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10230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10230号建议
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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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
•【公布日期】2020.09.12
•【分类】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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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10230号建议的答复您提出的《关于最高人民法院支持法律专家在线调解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人民法院重视和推进专家学者、律师等参与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法学界专家学者是繁荣法学理论研究、推动法治实践发展的高素质法治人才。

律师队伍是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力量,是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人民法院始终重视发挥专家学者、律师等法律专家在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中的专业优势和职业优势,为其开展矛盾纠纷化解打通制度渠道、构建参与机制。

一是我国很早就建立了专家学者、律师参与矛盾纠纷化解的机制。

1982年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九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进行调解,根据案件需要,可以邀请有关单位和群众协助。

被邀请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人民法院进行调解。

由此法学专家、律师经人民法院邀请可以协助参与调解、化解纠纷。

二是我国在立法层面建立了司法确认制度,为专家学者、律师开展纠纷调解提供法律保障。

正如您建议所提,司法案件调解的有效成立需符合一定条件。

尤其是对诉外调解而言,司法确认更是提高其纠纷化解效力和权威的重要程序保障。

为充分发挥诉外调解等非诉解纷机制的诉前分流作用,人民法院不断推动司法确认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2010年全国人大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和2012年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吸收了人民法院的实践经验,对于依照法律明确规定达成的调解协议,在国家立法层面明确了司法确认程序。

三是为贯彻落实中央改革部署,最高人民法院持续细化和健全专家学者、律师参与调解的程序规则。

2015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2016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完善律师参与诉前、诉中调解制度,加强律师参与物业纠纷、医患纠纷、损害赔偿纠纷等领域的专业调解”,提出“探索建立网上信息系统和律师服务平台”。

为落实中央改革部署,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发布《关于人民法院进一步深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的意见》和《关于人民法院特邀调解的规定》,通过特邀调解制度、律师调解制度为法学专家和律师有效参与诉讼前、诉讼中纠纷调解(立案前委派调解和立案后委托调解)拓宽了路径和渠道。

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与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意见》,并于2018年将试点工作扩大至全国范围。

由此,律师可以通过人民法院、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设立的律师调解工作室,律师协会设立的律师调解中心以及律师事务所设立的调解工作室,从事民商事纠纷调处工作,并以申请支付令、司法确认等方式获得司法认可。

2020年,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印发《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方案》《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在试点地区拓宽了司法确认程序适用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委派调解机制的指导意见》,在当事人同意调解的前提下,依法有序推进诉前调解,规范诉源治理,提高诉前解纷能
力。

据此,专家学者、律师只要符合条件就能以人民法院特邀调解员身份或者通过入驻人民调解委员会、律师调解工作室(中心)等特邀调解组织,接受人民法院委派调解和委托调解工作。

四是专家学者、律师等接受人民法院委派、委托进行纠纷调解的实践已经较为成熟。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2193家法院进行的调研,2019年约有过半数的律师协会建立了调解组织,并与法院建立了对接机制,广泛开展在线调解工作。

二、人民法院积极推动专家学者、律师等以在线方式开展调解
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也必然会改变纠纷处理方式。

将互联网思维运用于司法审判事业,推进“智慧法院”建设发展,通过建立在线纠纷解决平台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和现代信息技术有机融合,突破场地、人员等限制,最大限度汇聚解纷资源,既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也符合人民群众多元解纷的要求。

近年来,人民法院主动运用大数据和“互联网+”思维,创新诉调对接方式,针对性吸收专家学者、律师等多元主体参与在线调解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特别是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民法院进一步采用网上立案、在线调解、在线诉讼等方式为当事人提供解纷服务。

一方面,加强顶层设计,在线调解平台建设有序推开。

2016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在部分法院开展在线调解平台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试点高级人民法院牵头建立省级统一的在线调解平台。

在律师调解试点工作中,要求加强“互联网+律师调解”建设,鼓励律师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创新调解工作方式,积极参与在线调解试点工作。

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建设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一站式诉讼服务中心的意见》和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规划纲要,要求加强在线调解平台的建设对接,普遍推行跨域立案服务,以中国移动微法院为跨域诉讼
服务的统一入口,为当事人提供一站通办、一网通办、一号通办、一次通办的诉讼服务。

另一方面,鼓励探索创新,呈现多点开花良好局面。

在顶层设计和司法政策的指引支持下,人民法院不断加大调解平台建设对接力度。

截至2020年7月,全国有3296家法院运行调解平台,入驻调解组织3.3万个,调解员13.7万名,包括特邀调解员、律师调解员等,累计调解案件682万件。

地方法院也探索建设了一批好用管用的在线调解平台。

比如浙江高院开发了“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整合全省各领域调解力量,为当事人智能推荐匹配专业调解员,实现“哪里有网络,哪里就能调解”。

