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留日背景、心态及《藤野先生》的主题

鲁迅留日背景、心态及《藤野先生》的主题最近看到新教材第六册的目录，又有《藤野先生》一课。几个刊物的编辑老师希望我写一点“指要”之类的文章，于是欣然从命。

（一）多年来多种版本的教学参考书和“教师用书”都认为，藤野先生的品质是“工作认真负责”、“对学生严格要求”、“热情诚恳”、“求实精神”、“严谨治学”、“不怀民族偏见”等，《藤野先生》的主题，也就是赞扬他这些精神，同时抒发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抒发爱国主义感情当然是正确的，但以上对藤野先生的品质的概括，我认为不准确，把主题定为赞扬藤野先生这些精神，当然也就不准确了。

藤野先生是鲁迅终生感激和怀念的老师。他不但写了这篇回忆性散文表示怀念，还一直在家里挂着他的照片。１９３４年，日本岩波文库要出版《鲁迅选集》，译者增田涉来上海征求鲁迅意见，问选哪些篇目，鲁迅表示：一切随意，但希望能把《藤野先生》选录进去。他还委托增田涉先生代为寻找藤野先生。第二年，《鲁迅选集》出版，增田涉又到上海送样书，鲁迅再次问起藤野先生的下落，得知没有打听到，于是叹息：“藤野先生大概不在人世了吧！”可见对藤野先生感情之深。他说：“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

是什么原因使鲁迅如此感激，如此高度评价藤野先生呢？我想，仅仅是“认真负责”之类，似乎在鲁迅眼里不能称为“伟大”，也不会令他终生怀念和感激。况且，“认真负责”之类的说法也经不起推敲。

──藤野先生是否对每个学生都如此“认真负责”？不是，只是对鲁迅一人，为此还引起了“爱国青年”的不满和怀疑。

──虽然日本人在历史上曾多次侵略我国，从民族感情上说有许多让我们讨厌和憎恨的东西，但不可否认，他们的“认真负责”是世界公认的，这已经成为大和民族的一种民族精神和民族传统。这个民族的人几乎个个是工作狂，比藤野先生更“认真负责”、更“严格要求”、更“严谨治学”的还大有人在。相比之下，藤野先生单就这一点来说决不是最优秀的，可鲁迅为什么不说别人“伟大”却单单这样评价藤野先生呢？其中一定另有原因。

那么，藤野先生“伟大”的品质究竟是什么，进而《藤野先生》的主题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知道，阅读一篇作品，不应当简单地根据其事件、情节来概括人物性格和作品的主题，而应当将人物性格、作品主题和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作者的思想倾向、感情倾向联系起来，全面考虑。所以，

要弄清藤野先生的“伟大”之处和《藤野先生》的主题，还需要先弄清鲁迅留日的时代背景和他当时的心态。

（二）本来，鲁迅有一个非常优越的家庭环境。他的祖父周福清出身翰林，在北京当内阁中书。周家大门上悬着一块横匾，上书两个大字：“翰林”，显示着家族地位的显赫。如果去绍兴旅游，至今我们还可以在鲁迅祖居感受到这种气派。但是，从鲁迅十三岁那年开始，他的家庭遭受了两次重大的的打击。先是祖父因科考舞弊案入狱，从此，家境急剧衰败。第二年，父亲周伯宜突然吐血，重病不起。鲁迅是长子、长孙，从此，他过早地挑起了一部分家庭重担，“常常奔走于当铺和药铺之间”。不久，父亲病逝，留下寡妻和他们兄妹四人（有一个妹妹后来夭折）。那一年，鲁迅十五岁。

从此，他感受到人世间的种种歧视与冷遇。

一是当铺、药铺的冷眼和轻蔑；二是路旁闲人的指点和讥笑；三是几个“名医”，其实是庸医医术上的糊弄、药引上的刁难和费用上的狮口大开。更让人生气的是本家亲戚的“变脸”和欺侮。本家各房聚议分家时，竟公然欺负，要将坏房子分给他们。从《琐记》（见《朝花夕拾》）可知，“衍太太”之流对小鲁迅不无恶意的流言，也在院中传播开来。他和弟弟们到外婆家避难，大舅父家的人竟称他们是“乞食者”。这些，本也是惯常现象，中国向来不乏势利小人。只是少年鲁迅比一般孩子过早地感受到这一点，他幼小而敏感的心灵打下了过深的烙印。这使他后来的作品中也多反映对社会阴暗的感受。

