动的基督教隐喻，来探讨文学作品中基督教隐喻的翻译。

夜间的空气非常清静，没有一颗星用毒光射人，没有一个神仙用法术迷人，妖巫的符咒也失去了力量，一切都是圣洁而美好的。

（朱生豪等２３３）该句中的３个具有较强基督教隐喻意义的词汇ｗｈｏｌｅｓｏｍｅ、ｈｏｌｌｏｗｅｄ、ｇｒａｃｉｏｕｓ加上名词ｎｉｇｈｔｓ绘出一幅“清静、圣洁、美好的夜晚”图形。

它置身于前面，使哈剧一开始就弥漫着基督教式的背景。

其中，“夜晚”同为图形与背景；“夜晚”暗指当时暗无天日的社会，“没有一颗星用毒光射人，没有一个神仙用法术迷人，妖巫的符咒也失去了力量”暗指哈姆雷特思想的单纯。

译文“一切都是圣洁而美好的”概括出该基督教隐喻的意义，呈现出一幅基督教式的隐喻背景。

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大量的人物对话都隐喻着《圣经》中的人与事。

对“人”的隐喻使读者获得对基督教的认同感。

如悲剧开始时，鬼魂说：那药性发作起来，会像水银一样很快地流过了全身的大小血管，像酸液滴进牛乳般地把淡薄而健全的血液凝结起来；它一进入我的身体里，我全身光滑的皮肤上便立刻发生无数疱疹，像害着癞病似的满布着可憎的鳞片。

（朱生豪等２４８）ｍｏｓｔｌａｚａｒ－ｌｉｋｅ，ｗｉｔｈｖｉｌｅａｎｄｌｏａｔｈｓｏｍｅｃｒｕｓｔａｌｌｍｙｓｍｏｏｔｈｂｏｄｙ隐喻《圣经》里两位乞丐拿撒路浑身的“疮”，虽形象不佳，但结果很好：一位死后进入天堂，一位被耶稣复活。

鬼魂的话语隐喻了他被弟弟杀死后必将进入天堂。

笔者认为上述译文没能将这一丰富的基督教隐喻义翻译出来，无法让读者领略其魅力。

根据图形—背景理论，此处应增加基督教式隐喻背景－－“拿撒路身上害的疮”并提前，而将“我全身光滑的皮肤上布满鳞片”看作背景图形延后。

改译为：那药性发作起来，会像水银一样很快流过了全身的大小血管，像酸液滴进牛乳般把淡薄而健全的血液凝结起来；它一进入我的身体，我全身光滑的皮肤就像拿撒路身上害的疮一样，布满可憎的鳞片。

隐喻有时不足以解释基督教的文化背景，因此莎士比亚会直接将基督教与非基督教进行对比，哈姆雷特在城堡的厅堂里与几个伶人的对话体现了他意识深处基督教的正统意识，如：Ｏ，ｔｈｅｒｅｂｅｐｌａｙｅｒｓｔｈａｔＩｈａｖｅｓｅｅｎｐｌａｙ—ａｎｄｈｅａｒｄｏｔｈｅｒｓ［ｐｒａｉｓｅ］，ａｎｄｔｈａｔｈｉｇｈｌｙ—ｎｏｔｔｏｓｐｅａｋｉｔｐｒｏｆａｎｅｌｙ，……ｔｈｅｙｉｍｉｔａｔｅｄｈｕｍａｎｉｔｙｓｏａｂｏｍｉｎａｂｌｙ．（Ｅｖａｎｓ１１６２）啊！我曾经看见有几个伶人演戏，而且也听见有人把他们极口捧场，说一句并不过分的话，他们既不会说基督徒的语言，又不会学着（基督徒、异教徒、甚至）人的样子走路，瞧他们在台上大摇大摆，使劲叫喊的样子，我心里就想一定是什么造化的雇工把他们造了下来，造得这样拙劣，以至于全然失去了人类的面目。

（朱生豪等２７９—２８０）基督教认为人是上帝造的，但这些伶人的形象如此恶劣，好像是上帝的雇工造的。

根据图形—背景理论，“上帝的雇工造人”是“什么造化（即上帝）”这一基督教隐喻背景所凸显出的图形，其隐喻这些伶人是异教徒，天生比基督徒低人一等，从而深化了基督教隐喻的背景内涵。

此外，哈姆雷特嘴边常说的“上帝”、“神”、“以色列的士师耶弗他”等都是他渲染圣洁、采取行动的的基督教式背景隐喻，不但给他为父报仇披上了一层基督教式背景的神圣面纱，而且从世俗层面也符合当时社会观众的认可，从而增加了撼人心魄的戏剧性和艺术效果。

所以说，理解哈姆雷特的基督教式背景隐喻有助于正确地进行翻译。

哈姆雷特，你这样孝思不匮，原是你天性中纯笃过人之处；可是你要知道，你的父亲也曾失去过一个父亲，那失去的父亲自己也失去过父亲；那后死的儿子为了尽头的孝道，必须有一个时期服丧守制，……在理智上它是完全荒谬的，因为从第一个死了的父亲起，直到今天死去的最后一个父亲为止，理智永远在呼喊，“这是无可避免的。

”（朱生豪等２３６）克劳迪斯将哈姆雷特丧父看作自古以来人们必须面对的主题，ｃｏｒｓｅ是双关，既指ｃｏｕｒｓｅ，也指ｃｏｒｐｓｅ；因而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ｃｏｒｓｅ可理解为丧父的“第一个例子”或“第一具尸体”。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ｃｏｒｓｅ让哈姆雷特不难想到亚当（第一位父亲）和亚伯（第一具尸体），并将克劳迪斯谋杀国王的罪行与该隐弑兄弟行为联系起来。

但面对父亲突然去世、叔父篡夺王位、母亲再婚嫁给叔父，听到鬼魂讲述父亲被谋杀的经过，看到心爱的姑娘与他断绝恋情等等不幸，他苦于找不到有效途径为父报仇，内心十分矛盾，在第三幕第一场的这段独白显示了他对复仇的思索：Ｔｏｂｅ，ｏｒｎｏｔｔｏｂｅ，ｔｈａｔｉｓ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Ｗｈｅｔｈｅｒ’ｔｉｓｎｏｂｌｅｒｉｎｔｈｅｍｉｎｄｔｏｓｕｆｆｅｒ……Ｄｅｖｏｕｔｌｙｔｏｂｅｗｉｓｈ’ｄ．（Ｅｖａｎｓ１１６０）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默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在奋斗中结束了一切。

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是更勇敢的？死了；睡着了；什么都完了；要是在这一种睡眠之中，我们心头的创痛，以及其他无数血肉之躯所不能避免的打击，都可以从此消失，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结局。

（朱生豪等２７５）“生存还是毁灭”、“默默忍受与挺身反抗”这两对矛盾隐喻了哈姆雷特遵循或违反基督教原则，具有很深的哲理意蕴：生存和忍受、毁灭和反抗代表符合或违背基督教教义。

对于复仇，哈姆雷特多次权衡“忍受”与“反抗”，最终选择了忍受。

此处“睡眠”隐喻“死亡”，映射哈姆雷特的厌世倾向，为他不采取行动提供借口。

而且，哈姆雷特面临伦理难题：身为王子、儿子、民众心中美德的化身，他意识到鬼魂命令的正义性，但他对罪的憎恶和对抽象正义的要求否定了它，因此他拖延复仇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