江苏高院和省司法厅共同开发“江苏微解纷”平台,所有律师工作站的人民调解员和值班律师均入驻平台,为群众提供一张网、一站式在线纠纷解决服务。

北京法院开发“北京法院电子诉讼平台”,当事人进入分调裁一体化平台后即可申请在线调解。

目前,这些地方的调解平台已经与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实现对接。

三、关于“和讼”调解平台的建设发展问题
在线调解是“智慧法院”建设的重要内容。

在线调解平台是服务当事人、法官和专家学者、律师等纠纷化解力量的互联网平台和重要载体。

自在线调解平台建设试点开始,最高人民法院与新浪集团合作,开设新浪在线调解平台,借助专业调解力量调处新浪用户纠纷,全国3000多家法院接入新浪法院庭审公开网,积极参与在线调解平台前期建设工作。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对外加强“总对总”诉调对接工作,与中国证监会、全国工商联、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全国总工会、司法部、中国侨联等积极开展重点领域在线多元调解工作。

经过多年发展,我们深知,在线调解平台尤其是公益性在线调解平台的建立维护和良性运转非常不易,需要投入相当的人力、物力、财力。

正如您提到的,当前形势下,人民法院承担着较大的
办案压力和繁重的工作任务,国家层面正经历着社会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的转型升级。

“和讼”民商法律专家在线调解平台既有5G等前沿司法科技的有力保障,又有境内外知名法律专家和精英律师的专业支撑,同时具有公益、非盈利特点。

平台的建立和持续发展既是汇聚全国法律专家、学者开展矛盾纠纷在线多元化解的有益探索和尝试,也体现了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大力支持。

从鼓励多元解纷、促进多元共治的角度出发,最高人民法院将继续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在党委政府的支持下,发挥司法的引领、推动和保障作用,积极培育多元解纷力量。

同时,随着在线调解蓬勃发展,我们一方面注重推动在线调解平台持续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我们更加注重立足中国国情、更加注重符合我国法律规定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要求。

针对您提出的支持“和讼”平台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我们建议做好前期规划,避免标准不统一、软件平台不兼容、系统间对接难度大等问题,注重规范化、标准化、统一化建设,促进纠纷源头化解、实质性解决,实现多元解纷的最佳效果。

感谢您对人民法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0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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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1223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1223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1223号建议的答复文章属性•【公布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日期】2019.08.13•【分类】其他正文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1223号建议的答复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完善强制执行程序中限制消费令制度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为进一步加大执行力度,推动社会信用机制建设,最大限度保护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出台《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建立了限制消费制度;后于2015年进行修改,规定名称修改为《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对限制消费制度进行了更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

经过多年实践,尤其在2016至2018年“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期间,全国法院限制消费措施的应用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效遏制了被执行人隐匿、转移财产等规避执行情形,促进了社会信用意识的提升。

当然,我们也认识到,对于一项新的制度,需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去不断完善。

您就限制消费规定有关条文及部分条款具体落实方面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对于解决限制消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非常强的针对性和重要意义。

一、关于不应限制企业法定代表人以个人财产进行消费的问题《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第二款规定:“被执行人为单位的,被限制高消费后,禁止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财产实施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行为”。

根据该规定,对单位被执行人的相关责任人员进行限制时必须证明其以单位财产实施相关消费行为,执行实践中操作难度大,不足以对相关责任人员产生足够的限制,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对单位被执行人及其负责人的限制真空。

针对原限消规定施行5年以来存在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对限消规定进行修改。

调研中,不少惩戒联动单位、各级法院普遍希望加强对单位被执行人相关责任人员的限制措施,以促进单位被执行人案件的执行。

因此,在原司法解释规定的限制基础上,限消规定强化了对单位被执行人的限制消费执行措施,以适应当前执行实践和经济社会现状。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368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368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368号建议的答复文章属性•【公布机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日期】2022.07.01•【分类】其他正文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368号建议的答复您提出的关于审级职能定位改革下基层法院的自身应对与政策纾困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您积极关注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背景下基层人民法院试点工作情况,对当前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从内外机制改革两方面提出具体建议,相关意见立足实际、针对性强,十分中肯和宝贵,对我们进一步深化审级职能定位改革、推进基层试点工作、提升人民法院审判能力和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完善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是党中央部署的重要改革任务。

改革的目的是通过调整案件分布格局、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形成更为科学合理的审级监督体系,推动人民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