由于在家乡感受到的是轻蔑、是势利、是冷酷、是欺侮，由于家乡让他憎恶和痛恨，“那么，走罢！……Ｓ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琐记》）于是鲁迅进了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半年后又到南京矿路学堂。在南京，他读梁启超的《时务报》，读严复的《天演论》，了解中国，了解世界，了解满清政府的落后与腐朽，这时的他又感受到另一种歧视──他爱于课余时间骑马游玩，有一次经过学校附近满族人聚居的旗营，旗营中的满族少年，见他一个汉人竟敢高高地骑马经过营门，便投来石块和辱骂。他大怒，扬鞭追赶那些掷石者，结果摔下马来，跌得头破血流。这种歧视已不同于以前，以前的歧视只是针对他的家庭和个人，现在的歧视则是针对他和他的被统治的民族，使他意识到自己还是满清的奴隶。这件事也给他很大的刺激，２０多年后写《杂忆》（见《坟》），在谈复仇问题时还提到过。

矿路学堂毕业了，既然在国内感觉很气闷，鲁迅便选择了国外留学，于１９０２年３月东渡日本。先入东京弘文书院学习日语，再到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医。但他在日本又继续受到比以前

更严重的歧视。对此，华东师范大学王晓明先生在他《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第三章《离乡者的悲哀》中这样说：

鲁迅到日本去的时候，日本的国力正是逐渐强盛，独霸东亚的野心也日渐膨胀，又刚刚在甲午海战中歼灭了中国的北洋水师，举国上下都弥漫着一股鄙视中国人的风气，有的日本报纸就公然宣称：“西洋人视中国人为动物，实际确乎不得不产生动物、下等动物的感觉，因此，他们（指中国人）在生理上已失去人类的资格。”因此，鲁迅在这个时候去日本留学，便不可避免地受到种种歧视和轻蔑。他走在东京的大街上，就常常遭受少年人的辱骂。……一个自尊自重的中国人，怎么能忍受这样的处境？

……鲁迅见到的许多留学生，偏偏又那样不争气，非胆不从日本人的轻蔑中汲取自我警策的动力，反而以自己的种种乖行，不断地证明那轻蔑的正当。就以与鲁迅同住的留学生来说吧，有整天把地板踏得咚咚作响，尘上飞扬地学跳舞的，也有不遵守客店里新老客户循序洗澡的惯例，抢先钻迸洗澡间，把水泼得四溅的，在这样的日常小事上都如此令人讨厌，其它的方面就更可想而知。一面是日本人的轻蔑的跟光，一面是这些同胞的不成器的丑态，难怪鲁迅一拿到修习日语的毕业证书，便立刻跑到偏僻的仙台去……。

仙台又怎样呢，在仙台医学专科学校里，只有鲁迅一个中国人，那些讨厌的同胞的嘴脸，自然是可以免见了，但是，日本人那股蔑视中国人的风气，在仙台同样很盛。仙台报纸上的辱驾中国人的言论，一点都不比其它地方温和，鲁迅所在的那个班的学生中，也同样有对他白眼相加，毫不掩饰的人。他考试成绩中等，便有同学以为是得了老师的暗中帮助，于是托辞去检查他的笔记，甚至写信向他发出威胁。课间放电影，映到日本军人挥刀砍杀中国人，而围观的其它中国人一脸麻木的时候，也有同学大声地议论：“只要看中国人的样子，就可以断定中国是必然灭亡……”

比之家乡和南京，这种歧视更让鲁迅无法忍受，因为它针对的不仅是一个人，而是整个中华民族！这不仅伤害他的自尊，还触痛了他爱国主义的感情。

（三）

患难见真情，患难中也格外珍视真情，一个长期饱受歧视与冷遇的人，如果有谁曾经对他提供过帮助，付出过热情与尊重，他一定会倍觉感动，倍加感激，甚至终生不会忘记。感情分外丰富和敏感的鲁迅当然也是这样。所以当年在外婆家，农家小朋友的淳朴热情和纯真友谊被他写入了《社戏》，还说“真的，一直到现在，我实在再没有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愚昧、鄙陋、好“切切查查”、让他“憎恶”的阿长，因为给他买来了四本小书，他便写了《阿长与山海经》，称她有“伟大的神力”。在阿长去世三十年之后，他还为他的长妈妈祈祷：“仁厚黑暗的地母啊，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