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岁的光芒：_专访“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103岁的光芒：专访“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今年是《汉语拼音方案》颁布50周年。

50年来，汉语拼音为普及教育和发展科学文化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推进信息化和对外开放进程中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

回望汉语拼音50年，今天103岁的周有光，享有“汉语拼音之父”美誉的老先生，吸引着许多媒体的关注。

充满追述、总结还有畅想的关注，既使人们重温了50年前《汉语拼音方案》制订的来龙去脉，也让人们看到了一位103岁老人的生命光芒。

“26个字母搞了3年”这位著名的语言学家进入《解放周末》的专访视野，源自崔永元的推荐。

周有光曾是《小崔说事》的嘉宾，那期节目名为《一生有光》。

崔永元：周先生您给我们谈谈，这个汉语拼音有什么用处，有什么好处？周有光：汉语拼音第一个用处就是给汉字注音。

因为汉字怎么读音它本身很难表示出来，我做了一个统计，三个汉字当中至少有一个字是不能表音的。

我小的时候读书，一个字不认识就要问老师，查字典不行。

崔永元：师傅带徒弟。

周有光：因为字典上用反切方法来注音，要认两个字来注一个字，小孩子用不了，所以只好找老师，老师不在我就没有办法了。

清朝时就提出来，要制订一套字母来给汉字注音，可清朝没做成功。

到了民国元年，就开会，开会以后制订了注音字母。

注音字母是把古代的汉字简化了，作为符号来注音。

这是中国三千年来第一套国家法定的字母。

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后来呢就发现有问题，外国人要来学中文，你拿中国字来注中国字，外国人学起来就困难。

所以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要研究制订一套新的东西，就是拼音字母。

拼音字母的好处是，中国能用，到外国也能够用，全世界都是用这个标准，变成国际文化的桥梁了。

崔永元：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是吧。

周先生，现在大家都叫您文字语言学家，其实您是可以成为金融学家的，您以前学的是金融，后悔吗？周有光：这个事情是有点偶然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在上海复旦大学教经济学，我是经济学的教授。

可是业余呢，我一直对文字有兴趣。

1955年，中央开了一个会，叫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叫我去参加，我去了。

会议开完了，我要赶紧回去，因为我要上课，我还接了别的事情。

领导说你不要回去了，你留下来，在新成立的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做工作，做语言文字的工作。

我说不行，我是业余搞的，我是外行。

领导讲什么呢，领导说现在这个工作是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

那我就不好讲了。

崔永元：就是没有内行，那个时候。

周有光：这样子我就改行了，这是一个偶然的事情。

崔永元：您愿意吗？周有光：我很满意。

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有一个思想，叫哪里需要到哪里去，我就服从这样一个原则。

需要我，那就很好。

因为经济学教授上海多得很，字母学这一行的确是很少人，所以我就改行了。

我就这样一个原则，既来之则安之，来了之后我就把经济学完全丢开，我就规规矩矩自己学语言学和文字学。

崔永元：据我了解，当时为这个汉语拼音方案，文字改革委员会收到的各种方案有1400多个，最后确定了这个。

那么这1400多个方案肯定是千奇百怪，都有什么样的？周有光：群众非常热心，听到我们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征求大家的意见，一下子来了1800余封信，当中有800多个方案，各种各样的方案。

我们要研究许多不同的意见，对不同的意见要给人家一个答案，要使人家满意。

所以《汉语拼音方案》搞了3年才成功。

人家笑我们，说你们太笨了，26个字母搞了3年。

当然普通人不了解，这个字母学是一门专门的东西，很复杂的。

可是我们很高兴，花了3年工夫，能制订出来一个。

这个方案提出要经过好多个关，需要在文字改革委员会里一层一层地通过，再到国务院一层一层地通过，再到195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才正式公布，成为中国一个重要的标准。

“我103岁了，就是耳朵不好”年过百岁的语言学家周有光在央视屏幕上，神采奕奕，将往事清晰地呈现给观众。

让人不由觉得，往事不老，老人不老。

本报记者上个星期赴京拜见周有光老先生，是在北京一幢非常朴素的老式公房里。

老先生刚用好晚餐，在他的小书房里安静地阅读。

“我103岁了，就是耳朵不好。

”他说得自豪，笑得纯净，一扫岁月沧桑和命运起伏。

周有光老先生戴上助听器，记者高声地提问，有时干脆把问题写在纸上，老先生拿起放大镜，边看边念。

不加停顿，回答就很顺畅地出来了。

“今年是《汉语拼音方案》颁布50周年，您作为主要制订者，有什么特别的纪念方式吗？”“我出版了一本书《汉语拼音文化津梁》，里面收了我50篇文章。

”周老先生一边说，一边弯腰从书桌旁拿出这本新出炉的书。

“津梁，在这里是文化沟通中桥梁的意思，因为这是面对国内国外使用的一套注音方案。

”这真正是一种津梁。

一方面，汉语拼音为我国普及教育和发展科学文化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目前海外学习汉语人数已达4000多万，汉语拼音成为海外汉语教学的重要方式。

对于汉语拼音在今天有着如此生命力，周老先生是既高兴又意外，他说：“现在生活中到处有拼音，手机短信，电脑打字，我们的奥运会也要求用拼音拼写人名、地名……这么多用途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

”这位享有“汉语拼音之父”美誉的老先生，1906年1月出生于江苏常州，先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光华大学。

读大学时主修经济学，出于爱好选修了语言学，并在1952年出版了《中国拼音文字研究》一书。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精通多国语言的周有光参加会议。