其中调整民事、行政案件的级别管辖标准,推动审判重心进一步下沉,实现基层人民法院重在多元解纷、化解矛盾职能作用是改革试点重要任务之一。

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推进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建立了贯通四级法院的组织实施体系,建立了常态化的工作报告与数据反馈机制,强化中、高级人民法院主体责任,密切关注基层人民法院试点推进和整体工作情况,尤其在案件受理、人员配置、审判质效方面加强跟踪督导。

同时,结合近年来人民法院采取的一系列相关改革举措,注重纵横两面和内外结合,强化改革系统集成,突出保障基层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和改革试点成效。

一、推动基层人民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点任务有效落实一是加强案件审判监督指导。

最高人民法院积极指导各高、中级人民法院通过开展专题培训、发布典型案例、出台业务指导文件、完善沟通衔接机制等方式,不断完善审判监督管理举措,加大对下指导力度,特别是对试点后不同区域基层人民法院收案变化情况和趋势加强统计分析,密切关注下沉后大标的额案件和行政案件的审理质效和社会效果,突出条线指导,加强规范指引,确保案件质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第十三批)的决定-法释〔2019〕11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第十三批)的决定-法释〔2019〕11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第十三批)的决定正文:----------------------------------------------------------------------------------------------------------------------------------------------------最高人民法院公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第十三批)的决定》已于2019年5月1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68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最高人民法院2019年7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废止部分司法解释(第十三批)的决定法释〔2019〕11号为适应形势发展变化,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适用,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审判实际需要,现决定废止103件司法解释(目录附后)。

废止的司法解释自本决定施行之日起不再适用,但此前依据这些司法解释对有关案件作出的判决、裁定仍然有效。

本决定自2019年7月20日起施行。

2019年7月8日附件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废止的部分司法解释的目录(第十三批)序号标题发文日期和文号理由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判决书的原本正本抄本如何区别问题的批复1957年9月13日社会形势发生变化,不再适用。

2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处接待来访工作细则1980年6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信访处已取消,实际已失效。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试行法院诉讼文书样式的通知1992年6月20日法发〔1992〕18号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样本)的通知》《行政诉讼文书样式(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民事诉讼文书样式〉的通知》代替。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若干问题的解答1993年4月21日法办发〔1993〕3号已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样本)的通知》《行政诉讼文书样式(试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民事诉讼文书样式〉的通知》代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昌邑市华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姜光先股东资格确认和公司盈余分配权纠纷一案的请示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昌邑市华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姜光先股东资格确认和公司盈余分配权纠纷一案的请示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昌邑市华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姜光先股东资格确认和公司盈余分配权纠纷一案的请示的答复文章属性•【制定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日期】2009.10.21•【文号】[2009]民监他字第6号•【施行日期】2009.10.21•【效力等级】司法指导性文件•【时效性】现行有效•【主题分类】企业股份制改革正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昌邑市华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姜光先股东资格确认和公司盈余分配权纠纷一案的请示的答复[2009]民监他字第6号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昌邑市华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系由政府主导下进行的国有企业改制而来。

鉴于姜光先在昌邑市华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14万元出资系挪用改制前的国有企业资金的犯罪行为且已被判处刑罚,其14万元出资款已全部被没收追缴,昌邑市体改委和经贸局组织有关部门研究决定取消了姜光先的股东资格,由其他人认购该14万元出资份额。

昌邑市华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此召开股东会并形成决议,取消姜光先股东资格,由赵安会等人认购该部分出资并已完成出资验证。

鉴于上述情况以及参照2006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关于非法财产不得作为出资的规定精神,同意你院的第二种处理意见,即认定姜光先股东资格无效。

附:挪用国有企业改制前资金出资,改制后企业的股东资格认定--解读《关于昌邑市华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与姜光先股东资格确认和公司盈余分配权纠纷一案的请示的答复》一、本答复制作背景2001年11月,昌邑市铁矿改制为昌邑市华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星公司)。

华星公司的公司章程载明,公司由姜光先等49名股东共同出资成立,注册资金为50万元,其中姜光先出资14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8%。

因姜光先投入到华星公司的资金14万元,系挪用就属于华星公司的资金,被昌邑市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

2003年6月2日,昌邑市人民法院判决:1.被告人姜光先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2.赃款由昌邑市人民检察院发还给华星公司。

吉林省高院关于审理民商案件若干问题解答

吉林省高院关于审理民商案件若干问题解答

吉林高院民二庭关于商事审判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为统一全省商事裁判尺度,提高全省商事审判水平,省法院民二庭组织有关审判人员对当前商事审判实践中的相关疑难问题进行了研讨,对部分问题形成了一致或相对一致的处理意见。

现将该部分问题的处理意见解答如下,供全省各级人民法院参考。

问题一:商业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申请财产保全是否需要提供担保?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商业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申请财产保全,应当提供担保。

鉴于商业银行、信用社信用较高、偿债能力较强,且作为原告提起的诉讼多为债权债务关系明确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般可以采取出具保函的方式对财产保全进行担保。

问题二: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应当如何确定诉讼主体?企业办理注销登记前,其法人资格存续。

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条规定:“公司依法清算结束并办理注销登记前,有关公司的民事诉讼,应当以公司的名义进行。

公司成立清算组的,由清算组负责人代表公司参加诉讼;尚未成立清算组的,由原法定代表人代表公司参加诉讼。

”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应当参照前述司法解释的规定确定诉讼主体,即: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应当以债务人的名义进行,由破产管理人的负责人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

问题三:分公司能否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根据公司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

但是,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0条的规定,依法设立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分公司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

问题四:分公司作为民事诉讼的被告应当如何承担责任?应当区分以下情形分别处理:(1)应当承担责任的民事行为由分公司做出,当事人仅起诉分公司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分公司承担民事责任。

分公司不能清偿判决确定的债务时,人民法院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78条的规定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3207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3207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3207号建议的答复文章属性•【公布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日期】2019.07.03•【分类】其他正文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3207号建议的答复您提出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公民代理行为,净化法律服务市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建议收悉,经商司法部,现答复如下:公民代理制度是我国诉讼代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律师代理制度的补充,弥补了律师代理资源配给的不足,保障了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实现,在促进矛盾化解和保障诉讼程序的顺利开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民事诉讼法确立的公民代理制度主要是满足当事人的法律服务需求,但也要保证正常的诉讼秩序。

民事诉讼法对公民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的范围限定为两类:当事人的近亲属或者工作人员;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解释》)在规范公民诉讼代理人准入条件方面上进行了细化。

一是明确了以当事人近亲属名义作为诉讼代理人的范围。

《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八十五条规定,与当事人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近姻亲关系以及其他有抚养、赡养关系的亲属,可以当事人近亲属名义作为诉讼代理人。

二是明确了当事人的工作人员作为诉讼代理人的条件。

《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八十六条规定,与当事人有合法劳动人事关系的职工,可以当事人工作人员的名义作为诉讼代理人。

三是明确了社会团体推荐公民担任诉讼代理人的条件。

《民事诉讼法解释》第八十七条规定,有关社会团体推荐公民担任诉讼代理人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社会团体属于依法登记设立或者依法免于登记设立的非营利性法人组织;(二)被代理人属于该社会团体的成员,或者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位于该社会团体的活动地域;(三)代理事务属于该社会团体章程载明的业务范围;(四)被推荐的公民是该社会团体的负责人或者与该社会团体有合法劳动人事关系的工作人员。

关于协助人民法院执行冻结或强制转让股权问题的答复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协助人民法院执行冻结或强制转让股权问题的答复(工商企字〔1999〕第143号)北京市、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你局关于协助人民法院冻结或转让股权的有关请示(京工商文字〔1999〕164号、浙工商企〔1999〕41号)收悉。

经研究,答复如下:一、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要求登记主管机关协助冻结或者转让股权的,登记主管机关应当协助执行。

二、对股东或投资人在有限公司或非公司企业法人中的股权或投资,人民法院予以冻结的,登记主管机关在收到人民法院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后,应暂停办理转让被冻结投资或股权的变更登记。

三、对股东或投资人在有限公司或非公司企业法人中的股权或投资,人民法院判决或裁定以拍卖、变卖或其他方式转让给债权人或第三人,并要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协助执行的,按下述意见办理:1、受让股权的债权人或第三人,依判决取得股东的合法地位,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书面通知企业限期办理相关的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

2、申请变更登记,应提交下列文件:(1)原任或新任法定代表人签署的申请书;(2)新股东的决议;(3)修改后的章程;(4)新董事会的决议。

3、企业逾期拒不办理变更登记的,登记主管机关分别依照《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六十六条或《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4、对股份有限公司和外商投资企业中的股权,人民法院强制股东转让的,按有关专项规定办理。

附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法释〔1998〕15号)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节选)(法释〔1998〕15号)52.对被执行人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中持有的股份凭证(股票),人民法院可以扣押,并强制被执行人按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转让,也可以直接采取拍卖、变卖的方式进行处分,或直接将股票抵偿给债权人,用于清偿被执行人的债务。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7882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7882号建议的答复文章属性•【公布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日期】2018.08.08•【分类】其他正文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7882号建议的答复您提出的关于财产保全对企业经营的影响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您反映,财产保全制度对于保障原告的合法权益,防止“执行难”具有积极的意义。