会后不久，周有光改行语言学，调至北京。

在《汉语拼音方案》制订过程中，周有光提出了三点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

如今，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里，既藏有经济学家周有光的著作，也藏有语言学家周有光的著作。

“你对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你的精神就痛苦了”在这个简朴的家里，最吸引记者的是书和照片。

书，很多是周有光的著作，也有不少沈从文的著作。

两人是连襟。

1955年周有光调至北京后，就和沈从文经常来往，在生活与学术上多有交流。

周有光眼里的沈从文，有一种特别的真实与亲切。

照片，很多是周有光和夫人张允和的合影，一眼可见的恩爱默契。

周有光祖上为常州望族，夫人是“张家四姐妹”中的老二，俱是家学渊源。

关于他们的婚姻，有一个说法颇为流传，那就是“结婚后从来没有吵过架”。

对此，周老先生哈哈笑了，既像是释疑又像是注解，向记者道出其中奥妙：“别人都说，我们结婚70多年没有吵架，我们的亲戚经常向我们的保姆问这个事。

其实我们也吵架，不过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也没有闹几个小时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

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

确实，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

到了北京后，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10点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

喝茶、喝咖啡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有一点好玩，更是我们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

”周有光老先生的一生，并非总是这般春风徐徐，也常遭风吹雨打。

但他微笑着面对生活，即使当悲剧降临的时候。

先遭丧女之痛，女儿6岁时死于阑尾炎。

抗战时，儿子被流弹打中肚子，幸亏手术及时才保住了性命。

闻听消息后，他冒着漫天的雨雾紧急赶回家，以一丝苦涩的幽默作结：“我家有一个挂彩小伤兵，这也是抗战家庭应有的点缀吧。

”很多年后，周有光和夫人张允和合著了散文集《多情人不老》。

“多情人不老”，多好的书名，把他们人生的情感与态度，豁然表达。

所谓合著，其实是各写各的，书的正反面互为封面，张允和的文章横排，书页向左翻；周有光的文章竖排，书页向右翻。

别开生面。

而那些饱含感情、涌现文采的文字，正是那些在坎坷前呈现的通达，在幸福时流露的智慧。

老先生文静瘦弱的外表下，有着一份坚毅与乐观，让103岁的生命宁静地闪现出温润的光芒。

“我现在的生活很简单，精神很愉快的。

”说这句话的时候，老先生眯眯笑着，很满足。

让记者想起他曾说过的那句，“你对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你的精神就痛苦了。

”“我有幸与爱因斯坦聊过两次”书桌旁，摆放着一台文字处理机，有些年头了。

1988年，周有光先生83岁时夏普公司送来的礼物。

从此，便用它写信著文，即使现在用上了电脑，还是习惯靠它来书写。

写的多是杂文，平均每个月在内地或香港报刊发表一篇，有语言闲谈，更多的是社会思考。

百岁时，周有光把自己90岁至100岁之间的文章编成《百岁新稿》，2005年1月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从容的文字里，浓缩着经历百年风云的生命力和思考力。

百岁时，晚辈们为他制作了一本精美的纪念册，大量珍贵照片，勾勒出先生治学、生活的轨迹。

恰当地注解了夫人张允和曾经对他的美好祝福：有光一生一生有光。

也正是在纪念册的编制过程中，一段尘封50多年的故事，成了家里的头号新闻。

当然，也是令世人好奇的一段经历———1947年，在美国，周有光和爱因斯坦见过面，聊过天。

那时，周有光在美国一家银行工作，业余时间读读书。

“我到美国不久，一个朋友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教授，他认识爱因斯坦。

一次聊天的时候，朋友说，爱因斯坦现在很空闲，你可以去跟他聊聊。

因此，我有幸与爱因斯坦聊过两次。

他非常随便，一点都没有架子，他穿的衣服都没有我讲究呢。

”半个世纪后，说到“他穿的衣服都没有我讲究呢”时，老先生灿烂地笑了，不世故很无邪。

“我这里故事很多，谁来开这个门，这门里就有故事。

”103岁的人生，沉淀着不俗的经历和所见所闻。

这和人生的轨迹有关，也和他通透智慧的处世有关。

即使是成为“反动学术权威”在宁夏的“五七干校”劳动的艰苦日子里，他依然以苦为乐面对周遭。

时年65岁的周有光和71岁的教育家林汉达，被派去看守高粱地。

满眼高粱，两人热烈谈论的却是中国语文。

一天，林老问：“未亡人”、“遗孀”、“寡妇”哪一种说法好？周有光开玩笑说：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

又说，从前有一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为《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最后，两人一致同意，语文大众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

还有很多朋友们的故事，老先生也乐滋滋地讲起：曹禺最爱看书，他的夫人最爱干净。

夫人常常催促先生洗澡，曹禺无奈，坐进澡盆，一手拿书看，一手划着水，用“哗哗”的声音佯作洗澡骗骗夫人。

老舍最爱讲故事，一讲就离不开乌龟。

大家说别讲了，换唱戏吧，结果，他唱了一段《钓金龟》！80岁当0岁，他让生命重新开始在采访中，103岁的老人，思维清晰，言谈风趣。

说到自己的高龄时，他自我打趣说：“上帝糊涂，把我给忘了。

”说到孙女一家远在美国时，他幽默总结：“原来中国人说是四代同堂，现在我们是…四代同球‟。

”一篇周氏版《陋室铭》，是他给众人关于长寿秘诀的回答：“山不在高，只要有葱郁的树林。

水不在深，只要有洄游的鱼群。

这是陋室，只要我唯物主义地快乐自寻。

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

书桌不平，更怪我伏案太勤。

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

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

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

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