但是,现实中有不少当事人滥用财产保全制度,对相关企业的经营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对此,您建议,赋予法院对保全的申请更多的审查权,既能保障正当申请人的权益,又能防止当事人滥用财产保全制度;加大恶意申请或随意申请保全的违规成本,财产保全的数额超过最后判决结果的部分,除给予被申请人赔偿外,还予以民事制裁,促使当事人谨慎行事,让当事人对自己的“任性”负责。

您的建议,对于规范保全行为、推动执行工作有重要意义。

我们将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财产保全工作合法有序推进。

一、加大监督力度,保障对财产保全制度的落实。

诉讼保全是在诉讼过程中为保证将来判决的可执行性对当事人财产采取的临时性冻结、查封措施。

尽管保全并不是实质性处分当事人的财产,但是资金的可流动性、企业的商誉都可能因此受到影响。

为充分发挥保全制度的作用,以保全促和解、以保全促执行,从源头上缓解“执行难”,同时也为规范保全行为,最高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办理财产保全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该规定在充分考虑保全仅是限制被保全财产的处分,一般不会导致财产灭失,及因保全可能对被保全财产造成实际损失的情况下,规定了诉讼保全的担保数额,并引入两种新的财产保全担保方式——财产保全责任险和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出具的“独立保函”,以增强申请人的担保能力。

同时,为进一步规范保全,落实中央提出完善依法保护产权制度的要求,在财产保全中体现“善治”理念,《规定》还作了四个方面的安排:一是在确保实现保全目的的情况下,依法保护债务人产权。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10350号建议的答复

最高人民法院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10350号建议的答复文章属性•【公布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日期】2021.03.01•【分类】其他正文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10350号建议的答复您提出的《关于加强民营企业游戏版权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您的建议反映出当前网络游戏版权保护中的难点问题,具有针对性,对人民法院的案件审判工作具有启发意义。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采取了以下工作举措。

一是加强对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力度,切实增强知识产权权利人的获得感和安全感。

2019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周强院长强调要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依法保护产权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

202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加强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保护的意见》,进一步强调依法处理好鼓励新兴产业发展与保障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关系,依法保护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促进智力成果的创作和传播。

近期,最高人民法院还将出台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方面的司法解释,落实惩罚性赔偿制度,切实加大对包括版权在内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有效遏制侵害知识产权行为的发生。

二是加强对涉民营企业游戏版权案件的调研。

202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召开专题研讨会,邀请腾讯、盛趣、搜狐、虎牙、斗鱼等网络游戏民营企业代表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同济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专家学者与四级法院的法官,共同就网络游戏中的版权保护问题进行深入研讨,了解游戏企业司法保护的最新需求和实际困难,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建议。

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还将加强与行业主管部门的沟通交流,充分听取全国人大代表、相关企业的意见,及时了解行业发展动态。

三是加强对涉游戏版权案件的监督指导力度。

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出台《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就统一法律适用、提升司法公信力提出了具体的指导要求。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答复意见-法办函〔2017〕181号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答复意见正文:----------------------------------------------------------------------------------------------------------------------------------------------------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对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5990号建议的答复意见法办函〔2017〕181号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办公厅:现就阳国秀等代表提出的关于引导和规范职业打假人的建议提出如下答复意见,供参考。

对于知假买假行为如何处理,知假买假者是否具有消费者身份的问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食品安全法》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导致这一问题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存在争议。

我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3]28号)第三条规定:“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

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理由而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条规定从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权出发,明确了在食品、药品领域,消费者即使明知商品为假冒伪劣仍然购买,并以此诉讼索赔时,人民法院不能以其知假买假为由不予支持。

因食品、药品是直接关系人体健康,安全的特殊、重要的消费产品,而该司法解释亦产生于地沟油、三聚氰胺奶粉、毒胶囊等一系列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件频繁曝出,群众对食药安全问题反映强烈的大背景之下,是给予特殊背景下的特殊政策考量。

应该说,职业打假人自出现以来,对于增强消费者的权利意识,鼓励百姓运用惩罚性赔偿机制打假,打击经营者的违法侵权行为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

但就现阶段情况看,职业打假人群体及其引发的诉讼出现了许多新的发展和变化,其负面影响日益凸显。

基于以下考虑,我们认为不宜将食药纠纷的特殊政策推广适用到所有消费者保护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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